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莲娜·贺伯诺和中国

在1949年以前来中国的女摄影师中,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德国人小莫(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 1908-1991),另一个是法国人伊莲娜·贺伯诺。

伊莲娜·贺伯诺(Hélène Hoppenot, 1894-1990)最初从事歌唱事业,婚前姓德古拉赫(Delacour)。1914年12月她结识了年轻的法国外交官亨利·贺伯诺(Henri Hoppenot, 1891-1977),1917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伊莲娜放弃歌唱事业,改为夫姓,并于1917年随丈夫前往瑞士伯尔尼,接着又搬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亨利在那里担任大使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 -1955)的秘书。保罗不仅是位外交官,还是知名的文学家,他1895-1909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去过上海、福州和天津等地,他热爱中国,曾在1949年的《费加罗报》上撰文称“不管怎么说,一个人长期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都难免对其产生欣赏喜爱之情……”正是受保罗对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的影响,伊莲娜对中国非常向往,她说“我多么希望有天能到中国看看,所以我开始公开地谈论这个愿望,希望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看着从那儿带过来的照片,试着倾听北京的心跳,试着感受天坛或紫禁城的颜色。”终于,1933年7月16日,亨利收到去法国驻华使馆工作的任命,准备前往北京。伊莲娜的愿望实现了,她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心情:“……我简直不敢相信,中国!那令我热烈地梦想着,甚至以为永远去不了的国家,他们真的要送我们上那儿去吗?我的心是否足够年轻?年轻的像我过去一样,足以承受这么深的爱恋?感谢诸神!”1933年10月6日,贺伯诺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维欧莲娜从马赛乘船出发,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最终抵达上海,接着又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于1933年11月11日抵达北京。冬日的北京令伊莲娜非常兴奋,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儿干燥的空气令我心醉,放眼所见,处处令我深深着迷。我还记得那一幕,我走过长长的月台,兴高采烈,激动地颤抖着,我走上天桥,从另一边下来,在城墙的拱门下,我彷佛被吞噬了一般,已经冷冽的寒风从我身上扫过……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北京!而我不是在做梦……经过巨大又昏暗的六国酒店后,沿着花园的墙边前行,突然之间,我看见两只白色的石狮子,一道像极了凯旋门的入口,我已经站在公使馆的台阶前…… ”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前门火车站下的车,那时候的法国公使馆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大街路口的西北角,而原来的六国饭店就在这个路口往南一点儿路东。这位法国外交官夫人对中国的热爱,驱动她拿起相机,以女性的视角和审美记录下她眼里的中国。在中国,她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艾莲”。1937年亨利被调回法国,伊莲娜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难过的她在日记中写道:“1月6日。最后的几小时,与我所最珍爱的最后的相处。沐浴在阳光下的紫禁城。心碎。担心我快乐的人生——快乐自在的时光,终将在此结束。”

幸运的是,伊莲娜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没有默默躺在某个箱子中接灰,1946年她挑选了80张在法国出版了作品集《中国》(CHINE),并且由最初点燃她对中国热情的保罗·克洛岱尔作序。2013年11月,她的6大本装祯精美,内容涉及中国、朝鲜、日本等远东城市的相册在法国的拍卖会上以3万1千欧元的价格售出。衡量一个人作品的价值肯定不能只参考拍卖价格,要看是否承载着拍摄者的记忆以及这记忆关联的感情,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倒是比较认同:“在我看来,能否帮助记忆是衡量好照片的标准,严谨地按下快门,抓住的那一刻将永存未来。”我想我之所以喜欢小莫和伊莲娜这两位女摄影师的作品,就是因为她们真心热爱中国,在她们的每一张照片里都能体会到那份炽热的深情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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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伊莲娜(右)和友人Maryse Hilsz在南京明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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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草帽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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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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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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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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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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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鸟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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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郊外

HP_092013年拍卖的那6本伊莲娜的相册,传统的中式装裱,有趣的是小莫正式的相册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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