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中国1949-1950

进入七月，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不断被一批注明为苏联摄影师米科沙1949-1950年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刷屏。这批照片真的精彩，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以彩色照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宜川等地的时光，我想这也是这批照片在圈子里爆红的原因。这批照片并非第一次现身，有不少可说的。

先说摄影师米科沙（Владислав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Микоша, 1909-2004），这位前苏联的摄影师、电影从业者并不是无名小卒，而是多次荣获勋章的前苏联著名电影人，不仅可以掌镜，还可以写剧本、担任导演和制片人，所参与的制作也多是重大的政治题材，比如和中国的结缘就是1949-1950年被前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拍摄开国大典以及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米科沙出生在莫斯科南部的萨拉托夫，小时候想成为父亲那样可以探索远洋的船长，但在接触了电影放映机后又深深为之着迷，后来成为《真理报》的特约摄影记者，和照相机、摄影机打了一辈子交道。

胸前挂满勋章的米科沙（左），米科沙和菲尔索娃夫妇（右）

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版海报

再说米科沙的中国之旅。众所周知前苏联和彼时中共的关系很铁，1949年6-8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访问苏联，向老大哥通报建国准备，斯大林随即派出新闻代表团，其中就包括一个电影制作团队（包括导演、摄影、录音以及剪辑），并携带了当时中国还没有的35mm彩色电影胶片。中国政府安排这个苏联团队去了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拍摄了一些素材，开国大典那天又从早忙到晚，以至少3个机位记录了当天天安门城楼上以及长安街上阅兵、庆祝的全过程，几十本胶片。国内当时没有彩色电影胶片，更没有冲印这些胶片的技术能力，因此所有的素材都保存在苏联专家下榻的位于东华门外的翠明庄宾馆（当时被作为中央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不幸的是，10月2日半夜，存放胶片的房间意外失火，后经过勘查，确认是苏联专家留下的烟头所致。经此一劫，大部分胶片被烧，只残留下一小部分，如果在互联网上以“开国大典”+“彩色电影”为关键字检索，还能看到一段7分10秒的片段。当然，幸存的内容并不止这7分多钟，2015年美国发现频道曾制作了一部纪录片《Mao in Colour》，选用的素材中就有当时米科沙他们拍摄且不在这7分多片段的内容。

米科沙他们并没有因为意外的火灾而停止工作，从现存内容看，至少在1950年国庆阅兵时还拍摄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情况，并利用所剩素材剪辑出了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不过奇怪的是虽然素材是彩色的，但这部纪录片却是黑白的，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去油管上观看，时长92分钟。从1950年到2012年，这些残存的胶片似乎被时间遗忘了，直到2012年3月Zurab Tsereteli艺廊在第九届莫斯科国际摄影月上做的“时光机的色彩，1930-1970年代”展中，集中放出了150幅米科沙的彩色摄影作品，引起轰动。2012年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因为米科沙的妻子，同样是前苏联著名的电影导演兼演员菲尔索娃（Дже́мма Серге́евна Фи́рсова, 1935-2012）晚年一直在推动这些资料的整理，遗憾的是在展览结束前5天她便离世了，最后和米科沙葬在一起。现在俄罗斯政府对米科沙的摄影遗产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并发布到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功德一件。

在公布的米科沙和中国有关的这些作品中，一小部分是摄影作品，而更多的，是由米科沙拍摄的彩色电影胶片转制的彩色幻灯片，这一点可以通过与现存的电影片段比对得到结论。说到照片的内容，还有一处有趣的小细节：在整理出的胶片中有解放军攻打陕西宜川城的内容，不过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宜川战役发生在1948年2月29日-3月1日，那时苏联的电影团队还没有被派往中国，难道那几段“激烈”的战斗场景都是后来的补拍？

解放军正攻入宜川城

说回到这些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可能更多人看中的还是“彩色”，毕竟会比黑白照片保留更多的信息，真的就如2012年的那个展览的名字一样，是“时光机”。人类对彩色照片的追求在摄影术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为了能够实现色彩的还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直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1891年物理学家加布里埃·李普曼（Gabriel Lippmann, 1845-1921）利用驻波原理，巧妙的在使用玻璃干版拍照时置一块涂满水银的玻璃板紧贴在后面（起反射镜面的作用），这样光线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射入玻璃底片后，因为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同，而各自形成驻波，从而通过物理方法还原了真实的颜色，李普曼也因此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这样的照片在观看时需要倾斜到一个恰当的角度，或者在照片正面附一块有斜面的透镜。这种方法既增加了拍摄时的难度，也不便观看和展示，因此最后并未推广开来。

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根据对白光光谱的研究，发明了色轮，于1861年提出了加色法，即红、绿、蓝三种原色可混合出更多的颜色。据此，分别在镜头前加红、绿、蓝滤镜拍摄同一场景，然后将这三张底片制成幻灯片，通过增加对应的三色滤镜在投影仪前，叠加三个像就可以合成一个彩色的像。很显然，这个实现彩色照片的方法也不适合推广。

