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书中的尼莫船长和他的鹦鹉螺号潜艇、神秘的海底世界，一直是我儿时的向往。尼莫船长的身世，被凡尔纳定义为印度的达卡王子，10岁时即被送到欧洲留学，1849年回到印度。他痛恨英国殖民者，组织了1857年的印度士兵起义，失败后才开始建造鹦鹉螺号，在浩瀚的大海上航行并资助各地的独立运动。在小说中，阿龙纳斯教授在没有看到鹦鹉螺号之前，对它的描述是“巨大的独角鲸”，而鹦鹉螺号也确实更像一只巨大的“鱼”。

关于鹦鹉螺号的构想，不知道凡尔纳是不是因见到费利茨·比托拍摄的照片而获得的灵感。因为很巧合的是，1857年，比托在来中国之前，随英国军队在印度参与了平叛，他在勒克瑙邦拍摄了一张照片，在查特曼苏尔宫外的运河边，正停靠这一艘邦主（King）的船，这艘船造型奇特，就像一条鱼，船身上还画着鱼鳞。1857年，也是尼莫船长在印度闹起义的时间。

前段时间网上还流传这一张照片，是印度新建的渔业大楼，外形也是一条鱼！印度人是不是都爱鱼？

《海底两万里》鹦鹉螺号的插图

1857年比托拍摄的印度勒克瑙邦查特曼苏尔宫前的鱼形船

最近网上流传的印度新建成的渔业大楼

最早看到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这本画册的时候，里面在热气球上俯拍的照片中，北京的一些地点很快就能确认，但是天津租界的那张就不行了。虽然天津我去过很多趟，解放北路也用脚丈量过好多次，但是天津这些年老建筑拆了不少，加上是俯拍的照片，辨认确实有难度，只怀疑过其中包围在众洋楼中的一座建筑像是教堂，1900年以前天津的教堂屈指可数，我知道肯定不是望海楼和安立甘，紫竹林圣路易堂可能性最大。但是网上搜到的紫竹林教堂（1900年）都是一张模糊的手绘图，正立面顶端中央看着像一段弧形的矮墙，和照片中的穹顶不符，当时也没细研究，就放下了。昨天晚上睡觉前突然想到，那张手绘图里的“弧形矮墙”就是穹顶，是把穹顶平面化了。今天又翻了些资料，果然可以确定就是紫竹林教堂，这张俯拍照片的位置也可以确定了。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当时的领事馆路（今承德道）的法国领事馆上空自北向南拍摄的。

天津紫竹林教堂建立于1872年。1870年“天津教案”，望海楼教堂被烧，法国领事被杀，法国侨民才一股脑涌入已经画了界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的法租界，也因此修建了紫竹林教堂。这座教堂本名应该是圣路易天主教堂，因地处紫竹林村，后俗称紫竹林教堂。庚子事变的时候，因教堂所处的位置不紧靠大路，且正处于英法租界的分界处，因此没有受到冲击，大批教民避难于此，C.M.Quilloux神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利卡尔顿1900年抵达天津的时候为他们拍摄了合影。

教堂现在的状况很差，正立面也遭到破坏和修改，没了西方古典建筑的神韵。

网上流传的模糊的紫竹林教堂复原图

1870年代杨树林后的紫竹林教堂

在热气球上拍摄的天津法租界，1901年

俯瞰紫竹林教堂

1900年在紫竹林教堂避难的教民，利卡尔顿摄，在教堂的东南角，自东向西拍摄

2010年1月30日我写了一片“齐白石肖像”的博文（几张齐白石肖像），最后提到一张“从未见诸任何公开著录”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今年秋拍，这张照片将出现在雍和嘉诚拍卖公司的古籍文献碑帖旧影像专场。两年了，终于又见“齐白石”。根据郑景康当年的介绍，那次去给齐白石拍照共拍摄了12张底片，曝光最多的就是那张眼睛看着照相机的。诚然，那张最常见的确实最传神，但是，收藏有的时候需要“偏门”，这张没看照相机的可能仅洗了这一张，也就是说这是唯一的一张，身价自然不一般。对于估价，我不像多说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委托人和拍卖公司协商的结果，最后祝委托人、拍卖公司和买家好运！另外，帮拍卖公司补充一个信息，我当年看这张照片的时候顺便量了尺寸，应为35.5×42.5cm，图录上没有写。

