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事业之一斑

今天看到一本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的画册,名为《中国新事业之一斑》,软皮,19.3×13cm,丝网单色印刷,共64页,有图片60张。这本小册子是为参加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博会而印制的,用时任农商部部长张謇的话说是“各事业出品之根本机关,无从以模型赴会者,则摄影成册而名之曰《中国新事业之一斑》所以表示赛品之自出,亦即为投报之品云尔。”

书中照片的拍摄者不详,不过看起来有些照片并不是专门为这本册子所摄,比如京张铁路上的宣化站,还飘着龙旗呢。所谓“中国新事业”,实际上是介绍自推翻帝制成立共和之后,中国大地上运作着的轻、重工业,有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制造厂、上海申大米粉公司、上海龙章造纸厂、杭州鼎新纱厂、苏州延昌恒丝厂、南通州大生纱厂(张謇自己的买卖)、汉阳兵工厂、湖北兵工厂、汉口扬子机器厂、烟台酿酒公司等等。看了这本画册,我觉得民国开头那几年中国在轻、重工业发展上还是进步很快的,尽管其中很多大型的工业都有外国人的股份(甚至是多数股份),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建设的,但毕竟为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中国的人才,增强了中国的工业实力。可叹接下来的内战严重内耗,刚好一点儿就被日本入侵,好不容易日本人被打跑了又开始内战,新政权带来的热情过了头,到58年又把自己玩回去了,接着又是内耗……总之,我们一直是自己拖自己的后腿!

另附上张謇写的前言,里面提到的中美政商关系很有前瞻性。

西历纪元之一千九百十五年,美錾巴拿马运河工成,开万国博览会,时则中华民国纪元之四年也。农工商部既特设赛会局,征各省出品,选各事业之有学识经验者组织游美团。盖非以言交际侈游观也,各事业出品之根本机关,无从以模型赴会者,则摄影成册而名之曰《中国新事业之一斑》所以表示赛品之自出,亦即为投报之品云尔。四月某日,行有期矣,农商总长张謇进团员而言曰:今东西两半球之以大共和国称者,世必曰中美。以历史而论我立国最古,且先美数千年;以文化事业之进步论,则美我先进也。中美相隔最远,而邦交亦为最亲,当我民国纪年之前一年,美组实业团来我国者,二十五人,其以学术经济导我以利益者良多,我国政府,当时亦有组织游美团之议,议未协而国体改革,议遂中辍。当美团之来及组织游美团也,謇均誉其事。忽忽五年,今始成就。此殆天导我以良师,而予我以佳会也,虽然,我国可称新事业者,亦甚渺小矣,国变而后,继以乱离,进行迟滞,无可讳言。以此区区白于世界,是直泰山于邱垤,河海之于细流,尚何赛会之足云?然前行者后进之师,广博者狭隘之积,富强之道无他,能自得师而已。诸君此行,观察之路线,达二万余里,观察之目的,挟数十以上,其果何者为吾国所宜亟效,何者为吾国所宜徐图,虚往实归,期各有得而返。其毋以此册而自馁,九仞之山必有一篑之基,诸君行矣,诸君勉乎哉。吾愿以此册为诸君吸取新学识经验之左券,亦藉以此文为诸君近日长亭祖帐之赠言。

封面

工人在制作铁皮罐头盒,现在的作坊可能都不屑于生产,但在那时候已经是先进的加工工业了

成排的四英寸火炮,被欺负了几十年,知道造枪炮最重要

“十尺”螺旋桨当时已经很了得了,现在能生产螺旋桨也是技术生产实力的体现,比如潜艇的螺旋桨咱们现在也不如美、德、日

虽然他家的酒我不喜欢喝,但还是要佩服一下

辛亥革命照片和丁格尔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从去年底到现在看了不少辛亥革命的资料,老照片是其中很重要的部份,目前我看到的已经过百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收藏29张,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38张,藏家甲私人收藏8张,藏家乙私人收藏36张),这些照片集中记录了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发生革命行动后,荫昌率领的新式清军对革命军围剿的情况,既有革命军这边的影像,也有清军那边的影像,还有激战后武昌、汉口的惨状及九江的革命军。

