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阵子在朋友那里看到一套上海战事写真馆于1924年印行的《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里面有三页是介绍上海的一位“女刺花党”，也就是有纹身的女性被游街的事情，我很好奇，就去查了下背景。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上海租界的治安受到影响，于是法租界开始逮捕“刺花党”。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对纹身这种事不像现在有这么高的宽容度，而且当时在有纹身的人群里地痞流氓也确实占比高些。鉴于一些“刺花党”逃到了华界，淞沪警备厅厅长陆荣篯在1924年9月21日召开会议，要求各警署逮捕“游民”，重点就是“刺花党”。比如1924年9月23日的《申报》就报道说有个叫陈阿大的人，在陆家浜向友人讨债，言语不和，一怒之下脱去上衣露出手臂上的纹身，结果被巡警撞见，抓走了；还有一个张某，在小西门外的森福茶楼和别人打麻将赌钱，因为天热遂脱去短衣露出了手臂上的纹身，结果被人举报给抓走了……单是一个上午警察就抓了七、八十人，全部被押送去南市水巡队，用驳船运到北市沪宁铁路车站，再转运到江浙战争的前线去当苦力，甚至冲锋的炮灰……我想起大学刚毕业的那一、二年，北京查暂住证很凶，我同事和他同学一块儿租住在地质大学（他们的母校）附近的平房，半夜去公共厕所解手，遇到巡逻的辅警，一查没带证件，就被抓走了，连夜被送回辽宁老家，他女朋友担心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接到那个男生从家打来的电话，最后这个制度的终结（其实并没有）是用生命换来的。

《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有一段这位“女刺花党”的介绍，说她叫陆小妹，出生在浦东，最初嫁给了一个“白相人”（就是那种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能言善辩，算是一朵交际花，后来与不同的流氓姘居，还收了好些徒弟，自己变成了一位“女白相人”。淞沪警察厅开始抓“刺花党”后，吃她醋的人便去举报，结果陆小妹就被抓了。据说陆小妹胸前刺着二龙戏珠，龙身一直缠绕到胳膊上，胳膊的空白处还纹着“现在西洋画家所最提倡的外国裸体美人”，腿上则纹着“秘戏图”。

这样大面积的纹身在日本很有传统，老照片里常见，现代也有人拍。美国摄影师克雷斯·雷尼尔（Chris Rainier）有一组作品是关于世界各地的纹身文化，其中一张是位日本女郎，单是后背就纹满了，据说她是某日本暴力组织头目的女人。

陆小妹这种尺寸和内容的纹身，确实与当时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相左，但被抓也就算了，竟然还被游街三日！“日前，在南市一带人山人海，嚷着看女刺花党游街，大家钻出头来看。只听一声锣响，说女刺花党来了，只看那个女刺花党把他高高的抬起……只见那个女人不过二十多岁，凶悍露于面目，虽然这样出丑，他却恬不为耻，还是目灼灼视人，道旁的看客大家拍掌欢呼，说这漂亮的女子好不出风头啊。”关于游街这件事，我没有在《申报》上查到记载（也可能是我看得不够细，漏网了），但包天笑在他的小说《一缕麻》提到过类似的情节，作者借一位老人之口说她“ 满身刺着花，还是个规矩人吗?左不过是白相人嫂嫂罢了。”这也是普通百姓的看法，所以看热闹的人多，同情的人少。

每个人都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力，人和人之间应该包容，社会在进步，莫说去游街或当炮灰，抓，也不会发生了。

《老照片》第一三五辑的第一篇文章是何康老先生口述自己青年时代以前的历史，其中有一张配图是年幼的他和母亲等人在一架写有俄文的飞机前的合影。那是一架德国的容克斯F.13（Junkers F.13），我对这架飞机有了兴趣，一番检索发现，背后还有故事。

01

1914年，俄航空学校的校长柯万科（Л. М. Кованько）提出开辟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飞艇航线，以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的补充，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飞行计划，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随后的“十月革命”打断了计划的实施。1923年，苏联航空理事会提出开辟从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经由莫斯科到海参崴的民用航空线路，于是柯万科当年的计划得以重见天日，不过鉴于航空器的主流已经从飞艇过渡到飞机，这条飞行线路也更改为从莫斯科到北京。为了这次飞行，苏联在1924年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其中包括民用航空队（ГВФ）、航空之友会（Общества друзей воздушного флота）、多布罗莱协会（ДОБРОЛЕТ）、《真理报》（Добролет）、国有电影制作公司（Правды），以及人民外务委员会（НКИД）。那张照片中机头喷涂的第一行俄文“ДОБРОЛЕТ”即多布罗莱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23年，简单理解就是在当时苏联经济体制下的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后来成为俄航的一部分。1925年3月20日，委员会正式开始准备工作，确定此次飞行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与远东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确定远东航线，培养航空人才，检验航空业的成就。”同年5月，委员会确定下来这次航线开辟所使用的飞机共四个型号，分别是苏联自己生产的R-1、R-2、AK-1和从德国进口的容克斯Ju F.13。

R-1是苏联生产的第一款飞机，其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沙俄从英国Airco公司获得的德·哈维兰（De Havilland）DH.4生产授权，但当时缺乏进口的发动机而没有大规模展开生产。苏俄内战期间，少数参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德·哈维兰DH.9双翼飞机被苏联红军获得，苏联飞机设计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里卡尔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 1892-1944）结合此前DH.4的图纸，对DH.9测绘并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在材料方面：英国原产使用的是一种美国云杉，质量轻强度高且少有木结，波里卡尔波夫选用在俄国更易获得的西伯利亚松来替代，减轻了飞机重量增加了有效载荷。这种新设计的飞机1923年5月15日完成首飞，被命名为R-1（俄文写作P-1，当时国内的报纸称其为“而字第一”）。这种飞机乘员2人，机身长9.24米，翼展14米，由一台水冷发动机驱动，最大航程700公里。R-1最初使用过的引擎主要是德国生产的梅赛德斯D.IV和英国阿姆斯特朗·西德尼的“美洲狮”（Puma），后来仿制了美国的“自由12”（Liberty L-12）引擎并命名为M5，少数装备进口引擎并被改装为教练型的R-1被定名为R-2。

波里卡尔波夫是苏联的著名飞机设计师，世界知名的米高扬设计局的两位主要设计师米高扬和格列维奇都曾在波里卡尔波夫手下工作，而波里卡尔波夫主持的设计局则是苏霍伊设计局的前身。

R-1和中国颇有“缘分”： 1925年2-6月，三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R-1帮助国民革命军进行侦察和通信保障；1926年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时，一架R-1投掷过炸弹和传单；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的18架装备有机枪和炸弹的R-1参加同江海战，炸沉了奉军的“利捷”号、炸伤“利绥”号。苏联后来还曾向冯玉祥赠送了30架R-1。

AK-1是苏联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德罗夫（В. 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和加里宁（В. В. Калинина）共同设计的一种单翼单螺旋桨客机，并以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命名（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Калинина）。这种飞机最多可载乘客3人，机长11米，翼展14.9米，最大航程750公里。

容克斯F.13是德国容克斯（Junkers）公司制造的一款商用客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全金属打造的飞机，单翼单发动机，可搭载乘客4人，机长9.6米，翼展14.8米，最大航程1400公里。这款飞机曾出口到多个国家，除了苏联还有中国，甚至民国政府还发行过这款飞机的邮票。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飞行使用的三个型号的飞机，除AK-1外驾驶舱都是“露天”的，这为他们后面的飞行造成了不少麻烦。

这个飞行计划设计了19个降落点，大体上是沿着莫斯科（Москва）、下诺夫哥罗德（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喀山（Казань）、萨拉普尔（Сарапул）、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Красноуфимск）、库尔干（Курган）、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鄂木斯克（Омск）、新西伯利亚（Новониколаевс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坎斯克（Канск）、下乌金斯克（Нижнеудинск）、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恰克图（Кя́хта）一线，然后进入蒙古，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编号为2734和2737的两架R-1以及编号为2600的一架R-2被拆散后用火车运往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并将发动机、机轮、散热器、螺旋桨等备用零件装箱运往库尔干和乌兰乌德等可能的降落场。