可能仅有一张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

曝光率最高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

1938年，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尽管他未能如愿去延安，但是他在上海、武汉等地拍摄了大量抗战的影像，其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就是武汉举行阅兵式上一个年轻的国军士兵。据卡帕说这个年轻人才15岁，还正是在学校的年龄，却已经站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他一身德式装备，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目光里是坚毅和果敢。这张照片当时在欧美影响了很多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从支持日本或漠不关心转而支持中国。

其实《生活》杂志在抗战期间还刊登过日军的“大头照”，1937年12月6日号的封面就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士兵肖像。同样是阳光从上面照下来，从士兵的眼睛里也看不到丝毫的恐惧。他肩上扛着的机枪就是著名的“歪把子”——日本南部大正11年机枪，1922年（即大正11年）研制，使用和38式步枪（就是著名的“三八大盖”）一样的子弹。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日本摄影师名取洋之助所摄。名取洋之助（1910-1962），生于日本东京，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即随母亲迁往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艺术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对摄影产生兴趣，21岁时拥有第一台相机——徕卡，后来进入德国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工作，1933年被派往满洲报道新闻。之后回到日本，创办了日本工房。1936年回到德国报道柏林奥运会，然后去了美国，成为第一位和《生活》杂志签约的日本摄影师。这张照片即其在《生活》杂志发表的照片之一。题外话，名取还有一本著名的摄影集《麦积山石窟》（1957年日本岩波社出版），就是我家乡的景色。重新回到这张照片，经查资料，这张照片很有名， 1937年8月2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也曾将此照放满头版。

欧美对这张照片的解读都一样：Fatalist with Machine Gun（抗着机枪的宿命论者），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统治下，日本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应该为天皇捐躯，天皇说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天皇决定的。《生活》杂志对卡帕所拍摄的国军士兵也是同样的解读：这样的本该享受青春的年轻人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奔赴前线。选择自己的路，享受自由的生活，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但是当国将不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为国为自己而战。战争的伤害也是双方的，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一方，都将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战争不好，无谓的战争更不好，但遗憾的是，战争的发生永远不可能避免。

1938年5月6日号《生活》杂志封面的中国士兵

1937年12月6日号《生活》杂志封面的日本士兵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1937年8月9日发生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称为“大山事件”。最近一直在看抗战的资料，发现一张“有趣”的照片，看现场的情况（尸体的位置和姿势；为什么有“记者”能在尸体未搬动前赶到现场拍照？）怎么都和记录对不上。我以前接触到的资料都说日本士兵挑衅，意图硬闯中国军队把守的虹桥机场被毙。本来当时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关系就已经很敏感，发生这么个事，一触即发。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配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想起大眼前两天说的“小事办成大事，大事办成不可收拾”。

一下经过文字来源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608274.htm）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许，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挂56号试车牌照的福特篷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注：这些机场守卫宪兵就是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我正规陆军士兵）。双方发生争执，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争执瞬间升级，二名日本军人不但不理会劝阻，反而是态度愈加蛮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威胁，中国宪兵见状遂对天鸣枪警告，大山勇夫等见事情不妙便仓惶驾车逃跑，日军车急速右转弯驶入碑坊路（当时在机场东侧，现为机场内一便道）。机场附近高度戒备而且是高度紧张的中国士兵，听见枪声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急速逃跑的日军车开枪射击（包括隐藏在机场门口内的机枪也开火了。这些正规陆军士兵胸怀爱国热情，平时就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在离机场大门北一二百米处日军车被击坏车胎，汽车失控后冲进路边的菜地里，二名日本军人弃车而逃。我军一名正在机场厨房里工作的炊事员，听见一连串枪声后，迅速爬上墙头观察，正好看见大山勇夫等挥舞着手枪要逃跑，就立刻向他们投出一枚手榴弹，大山勇夫被当场炸死，惊慌失措的斋藤要藏拿着枪向旁边一荒僻的小丛林狂逃躲避，而在小丛林边我军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第一营正在秘密构筑工事，听见枪声后，哨兵正密切注视机场方向的动静，忽见一个日本兵拿着手枪向他跑来，便立即举枪射击将其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却草率从事，命令中国士兵连夜把被击毙的日军尸体移至被击坏的日军车旁，然后把一个死刑犯（名叫史景哲，也有资料称叫时景哲）提出监狱换上宪兵的服装，枪毙在机场门口，弄出一个日军强行闯入机场时先开枪打死我宪兵，然后我宪兵才还击的假现场来。结果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死刑犯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二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式手枪；三是死刑犯蓬头垢面，指甲过长，不像是宪兵），日本人认为二名日本军人被击毙是中国有意在挑衅。

1937年上海虹桥机场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