辛亥革命爆发突然,加之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没有意识也没有条件作摄影报道,只有几个驻华的主流媒体和驻汉口的领馆人员用照相机记录过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随军拍摄有照片的有《纽约先驱报》(The Herald)和《大陆报》(China Press),刊登有辛亥革命照片的西方报纸主要有《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和《画报》(L’ Illustration),限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只能了解这些。多数报纸在引用这一事件的照片时,都没有提到摄影师的名字,只有《大陆报》的埃德温·丁格尔因为1912年出版了《中国革命记》(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一书而得以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和辛亥革命照片联系起来的摄影师。

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 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出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是著名的旅行家、作家和记者,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1911年前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革命记》,1911年他还出版了《徒步穿越中国》(Across China on Foot)也非常精彩。

从现在能看到的这些辛亥革命照片来分析,,使用了两种尺寸和材质的底片,一种是6×10厘米的软胶片,一种是8.9×12.4厘米的玻璃底片,其中用玻璃底片拍摄的照片少,不足20张,可能是携带、拍摄不如软胶片的方便。而在这些软胶片拍摄的照片中,很多都有在底片上用钢笔写有英文注释,即使在今天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摄影师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底片上写字,通过与《中国革命记》一书中的插图比较,可以确定这些有英文注释(当然字体要一致,不过我也还没有看过第二种笔迹)的照片都出自丁格尔之手。

图片来自《中国革命记》一书,在战壕中准备射击的革命军士兵

有英文注释的原图

 

孙中山与植树节

3月12日,是国父的逝世纪念日,又是植树节。

1912年袁世凯上台之初,孙中山把发展“民生”作为新的志业,他提倡发展铁路、发展农业,认为防止水灾、旱灾的重要手段就是植树造林,北京北三环边的双秀公园就曾是孙中山创办的树苗培育处。1914年11月中华民国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7月,政府又规定将每年清明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把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孙中山坐像

孙中山坐像

1923年3月12日,植树节上的女大学生

 

一张合成照片的再讨论

2008年写过一篇博文,叫《一张造假的老照片》。其实现在回头看看,“造假”用的不合适,应该换成“合成”。老话重提是因为前几天在一个小型的看片会这张照片又被展示出来了,我当时指出了这是合成的,大家还感到很惊讶。正如我上篇博文里提到的这张照片的破绽,很多朋友早就有质疑,但是最先发现这些合成素材的却是另外一位网友,我只能算借花献佛。

扫描自《1900年的北京》封面,合成的照片,看实物照片会发现画地上影子时留下的笔触痕迹

大背景来自穆莫相册中一张由北向南拍摄的天安门

骑马的人也来自穆莫相册,就是最左边这位,而且他也不是盛传的“瓦德西”

两边站立的士兵来自穆莫相册中的这张照片,就是站在前面这两位。这张照片是从德国使馆往大门外面看,正对着德国使馆大门的是沙蒙夫妇的北京饭店

摄影史发展至今,我总结合成的手段主要分三种或者说是经历过三个时期。

一、硬底版时期(1900年以前)。因为底版没法分割,因此只能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经过裁减和拼接,甚至九十把很多张CDV照片摆(堆)在一起拍张“大合影”。

很多张蛋白照片裁减、拼贴再翻拍后的合成照片,大约在1890年代

二、软底片时期(1900年至今)。可以在同一张底片上多次曝光,或者像郎静山那样裁减、拼接底片,再制成新的底片,成为集锦作品。

郎静山的一张集锦作品,由两张底片制作

三、电子时代(1988年至今)。1988年,Photoshop软件的诞生,使每个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想想我用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只有30万像素!时间过的太快了。

用Photoshop合成的摄影作品

 

西什库教堂百年

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安门内的西什库教堂建成,神父和修女们从蚕池口教堂迁到这座新教堂。1900年,这里成为除了使馆区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战场,义和团和清兵对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尽管被围困的神父、修女和信徒们最终得救,但是教堂的建筑遭到损毁,后又加盖一层成为现在的模样,1958年经过“献堂献庙”运动,教堂又遭受了新的磨难。关于西什库教堂的历史,不用细说,网上一搜一大堆,我感兴趣的是这座北京最重要的天主教堂在历史长河中变化的细节所反映的历史事实。

1890年前后,启用不久的西什库教堂

1900年冬,经历了庚子事变的西什库教堂

1900年夏,刚“解放”不久的西什库教堂,门前的工事还没有清理

1900年夏,西什库教堂的上面插了各联军国的国旗和一个大十字架(怀疑来自南堂)

