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标签： Lai Afong
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