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之麦信坚

年前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合影让我帮忙辨认里面的人都是谁。照片挺常见的,是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期间与随员的一张合影,网上一般解读为路过香港时所摄,会把其中的载沣、张翼、荫昌标出来。照片虽然常见,但我从来没有深究过里面都有谁,借着这个机会弄清楚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资料,加上王志伟兄提供的这张照片当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截图(有人名标注,德文花体字),很快就把每个人都辨认出来了。写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朋友的书已经上架,我可以写出来了,作为工作笔记;另一方面,是这张合影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观象台仪器遗失的零件

八十年代国内有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很是火了一阵,不过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歌,由阎维文演唱的“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这木鱼石敲起来有声音,“会唱歌”很好理解,不过延展开来,很多“物”都是会记录会表达的,只是他们记录和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直接理解的。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去一座明代始建的皇家道观修复工地,地面上嵌着几粒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碎片。虽然这座道观在清乾隆年间曾经重修,但没经过严格地辨认和检测前也不能肯定的说那几粒琉璃瓦碎片一定是清代的,说不定就是距今四百多年的明代琉璃瓦呢。如果是这样,这数百年来北京气压、温度、降水状况、空气中水分的酸碱度变化应该都能在那斑驳的釉面上找到痕迹,换句话说那些混在渣土里嵌在地面上的渣渣就是一直在默默诉说自己的过往,北京城的过往,只是那声音太低微,没人听到罢了。若说亲身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并能讲述这些历史的古物在北京城里太多了,比如说古观象台上的那些青铜天文仪器,从铸造到使用到现在的陈列,就涉及外国传教士来华、中西方文化艺术科学的交流碰撞、西洋历法对中国历法的影响、复杂残酷的人事斗争、1901年德法两国对天文仪器的瓜分等等。这八架仪器经过这么多历史的风风雨雨,虽然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些零件却散佚或被替换了。现如今这八架仪器经历分分合合,重新聚在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之上,为了保护被栏杆围起来,不便近前观看,所以很不容易发现。我想用一些历史照片来帮助这些仪器讲述他们那些散佚或被替换的零件。

几座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

上午看到一个笑话:平安夜是大唐在平定安禄山叛乱胜利后设立了纪念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后来中国人不过这个节了,反倒国外沿袭下来。今天是平安夜,这几天网上关于过圣诞节冒出来一些奇怪的论调,那我就蹭个热点,拣选几张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选图的标准是摄于1880年以前,照片里教堂的状态也是较原始的,不是后来经过扩建、重建的样子;此外这不是一个“全集”,有些地区教堂落成较早,也有1880年以前的照片,但是质量不好就没有选,还有一些属于宝贝私货,比如……就没放进来;最后,这些图基本上都是大路货,图片本身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1910年载涛在克虏伯工厂

最早看到1910年贝勒载涛率队往日、欧洲各国、美考察陆军的影像资料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的两张合影及载涛、李经迈、良弼、田翰章、哈汉章、刘恩源的签名橱柜照,后来又陆续看到考察团一行在日本(于大清国驻日本领事馆内)、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照片,渐渐从图像上补全清末这次重要但没什么实效的军事考察。以上提到的照片我都曾在博客上陆续整理发出,11月10日又看到一本载涛一行在德国克虏伯工厂考察的照片,是克虏伯公司制作并送给考察团成员的礼物,内有照片14张(银盐纸基,并非持有人之前宣称的蛋白纸基)。关于这次考察的背景在我之前的博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学者写过文章,不再赘述,对我来说放在这里算是又收集到一片那次考察的拼图,有义务汇集整理。更重要的是这本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标示了几位中国人的名字,这对以后找寻、辨认他们的其它照片很有帮助。

天水南郭寺塔

去深圳参加《老照片》发行二十周年的活动,又和民族摄影出版社的殷德俭社长相遇。聊天时我提到最近在连载的“清末西部影像记”,热情的殷社推荐给我他们社出版的一本书,《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回京后立刻下单,给力的京东当天就送到了。翻阅之后,顿感相见恨晚,2004年的书我2017年才看……

清末西部影像记:伯德四川行

这个系列我原打算写到1911年为止,但其实越往后,就越没有按人头每人笼统写一篇的必要了。由于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到1900年前后那些前往西部旅行的业余摄影师拍得的照片已经有很好的品质和数量,很多保存完好、画质清晰的照片近年来经由网络和出版物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便搜一个名字就能出一大堆结果来。所以像1899到云南任职的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904年进拉萨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1903开始游遍中国的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就不用写了,前面长江的部分没写约翰·汤姆逊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在1890年代以后沿着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西部考察和游览的外国人,比如1892-1894年走恰图克北京甘肃新疆一线的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3年在新疆拍摄了不少照片的英国探险家David Theophilus Hanbury,也不想写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拍摄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拍到之前没有人拍摄过的景象。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也不再预设主题,大概就是谁好写一点就先写谁,或者谁有有趣的内容就写谁,时间顺序上可能也会比较随意一点。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四)

19世纪末尝试进入藏区的西方人,肯定都是把前往拉萨当作终极目标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有多强烈,每组人还是有不同,从他们跟藏人谈判时候的强硬程度和改道之前滞留的时间就能大概比较出来。前面写过的鲍尔和柔克义,在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坚持绝不原路返回,当藏人表示愿意提供物资和向导带他们往北、东方向去四川,两人都在几天之内就动身了;柔克义1889年第一次尝试进藏的时候,在玉树甚至都没有跟当地官方有正式的交涉,听了旁人几句劝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再前面一篇的亨利王子和邦瓦洛特,虽然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双方相处还挺愉快的。但是在西方人尝试进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冲突,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就曾在藏北枪杀藏民,1895年从新疆入藏的英国人利特戴尔(George Littledale)也多次与藏人持枪对峙。利特戴尔最终走到距离拉萨约48英里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因同行的妻子生病才放弃继续前行的打算;比他早一年多,1893年底,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在纳木错东岸被拦下,僵持一个多月后改道青海。几个月后这两个法国人考察完三江源地区行至玉树,在通天河边的Tumbumdo(今玉树县仲达乡)附近因马匹失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吕推中枪身亡。这两组人都是进藏的外国人中态度强硬的类型,他们的路线有一大段重合,能找到的照片也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放到一起来写。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三)

1891年我们这个列表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前文提到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先前是美国公使馆秘书,18881892年间他有两次西部之行,目标都是西藏,但第一次在青海境内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在西藏这一题目上他这时的身份并不是外交官,而是藏学学者。他对西藏的兴趣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870年代初他住在法国,跟东方学家Léon Feer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法国圣西尔特别军事学校学习藏语。法国人在藏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全面,这其中传教士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1846年进入拉萨的HucGabet1847年罗勒努(Charles René Renou)来到打箭炉开始学习藏语,随后不断有法国传教士被派到这一区域。在传教士们对藏语的掌握和实地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法国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柔克义的老师Léon Feer师从福科 (Philippe-Edouard Foucaux),后者是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而在1870年代美国跟西藏还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藏语的柔克义,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懂藏语的人。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二)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一)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