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段时间办影展的时候有张照片，藏家发给我的是一张小图，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左手扶着扁担，身边放着两个巨大的带盖竹篓，竹篓上有个牌子。因为图小，牌子上的文字看不清，实在猜不到这个人的职业以及这两个大竹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看到照片实物，才看清牌子上写着“敬惜字纸”。

所谓“敬惜字纸”大概是从宋代开始有的传统，从字面上也能猜到其意义：对写过字的纸要尊敬爱惜。这是拜文昌君的原因，明清时候有专门的机构上街收字纸，这些机构多由政府或有钱人赞助，收集到的字纸在“字纸炉”内集中焚化或投入江中，也算是对教育和知识的尊敬。

今天蒙@水银先生相赠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1820-1893）1860年出版的Pictures of the Chinese，里面也有张上街收集字纸的手绘图，放在一起看看挺有趣。

1870年代上街收集字纸的人，他的竹筐上的牌子写着“敬惜字纸”

Pictures of the Chinese里收集字纸人的形象。小旗上写着“广文会敬惜字纸”，筐的牌子上写着“永敬社”

1930年代南京古物陈列所前的字纸炉，专门用来集中焚化字纸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约有数十万中国军民未来得及撤离，南京大屠杀发生。部分日本右翼至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一部分人质疑死亡人数，一部分人甚至完全否认屠杀的发生。否认屠杀发生的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当时没有日本媒体报道。要知道，日本军部当时对新闻的审查，特别是照片的审查非常非常严格，因此日军内即使有人拍摄和屠杀有关的照片也不可能在当时发表，但，毕竟有日本军人拍摄这类的照片，我在最近看到的一本日军私人相册中看到几张。其中一张尤为明显，至少6名国军士兵被反绑后，在一处背光的墙根遭处决，地上还滚落着他们的帽子。

历史，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即使删除了“所有”的证据，即使中间几代人不知道不了解，以后某一天总有人会把真相挖出来，就好像阿西莫夫小说里写的那样，有关地球的所有记录都被删除了，但历经曲折，已经离开地球繁衍近两万年的人类最终还是找到了地球。

南京沦陷期间，反绑后在墙根被日军处决的中国战俘

南京保卫战中在火车站附近的国军士兵尸体

南京保卫战中倒毙在战壕中的国军士兵

今天在整理照片，发现几张拍摄角度类似的“外白渡桥”路口的照片。这里把外白渡桥用引号引起来，主要是这里的称呼变过多次，从做早的木桥到现在的铁桥，颇多故事，网上搜索外白渡桥的历史有很多介绍，这里就不说了。

这四张照片都是在外滩的北端，“外白渡桥”的南端向北拍摄的，左侧可见马加礼纪念碑，路右边是外滩公园，桥的那边是西德华路，苏州河对面右侧是礼查饭店。顺便插一句，上海的礼查饭店和天津的利顺德饭店英文名都是Astor House，为什么中文叫法不一样？有什么渊源？我还没有查过。马加礼，英国人，1867年来华，1874年调上海英国领事馆，第二年在去云南迎接柏郎探险队的时候被杀，在沪英侨为纪念其探险精神而立此碑，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后拆除此碑。

这四张照片能看出上海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程的一小段经历。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880年代初，道路干净整洁，纪念碑前有最早的汽灯；第二张照片拍摄于1900年代初，已经有电报线横跨苏州河，街上多了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煤气灯也换了样式；第三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接近上一张，路灯的样式又变了，纪念碑前多了消防龙头，电报线可能集成化了，最左侧的线杆上线少了；第四张的拍摄时间接近上一张，景观没有大变化，只是路灯好像转了方向。顺便一提，上海最早的煤气路灯安装于1865年，1882年开始安装了电力路灯，而最早安装电力路灯的地方就是英国领事馆到礼查饭店一段，也就是照片中的这段路。