1909年德国人拍摄的西什库教堂,已然整修完毕

2011年3月我拍的西什库教堂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西什库教堂的照片大概就拍摄于1890年前后,因为看建筑细节很干净,周围的树也还没有长大;到了1900年,经过战火的洗礼,教堂正立面千疮百孔,破损较明显的是圆窗、圆窗东侧的砖墙、西侧碑亭的鸱吻;尽管在庚子事变结束后教堂得到修复,并加高一层,但是重建后的碑亭鸱吻换了,别的没有太大变化;而现在,正立面的几尊圣像和以前不一样、正门上的十字架没有了、两尊石狮子换了、三座尖塔上各增加了一个天使。

仔细观察庚子事变后西什库教堂正立面上的弹孔,都集中在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说开枪的清兵或义和团都瞄的高,似乎没有把枪口对准守卫教堂的30名法国水兵和11名意大利水兵。从另外一张1901年的航拍照上看,教堂前实际上是无险可守的,水兵们的公事就在教堂的正门前,尽管有资料说当时有3500人在北堂避难,但他们多是妇孺,没有武器的,那么多清兵和义和团围攻,竟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拿下这里,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清政府并不想真正攻下西什库教堂。现在很多史料都显示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政府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真的开战了,围攻使馆了,还有庆亲王等人偷偷送信送食物。墙上这些弹孔的分布我想也可以作为当时清廷立场的一个佐证。

1901 年法国人的航拍照片,可以看出西什库教堂前根本无险可守

四个时期西什库教堂圆窗的比较,看得出庚子前后玻璃花窗的修复还是按照原来的图案

四个时期碑亭鸱吻样式的比较,庚子前的皇家味儿重,更漂亮,后来的就很民间的感觉

拱门上的十字架连枪弹都扛先来了,现在却不知所踪

月台前的石狮子,现在的这个好丑!

六尊圣像都换了,我选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圣保禄像,不知道以前是谁

最后补一张我拍的教堂内部精美的玻璃花窗

 

火德真君庙牌楼今昔

热爱北京的朋友都知道毛说过的一句话“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这句话是说梁思成、林徽因的。这句话的对错,现在讨论已经没有意义。转变旧中国到新中国需要魄力和远见,但是一个“拆”字又怎么能对得起几千年的文化遗存?

从1954年1月开始,北京的牌楼被大规模拆除,引用王军先生《城记》一书的资料如下:
1954年1月8-20日,历代帝王庙景德坊被拆除
1954年3月15-25日,东、西交民巷牌楼被拆除
1954年4月中旬,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辛寺胡同南口四座小牌楼被拆除
1954年8月21-25日,东、西长安街牌楼被拆除
1954年12月9-20日,大井砖牌楼被拆除
1954年12月21-26日,东、西四牌楼被拆除
1955年1月8-14日,大高玄殿牌楼被拆除
1955年6月12-21日,前门五牌楼被拆除
1955年11月,金鳌、玉蝀牌楼被拆除
……

在以上资料中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北海万宁桥北的火德真君庙牌楼,这座牌楼的近照比较少见。《日下旧闻考》里说“火神庙即唐火德真君庙,在北安门万宁桥北路西……元至正六年修,万历三十三年改增碧瓦重阁焉。前殿曰隆恩,后阁曰万岁景灵阁,左右辅圣、弼灵等六殿。殿后水亭望北湖。”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成为解放军防化兵招待所,也曾供公安局交通队家属使用。火德真君庙的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山门向东,在庙的东南角,门内外原各有一牌楼,朱家溍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说外侧牌坊额曰“离德昭明”。山门为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绿剪边,面阔、进深均一间。进入山门后为钟鼓二楼(现已不存),再向西为一灰瓦绿剪边配殿(现已不存),穿过了这座配殿,庙才转为南北向。在最南端为倒座的隆恩殿,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供奉隆恩真君王灵官。往北便是主殿火祖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前接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卷棚悬山抱厦,黑琉璃瓦绿剪边,供奉南方火德荧惑星君,即通常所谓之火祖、火神。火祖殿内原悬有乾隆皇帝御笔之匾及对联,匾曰“司南利用”,联曰“菽粟并资仁,功成既济;槐榆分布令,序美惟修”。另外,此殿顶还有一漆金八角蟠龙藻井,精巧无比,在京内并不多见。在火祖殿前东西两侧,有配殿二,正是《日下旧闻考》里所说的“左右‘辅圣’、‘弼灵’等六殿”,“辅圣殿”及“弼灵殿”又各与一座配殿相连。火祖殿之北为斗姥阁,面阔五间,硬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上下两层,原悬有乾隆御匾“妙统辰枢”,斗姥阁前东西两侧,又有东西两配殿,均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出廊,硬山顶灰瓦绿剪边,为六配殿中的最后两座。斗姥阁北为最后一进的“万岁景命阁”,俗称“玉皇阁”。“万岁景命阁”面阔三间,硬山顶绿琉璃瓦剪边,原悬有乾隆御匾“紫霄香案”,阁前东西两侧均连有二层的折廊与东西两座配楼相接。两座配楼均为三开间硬山顶,灰瓦绿剪边。在“万岁景命阁”两侧的连廊下,各有一掖门,直通庙后一水亭,可观什刹海烟波,可惜早已不存。2008年奥运前,因地处中轴线旁而有机会得到重修,如今已经是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道观了。

