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赞七郎作品集的版本

19世纪末记录京城风貌最著名的摄影师,我想非山本赞七郎莫属。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1855-1943),出生于日本冈山(Okayama),1882-1897年间曾在东京开设照相馆,后迁往北京,在霞公府附近重张开业。1901年后,他又在天津开设了分店。他除了给王公贵族拍摄肖像外,还经常拍摄北京的风光照。山本赞七郎受过专业训练,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上日本人特有的执著和认真,他拍摄的北京风光照很讲究,而且流传甚广,以他作品制作的明信片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都还在印刷。现在要集中查看他的作品,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东洋文库里保存了一批他的底片(玻璃底片),内容不仅有北京,还有山西等地;还有一个途径是他的作品集(画册)。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他的作品集都名为《北京名胜》(英文Picturesque Views of Peking或Peking),按出版年份可以分为四个版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和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四个版本分别收录照片36张、36张、90张和100张;从内容上大体可以1901年为界分为两个版本,因为一些山本早期拍摄过的风景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破坏,因此同一地点会有不同的照片,比如前门大街,把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观赏、研究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另外山本的原版照片在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少,价格不高,只是有些带签名又少见的品种就不好找了,价格也相对高些。

1901年版的版权页,看得出是1899年的再版

1906年版的版权页

1909年版的版权页

1899年版中的“前门三头桥”,热闹非凡的前门大街,1901年版也是这张

1906年、1909年版的“前门三头桥”,尽管已经恢复了些店铺和人流,被火烧的痕迹还是很明显

1899年、1901年版中的“卧佛寺”

1906年、1909年版中的“卧佛寺”,供桌上的摆件变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掳走”了

卧佛寺这张的原版照片

丢失的米袋子

1912年2月29日晚8时,曹锟麾下的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发起兵变,劫掠周围商铺,并向城内行进。一开始被劫的只是周围的蔬果摊贩,待到这些军人进城与城内的变兵汇合后,发生了更严重的抢劫和骚乱,金银器店、绸缎庄、洋货店等均成为被抢的重灾区。除了这些哗变的军人,还有不少平民趁火打劫,甚至据说有警察参与其中,他们的目标则主要是米店和绸缎庄。这场骚乱自朝阳门始,下半夜蔓延到西城和北城,不仅商户被抢,东四附近的商铺甚至被焚。兵匪还趁夜出京前往天津劫掠,再次造成重大损失。3月1日下午4时,袁世凯召集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下令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兵乱,同时命令姜桂题率毅军(姜所辖部)随时缉捕再图逞乱的兵士,毅军四处弹压,遇见任意抢劫者,即当街击毙,另逮捕乱兵十人,斩首示众。虽然这次兵变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百姓因此异常惊惧,其后一周左右时间内,即使白天也关门闭户,街上鲜见行人。据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亦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

这次兵变是北洋时期的重要时间,在编《北洋岁月》一书的时候选了张被毅军当街正法的抢劫者尸体照片,今天在当年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又看到张同一场景的照片,只是拍摄的时间不同,这三个被正法的抢劫者都是被枪毙的,而不是斩首,看来行刑比较仓促,符合历史记载的“当街击毙”;尸体上还散落着他们抢来的衣服、被褥,肯定是人赃并获。如果仔细观察,两张照片最大的不同是第二具尸体旁丢失的米袋子。这些尸体被“当街击毙”,一定有“示众”的性质,第二张照片还能看到旁边有武装的军警看守,大白天肯定不会有人靠近,我猜想,一定是某个穷人趁夜里尸体无人看守,把没有被污染的那袋粮食偷偷拿回了家。

其实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管你发生什么事,政局如何变。

被当街击毙的趁火打劫者,米袋子还在

别的赃物都在,唯独米袋子没了

卡什肖像经典

今天拿到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新书《卡什肖像经典》,12开本,分中文限量收藏本(400册)、英文限量收藏本(200册)和中文平装本。这本画册收录了卡什的肖像作品150余幅,都来自加拿大陈淳焘先生的收藏,他是全世界收藏卡什藏品最多的私人藏家。

