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几天四慎兄和我分享了一条民国旧报章上的短文，如下：

大伤国体
昨天晌午，有个外国人，带着照像镜，在前门东瓮洞外，招了一群叫花子，排成队伍，拍了一个像。外国人留心风俗，随便照像，还没甚么大关系，给叫花子拍像，将来摆在博物院里，当作玩物一般，与中国实在不好看，无怪人家说，叫花子比菲洲华工不如。小心用这个照像堵我们嘴。
——《京话日报》，630期，3版

起初我觉得很好笑，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可悲。叫花子不是人，就不能享有被拍照的权利？不给别人看叫花子的照片不等于没有叫花子，好比说没发生什么事不等于这事没发生。满清推翻多少年了，民主共和也都好多年了，现在还有国人喜欢这样自欺欺人。当然，这可能是中国哲学的世界观早都渗透到我们骨头里了，成了血液和神经的一部份。可是，问题和困难谁都会遇到，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正面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就永远存在问题，永远存在问题就等于越来越多问题。中华文明存在几千年了，能在诸古文明中一直延续下来，就是靠变，靠适应。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更好的生存。

今天有条新闻，说小马哥脸书的粉丝突破八万（我刚看了下已经突破十万），不管是不是做秀，能不能给湾湾人民带来好处，至少是一种改变，或者说是适应，合理运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这就是适应，而这个当今世界上最火的网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真可悲！

1920年代一位外国摄影师在给中国的下层百姓拍照

前些天太液池同学贴了一组美国康奈尔大学收藏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佛殿内景，被误认为是北海的大慈真如宝殿，立刻有同学指出不是大慈真如宝殿。这张照片我曾经看过另一个版本，当时也兴致勃勃地考证过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结果那天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能记得是宁波，真是汗-_-!!今天有空，把手里的资料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上次考证时留下的资料，写在这里以防自己再次忘掉。

从这张照片上看，大殿是重檐歇山顶，内供三世佛，两侧有协肋菩萨，殿左右还侍有十八罗汉。从蒲团的大小和供桌的高度看，殿内供奉的佛像、菩萨像、罗汉像都非常高大，特别是三世佛，至少有十米高。月梁和柱础的样式都是南方常见的，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北京的皇家建筑。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了很多：南方的一座大寺，正殿内供着的三世佛非常高大，有协肋菩萨和罗汉像。通过检索，很容易锁定宁波的天童寺。Google来一段该寺大雄宝殿内的介绍：现存佛殿为1635年（明崇祯八年）建，系寺内最古建筑，殿高21.5米，宽39米，深29.25米，殿内三世佛坐像3尊，总高13.5米，其中佛身高6.38米。迦叶、阿难侍立释迦佛左右，两翼为高约2米的十八罗汉坐像。另，柏石曼也以类似的角度拍过天童寺佛殿，选入他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更可佐证以上推测。尽管柏石曼的拍摄时间要晚很多（1909年左右），殿内已经修葺一新，但仍可看出一样的格局。利卡尔顿1900年也拍摄过天童寺佛殿内高大的佛像，收录在拙作《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中。当时我根据他的描述推测应该是天童寺，但是没有十足的证据，而且他称这座寺为“Fuchoo Temple”，故最后也没有写明，这次有了结果，只能再版的时候修正了。

天童寺我没有去过，但是看资料说1966年寺庙被“移作他用”，佛像被毁，1979年重建，现在只能通过老照片感受过去的辉煌……

我曾经看过的那张天童寺佛殿内景照片，从底片的划痕和照片的尺寸可以看出是后来重洗的版本，原照的拍摄年代可能是1870年代末，这张重洗的时间大概在1890年代左右

太液池同学贴的康奈尔大学收藏的版本，底片的质量明显好很多，是拍摄不久洗印的版本

柏石曼拍摄的类似角度天童寺佛殿内景，图片出自《中国的建筑与景观》p267

包腊于1860年代拍摄的天童寺佛殿外景

利卡尔顿1900年拍摄的天童寺佛殿内佛像，对比第一张能看出下面的莲花座是新修的

搬到“通州国”来已经几个月了，我对周边环境的熟悉还仅限于几个菜市场和超市……“通州国”拱卫京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水路）和粮仓，周边还遗存很多重要的古建筑，我觉定从熟悉这些古建筑开始。下午没风，暖暖的，我决定去八里桥。