这次远程飞行计划共有20名成员，其中队长是苏联红军空军政治部的主任伊赛·帕夫洛维奇·施密特（Исай Павлович Шмидт），他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犹太人，被同伴私下称作“胡子”，他不驾驶飞机，主要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在一路上的多个欢迎会上发表鼓动性的演讲。飞行队由六架飞机组成，分别是：

编号No.2738 R-RMPA的俄制R-1，驾驶员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莫夫（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ромов），机械师叶夫根尼·罗兹维奇（Евгений В. Родзевич）

编号No.2733 R-RMPB的俄制R-1，驾驶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沃尔科沃诺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лковойнов），他同时担任副队长，机械师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

编号No.2601 R-RMPE的俄制R-2，驾驶员阿卡迪·尼基佛洛维奇·阿卡托夫（Аркадий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Екатов），机械师马里科夫（Ф.М. Маликов）

编号R-RDAP的德制容克斯F.13“真理”号（ПРАВДА），驾驶员伊万·克林门蒂维奇·波利亚科夫（Иван Климентьевич Поляков），机械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米克海耶夫（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ихеев）

编号R-RDAO的德制容克斯F.13“红色羊毛工”号（КРАСНЫЙ КАМВОЛЬЩИК），驾驶员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内德诺夫（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Найдёнов），机械师瓦西里·弗拉索维奇·奥西波夫（Василий Власович Осипов）

编号R-RDAX的俄制AK-1，驾驶员阿波利纳利斯·伊万诺维奇·托玛谢夫斯基（Аполлинарий Иванович Томашевский）机械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卡米舍夫（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Камышев）

除了上述飞行人员，剩余七人都是宣传工作者。前面提到筹备此次飞行的委员会中就有媒体的代表，记者们总是偏爱这样的冒险题材，这七人中包括俄罗斯通讯社（Роста）的米克尔（Михельс）、《真理报》（Правда）的罗森布拉特（Розенблат）、《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的齐娜达·里希特、《列宁格勒真理报》（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的列别坚科（Лебеденко）、军事新闻记者奥萨奇（Осадчий）。其中齐娜达·里希特是位女性，她乘坐的飞机驾驶员格罗莫夫后来回忆说她有个不安分的灵魂，自从丈夫去世后就一直对冒险情有独钟，后来她还写了本关于此次长途飞行的书《七千公里空路》（7000 км по воздуху）。队伍中还有一位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阿道夫维奇·什尼德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дольфович Шнейдеров）和摄影师布留姆（Георгий Блюм），他们全程拍摄了很多素材，后来剪辑为《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ёт）的影片并在苏联公映，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油管上曾经有此片，但现在链接已经失效，国内由上海音像资料馆买过一份拷贝。

02

1925年6月10日上午8时，飞行队终于从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机场（Aэродрома Имени Троцкого）启程了。这座机场的前身即著名的伏龙芝中央机场，建于1910年，1923-1926年曾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不再使用这个名字。机场周围曾经聚集了米高扬、苏霍伊、伊留申、雅科夫列夫等飞机设计局的工厂，多款知名飞机曾在这里试飞，2003年这座机场正式关闭，计划改建为航空博物馆。

按照飞行计划，每一段航程大概在500-750公里，两架同型号的飞机一起飞行，这样可以互相照应，比如两架R-1、两架容克斯分别编为一组，而AK-1和R-2同时起飞降落，她们的航程较短，因此一般情况下先出发，也先降落，为后续四架飞机勘查降落场地。

机队飞行三个小时后降落在下诺夫哥罗德，经过休整后于下午4时再次升空飞往喀山。先抵达喀山的是两架R-1和一架R-2，两架容克斯和AK-1中途遇雨，耽搁了一段时间才到。飞行队在喀山受到热烈欢迎，队长施密特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休整一晚后飞行队在6月11日飞往萨拉普尔，中途沃尔科沃诺夫驾驶的R-1迫降一次，但很快便赶上了队伍。由于天气原因，在萨拉普尔停留了两天后，飞行队于6月13日再次出发，上午5时05分六架飞机先后起飞，两个小时后，AK-1和两架容克斯降落在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另外三架飞机则直接飞向库尔干。在飞行途中格罗莫夫驾驶的R-1因为输油管漏油的问题迫降，另一架R-1也一同降落，在管路问题修复后分了一些油给他们，两架飞机才继续赶路。上午9时30分，另外三架飞机从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出发，下午1时也飞抵库尔干。

6月14日，飞行队从库尔干出发，正赶上东风，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抵达鄂木斯克，AK-1最后一个赶到，降落时已经是晚上8时，在那里飞行队再次受到热烈欢迎，工农群众打出横幅，还有军乐队的演奏，同样由施密特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6日上午飞行队从鄂木斯克出发，飞行六个小时后抵达新西伯利亚。17日，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有两万人参加。在新西伯利亚原计划停留三天，但因为天气原因不得不一再推迟。在不能飞行的那几天，他们去看电影和戏剧表演，还有个小插曲：据R-1的驾驶员格罗莫夫撰文回忆，他的机械师叶夫根尼有一个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才知道是跟着一个芭蕾舞演员回家了，幸好他们的队长施密特没发现这件事。

6月21日经过几小时的飞行，上午9时飞行队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第一个降落的是沃尔科沃诺夫驾驶的R-1。八千名当地民众举行了欢迎会，政府、工会、铁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分别致辞。在这一段航程中，R-2因为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故障而迫降一次，AK-1因为机械师的失误影响了罗盘，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迫降，在询问当地居民后确定了方向才再次起飞，好在这两架飞机都在当天赶到了目的地机场。当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场位于叶塞尼河旁，他们降落后的第二天因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机场都被淹了。23日飞行队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在当天抵达下乌金斯克。24日上午7时50分飞行队从下乌金斯克出发，当日抵达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位于贝加尔湖南部以西，飞行队必须要穿过这座狭长的湖，湖面上天气多变且常有大雾，湖西部和东部都横亘着高山，于是飞行队认真研究地形以确定飞行路线，研究天气报告以确定出发时间，甚至安排了一艘船在贝加尔湖上航行，以便飞机迫降水面可以尽快实施救援。由于连续大雨的原因，直到7月1日上午8时飞行队才再次出发，可是两架容克斯在湖面上遭遇巨大的雨云墙，起飞一个小时后不得不折返回去；两架R-1在雾中不敢贸然翻越山岭，最后沿着色楞格河的河岸降落在上乌金斯克（Верхне-Удинске，今乌兰乌德），R-2和AK-1则没了消息。乘坐容克斯的队长施密特降落后立刻赶到火车站发电报，询问各火车站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飞机，下午2时收到消息说R-2和AK-1刚飞过买卖城前往乌兰巴托，后来证实状况实际上更复杂。7月3日，两架容克斯从伊尔库茨克飞到了买卖城。7月4日，两架R-1从上乌金斯克飞往乌兰巴托，在经过买卖城的时候看到停着的两架容克斯，通过地面发射的信号弹得知他们并不需要帮助后，两架R-1继续前进，最后降落在乌兰巴托，R-2竟然已经停在机场上了。两架R-1降落不久后，两架容克斯也降落了，但仍然没有AK-1的消息。据驾驶R-2的阿卡托夫说，他们和AK-1侥幸穿过贝加尔湖上的云墙，躲过湖东面绵延一千多公里的达乌里山脉，但在大雾中两架飞机失去联系，随后R-2遭遇大雨不得不迫降在野外，他们的飞机没有机舱，只能在机翼下躲雨。雨停后天已经黑了，又冷又饿的他们走了四公里才遇到一个蒙古包，好在那些蒙古人很热情，招待他们吃了东西。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他们重新起飞，当天降落在乌兰巴托。失去了AK-1的消息，队员们都很焦急，一架容克斯出发去进行搜索，但毫无发现。就在众人感到绝望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AK-1终于也来了，六架飞机终于重新汇合。事后才知道AK-1在与R-2失去联系后也不得不迫降，好在他们有机舱可以休息，不像R-2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那样在野外受冻。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党组织了盛大的欢迎集会，乔巴山接见了所有的队员，并发表了颂赞飞行员，号召向苏联学习的讲话。作为回应，施密特称赞了蒙古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强调蒙古的“解放”归功于蒙古人民。据说这是蒙古人第一次看到飞机，1931年苏联送给蒙古政府3架R-1s，蒙古政府又采购了3架，组建了蒙古最早的空军。