《卡什肖像经典》的封面,1957年拍摄的海明威

顾维钧,1943年

微笑的丘吉尔,1941年

内封,卡什自拍像

show一下我的收藏,卡什签名的海明威像

旧天桥的街头照相

下午去了长椿街上的长椿寺,看到民国时期天桥的街头照相,有趣,以为记。

长椿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神宗的母亲孝定李太后下令敕建以居水斋禅师,因为水斋禅师的大弟子为神宗替修,神宗赐额“长椿”,意味着神宗祝愿他母亲健康长寿。至清末,寺渐废,原在寺中保存的一座渗金多宝佛铜塔已移至万寿寺。2003年长椿寺得到修缮,后来改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以影像、资料、文物等形式展示了宣南历史的方方面面。其中在介绍天桥的展厅里,有个天桥市场的沙盘,里面模拟了当时一些著名的街头项目,比如杂技、拉弓等等,最吸引我的是一组街头照相的情景:客人坐在长凳上,旁边立着的架子上摆着摄影师以前的作品,摄影师站在“巨大”的老式相机后,好像正在对客人说“茄子”!后来有看到这一场景的母本——一张民国时候天桥街头照相的老照片:摄影师在一面墙上挂起背景布,布前摆着一把木椅和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茶杯、花瓶和鲜花,常见的照相馆装饰,旁边的墙上挂着以前拍摄的照片。从相机的尺寸看,这位老艺人应该用的是8×10寸的玻璃干片,这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落后的技术,但如果摄影师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小莱卡,似乎就少了些“传统”的味道。过去,在室外拍摄肖像是个好选择,因为尽管可以在室内设置白炽灯,就像很多照相馆广告里说的可以“日夜照相”,但是在外面会有更自然的光线,约翰·汤姆逊、托马斯·查尔德都拍过这类的在室外布景的肖像照,现在市场上也仍然能找到民国时候室外肖像照的玻璃底片。

我倒是对那种老式的木匣相机比较感兴趣,据我所知北京只有几个藏家手里还有保存完好这种相机,抱出去拍张照片肯定很酷!而且现在自己制作湿玻璃片也不是难事,所有需要的化学原料都能买的到,配方也是公开的。真要是想玩儿,甚至可以制作相机,原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衬着黑绒布的木盒子。嗯,等真正得空了,我要耍一下。

再现的天桥街头照相

另一个角度

那张“母本”老照片,因为放着一件雕像,没法正面拍。

中俄蒙协约

最近看了不少辛亥革命前后的资料,民国成立之初,袁世凯刚上台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先不论他的上台是否正确,不说南方革命党的不悦,单说边境几处闹独立就够不好对付的,真是国父一直担当大总统,这些事情不一定能办得更好。列强都知道中国是块肥肉,当晚清式微,中央权力衰弱的时候,有野心的国家和势力就开始他们的分离阴谋:西藏在英国的撺掇下要独立,外蒙在沙俄的鼓动下要自治……家里一堆事儿都还没有捋平,外边又着火了。不管是什么行政地位,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态度强硬,最终英帝没能得逞。而外蒙的情况就复杂的多,国库空虚,国内形势不稳定,为了换取沙俄的支持,权衡之下最终在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前提下同意了外蒙的自治。而实际上这种“自治”实际等同于将外蒙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又称《恰克图协约》。其中代表中国的是“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衔”毕桂芳和“少卿衔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箓,俄方代表是“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国务正参议官” 亚力山大·密勒尔,代表外蒙的是“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和“财务长土谢图亲王” 察克都尔札布。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明胶银盐照片,绒面相纸,28×22cm。坐在桌子一侧左起分别是陈箓、毕桂芳、密勒尔、希尔宁达木定和察克都尔札布。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代表合影,明胶银盐照片,绒面相纸,28×22cm。前排左起分别是察克都尔札布、希尔宁达木定、密勒尔、陈箓和毕桂芳。

北洋岁月

新书要出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贴几张图,所有图片由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1916年10月10日,黎元洪在南苑国庆阅兵现场准备上马

1917年6月14日,北京公安街,张勋的“辫子军”进京

1918年11月28日,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发表庆祝一战结束的演说。人群正中戴高帽者为徐世昌。右边着军装的是陆军总长靳云鹏,再往右是段祺瑞,战胜国公使分列两旁。

汇文大学校。这张照片是在崇文门东侧的城墙上拍摄的汇文大学校校园和校舍。1959年因修建北京火车站,学校被拆除。

天下第六泉

在中国,争“天下第一泉”名号的不少,大约有七处:济南的趵突泉、镇江的中泠泉、北京的玉泉、庐山的谷帘泉、峨眉山的玉液泉、安宁的碧玉泉、衡山水帘洞泉,不过,好像没有争“天下第六泉”的。上海静安寺前原有一座涌泉,南宋绍熙《云间志》载:“在沪渎东,西有芦浦,中间一水相通,有数尺许,特深如井。然水腾涌,昼夜不息。或云:海眼也。”乾隆四十三年重修的时候,书画家胡公寿题字“天下第六泉”,没查到胡先生这前五泉怎么排的,不过,我相信这“天下第六泉”的名号,估计不会有谁家跳出来争。

静安寺原在苏州河北岸,据说始建于三国时期,后来因为水患,南宋嘉定九年迁至芦浦一带,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旁。寺院新址新址也和水脱不了干系,寺前就是这座著名的“涌泉”。此泉曾经还建有一亭,后来亭废,井口用石栏杆围起,四角的柱头上分别刻有一只可爱的石狮子。“涌泉”一直是静安八景之一,然而它的命运到了1966年便终结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涌泉井被填,再后来,地铁线从井址经过,从此再没有了“天下第六泉”。