在这张1901年法国人拍摄的照片中,拍摄位置较高,应该是站在永宁桥上,旁边的几根望柱已经损毁。地安门北大街热闹非常,路两边有人吃饭的地方也有牲口吃饭的地方。对比现在的照片,山门外的牌楼没有被复建,从牌匾上的“离德”二字可以佐证朱家溍先生所忆非虚。如果仔细观察,在山门前的台阶旁还能看到原来牌楼柱子的遗迹。

1901年法国人拍摄的地安门大街,是一张少见的火德真君庙牌楼近景照片

现在的地安门大街,永宁桥上的望柱都被补齐了,庙周围正在拆除其他建筑

 

天津鼎章照相馆

前几天某拍卖公司有一本介绍民国时候北京风光的小开本画册,一百多页,没有注明出版者,估价1000元。这本画册,论质量,图片小(虽然每页一图,但是留白很多);论品相,曾被水泡,封底一角已经缺失。尽管如此,我倒是很看好这本画册,因为这是天津鼎章照相馆1930年代拍摄发行的,作为中国摄影史上的近代著名照相馆,他们的画册不多见。果然,最后这本画册以13440元人民币成交。

这本画册的封三是鼎章照相馆的一则广告,我用手机翻拍了一张,可惜摄像头差+手抖,虚了,我凭记忆补全了看不清的字,记录如下:

汉初济南伏生,曾口授尚书于晁错,古法未绝如缕。今日读其书,不知其面。麟经左传,永垂鉴戒,马班汉史,仅见文章。及以骚人墨客,处士名流,精神不朽,面目何存?即或偶有传真,未必各得妙肖。于是咸推今日之照像为无上之法焉,不止可留真面目于百世,且能改装布景,融意所适。同业者虽林立,其中优劣不同,鼎章开发廿余年,日求精进,故每于拍照后,其中必经之手续,虽百忙中,不敢稍为减略,出品俱在,无庸赘述,承蒙惠顾无任欢迎。

其中“济南伏生”是说秦汉之际的济南人伏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携《尚书》逃回济南,秦灭后,汉文帝听说伏生“善治尚书”,就派晁错去请教,伏生因此口授《尚书》于晁错。“马班汉史”中的“马”指司马迁,“班”指班固。

这个广告得大意就是 :1、摄影可以留真,是好的;2、鼎章是同业者中最认真的。读起来很有趣。

据资料载,1875年广东人黄国华在天津开办的恒昌照相馆,由宁波人王子铭任摄影师并主持打理;1904年天津盐商王奎章买下恒昌,并易名“鼎昌”,继续由王子铭主持。1912年王子铭去世,由学徒出身的王润泉、李耀庭(一说李鸿亭)接管“鼎昌”,合伙经营,又易名“鼎章”。鼎章照相馆一直以拍摄名人肖像(如孙中山、黎元洪、周信芳等)和新闻事件(如1917年天津水灾时拍摄的相册《水灾图》)出名。《中国摄影史》中还引用了天津《中华画报》2卷103期的评论:“每一会场,无不见鼎章号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得准、洗得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各报摄影记者。”

1949年,曾经辉煌的鼎章因为欠所得税(!!!),资不抵债而被迫关门。1955年重新开张,成为当时天津唯一的国营照相馆。山西太原也有一家“鼎章照相馆”,不过没发现和天津这家店有关联的资料。时值今日,天津鼎章照相馆仍在经营,原来位于和平路24号的店面已经被拆,现在迁至和平路50号3楼。

拍卖会上天津鼎章照相馆出品的那本画册封面

我用手机翻拍的封三鼎章广告

 

交错的时空

今天去北海公园拍照被围观了……

被围观了,竟然还有个外国人!