从伊尔库茨克到乌兰巴托这一段的考验主要是贝加尔湖上空多变的天气以及在大雾中飞越东南方向的高山，而从乌兰巴托到到张家口这一段则需要闯过无边的戈壁。虽然西伯利亚也广袤无垠，但至少有铁路线可以作为地标，戈壁这一段除了罗盘只能通过电报线路来辨别方向，为此，飞行队在乌兰巴托停留了接近一周的时间，准备预案制定飞行计划。7月8日上午5时许，飞行队出发，约五小时后除了AK-1外都抵达了中蒙边境的乌德（今扎门乌德）。派出车队搜寻后，原来AK-1中途遭遇强风迫降，结果机腹受损，驾驶员和机械师执意自己修复，拒绝了同伴的帮助。接下来将进入中国境内，7月9日，剩余的五架飞机飞往张家口以北的庙滩，但意外再次发生，编号R-RDAP的容克斯在降落时撞到了一处浅沟，造成起落架无法修复的损伤，探险的旅程终止在了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

据1925年北洋政府的《交通公报》，7月9日，也就是飞行队抵达庙滩的第二天，北洋政府交通部致函航空署，虽然苏联方面早就通知了北洋政府这次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行计划，但中方并没有给予通行的回复，而且飞机到了庙滩，苏联大使馆的参赞才“声称”如果7月9日天气好俄国飞机将飞往北京。仓促间，航空署派出科长韦庭鲲、交通部部员王季子、张文焕会同海关人员急赴庙滩处理入境事宜。就这样，过了近一周的时间，俄国飞行队终于在7月13日飞抵北京南苑机场。

03

为迎接苏联航空队的到来，北洋政府在飞机降落的南苑机场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因为苏联大使馆通知俄国飞机确定到达北京的时间较晚，因此现场没有搭设传统的彩牌楼，只有一个巨大的席棚，棚前横向拉着红、黄两色的彩绸，正中交叉悬挂中苏两国的国旗。棚内正面摆一长案，上面摆着各界准备送给飞行员们的奖品，西南北三面摆着覆有白餐布的长桌，上面陈设饮食器皿，饰以盆景等物，餐桌后摆着座凳，坐着各界男女来宾。同时在场门及机场四周都有荷枪实弹的陆军步兵和宪兵维持秩序，甚至还专门划定了临时停车场，各种车辆都停在场外西北之空地。记者对于各界预备送给飞行员的奖品有很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国民党本部所赠大银杯一只；警监朱深所赠小银杯一只；航空署署长何遂所赠景泰蓝镀金鼎一个、景泰蓝方炉两个、景泰蓝圆炉两个，景泰蓝瓶两个，银鼎七只，自画山水屏七件以及他本人的肖像照七张。装着七只银鼎的木匣上都贴着红纸条，写着上下款等内容，如送给驾驶AK-1的托玛谢夫斯基的盒子上写着“苏联飞行家欧亚航空第一次来华纪念”，中间写着“北游大方”，下款是“中华民国航空司令何遂敬赠”，送给沃尔科沃诺夫的木匣字条中间题字是“青云有路”，送给驾驶格罗莫夫的木匣字条中间题字是“御风”，送给团长施密特的木匣字条题字是“壮志可风”，送给波利亚科夫的木匣字条题字是“北海游鸿”；冯玉祥所赠瓷花瓶两尊；政府所授纪念奖章七座；沪案（即五卅惨案）后援会赠鲜花一篮；国民党赠纸花圈四个；雪耻大会赠花圈两个；江苏如皋平民社赠该社社旗一面；大阪朝日、东京朝日两新闻社各赠鲜花两束；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刘清扬赠花盆景一个；全世界工人联合会赠绣红缎金字匾额一块。

上午8时半，航空署收到张家口发来的消息，说看到苏联飞行队经过张家口上空，径直向北京飞去，于是航空署负责迎接的职员便在欢迎大厅的外墙贴出通告，在场的民众以为飞机即将抵达，都“引颈西望”，航空署也派出几位飞行员驾机升空，“往来梭驶”以示欢迎。其中有一位航空署署员的女儿戴女士，也驾驶飞机进行了空中表演，做出种种花样，引得观众一片喝彩。现场很多人拿着照相机拍照记录，卖饽饽、冰水、汽水的小贩则担着货担密布大厅左右。可到了九点钟，仍然不见苏联飞行队的踪影，于是观众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去找荫凉的地方，都散了。

据说当天在南苑机场的观众有三千多人，一部分是附近住户的妇女老幼，更多的则来自民间组织。据《顺天时报》和《航空月刊》的报道，12日晚至13日晨，“有国民党籍学生等，乘数量汽车驰行各街市，散布传单，如雪片然，以促都人士莅苑欢迎。”在南苑机场参加欢迎仪式的各种团体有二十多个，“除全国学联会沪案雪耻大会、国民党员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中国青年军人北方执行委员会等人数占有过半数外，复有武汉学联会、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全世界工人联合会等团体。”北京的军政界代表有：“海陆军部代表周葆霖、内务部代表吴承提，参谋本部代表胡承祐、赵德馨，交通部代表王时泽、谢式瑾，西北边防督办署代表高宝龙、国民一军代表胡文彬、国民二军驻京办公处员、京师宪兵司令部代表马伯乐、全国烟酒督办代表梁适、杨学恺，警卫厅司令代表邓萃英、警察厅代表杨开甲、全顺、王贵、京师总商会代表高金钊。”航空署署长何遂“因军务缠身，派总务厅长张浩代表总司欢迎招待之责”。苏联方面则有“大使加拉罕、参赞伊凤阁以致侨民共有数百人”。另外还有二十多人的日本记者团，看来日本的媒体对这件事颇为关注。还有警厅音乐队和十一师音乐队等数起，并有救护队一队，上标红十字旗帜；雪耻会学联的汽车旁均插 “欢迎苏联飞机”及“中俄民族联合”等旗帜。据记者观察，现场罕有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更多的则是红旗，是“中国之青年……渴望飞机之到来……有特别热烈之情感。”

到了下午1时10分，东北方向终于出现三个小黑点，现场有一位带着望远镜的俄侨兴奋地说：“飞机到了，飞机到了！”众人听后纷纷鼓掌，有的人则挥舞手中的小旗表示欢迎。几分钟后，编号2738的R-1首先降落，飞机还未停稳，机械师就跳下飞机（当时的报道称是“第二驾驶员”，但实际上没有副驾驶，只有驾驶员和机械师，因此极有可能是机械师或队长施密特跳下了飞机），并向观众挥手，接着与大使加拉罕及中方参加欢迎的主要人物握手，各团体的花圈挂在了螺旋桨上，红旗则插进驾驶室。接下来降落的是编号R-RDAO的容克斯飞机，报纸称“此机特大，中容六人”，“具全属铝之合金所制，在华实为罕见。”五分钟后，第三架飞机，编号为2601的R-2降落。三架飞机停在欢迎大厅前，头北尾南，比肩排列。下午四点，第二架R-1才抵达南苑机场。第五架飞机AK-1则在17日晚7点20分抵达北京。13日首先降落了三架飞机后，观众们都向飞机涌去，人群中青年们挥舞着国民党党旗和红旗，并高呼“苏俄飞行员万岁！”，报纸上形容“热烈情况有如大旱得获甘霖”，甚至提到有一班女学生“尤形踊跃，且有趋至俄机旁揽扶飞行员，速行下机以邀首先把握之荣”。航空署职员在十一师大刀队的护卫下立刻对飞机进行了检查，之后飞行队的成员们收拾行囊走进欢迎大厅，军乐大作，掌声雷动。