1869年，法国化学家杜寇斯·杜·豪戎（Ducos Du Hauron, 1837-1920）基于减色法的理论想到一个巧妙的主意，即分别用黄色、青色、品红的滤镜拍摄同一场景，并相应的在这三种颜色的薄纸上洗印照片，最后叠加这三张薄纸，透光观看就形成一张彩色照片。

尽管豪戎的方法没有推广起来，但却提出一个可以对感光乳剂或其承载层进行染色的思路，这激发了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想象力，他们筛选出直径约15微米的马铃薯淀粉颗粒，并分别染以橙、紫、绿三色，涂布在玻璃底片上形成一层“彩屏”，起到类似滤镜的作用，这样拍摄的照片在透光观看的时候就会呈现一种具有暖色调的彩色效果，使之成为第一种可以普及的商用彩色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卢米埃尔兄弟推出这种彩色底片八年后，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肯恩（Albert Kahn）发起的“地球档案”计划雇请的摄影师斯蒂芬·帕瑟（Stephane Passet）便把这一时髦的产品带到中国，在北京、山东等地拍摄了一组照片，也是有关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

技术发展到这里，彩色照片仍然停留在负片阶段，难以复制。直到1932年德国的爱克发公司和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推出了可用于负-正系统的彩色胶片，才终于将摄影真正带入彩色时代，不过其成本仍然很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美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彩色照片也开始进入寻常人家，在数码摄影普及之前，已经没人认为彩色摄影是有门槛的了。

米科沙还是前苏联的彩色摄影先驱，他在彩色胶片推出之前就一直在进行彩色照片的创作，其中一张比较知名的作品是《尤里·里帕罗夫肖像》，创作于1930年代末，使用的是豪戎的三色薄纸合成法。说到前苏联的彩色胶片，必须提一下其起源：来自于1945年德国投降后苏军对德国爱克发彩色胶片工厂设备的接收，也就是说米科沙在中国拍摄的那些彩色胶片，在技术层面上溯源，祖宗是德国爱克发，和雨果·耶格为纳粹拍摄的纽伦堡集会用的差不多。我无意引导各位看官的政治联想，只是选择画面内容（有大面积红色、蓝色）类似的照片方便对比原版爱克发和前苏联版“爱克发”的呈现效果，特别是彩色照片的大难题：褪色。对比1932年耶格在纽伦堡拍摄的彩色照片和1946年LIFE摄影师柯塞尔（Dmitri Kessel）在北京拍摄的彩色照片，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批米科沙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褪色严重，这其中固然有保存环境的问题和是否在数字化过程中修复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前苏联当年获得的二手彩色照片技术还不是那么过硬。柯达就不同了，获得了美军在德国投降后从德国爱克发彩色胶片工厂带回的配方、科研日志、化学药剂（爱克发的人事档案甚至都被美军带走了），有了爱克发的加持，柯达的彩色胶片自然在质量上会更胜一筹。

米科沙在1930年代末的作品《尤里·里帕罗夫肖像》，三色薄纸合成法

LIFE摄影师柯塞尔1946年用柯达彩卷拍摄的正阳桥牌楼（上），米科沙1949年拍摄的正阳桥牌楼（下）

耶格用爱克发彩卷拍摄的肖像（左），米科尔1949年拍摄的参加开国大典演出的中国姑娘（右）

我的一位好朋友曾说过，老照片更重要的还是内容，我同意，辨别老照片的作者、工艺以及如何断代只是关心摄影史的人才感兴趣，这个群体非常之小，普罗大众更关心的是照片记录的内容，仔细观看那些跳秧歌的演员们、等待检阅的士兵们、夹着驳壳枪的武工队员们的脸，能脑补出很多故事；还有那个时候的城市面貌，正是承前启后的状态，不少景色在那之后都不复再见。总之，这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影像资料，相信在这次数字化后会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开国大典上正在抠指甲的毛泽东，1949年

国庆一周年阅兵式上的刘少奇，1950年

指挥战斗中的彭德怀（右二）等人，1949年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坦克兵，1949年

夹着驳壳枪的武工队队员，1950年

武装的女民兵，1950年

准备参加开国大典表演的姑娘们，1949年

准备在开国大典表演秧歌的男女演员，1949年

参加表演的姑娘们对电影摄影机很好奇，后排左数第二人即米科沙，1949年

米科沙（后排左三）和录音师内斯特罗夫（Vitaly Nesterov，后排左七），1949年

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1949年

北京的青年们正通过长安左门参加庆祝五四的活动，1950年

漆金的佛像，1950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北京街头，1949年

解放军进入上海，1949年

南京总统府前，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