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莲娜·贺伯诺和中国

在1949年以前来中国的女摄影师中，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德国人小莫（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 1908-1991），另一个是法国人伊莲娜·贺伯诺。

伊莲娜·贺伯诺（Hélène Hoppenot, 1894-1990）最初从事歌唱事业，婚前姓德古拉赫（Delacour）。1914年12月她结识了年轻的法国外交官亨利·贺伯诺（Henri Hoppenot, 1891-1977）,1917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伊莲娜放弃歌唱事业，改为夫姓，并于1917年随丈夫前往瑞士伯尔尼，接着又搬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亨利在那里担任大使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 -1955）的秘书。保罗不仅是位外交官，还是知名的文学家，他1895-1909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去过上海、福州和天津等地，他热爱中国，曾在1949年的《费加罗报》上撰文称“不管怎么说，一个人长期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都难免对其产生欣赏喜爱之情……”正是受保罗对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的影响，伊莲娜对中国非常向往，她说“我多么希望有天能到中国看看，所以我开始公开地谈论这个愿望，希望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看着从那儿带过来的照片，试着倾听北京的心跳，试着感受天坛或紫禁城的颜色。”终于，1933年7月16日，亨利收到去法国驻华使馆工作的任命，准备前往北京。伊莲娜的愿望实现了，她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心情：“……我简直不敢相信，中国！那令我热烈地梦想着，甚至以为永远去不了的国家，他们真的要送我们上那儿去吗？我的心是否足够年轻？年轻的像我过去一样，足以承受这么深的爱恋？感谢诸神！”1933年10月6日，贺伯诺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维欧莲娜从马赛乘船出发，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最终抵达上海，接着又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于1933年11月11日抵达北京。冬日的北京令伊莲娜非常兴奋，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儿干燥的空气令我心醉，放眼所见，处处令我深深着迷。我还记得那一幕，我走过长长的月台，兴高采烈，激动地颤抖着，我走上天桥，从另一边下来，在城墙的拱门下，我彷佛被吞噬了一般，已经冷冽的寒风从我身上扫过……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北京！而我不是在做梦……经过巨大又昏暗的六国酒店后，沿着花园的墙边前行，突然之间，我看见两只白色的石狮子，一道像极了凯旋门的入口，我已经站在公使馆的台阶前…… ”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前门火车站下的车，那时候的法国公使馆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大街路口的西北角，而原来的六国饭店就在这个路口往南一点儿路东。这位法国外交官夫人对中国的热爱，驱动她拿起相机，以女性的视角和审美记录下她眼里的中国。在中国，她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艾莲”。1937年亨利被调回法国，伊莲娜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难过的她在日记中写道：“1月6日。最后的几小时，与我所最珍爱的最后的相处。沐浴在阳光下的紫禁城。心碎。担心我快乐的人生——快乐自在的时光，终将在此结束。”

幸运的是，伊莲娜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没有默默躺在某个箱子中接灰，1946年她挑选了80张在法国出版了作品集《中国》（CHINE），并且由最初点燃她对中国热情的保罗·克洛岱尔作序。2013年11月，她的6大本装祯精美，内容涉及中国、朝鲜、日本等远东城市的相册在法国的拍卖会上以3万1千欧元的价格售出。衡量一个人作品的价值肯定不能只参考拍卖价格，要看是否承载着拍摄者的记忆以及这记忆关联的感情，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倒是比较认同：“在我看来，能否帮助记忆是衡量好照片的标准，严谨地按下快门，抓住的那一刻将永存未来。”我想我之所以喜欢小莫和伊莲娜这两位女摄影师的作品，就是因为她们真心热爱中国，在她们的每一张照片里都能体会到那份炽热的深情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