首先由徐谦代表工商学各界致欢迎词如下：

苏联飞行队此次由莫斯科飞行，经西伯利亚蒙古直抵北京，其意义至大。近年以来，欧美飞行技术，进步甚速，在交通上开一新纪元，中俄两国，接壤数千里，此次飞行成功，于将来两国之亲善关系，自必有重大影响。中国自百余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之压迫，此帝国主义之列强，所以能横行中国而无忌，不过挟其发达较早之技术，如枪炮战舰飞机等，以相逼迫。中国原系农业国，机器工业，发达较迟，而帝国主义之列强，蹈瑕抵隙，即在于是。苏联开国以来，首以解放东方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号召于世。去年与我国订立协定，完全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废除从前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开百年来东亚国际史之新纪元。苏联立国以来，不但主义上一反以前帝国主义者之所为，而国内物质上亦有长足之进步，飞行事业，其一端耳。但以前帝国主义者，皆利用物质文明，为侵略弱小民族之方法，苏联则以物质文明为扶助被压迫民族之工具，此其大不同之点。今于苏联飞行队抵京之时，特代表北京市民致极端欢迎之意，并祝中华苏联两国之亲善关系与日俱进。
北京农工商各界团体，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徐谦致词毕，航空署总务处处长张浩，代表航空署署长何遂致词如下：

我华俄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之上，壤地相接，风尚略同，近百年来，两国间之交通事业，亦顺世界之潮流，同时进展。自飞机发明，我两国更得于轮舟铁路而外，发挥其交通上之进步，此两国国民所同深欣幸者也。今承贵国飞行诸君，不避艰险，惠然来临，我国民无不欢欣鼓舞，以瞻望诸君之光荣。因念我两国缔约二百数十年，通商之早，邦交之笃，为近今国史上所仅见，此次诸君飞行万里，其毅力与决心，既足表示我两国亲睦之真诚，尤足为我航空界互相提携之先导。鄙人仅代表敝署长，偕本署全体同僚，以极诚挚之态度为极隆重之欢迎，籍答远到临存之厚意，敬祝贵国飞行诸君万岁，并祝我航空界万岁。

张致词毕，又由刘清扬女士手致鲜花数束，各驾驶员皆一一领受，并致答谢之意，学联会代表于国珍大喊“苏联飞行机万岁！苏联首先取消不平等条约，中苏两国亲善万岁！”众附喊之，欢声雷动，情形极为热烈，双方各通款洽后，即出厅在大门前合拍一影，徐谦、加拉罕正中立，中国方面欢迎者排立于徐谦一旁，驾驶员及俄侨排立于加拉罕一旁，撮影毕即散，各界代表亦相继散去，所有赠品都用汽车运往苏联大使馆，飞行队的成员们也住在使馆里。

7月13日晚，苏联大使加拉罕在使馆举办招待会，队长施密特致辞说“中俄飞行之成功，不独足以表示苏联飞行事业之成功，抑足为中俄两大民族热烈同情之示威，此次飞机所过之处，凡俄国与西伯利亚农民，以及村民僻族，莫不为中俄关系进步而所幸，且纷纷请该队代其向中国人民致意。”14日上午飞行队员参观了故宫三大殿，下午航空署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飞行队举办洗尘会，因为航空署署长何遂“因故未迄亲行来京招待”，于是由总务科长张浩代为主持，并邀沈瑞麟外长、大使加拉罕（因事未到）、海军总长林建章、代理农商总长莫德惠、徐谦，及苏联大使馆参赞苏洛维夫、商务参赞克赖斯柯等作陪，席间由张浩表示欢迎之忱，苏洛维夫参赞及飞行队长施密特举杯称谢，“并祝中俄合作及中国航空事业进步，后由航空署飞行家王君演说，声言当此中国对帝国主义奋斗之际，而苏联飞行家以中国之良友飞来中国，实堪中国人民之欢迎，望代向苏联全体飞行家表示诚挚之意云。”15日上午，飞行队游览颐和园万寿山，16日下午一时飞行队去拜访了航空署长何遂，接着拜访了外长沈瑞麟。17日下午，飞行队的四架飞机绕北京城三匝，一说是为了答谢北京市民的厚爱而作飞行表演，实际上是为了迎接最后抵达的第五架飞机AK-1，带领其降落南苑机场。无论如何，在绕北京城飞行期间，“其声隆隆，震动屋瓦，”“商家市民妇孺等……咸多趋至街表举手仰视，甚至行路座车者亦多停车止步，且为种种之评论”。21日下午三时，飞行队员在加拉罕的带领下去执政府觐见了段祺瑞。22日中央观象台长高鲁在观象台设筵招待飞行队员及苏联大使馆主要人员（加拉罕大使因事未到），并邀蒋梦麟、张浩等四十余人作陪，席间高鲁举杯致辞：“中国亲俄之理由甚多，苏联时以民族独立及民族自决为念，即属中国亲俄原因之一，俄飞行家初抵南苑，即表示希望中国飞行事业进步以作卫护中国主权之利器，此语尤为吾人所难忘，苏联政府之赞助科学与学者，亦属可称颂之一端。”参赞苏洛维夫代表答谢，继由施密特代表飞行员致答辞，“吾人飞行成功固属可喜，吾人适于可代表全俄工人农民向中国民族奋斗先锋之智识界优秀分子表示敬意之际而飞抵中国，此层尤为可庆，谨举杯就中国新兴势力胜利”。

04

苏联飞行队成功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完成了最初设定的目标，但随后从苏联方面又传来新的指示：飞行队中的两架R-1将途经沈阳、汉城等地飞往日本东京。限于当时中国的形势，能否在沈阳降落需要张作霖同意，而在朝鲜的降落点则需要日本政府同意。两架R-1所装备的苏制M5发动机已经飞行了近七千公里，必须要进行更换，为此，飞行员在北京等发动机从莫斯科运来并安装调试用了三周，直到8月30日才出发，最终在只有一架R-1在9月2日抵达东京，另一架因为天气原因迫降在下关附近，日本政府建议飞行员将飞机拆解后运往附近的机场再起飞，但飞行员拒绝了，带着机械师乘火车去了东京（这么做的原因涉及苏联和日本两国飞行队的“竞赛”，一方是从莫斯科到东京，一方是从东京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其余三架飞机将取道洛阳、南京、上海，最后去广州。和东北的情况一样，飞行队去河南前先给督军岳维峻发了电报，在获得同意后，于8月13日上午6时，三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往开封，当日上午11时抵达，16日上午8时，河南督军岳维峻到开封演武厅送别飞行队往郑州，但其中AK-1起飞丈余便坠落，好在人没有受伤。17日中午交涉员林实在郑州宴请了飞行队，并与警备司令杨瑞轩乘坐飞机“在四周环绕数匝”。18日上午7时，剩余的两架飞机（R-2和容克斯）先后升空飞往南京。这天上午8时，南京方面负责维持秩序的军警齐集小营演武厅等候，沿途往观者络绎不绝。中午12时半，“遥见西北方面，有形似飞隼之单翼飞机一架，从云际飞来，场中先燃薪以待，既到时，由先来之俄通讯员用水泼于火上，黑烟上腾，以通信号，环城翱翔两匝，由场之西北隅落下，如燕掠水面式”。南京方面在现场负责招待的有：“江宁交涉署李科长，军署甄副官、省署马副官、宪兵司令部薛视察长、刘队长、张副官长、省警厅赵代厅长、刘督查长、保安队程队长、北区刘署长”，另有军警百余人。降落后，队长施密特和驾驶员被请入厅休息，约20分钟后R-2降落，有军官上机检查，待驾驶员下机后都去厅内参加西餐招待会。飞机由军警看守保护，各驾驶员下榻于下关惠龙饭店。

飞行队原计划只在南京停留三个小时，但由于上海方面通知说机场要19日才能准备好，因此飞行队在南京多停留了一段时间。8月20日晨，飞行队临行前各机关代表均与施密特一一握手致送。上午10时，两架飞机先后降落在上海的虹桥路中国机场，江苏省特派交涉公署科长杨念祖、俄文秘书周鼎、汪煜，以及航空署职员前往欢迎，淞沪戒严司令部派出了戴参谋长和外交秘书上淑霞迎接，此外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也派出代表迎接。现场秩序则由“剿匪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牛永和和六十名士兵负责。按照原定计划，机队将继续飞往广州，但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刺导致当地政局突变，于是飞行队取消了后续的飞行计划，23日在上海将两架飞机拆解，走海路运至海参崴，飞行员和机械师五人乘坐火车往南京，再转车前往北京，最后回国。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那架编号为R-RDAO的容克斯F.13一直以拆解的状态保存在海参崴，直到1926年被广州国民政府买去，以另一种的形式完成了广州之旅。

