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政府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即决定成立北平研究院，作为北平大学区的研究机构，保持独立的学术机构身份。1929年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李石曾任院长，李书华任副院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所）的工作内容之一是编写《北平志》，而编写《北平志》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北平庙宇调查。依据北平社会局所藏的全市大小庙宇清册，从1930年3月－1932年3月，工作人员完成了内外共11个区合计882处庙宇的调查，绘制庙宇平面图七百余幅，照相三千多张，金石拓片四千余品，记录八百余份，可谓科学、彻底。1933-1936年，又进行了查遗补漏。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所有工作被中断。1938年史学研究所随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这批整理好的北平庙宇资料或迁往昆明，或易地保存。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回迁，这批资料也在1947年运回北平，“大致完好无损”。1949年11月，史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批资料也被考古所接收。1950年考古所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油印了《北平庙宇调查资料集览》等资料。随着文革的到来，后续的工作又被中断，所幸在动乱年代这批资料被封存，没有受到损毁，直到1995年这批资料才从郊区库房迁回文物研究所的新楼，但是，几乎已经没人记得这批珍贵的资料了。2003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对院藏文物梳理，对1930年代完成的北平庙宇调查资料进行了重新清点和登记，并在2015年6月出版了《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一区卷》、2016年3月出版了《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二区卷》和《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三区卷》，并计划继续出版后续部分。真是功德一件！
已出版的三卷《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
这套丛书对我很有用，眼馋了很久，终于下决心跳进这个大坑（三本定价分别是210元、190元和310元，后续还有10卷计12本），把已经出版的这三本买回来了。书刚送到，我先粗略翻了下里面的照片，小小的失望了一下，如下。
同样的照片标注在不同的寺庙之下。《内一区卷》P276，猪市大街四十四号的土地庙照片和《内三区卷》P388右下，交道口南大街门牌五号的土地庙照片一样。《内三区卷》P274，隆福寺的骑犼观音、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像照片又出现在同卷P491，雍和宫的条目下。雍和宫内的佛像一直保存比较完好，隆福寺已经彻底没了，确定那三尊佛像属于哪座寺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同样一幅土地庙照片出现在两座不同的土地庙条目下
标注为隆福寺的三座佛像照片
标注为雍和宫的三座佛像照片
明显的标注错误。《内一区卷》P26，南小街什坊院三十八号“严云寺”条目下的毗卢佛照片，佛前所供的牌楼上清晰可见“法兴寺”三字。查北京档案馆根据1928年、1936、1947年北平市政府对市区内寺庙的登记档案编写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P479总208条目下法兴寺位于内一区什方（坊）院胡同三十八号，其“明泰昌年造铁香炉一座”也与《内一区卷》“严云寺”条目下的明泰昌款香炉照片相符。同样的，在《北京寺庙历史资料》1947年的登记资料中，P690也注明“一区什方院胡同38号”是法兴寺，主持福振。为什么1928年的登记资料里没有法兴寺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在此后改名“严云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在1930年代北平历史研究院的调查资料以及1947年北平市政府的登记资料中，这座寺庙的名字都叫“法兴寺”，所以为什么在《内一区卷》中标注其为“严云寺”就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了，查《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并没有一座叫“严云寺”的寺庙。
严云寺条目下的毗卢佛和明泰昌款铁香炉照片
毗卢佛前的牌楼上清晰可见“法兴寺”三字
有一处错误就容易让人对所有资料的准确性产生疑问了，况且以上三处。发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否认编辑们的工作，毕竟出版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这样的资料能分享给公众也是我辈之幸，但，总是有些小不爽（疑惑脸）。总之，在经历抗战和文革两次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而幸存下来的珍贵史料，印刷成不菲的巨册资料，如果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出版的意义和辛苦也就大打折扣了，希望后续的12本杜绝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