1880年代初“外百渡桥”南向北拍摄

1900年代初同一地点拍摄，开始有电报线了消防栓了

1900年代初同一地点拍摄，能看到路灯的变化和电报线数量的变化

1900年代初同一地点拍摄，季节不同，但是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

前段时间在给某拍卖公司写图录的时候，看到一本日本人1920年代拍摄的相册，形制类似《亚东印画辑》和《亚细亚大观》，同样的卡纸，同样的装订方式，同样的照片尺寸，同样的纸签说明，但是里面收录的照片只有少一半是在以上两种影集里出现过的。因为相册没有名字，于是我称它为“亚东印画辑精选集”。说它是“精选”，主要是里面没见过的照片多，特别是北京部分，里面尤其吸引我的是“蓟门烟树”的照片。
蓟门烟树是乾隆时期燕京八景之一。燕京八景最早的说法出现在金章宗时期，那时候“蓟门烟树”称为“蓟门飞雨”，到了明永乐年间，因翰林学士胡广等人所作的《蓟门八景图诗》将此景称之为“蓟门烟树”而传诵至今。这里的“蓟门”的位置原是指现在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一带，后来附会于德胜门外黄亭子村元代城墙的位置，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这里建台立碑。碑高约3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碑首僧帽形，刻雷纹，方形碑座，碑阳为乾隆手书“蓟门烟树”四字，碑阴为乾隆御题七律：“十里轻杨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青帘贳酒于何少，黄土填入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现在的“蓟门烟树”碑在北三环蓟门桥南的土城上，从老照片上看当时台上还曾有座碑亭。
北京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据说1949年的时候出西直门还能看见狼，现在别说出西直门了，即使是到张家口可能都看不见狼，烟树的场景更是不可能再现了。现在碑的周围，树没多少，楼倒是很多，而且也没有开阔的视野，一定要看“烟”什么的话，就只有“烟城市”了……

1920年代日本人拍摄的蓟门烟树碑的所在

几年前从网上保存下来的照片，“烟城市”（晨雾中的北京，远处是中央电视塔）

福建鼓山的半山腰有座历史悠久的古刹掩映在绿树丛中，即涌泉寺。相传涌泉寺的旧址是建于唐建中四年（783年）的华严寺，原寺毁于唐武宗灭佛时期，五代时期佛教重新在各地兴盛，闽王王审之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请到神曼主持于此修寺，初名“国师馆”（神晏主持当时是国师），后因所在背后是白云峰，前有罗汉泉，在后梁乾化五年（915年）更名为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到了明永乐五年（1407年）改称涌泉寺。和其他历史悠久的砖木结构古建筑一样，涌泉寺也多次被毁（主要是火灾），明天启年间奠定现在的格局。涌泉寺一直是重要的佛教修行场所，民国时候还曾开办鼓山佛学院。

作为“闽刹之冠”，这里一直吸引着摄影师的注意，约翰·汤姆逊、阿芳和同兴照相馆都曾拍摄过这里。最近看到一张1910年代的涌泉寺山门照片，和阿芳1870年代拍摄的一张角度非常接近，放在一起能看到不少变化：阿芳的那张还看不到山门前的“海天砥柱”坊；1910年代山门改作更结实的砖结构，两侧有防火山墙，但开间和大体样式没有变化，门口的石鼓也还是老的；放生池边修了护栏；钟鼓楼没有大变化；树木更茂密了……总之，这里仍旧是优雅清净，适合修行的好地方。

1870年代阿芳拍摄的涌泉寺山门局部，原作是两张照片拼成的全景

1910年代佚名拍摄的涌泉寺山门

最近攒了一个展览，是我第一次弄展览，主题是我最熟悉最擅长的中国历史影像，就是老照片。虽然多数照片我都比较熟悉，但不熟悉的那几张着实花了我些时间去考证，特别是同样来源的三张。其中最先确定的是上海嘉定的法华塔。这塔平面四方形，比较特别。照片中尽管塔已残破，但是周围地形水路环境没有大变化，确定较容易。还有一张是濒水的二层四方攒尖阁楼，已废，二层没了窗户，一层的几个门也用砖砌死了。阁位于水面的出（入）水口边，另一侧是个树木茂密的土山，远处还能看到一座简易的石平桥和石牌坊。第三张是座三孔石拱桥。江南的石拱桥看起来风格都很接近，且现在幸存下来的不多，要想确认何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看桥的额或联，遗憾的是这张照片提供不了这些信息。倒是那个濒水阁楼非常非常眼熟，我应该看过这阁楼20年代的照片，脑海里反复出现“嘉定”、“嘉兴”这样的词。我在这两个词的基础上添加“濒水阁楼”搜索，未果，翻了翻硬盘里的资料，也未果。最后临到展览开幕都还没确定。昨天晚上搜其他内容的时候，看到一张明信片，哈哈，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吗！