俄国飞行队在上海备受中外官绅欢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决议，发起欢迎俄国飞行队组织筹备处，分赴各公团接洽，并定于23日晚7时举行筹备讨论会议，到会的团体有：上海总工会、海员工会、沪北工商学会、上海印刷总工会、法学研究社、上海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上海夏令演讲会、闸北学生五卅后援会等，各派代表列席，共同讨论欢迎手续。8月25日下午1时，上海方面在新区交涉署大楼宴请苏联飞行队，淞沪戒严司令部刑士廉司令、江苏特派交涉员许沅、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沪海张道尹、常芝英警厅长、李知事等为主人，航空署科长韦北海作陪。戴参谋长、金副官长、张团长，海军总司令代表李司令、夏参谋、蒋副官、吴淞无线电方局长、南北总商会会长等，均由交涉署交际科长杨念祖、帮办王镜舜，周鼎、汪煜两办事员等殷勤招待，席间许交涉员作简短发言，称苏联飞行员“鹏程万里而来，历尽艰险，卒能平安抵沪，今日本特派员暨地方长官，得聚一堂，不胜荣幸，甚为钦佩诸君之壮志，此后中俄空中交通之成立，即可以此为标准，并祝诸君前途健康。”施密特也有简单答辞，此次来沪“以开中俄空中交通新纪元，辱承贵国官商学工各界欢迎，无任荣幸，中国年来日趋进步，深望以自主之精神，进行之前途，莫大之希望。”

05

作为“一声炮响”为中国送主义的苏联，其飞行队来华的时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国内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正如火如荼，为这次飞行探险活动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也解释了双方发表讲话的一些言辞以及行为。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为反对虐待而罢工、5月15日顾正红带领工人要求厂方复工而被枪杀、5月30日公共租界英国捕头爱伏生调集巡捕向抗议的中国民众开枪造成的五卅惨案……与日、英等国在中国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至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表示“废除沙俄与中国、沙俄与第三国所缔结的旨在奴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密约。”1920年10月，苏联政府发出《致北洋政府外交部备忘录》，其中一点是“苏俄政府废除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与租界”。 因此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会、学联非常积极主动地组织欢迎苏联飞行队的活动，并在欢迎现场高呼“万岁”等口号。

飞行队的队长施密特出发前在机场曾对民众演讲，他说：“工人阶级群众们，你们今天来欢送我们飞行队前往中国，那个广袤而遥远的东方国家。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飞去那个落后的、不文明的国家，而不是选择西欧的那些文明国家？中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人口是我们苏联的三倍。但尽管有着巨大的财富，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非常悲惨的境地。国家的这些财富既没有被她的国民获得，也没有被中国的资产阶级获得，而是被外国的资本家掠夺走了。中国的工人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只能获得20戈比。中国的农民靠人力耕种土地，马匹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农民从贫瘠的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拉车谋生，车上要么是肥大的胖子，要么是他们的行李，饥饿的人群和人力车充斥着中国的城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飞去中国的原因，为这个被压迫但有反抗精神的民族，我们的机翼带着热切的祝愿，希望那些已经开始的斗争获得成功……我们将把苏联反对资本家的热情带给中国的劳动人民。”

飞行队选择降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我猜也是因为这几个地方，特别是南方的上海和广州是斗争的最前线。尽管广州最后没去成，但是飞行队去了郑州，1925年2月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河南工人运动的中心就在郑州。当然，苏联方面说“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与租界”，但并无实际行动。1924 年5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中规定，双方在议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结果会议拖到1925 年8月16日才召开，而且在开幕后第二天，苏联代表加拉罕即离开北京回国。

这只是事件一面，我认为还有一面是苏方的此次长途飞行计划不可能完全出于航线的开拓，不是纯粹的和平目的。此次飞行的主力飞机是苏联自产的R-1，仅能承载两名成员，最大载重仅750公斤，几乎没有民用航空的价值，像其母型DH.9一样，主要用途是被改装为军用飞机，就像其在后来的中东路事件及北伐战争中的表现一样。这次飞行必然也是验证军用飞机编队飞往远东的路线和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状态，但北洋政府也并非完全无脑，在获知苏联飞机将要来华的计划后，专门制定了一套办法，并通知各飞机目的地政府部门执行。这套办法共八条，开列如下：

一、此次俄飞机来华，系由驻俄大使先期正式通告，经中国政府特许后，方得飞航入境，并受中国政府派员之检查
二、俄大使应将左列事项（除已定各项外）开送查核
    1、飞行目的（已定为试验）
    2、详细飞行路线及在中国境内停留日期
    3、出发及到达中国各地点日期
    4、飞航员及其他航务人员之人数及姓名
    5、飞机之式样、数目、标志、发动机之式样及马力
三、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快之航线，由中国政府指定之，该飞机应即按照指定路线飞航，不得飞往他处，并不得于枝顶地点以外自由升降，至该路线左右界限共为二十公里
四、此项俄飞机来华，中政府指定张家口为入境检查地点，由张家口沿铁路线，经北京，再沿津浦、沪宁线飞往上海，并于张家口、北京、上海等处指定地点，准其自设临时飞机升降场，供此项飞机上下，应用一项，北京则指定南苑航空学校飞行场为升降之地，但到达北京时，如须飞航北京城上面，须先通知中国政府核准之，到达上海时，其吴淞炮台周围五六公里之上面，因军事关系，禁止飞航通过
五、不得携带违禁物品、照相器具、无线电机及邮件，并载运货物
六、沿线经过人烟稠密地方，不得为一千公尺以下之飞行，致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并不得由天空撒落物品
七、此项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航，须携带各种飞航必备之证书及日记，以备检查，并遵守空中一切规则
八、以上办法，系此次俄飞机飞航入境临时特别允许之一次办法，与中国尚未批准之航空条约无关。

从以上办法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充分考虑了中国的主权，严禁携带照相和无线电器材，不允许自行选择降落地点及严禁飞越军事目标，同时又不卑不亢，提出苏联方面要报备飞机的发动机样式及马力，也算是情报的搜集吧。想来航空署应该提供了许多专业建议，不过苏联飞行队尚未离开北京之时，即7月30日，航空署署长何遂即请辞，由曲同丰接任。 总之，一个特殊国家的飞行队历时月余，飞过荒原、湖泊、高山、戈壁和城市，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来到中国，无论如何是值得钦佩的。

华芳照相馆的作品中有一本以北京为主题的影集，内容我认为都很精彩，除了照片的内容很有研究价值外，还有很多内容以外的东西可以深入研究。这本影集里的照片曾零散地在互联网上流传，直到英国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对其进行梳理后，大家终于知道那些照片是华芳照相馆的作品，共72张（有编号的部分）。2013年我承蒙刘杳兄关照去康奈尔大学看了图书馆和艺术馆的部分照片收藏，其中就包括图书馆的一本华芳照相馆北京影集，翻拍了照片并测量了尺寸。后来我回家后收到贝内特先生寄赠的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才注意到他整理华芳照相馆的北京部分作品也是主要靠康奈尔大学的那本影集，如今图书馆已经将这本影集数字化并发布到网站了。华芳照相馆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还有四本很完整的他们的作品集收藏在国外某机构，希望某天边境重开的时候我已经攒够可以去做研究的钱了。

说回到正题，我一直认为拍摄北京这组照片的摄影师是华芳照相馆雇请的外国人。我这么考虑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有资料显示华芳照相馆的创始人黎芳会用英文交流，和外交及海关圈里的外国人熟识（去野餐的时候会请他拍照）且在香港、广州、汕头等地都曾开设过照相馆，但是从南方到北京去完成一个拍摄任务，在1870年代可能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比如人地两生，北京的民众对摄影术的接受程度不高等，都是厄待解决的问题。而且照片中有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使馆内的合影以及各国驻华公使的合影，即使会用英文交流，要想调动这样的场面似乎外国人更有优势。在和国外几位学者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有此观点的不止我一个人，一种猜测认为是威廉·桑德斯，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但随着后来越来越多资料的发现，上海的桑德斯和广东的黎芳实际上没有交集；还有一种猜测认为是托马斯·查尔德，他一直身处北京，有拍照的条件，且和在上海的布莱克有合作，但他的拍摄风格和华芳影集里的作品很不同，我曾撰文说明过；另外有一种猜测是格里菲斯，他在单飞前曾和黎芳是同事，并且他也曾前往北京拍照过，正是查尔德陪他去了好几个地方。但是据查尔德给妻子的信中说格里菲斯是1872年去的北京，而华芳的北京照片有很明确的纪年是1879年，因此也对不上。

