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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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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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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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shuzhuqiao-4我推测的漱珠桥原址,图中黄框所指,即南华路和龙溪二约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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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