自从看过那位国外的女摄影师的作品后,我也一直很想这样玩,同一场景不同时期拍摄的照片,把过去的人物或场景合成到现在的画面里,好像复活的历史。上次金鳌牌楼(重现北海金鳌坊)那张玩儿的不好,这回调整了色调,换了个方法,自我感觉不错。

素材一,佚名拍摄于1870年代

素材二,本人今天拍摄

 

是Kwok Ying Fung还是Fung Kwok Ying

2009年的时候接触到一本名为《China》的英文画册,所选照片都出自旅美学者Kwok Ying Fung的收藏,由费里茨•汉勒(Fritz Henle)编辑。我比较喜欢这本画册,曾先后经手过三本,都没有包封,当时还专门写了篇博文(郭英方《China》)。当时想考证“Kwok Ying Fung”对应的中文名和简历,可是找了半天都没结果,后来索性按照我的理解译为“郭英方”,前东家的拍卖图录里我也是这么写的。再后来,这个说法就流传出去了,这本书再次出现在拍卖会或市场上的时候,作者都写作“郭英方”,书的简介也来自我的那篇博文。前不久某公司的拍卖会上又出现了这本画册,图录里仍然用了我当时的介绍,不过这回书有包封,我特意看了下,其实包封上有对“Kwok Ying Fung”的英文介绍,用的称呼是“Mr. Fung”,也就是说这是位先生,姓“方”或“冯”,“Kwok Ying Fung”的写法是按照外国人先名后姓的顺序。简介里还写道他1905年出生于广州,曾赴美留学,1937年在中山大学教过书。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更多的资料,还是不能确定他名字的中文写法,如果有哪位同学了解此公,还请不吝赐教,人多力量大,说不定能有个结果。

《China》一书的封面,我是第一次见到

郎静山的几幅小品

几天生病在家,今天终于又可以写Blog了。

下午去一个藏家那里去欣赏他收藏的郎静山作品,都是比较经典的代表作,常在他的画册中出现,好几张我都是第一次看原作。看这些作品我有个小感触,郎老真的无愧是大师,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视觉语言、暗房技巧上,还有严谨的态度,每个细节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我选了三张作品简单说说。

现在国内的摄影师们用胶片机的算少数,自然用暗房洗印照片的也是少数,偶尔用一次暗房,可选的相纸种类也不多。而在胶片时代的黄金期,可选择的相纸类型非常丰富,比如德国的爱克发(Agfa)从色调上就分白色、奶色,从相纸的表面形式又分光面、半光细面、无光细点粗面等等。同一张底片用不同的相纸洗印效果都不一样,像郎老这样的大师,同样是静物作品,他会根据所要表现的效果选用不同的照片。比如这张1954年拍摄的《秋实插花》,胆瓶上插着一支带果实的树枝,斜伸向画外,焦点集中在树枝和果实,花瓶稍微在景深外,有点儿模糊。如果用光面相纸会太亮,没有清供的那种雅,而用粗绒面相纸又很难表现果实的质感,最后郎老选了半光细面,既能感觉到果实的饱满,又能表现树枝表面的粗糙。

1954年的《秋实插花》,我没有翻拍,从画册上扫描了一张

下面这张1950年拍摄的《书斋清供》也是如此,郎老这张照片突出背景光,采用大光圈,让后面的叶子有点儿虚,能看清叶片但看不到叶柄,有点儿像张开五指去挡太阳,阳光从指缝中倾泻而出,手指变得模糊了一样,显然这样的效果用光面相纸或粗面相纸都无法实现,郎老仍然选择了半光细面。

1950年的《书斋清供》,翻拍自原作

最后一张少在他的画册中出现,是用两张底片集锦而成,画面大量留白,背景的山隐在云中影影绰绰,长髯老者(张大千)坐在一叶扁舟之中欣赏湖光山色,小船在画面中所处的位置正是经典的黄金分割线。斜对着光看,郎老还在照片上用毛笔进行了修饰,长髯老者的胡子、水中的倒影都有痕迹。这样的效果用细颗粒的相纸就不好表现那种水墨画的感觉了,郎老选了颗粒较粗、表面也不是很光滑的相纸。市场上郎静山的作品不难找,但是像这样未被收录入画册、有他明显修饰痕迹的早期原作就不多见了,自然价格也更高一筹,却应该是收藏的首选。

1955年的《烟江小艇》,翻拍自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