直到我最近重新梳理华芳照相馆的北京照片，发现一个细节：一个坐在马车中的人应该就是黎芳本人，也就是说他去过北京，如果确实如此，那可以说明北京部分的照片都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对于辨认老照片里的人，我一直避免以“长得像”作为依据，毕竟这是不可量化的标准，没有学术性，甲说像乙说不像，这样的争吵可以永无尽头，必须有相应的文献佐证才行。但是，这一次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虽然只有侧脸，但是我认为应该就是黎芳本人，而且我将继续寻找其它的证据来证明我的猜测。

在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自媒体发布“某某城市消失的建筑”的内容，且常常有很高的点击量，特别是在那些有着悠久的历史，且现代化进程比较快的地方。人们缅怀过去的城市风貌，这种感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过往的风貌承载着过往的时光过往的情感，当风貌不在，情感也终会随风而逝。另一方面，很多消失的风物以当下的标准来看，实在称得上是艺术的精品，甚至是瑰宝，面对这些风物的消失，遗憾是很正常的情感反应。最近在一本1910年代的相册里看到一组北京九天宫消失的悬塑照片，其精美实在令人赞叹。

九天宫全称九天普化宫，位于朝阳门外，东岳庙东侧路北，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顺治四年重修。其主殿正中供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像，是一尊重达五吨的明代铜像，据说1955年东四区合作社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购铜任务，将这尊铜像砸碎，要运往永定门仓库熔化。幸亏文物部门及时制止，铜像总算没进熔炉，但残片现在已不知去向。铜像的背后及两侧的墙壁上是两层悬塑，马芷庠编的《北平旅行指南》里说这些悬塑“均仿唐杨惠之塑法，塑工精绝。”翁同龢在游览九天宫后也在日记（光绪十年九月初二）中说“殿中塑雷部，极飞动”，而且说“此时无此像设矣”，可见据翁的观察，那时候已经几乎没人能做出那么精彩的塑像了。翁所说的“雷部”是指悬塑正中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又称“雷祖”，两侧的其它塑像可能是雷祖手下的三十六名雷公。民国时候九天宫的住持白景春将大部分房屋出租，后来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贫民，到1940年代这些殿宇已经破败。1952年九天宫被东郊区人民政府用作粮食仓库，后被北京市交电公司作为仓库，直到2002年才腾退完成，北京市文物局拨款进行了修缮。现在九天宫仅存一座后殿，精美的悬塑也都无存了。

前阵子在一本私人相册里看到张塑像的照片：一位身穿袈裟的僧人盘腿而坐，右手抬起，双眼半睁，嘴唇微微张开，似乎在说着什么。从反光的情况看，塑像似有贴金，前额缺失了一块，胸前还有一个被人为戳过的洞。塑像前有五供，都落满了灰尘。根据卡纸上手写的说明，这是北京西山宝珠洞内的塑像。宝珠洞我曾经去过，比对照片中塑像所处的环境，应该没有错，传说宝珠洞内曾有一座桂芳海岫和尚圆寂后的肉身贴金像，今已不存，另有一座汉白玉雕像代替。

宝珠洞是北京西山八大处之第七处，“在山之翠微处，地稍坦迤，是曰平坡。”在翠微山关帝庙前往南看，没几步远就是一座四柱三间木牌楼，正面额曰“欢喜地”，背面“坚固林”，都是乾隆皇帝御笔。穿过这座牌楼再走不远，路右边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三首乾隆皇帝游览此地的诗作，再往前走就到了宝珠洞这座小庙。虽然被称为“洞”，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附属建筑，靠近山下的方向是一座卷棚敞轩，乾隆皇帝曾题额“澄观万有”，在这里可以远眺京城，就是他诗里写的“天半轩斋一倚楹，初冬风物值晴明”，冬天树叶掉落，赶上天气晴朗，真可以游目骋怀。靠近山坡有座观音大士殿，殿后就是宝珠洞，宝珠洞的上方是阿弥陀佛殿。《日下旧闻考》里说宝珠洞“入洞黝黑，昼不见人，旁出其上，见若大蚌剖而倚石壁者”。像个蚌壳倚着石壁的比喻很准确，里面的空间很小，金身像曾经就摆在正对洞口的最里面。

桂芳海岫和尚出生于明万历四年（1576），自幼在保定府的白衣庵出家，清康熙年间入北京西山的大圆通寺，他“笃实持躬，勤劳砥行，箪瓢布衲，十载经营，重新殿庑。”于是康熙皇帝赐名重修的大圆通寺为圣感寺，钦命桂芳海岫和尚为该寺的开山住持，这座寺庙在乾隆年间更名为香界寺，即八大处的第六处。桂芳海岫和尚常在圣感寺北的宝珠洞内修行，最后也圆寂于此，康熙皇帝“仍赐白金为殡资，其徒寂印，奉师全身。”这是其金身像说法的来历。关于桂芳海岫和尚的传说很多，据说他帮乾隆皇帝驱了鬼于是被封为“鬼王菩萨”，实际上据《五灯全书》他逝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最后葬在宝珠洞以北，广禧寺以西的塔内。他的弟子寂印“奉师全身”想来应该只是给等身的塑像施金，而不是在肉身上。这一猜测从这张老照片里也可以得到证实，桂芳海岫和尚塑像额头和胸口的伤痕显然是有人为了验证是否内有肉身而故意破坏的，特别是胸口那处伤痕，极似枪击的结果。这张照片摄于1920年代，不知金身像最后毁于何时。

无论是肉身施金还是泥塑施金，都是为了长久保存为了永恒，毕竟金是地球上自然界中化学性质最稳定的元素之一，施了金就可以金身不坏可以亘古不变。这一切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世间万物哪有什么永恒哪有什么万岁，最终都会湮灭，人从生到死，不过是彻底进入碳循环而已。追求肉身的永恒只是自寻烦恼。指环王系列电影的第三部Return of the King中，白城即将被攻破之时，甘道夫和佩平有段关于死亡的对话，甘道夫说“Death is just another path.”人始终是走在路上的，不是这条路就是那条路，不必回头看，不必留恋过去，往前走就是了。

去年12月出差去南京，现在的高铁实在太方便，坐G7不到三个半小时就到了。去酒店签到后看时间尚早，先去附近一家“藏书羊肉”吃了热乎乎的午饭（一份羊杂汤+两个饼），然后出发去明孝陵。去那里是想对比老照片拍现状，到了景区门口才发现要买门票，嗯，那下次吧。我习惯腿儿着，看见路牌说往山上走是美龄宫，就是网传把树种成项链样子的地方，反正中午吃的饱，走走也暖和，继续前进吧。到了美龄宫发现也要买票，不好意思，我继续往前走了，再往上是中山陵。就这样，我一直从紫金路走到了中山陵西门。大概二十一年前第一次来南京我也是暴走，那时候是在玄武湖北的南京站下车，好像是早上六点左右到的，路上还没什么人，我就沿着中央路、中山路一直往南走，中间绕去郑和公园看老爷爷老奶奶晨练，最后在雨花台思源池前发了会儿呆才差不多到办正事的时间。这一次等我到了中山陵检票口，发现虽然不用买票但要提前预约，好在检票的小姐姐人好，帮我在手机上做了现场预约才得以进去。已经临近闭馆，留给我的参观时间已经不多，往祭堂的台阶望不到头，我仍然一鼓作气，中间没歇直接爬到了最高的祭堂。好吧，接下来说正题。

祭堂内有一尊孙中山的石像，他身穿中式的长袍马褂，神态安详地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按着在腿上展开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长卷。石像基座的四面是六幅表现其革命历程的浮雕：正面“赤子之心”，描述孙中山早年行医的情景；背面“国会授印”，是就任临时大总统被授予印信；左一“出国宣传”，描述孙中山登船赴国外游说演讲前与陈少白握手告别；左二“商讨革命”，描述孙中山与六名革命志士商讨同盟会纲领；右一“讨袁护国”，描述商讨号召讨伐袁世凯保护共和国；右二“振聋发聩”，描述孙中山向群众宣传革命。