1880年代,南京西路从东往西看,远处大路左边是涌泉,右边对着的就是静安寺大门

1880年代,石栏围着的就是涌泉,后面是家名为“蟠桃茶园”的茶馆

1880年代,涌泉

湖口石钟山

初中时候背过一篇古文,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当时背得很熟,因为语文老师要抽查,被点到的要站在讲台前冲着全班同学背,而且要大声地背(绝对需要刚刚的心理素质),可惜现在只能想起其中几句:“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不过还是感觉琅琅上口。

现实中湖口的石钟山一直没机会踏足,可是在发现、考证老照片的过程中我倒是“去过”好几回。去年某论坛上有人贴出一张照片问是哪里,从山形地貌和环境看好像在1920年日本人编的《极东大观》中有张类似的照片,翻书一查,尽管拍摄的年代、季节、角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江西九江湖口的石钟山。湖口,顾名思义就是“湖的口”,是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汇处,这里一直是江西最北边的“水上大门”。因其地势险要,风景优美,历代都有修建亭台馆舍,比较知名的有半山亭、江山一览亭和临江塔,很多文人骚客也都有遗墨。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的水军和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还在这里激战,最后石达开败走。收集了几张石钟山的老照片,一并放出,可以作个比较。

1880年代的石钟山,貌似穿皮大衣的好像是个地方官

1870年代的石钟山,伯奈特认为是1873年左右格里菲斯拍摄的

《极东大观》里的石钟山,水位上涨了很多!

Google Earth里的石钟山

1901年北京的汽水摊

我小时候就不爱喝汽水,到现在也不喜欢喝各种碳酸饮料。不过,最近看到一张1901年北京汽水摊的照片倒是吸引了我的兴趣。这是美国人波顿·霍尔姆斯1901年拍摄的北京街景,远处的一个摊位上赫然挂着写有“Ice Cold Soda Water”的幌子。“Ice Cold Soda Water”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冰镇汽水”,等同八十年代著名的“北冰洋”,现在的“可口可乐”。波顿来到北京的时间,恰好是义和团运动结束不久。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在经济层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涌入的洋货影响了本地经济,比如洋布、洋火、洋伞、洋胰子(肥皂)等等都压缩了本土货的市场。但是,在引进的外国货中,好像甚少提到汽水。汽水在过去常译作“苏打水”、“荷兰水”,作为饮料,就是在水中加入二氧化碳,也可以加入使用色素和香精改善口味,最早是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发现这种混入了二氧化碳的水有不错的口感,后来逐渐开发为饮料。据《上海地方志》载,1855年在上海的英国商人亨利·埃凡开办了埃凡馒头店,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和啤酒。1863年,又有两名英商在上海开办了末士法汽水公司和卑利远也荷兰水公司,制造汽水。1864年正广和洋行在上海开办了正广和饮料公司,制造啤酒、汽水和其他各种饮料,总店设在上海福州路,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汽水生产商。另外上海的屈臣氏公司生产的汽水也是比较有名的,现在各地的屈臣氏还能买到“屈臣氏苏打水”。不过北京什么时候有汽水销售,我倒是没有查到资料,但是根据这张照片至少在1901年北京街头就有卖汽水的了。从这个幌子看,没有中文,说明这种新鲜玩意儿主要是针对在京外国人的,而且那个时候北京的冰镇技术有限,都是冬天从河里取冰,存到冰窖,夏天拿出来用,普通老百姓是享受不起。看来当时社会的“转型”还是很快的,刚杀完“洋鬼子”、“二鬼子”,街上就有这些时髦的洋玩意儿了。

1901年北京街头的冰镇汽水摊

重现北海金鳌坊

北海大桥两端原来各有一座四柱三间牌坊,西曰金鳌,东曰玉蝀。1955年11月,因为“阻碍”交通而被拆除,移至陶然亭公园重建,后又在文革时被毁。如今的北海大桥拓宽了,牌坊也没有了,光秃秃的。一直想对照老照片拍一张新照片,看看牌坊应该在什么位置,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实施。今天上午去北海公园旁边的国图分馆,因为早,先在附近拍了几张照片,突然想起那个重拍的计划,可是没带着老照片,索性凭感觉拍了几张。回家一看,我佩服死自己了,第一张就和我要比对的老照片严丝合缝,根本不需要作任何调整。我把牌坊合成到今天新拍的照片里,重现一下消失了五十多年的金鳌坊。

合成了金鳌坊的照片

再来一张对比图。老照片拍摄于1870年代末,作者佚名,在这里有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