这座濒水阁楼是上海嘉定汇龙潭畔的魁星阁。先说汇龙潭（文字整理自上海地方志网站），明天顺四年（1460年），嘉定知县龙晋整修孔庙大殿，因殿南有留光寺，与孔庙“相望而不相类，故挖泥堆山，增筑以障之”，这个“障之”的土堆被称作“应奎”，挖土而成的水潭未命名。到了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熊密渝疏浚水潭，因“吴淞之水蜿蜒迤逦而纳之，明堂万派宗流光洋一碧，恍惚薄日月而憾烟涛，是神韵之所由兴也”，古代文人真是容易感动……最后这水潭“命之曰汇龙潭”。汇龙潭在明代经过多次整修，建成八景，其中之一“聚奎穹阁”就是指魁星阁。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魁星阁在内的多处汇龙潭建筑被毁。七十年代末，魁星阁据说按原样在原址复建。

汇龙潭我是去过的，不过是小学四年纪的暑假，现在回想起来，只记得公园大门，里面有什么完全想不起来了。要想确定拍摄地点，还要借助Google Earth。魁星阁位于潭东南，故拍摄地点应该是在现在的潭心亭向东南拍摄，原来的简易石板桥已经换了形式，牌坊的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

虽然照片中的地点是在展览开始后才确定的，但毕竟去除了疑问。另，根据相纸的情况，我把这张照片定为1870年代早期拍摄，说不定更早呢（小刀会运动结束后不久），这可能是嘉定汇龙潭魁星阁最早的照片。

刚确定是嘉定汇龙潭魁星阁照片的局部，左是魁星阁，右是应奎山，远处可见石桥和牌坊

在Google Earth里看魁星阁的位置和这张照片的拍摄方向

最后借一张kuma兄拍的展览现场（点我！）

照相机越来越小，越来越普及。自从换了带800万像素摄像头的手机之后，我已经很少摸单反了。随着微博的流行，无论老少，不管水平高低，人们都喜欢对着感兴趣的东西举起相机（手机），因为摄影术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记录和传播。丰富且传播广泛的影像，拓宽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界。可是在摄影术被发明之前，不同的文明之间只能通过文字和图画来相互了解。

1792-1794年，英王乔治三世派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值乾隆盛世，使团中的多位成员在回到英国后都发行了见闻录，尽管各人对史实的描述大抵相同，但还是有些细节存在争议，唯一没有争议的就是使团绘图员（还不是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的图画。先说说使团的大体行程是在白河河口沿水路到通州，再到北京城，穿城而过前往圆明园，把体积巨大和较精密的礼物卸下后，主要的几位成员前往热河觐见乾隆，从热河回京后仍然走水路，到杭州后一部分成员在舟山乘他们的帆船前往广州，马戛尔尼和部分团员走水路再走陆路再走水路，一路向西南最后到广州，两对人马在广州汇合后回国。其中前往热河觐见乾隆和从杭州走陆路往广州这两段重要的行程亚历山大都没有被允许同行，但是他仍然根据同伴的描述，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两段路程上的精彩瞬间，同其他经历过的场景一样，画了很多素描。他回国后又根据这些素描画了大量水彩画和油画。