八里桥原名“八里庄桥”，因在通州城西八里而得名，又称“永通桥”。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建桥的缘起，《日下旧闻考》里记载的“李时勉永通桥记”是这么说的：通州城西八里有河，京都诸水会流而东。河随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轧坏。内官监太监李德以闻于上，欲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往经度之。总督漕运都督武兴发漕卒，都指挥佥事陈信领之，工部尚书王会计经费，侍郎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太官监太监阮安总理之。桥东西五十丈，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分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南北二百尺两旁皆以石为栏。表二坊，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以祀河神。经始在正统十一年八月，告成于十二月，明年三月立石。

这座桥在历史上出名，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在这里的“八里桥之战”。彼时，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僧格林沁麾下蒙古骑兵的冷兵器根本不能和英法联军先进的火器抗衡，先失张家湾，又失通州，最后退守八里桥。八里桥是咽喉之地，过了这里去往京城就是一马平川，因此僧格林沁组织了近三万兵马死守八里桥。1860年9月21日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向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孟托班总指挥，东路是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将军指挥的英军。南路主攻，是由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关于这次战斗，中、英、法三国都有很详细的文字存世，且基本一致：尽管蒙古骑兵英勇无比，但是在火炮和先进的后膛枪前，最终失败。

八通线八里桥站东厅出口一出来，就能看到八里桥。现在八里桥结构上大体未变，但1938年修京通公路时将桥两端垫高，40年代桥面又铺了柏油，80年代在桥南北开挖了分水渠，并分别修了三孔混凝土桥，周围环境变化很大。80年代八里桥南北的两个小券洞被冲毁，后修复。

上图是比托1860年拍的八里桥，据国外学者考证应该是激战之后，缺失的桥栏板应该就是在战斗中被毁的。

1860年12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八里桥之战版画，我认为场景是根据比托的照片所绘，国内有这幅版画的多个临摹版本。

上图是1901年法国人Calmel拍摄的。因为在地铁站旁，很多上班族都把这里当作停车场。百多年前桥上是马车，现在是汽车……两张照片对比能看出哪些望柱上的狮子是老的，哪些是新的。

Google Earth里的八里桥

2007年1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沈弘先生的一篇文章《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很多中文的历史资料找不到发生在北京的这件刺杀袁世凯案的报道，有些资料（沈弘先生列出了几种）里有，但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时间地点不一致。他根据1912年2月1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确认了刺杀发生的事件、地点、经过和结果。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出来前往他的新办公地点外务部新衙门，当他的马队快要行进到东华门外大街和王府井大街路口处时，从路北边的三顺茶点跑出三个人，分别向他掷出三枚炼乳罐大小的炸弹，因袁世凯的马车走得快，第一枚和第二枚炸弹扔晚了，落在马车后，炸伤了袁的卫队和马匹，有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他的侍卫管代袁金标送医不治身亡；第三枚炸弹没有炸。炸弹之所以扔的不准，还有一个原因是路边有个木质岗亭挡住了刺杀者的视线。三名刺杀者扔完炸弹后又跑回茶店，警察当即逮捕了十个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从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身上均搜出武器，当日便被行刑，其余七人被法国记者保释。

我非常同意沈弘先生的观点：作文史研究，必须要开放思路，正的反的中的洋的资料、观点都要看，否则会偏颇。最近有幸见到这期《伦敦新闻画报》，选几张图贴上来。

左面单层的建筑即三顺茶店，右边能看到挡住刺杀者视线的木质岗楼

筐里扣着的是那颗哑弹

围观的警察和被炸死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