由是我想到：这种在基座上以浮雕的形式进行叙事，介绍被纪念对象的背景和功绩，强调纪念意义的形式似乎很有历史并被普遍采用，往早了说，在我去过的地方里，比如北京西黄寺内六世班禅的衣冠冢清净化城塔，塔基座上是佛祖释迦摩尼八相成道的故事；沿着时间线向下，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也是叙事性的浮雕，反映“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想到这些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王瑞智老师在回复中指出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埃及。是啊！曾经矗立在埃及卢克索的底比斯神前的方尖碑上就是叙事的象形文字，后来古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也算作这一类。无论中外古今，似乎都会“勒石记功”。这一幅幅的浮雕，就像一幕幕的戏剧，讲述故事，又很像相册，每张照片都是一个瞬间，连缀在一起就是一段被铭记的时光。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即伟人像的姿势选择。我想把讨论对象的范围限制为两种，其一是中山陵祭堂内的这尊坐像，其二有四尊，最初分别陈列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广州中山大学和广州“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1949年更名为“中山纪念中学”）。置于公共区域的伟人塑像，其意义就是为了纪念，正如1925年4月3日《申报》中“赞成铸造孙中山铜像之继起”说的：“孙公为开国元勋，凡属中华民国国民，不但对于孙公未竟之志，应当继续进行，即对于孙公功绩，亦当尽国民分子之责，有所出力，否则从于口头上说几句悲痛话，或出版物上作几首哀章，虽可称盛于一时，但终易于消灭。孙公功绩，虽可与日月俱存，但后我人而出世之同胞，未必都能明晓，故鄙人等对于铸造铜像办法，极表赞同。“既然如此，被纪念者以什么样的姿势和形象示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山陵祭堂这尊是坐像，这个姿势的塑像似乎比较常见，国外有美国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像，国内有广场上纪念堂里的毛像。往更早了说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前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往近了说，广安的邓小平像也是坐姿。绘画、摄影似乎也有共通之处，比如中国古代很多容像就是坐姿，这样的人物姿态看着稳重一些，特别是对伟人的塑像来说，有种伟业达成，坐观天下的感觉，从力学角度来说这样的姿势也更稳定。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丧事筹备委员会曾向全球征集塑像方案，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满意的方案。后来，中山陵设计评审顾问、曾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的雕塑家李金发向委员会推荐了自己的师长、法国雕塑大师保罗·朗度斯基。朗度斯基（Paul Landowski, 1875-1961）出生于法国巴黎，1893年进入朱利安美术学院学习；1895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2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33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罗马学院的院长；1937年被任命为法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上那座著名的基督像就是朗度斯基的作品。

1928年6月，孙科带着孙中山的照片和影片赴巴黎与朗度斯基接洽。朗度斯基看了这些资料后，要求孙科每天下午到他家端坐，籍此确定孙中山的面貌特征。丧事筹备委员会在1928年8月给朗度斯基写过一封信，让他从中式服装、中山装和西服中选择塑像的衣着样式。他在这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想法：“从昨天忙到今天下午，终于将孙逸仙的胸像做了重大的调整，同时我又叫Dulac做了一个穿西装的模型，的确很不相称。惊讶地看到有些人自己无法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往往会盲目地受到别人错误判断的影响，一定是因为这种感受使得这些中国人不得不希望一个穿西服的雕像。欧洲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魅力，他们会以为欧洲人瞧不起他们是因为穿着长袍马褂。他们却没有想到长袍马褂使他们保持了神秘和特色，也使别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在石像的制作期间，与朗度斯基过从甚密的画家刘海粟去过他的工作室好几次，也提出过服装问题，但朗度斯基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在朗度斯基博物馆以及南京中山陵管理处收藏的照片文物中，有一张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国人与朗度斯基及未完工的孙中山雕像合影，那个中国人都被误认为是孙科，实际上应该是刘海粟。在孙科带给朗度斯基的孙中山照片中，有一张是1924年他北上前在广州拍摄的，身穿斜襟的中式长袍微笑着坐在桌前，也许照片里的形象影响了朗度斯基，最终作出了长袍马褂的选择。

朗度斯基不断修改石膏稿，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拍成照片寄回中国审定。他在1929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说：“好的艺术家应该能够把顾客的愿望和自身对美的追求达成一个协调，但这往往不容易。”1930年初最终定稿，他请法国著名的阿列克西·鲁迪埃铸铁厂（Alexis Rudier）做成小尺寸的铜像，寄回中国作最后审定。筹备处对这个小铜像很满意，于是朗度斯基选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经过几个月的制作，终于完成了这座高4.6米的坐像。可后来那尊小铜像不知流落何处，直到2005年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放前夕，一位上海市民捐献给纪念馆一尊小铜像，即之前消失了很久的送审样稿。2018年6月11日，法国的阿德尔拍卖公司上拍了一件小尺寸的孙中山铜坐像，版号1/8，是朗多夫斯基的后人在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授权Susse工作室根据当年留下的石膏像翻铸的。这尊小雕像被国内的收藏家买走（38750欧元），捐赠给了广东中山的中山纪念图书馆。

另一种孙中山像源自梅屋庄吉的推动。梅屋庄吉（1868-1934）出生在日本长崎，小时候被过继给亲戚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长崎-上海一线的进出口贸易。梅屋庄吉15岁时便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经历大米投机生意的挫败后，1893年在香港中环一带开了一家照相馆，生意非常好。1895年春，时年2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港筹备兴中会在广州的起义，通过他的老师康德黎与梅屋庄吉结识，两人纵谈天下，甚为投机，引为知己，此后梅屋庄吉多次在资金上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甚至撮合了孙、宋二人的婚姻。孙逝世后，梅屋庄吉把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从事日中友好事业作为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他决定铸造孙中山铜像，最初计划铸造7座，分别安放在中国和日本各地。1928 年初，梅屋庄吉请日本著名雕刻家牧田祥哉对铜像进行设计，后委托日本筱原金作铸造, 四尊铜像的总费用共计12万6千4百日元，按当时日元兑黄金的价格这是一笔巨款，梅屋庄吉为此变卖了部分家产。梅屋庄吉曾多次到牧田的工作室参与铜像的设计，希望铜像能表现出孙中山向大众宣讲三民主义时那种充满亲切且有力的姿势。有趣的是，就我有限的见识，铜像最后呈现的这个姿势很日本。他左手撩开大衣扶在腰上，右手手掌张开，坚决地向下挥动。这种向下挥动手臂的姿势常出现在日漫或日剧里，除了京剧里有类似的动作，现实生活里中国人似乎不会这样做。面向公众的演讲，内容无非是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这个阶段更容易表现人物的气质，握拳高举或者向下挥动手臂但最多到水平的位置更能体现决心，更有鼓舞作用。一个up一个down，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效果很不一样。

梅屋庄吉最初打算将第一尊铜像安置在日本东京，以此来向日本民众宣传孙中山及日中的传统友谊，呼吁日本政府珍惜日中友谊，并为此买下900 平米土地，但1928年10 月29 日东京警视厅对梅屋庄吉立塑像的申请批复称“铜像建设一事，碍难照准”。1928 年底，第一尊铜像铸成，次年2月28日梅屋偕夫人德子、女儿千势子及随员在神户乘“伏见丸”护送铜像到中国，3月4日清晨抵达上海。6日总理奉安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这尊孙中山铜像暂立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前。1929 年10月14日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隆重举行，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林森、宋美龄等人及行政院、立法院、国民政府各部委、军队，及中外各界代表出席铜像揭幕仪式，先由蒋介石致词，然后梅屋庄吉致颂词。1930 年5 月3 日梅屋夫人护送第二尊孙中山铜像抵达上海，然后梅屋于22日在上海乘“凉州号”海轮，护送铜像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1930 年9 月26 日黄埔军校举行孙中山铜像揭幕暨军校第七期毕业典礼，孙中山铜像安放在八卦山山顶。1930 年12月28日梅屋携第三、第四尊铜像抵达上海，然后他偕夫人在上海高昌庙码头乘 “靖安号”军舰护送铜像，于1931 年1月9日抵达广州，这两尊铜像分别赠予中山大学和中山县翠亨村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中山大学因石牌新校舍还未建好, 故暂时将铜像存放在校农场, 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学于1933 年11 月11 日举行了隆重的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翠亨村的那尊在抗日战争期间移至澳门，如今保存在澳门国父纪念馆，也就是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曾经的居所。