使团成员所出版的见闻录里也多收录他的画作，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三部，第一部是马戛尔尼私人秘书、使团副使斯当东1797年出版的《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这一版本共3册，第一、二册是文字，第三册是大开本（43.5×58cm）的铜版画册，共收录44图，其中3幅动植物图，如交趾支那的霸王树及其叶子上的昆虫、爪哇的凤冠火背鹇和鸬鹚；11幅地图及海岸线，如舟山群岛、山东搬到和澳门等，特别是第一幅地图是使团往返的路线图，并详细标注了每个锚点的日期和水深，地图尺寸巨大，展开后的尺寸99×64.5cm；5幅剖面图，如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古北口长城、热河小布达拉宫、运河水闸、水车等；25幅中国的风俗人物，均出自亚历山大之手。这套书再版多次，但是再没有做过大开本的画册，因此这一版本现在的市场价值也很高。第二部是亚历山大自己出版的，这些描绘中国的铜版画是散页形式，共12辑，每辑4幅，从1797年7月直到1804年11月出完，最后在1805年发行了合订本，书名为《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这48幅铜版画都经过手工上色。第三部是1814年英国发行的一套4本的“图鉴”画册，其中一册是亚历山大绘制的《中国人的服饰和风俗图鉴》（Picq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另三本分别是奥地利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服饰与习俗图鉴”。这本书中收录手工上色的铜版画50幅，与1805年出版的《中国服饰》不同。

最近有幸经手一套《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虽然俩面的图画在网上、书上打都见过，但是细细摸索这些精美的原作，那份快感无可言述。特别是里面第一幅地图资料性很强。因为关于使团的行程，国内只有费振东先生的译著《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值得参考，费先生做了很多考证，但有些地名还是错译，甚至只是音译，有了这张地图作参考，很多问题都会解决了。

最后看看马戛尔尼在热河见乾隆那幅铜版画的细节吧。

《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书中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的铜版画

乾隆皇帝的局部

戴羽毛帽子的是马戛尔尼，他旁边可能是翻译柏伦白，后面拉着斗篷的是小斯当东

今天看了一张新闻照片，是中国的一位音乐家用蔬菜做的乐器演奏，他用几只胡萝卜和一捆大葱做了个“笛子”……中国的传统乐器历史悠久，而且很有特点，这在外国人眼里很新鲜，不过还是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前些日子再读马戛尔尼使团1792-1794年来华的资料，马戛尔尼就不喜欢中国民乐演奏，觉得吵，所以回国之后英国国民也没对这些文化产生兴趣，倒是摄影术被发明后，关注才多了起来。之前一直想做了老照片中的民乐演奏专题，原来收集的几张照片不知道存到哪里了，之后重新找了一遍，凑了6张，还有一张几位南方的女士弹阮的找不到了，只能以后再补。

在这些演奏“组合”里，最常见的是琵琶、笛子、二胡和唢呐的四重奏，还有三弦、萧、扬琴和二胡的四重奏，最低等级的就是盲乞丐的二胡组合，这样的现在地铁或者地下通道也还能看见。这些我觉得都算南乐，广州那边的，也有江南的，比如鼓书，是三弦、大鼓和快板的组合，这样的少见些，可能和广州当时的摄影术比较发达有关系，南乐被记录的机会多。

四位南方姑娘的演奏，约1870年代，有三弦、琵琶和二胡

四位男士的演奏，约1870年代，分贝是琵琶、笛子、唢呐和二胡

和上一组是同样的组合，约1870年代

可能是威廉 桑德斯的作品，两个拉二胡的盲乞丐，约1870年代

很常见的一张，Paul Champion拍摄的北京的组合，约1860年代

少见的三弦、大鼓和快板的组合，约1880年代

之前为确认两张老照片里的石拱桥是上海青浦白鹤镇的绵葛桥颇费了些功夫，还特意写了篇博文“最后一片拼图”。今天在看抗战时日本人拍的照片又发现一张绵葛桥的旧照。

这张刚注意到的旧照同之前三张中的两张拍摄角度接近，都是在一侧河岸拍摄，远景是横跨大盈江的绵葛桥，图片原注释也说这是从杭州湾登陆迅速北进的日军在上海青浦白鹤镇附近休息。让我比较震动的是，这张1937年11月12日拍摄的照片中，河边的民房与1870年代那几张里的民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很有些穿越了的感觉。几乎一甲子的时间，中国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怎么能不被人欺负呢？当然，从鸦片战争开始这种“欺负”就没有断过。还有一个很讽刺的是，现在中国人为了反对战争，研究抗战史还要购买当年日本人为了宣传战争，宣传侵华战争的图像资料……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上海青浦白鹤镇附近休息，远处是绵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