参考资料：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7398271784269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111000178-260301?chdtv
http://www.kaiwind.com/c/2013-11-20/801549.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6/041622122061.s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605/c85037-21746148-6.html

这个庚子年要过去了，过去的一年里地球上所有人都不容易，好在农历新年将要开始，生肖也要从鼠转到牛。牛在动物学上的分类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牛亚科牛族，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常见的是牛是黄牛、水牛和牦牛，其中黄牛和牦牛都是牛族下的牛属，水牛是牛族下的水牛属。在这里不得不跑个题，现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不太有机会看到活的猪和牛了，记得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同学的爷爷就说暑假要带孩子回安徽老家，让孩子看一下活的猪、牛、鸡、鸭都长什么样。在中国的农耕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重要的财产，农民不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随便宰杀，而现代社会牛肉被中国人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用肉历史并不长，而且主要也是受到欧美的影响。人工饲养的牛作为一种“产品”常根据用途分为肉用、乳用和役用，并人为杂交出很多新品种，早在上上一个庚子年罗振玉就在他创办的《农学报》中提出应该引进荷兰的牛与本地牛进行杂交，改进产乳。中国原产的黄牛比较有名的蒙古牛、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晋南牛和延边牛，水牛有沼泽型和江河型，这些只能在老照片里看到了。

驯化的牛和人类共同生活的这差不多一万年时间里，有很多性格特质被升华为文化符号，比如南方的水牛，无论在沼泽型还是江河型，都是一幅泰然自若的样子，《易经》里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于是牛就成为一种可以镇水的符号，最知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岸的铜牛，铸造于清乾隆二十年（1775年），牛身上有乾隆皇帝撰写的《金牛铭》，其中就有“金写神牛，用镇悠永。巴邱淮水，共贯同条。”别看昆明湖不会发大水，但放在湖边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河流都起作用：“巴邱淮水，共贯同条”。石景山西南，永定河岸的庞村，曾建有祭祀（永定）河神的北惠济庙（雍正七年建），庙前不远的堤岸旁有座高2米左右的砖台，台上卧着一头铁铸的镇水牛，我考证大概铸于清嘉庆年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被化了。永定河古称“无定河”，就是因为水患频发经常改道而得名，后来为了讨个好彩头才改为“永定”。就在永定河的上游，山西大同境内的御河（后流入桑干河）河边也有一头铁铸的牛立在河旁，同样是为了祈祷减少水患。四川灌县的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那里也曾有只铁牛，据县志铸造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水利佥事施千祥、崇宁知县刘守德、灌县知县王来聘、顺庆府通判张仁度设计都江堰铁牛鱼嘴。二月二十四日冶铁浇铸，一昼夜而铁牛成，用铁七万斤。”（这个用铁量从照片来看似乎不准确）

牛和宗教信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老子的座骑就是一头青牛，某画家的“老子出关图”千篇一律的都是老人、孩子和牛三个元素构成。最朴素的是东北一些地区萨满教供奉的“七圣”或“九圣”，其中就有“牛王”，人们拜牛王祈祷牛少生病，不要影响耕种；再比如《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爸爸孙悟空的结拜兄弟牛魔王，就是一个牛形象的“妖怪”；还有阴曹地府里阎王的两位属下：牛头和马面，其中一位就是以牛的形象出现。藏传佛教里也常见“牛”，比如大威德金刚有九面，其中正面是牛脸和两个牛角，代表幻身与明光的教法，也常以水牛为座。

辛丑年就要开始了，希望牛给大家带来好运，祈愿疫情早日结束，祈愿世界和平。

2014年我看到一组照片，是匈牙利裔美国记者、摄影师路西安·艾格纳（Lucien Aigner, 1901-1999）访问双橡园，即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时拍摄的照片十六张，内容除了记录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工作外，还介绍了使馆内的厨师、司机、保洁以及馆内陈设。其中有位年轻的女士非常抢眼：招待艾格纳的餐桌上她坐在与胡适相对的位置、餐后她为客人弹钢琴，表情和肢体动作都很有表现力，俨然使馆里女主人的样子，艾格纳自己也说：“因为胡先生的夫人没有陪他出使美国，因此由使馆二秘K. W. Yu的夫人充当女主人。”艾格纳还为这位“女主人”拍摄了两张很COOL（真的是冷的那个COOL）的单人照，说她在聚会时总是穿着中式丝质旗袍。当时我很想知道这位女士到底是谁，但这批照片没有标注拍摄时间，也没有中文图说，涉及的人名是缩写，我猜女主人的丈夫可能姓“俞”或“于”（Yu），但简单检索了下没结果，就这么一直放着了。前几天我找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LOC收藏的一张照片是胡适与一对新人的合影，新娘正是那位“女主人”！按照图说她叫“Virginia Chang”，新郎写作“Kien-Wen Yu”。继续检索，发现同样是2014年，已经有人写过这张婚礼照片了，新娘叫张太真，新郎叫游建文，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

这位新郎原来姓“游”，难怪我用“yu”对应的汉字找不到。在1958年的The Asia Who’s is Who（Pan-Asia Newspaper Alliance, Hongkong, 1958, P118）里找到了这位外交官的简历，试译如下： 1908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毕业于北平盐务学校，之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1929年任中国驻丹麦哥本哈根使馆秘书；1932-1938年在国联担任中国代表；1937-1938年任中国驻英国伦敦使馆秘书；1938-1946年任中国驻美国使馆秘书；1941-1942年回国在重庆任外交部部长秘书；1946-1947年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执行秘书，兼驻加拿大渥太华领事；1947年任南京的行政院院长秘书；1948-1950年任蒋介石高级秘书，兼驻意大利罗马“参赞”；1950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参赞”；1950-1957年主管台驻联合国机构的新闻处；1957年任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从《董浩云日记》看至少1962年他还在美国纽约（郑会欣编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上册P430）。张太真的父亲张履鳌是江苏江宁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07年自费留美，回国后曾曾署理湖北外交司长、署理湖北高等检察厅厅长。1912年起在汉口开律师事务所，并曾担任过黎元洪法律顾问、吴佩孚法律顾问等职。1927年出任汉口第三特区（英租界）总监。次年起任汉口商品检验局合议局长，南京、威海卫回归短筹备委员会高级专员。1930年赴智利任中华民国驻智利代办，1931年3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次年免职。抗战期间以“地下抗日工作者”的身份在汪伪政府的湖北高等法院担任检察长。张太真女士的简历我没能查到。

游建文和张太真的婚姻胡适曾多次提到，最早是1939年3月31日的《胡适日记》：“张履鳌太太请吃饭，是宣布他的女儿Virginia与本馆秘书游建文兄订婚。”（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213）结婚那天又记了一笔：“（1939年5月12日）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221）胡适上任驻美大使后，常外出宣讲中国军民的抗战，非常劳累，因前一晚心脏病发作，于1938年12月5日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的隔离室，直到1939年2月20日才出院，上面说的“病在纽约时”就是指这段时间。胡适后来还提过这件事，说得更详细：“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到医院里来告诉我。我只用口授，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求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先生说到这里，大笑起来，又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84年，P131-132)在这里八卦一下，胡适因心脏病在纽约住院三个月多一点，两位年轻人就从相识到订下婚约，也难怪LOC那张他们婚礼照片的原图说用了“whirlwind romance”来形容。艾格纳访问双橡园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张太真女士抱着一个小男孩儿弹钢琴，图说里称这个是张太真14个月大的儿子Yuang Lung Yu，推算下来这批照片应该摄于1941年。胡适应该很看重游建文，他在1957年6月所立的遗嘱中指定了几位执行人，其中就有游建文；1961年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他立刻给在纽约的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智效民“胡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张太真女士嫁给游建文对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来说确实是好消息，毕竟使馆是国家的门面，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且气场足够强大的年轻女士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