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几年前接了个有关卫匡国的出版项目，很认真地收集了些资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中止了。前几天翻看地图的时候偶然发现“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没能完成项目的愧疚感立刻被唤醒了，正好周日在杭州没安排，我决定去看看。

卫匡国出生在意大利的特伦托，本名Martino Martini，字济泰，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他的生平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最佩服他的两点：一是意志坚定，在短暂的一生中（1614-1661），欧洲到中国之间他跑了三次（第一次1640-1642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澳门，第二次1651-1653年从安海到挪威卑尔根，第三次1657-1659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杭州），花在海上的时间至少六年，如果刨去他加入耶稣会之前的十八年，也就是说差不多一生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往返中国的海上，甚至在途中遇到的风浪与海盗等危险也没能动摇他，支撑如此意志的必定是信仰的力量。二是他向欧洲介绍中国作出的贡献，比如出版了介绍中国上古史的《中国历史十卷》（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 Munich 1658）、介绍中文语法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介绍明清交际时所见所闻的《论鞑靼之战》（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1654）、《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Amsterdam 1655）。其中《中国新地图集》我看过原版，太惊艳了，除了是一份相对准确的地理地形图外，还是一份精美的艺术品，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典范。这套地图带给欧洲一个相对具象的中国形象，有人说地图就是权利的象征，后来不同语种的多次再版从侧面反映出这套分省地图集在欧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卫匡国1659年在北京觐见了顺治皇帝后，回杭州修建了现在中山北路天主堂，1661年因霍乱在杭州去世。卫匡国的墓地位置，清初的文献记载是“墓在杭州方井南”（清初韩霖、张赓著《圣教信引》，转引自徐明德“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墓地考”，发表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84页），后来经徐明德研究，结合方豪的记载“杭州桃园岭麓之方井南古墓”（方豪：《浙江天主教略史》，载《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九、十期，1936年10月出版，转引同上），并实地考察后最后确定其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公社东岳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桃园岭麓，新凉亭附近，杭徽公路南侧路边。”（徐明德，1981，第184页）“方井南”这块墓地是明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后官至光禄寺少卿、天主教徒杨廷筠所赠，后来其长子又将附近田地若干亩送给杭州天主堂供守墓之用。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杭州天主堂的殷铎泽神父在方井南墓地建了一座地下墓室，于两年后集中了当时葬在杭州的天主教士遗骸并做了集体迁葬。不过，因为开棺时发现卫匡国遗体保存完好，宛如生人，于是被长期供奉（至少到清嘉庆年间依然如此），很多没入教的老百姓都将其奉为神灵，焚香燃蜡，磕头叩拜，直到最后尸体萎缩才被收入瓮中。这座墓室“系石窟，正方形，深广各可二丈，高出地面亦寻丈。”（同上，第185页）通往地下的石阶有六级，顶部石拱顶，内部分三室，两耳室较小，摆放着盛有遗骸的瓦瓮，中室较大，置柩。墓窟外门左右分别立有一块石碑，高二尺许，阔一尺许。右边的石碑上刻着“天学耶稣会泰西修士受铎德品级诸公之墓”，其下和左边石碑刻着所藏遗骸的主人名、国别、来中国的年代、去世日期及年纪，分别是罗怀中（儒望）、金四表（尼阁）、黎攻玉（宁石）、徐左恒（日升）、郭仰凤（居静）、伏定源（若望）、阳演西（玛诺）、卫济泰（匡国）、洪复斋（度贞）等以及另外四名神父。1736年（清乾隆元年）和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杭州的天主教会分别重修了墓地，在墓窟正门上方加建刻有十字的石碑一座，上书“天主教公坟”，并有乾隆元年和同治十三年的重修时间。此外，在1874年重修的时候在墓窟前三十步加建了一座三间的石牌楼，高三丈，宽四丈，正面额书“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背面额书“我信肉身之复活”，纪年是“同治十三年仲冬月重修”。至道光年间，墓窟外还有仁爱会、圣心会修女和其他修士的墓。

从留下的照片资料看，这座天主教修士墓地在1910年代甘博拍摄的照片中还是完好的，并没有网上一些资料所说的在天平天国运动中曾遭破坏，真正被破坏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墓地的一部分并入相邻的一家啤酒厂，人们在墓地里面种植庄稼，墓窟中的传教士遗骸也被乱洒在地上。”（杭州文史网，http://www.hangchow.org/index.php/base/news_show/cid/2874，2021年12月6日访问）1985年重修墓园，才把散落的遗骸收集装瓮，但已经不能区分骸骨的归属了。我本想照着甘博的照片拍摄现状，结果一大早骑了50分钟自行车到那里发现大门紧锁，作为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工作人员，除了门口一块简介牌外也没有关于开放时间、责任人等的信息，最后只好悻悻而回。

杭州这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让我想起另一处传教士墓地，即北京的滕公栅栏墓地，因为这两处天主教墓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曾埋葬过天主教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早期重要人物；互相有联系；都因相似的原因在相同的时期遭到严重破坏；都因为由外而内的原因被修复。

滕公栅栏墓地位于现在阜成门外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关于其历史的考证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关于其“滕公”名称的来历似乎没有统一的意见，比如维基百科上采纳的说法是明永乐十年卒后被追封为“滕国公”的孟善；还有一种说法是明隆庆年间的司礼监太监滕祥。知乎上一位名叫“栅栏”的博主认为“滕公”即滕祥，他（或她，我猜应该是《春秋石铭——北京栅栏墓地历史及现存碑文考》的作者陈欣雨博士，已买书支持，只是还未收到）的考证文章（栅栏墓地前史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48869025，2021年12月7日访问）我认为比较全面且有说服力，所以我认同“栅栏”的说法。滕祥死后葬在西山宝谛寺，现在寺已毁，原址仅存部分石构件。“滕公栅栏”即滕祥买下的那一大片土地，明中叶被一位杨姓太监买下，并在这里营造别墅。后来这位杨太监犯事，入狱前为逃避审查，将别墅改名为“仁恩寺”，内供地藏菩萨，当然最后这片产业也没逃脱被籍没的命运，成为官地。1610年5月11日（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后，关于他能否葬于北京的问题在朝廷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后来在首辅叶向高以及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万历皇帝同意将利玛窦葬在北京的请求。其中李之藻是杭州人，一直跟随利玛窦学习西学，在他的影响下杨廷筠信了教，而卫匡国等人的墓地就是杨廷筠捐献的，这是京杭两地天主教传教士墓地的一点联系。有了万历皇帝的指示，顺天府丞黄吉士让大兴、宛平两县的知县陪同当时天主教在华代理区长庞迪我，以及阳玛诺（1659年在杭州去世，与卫匡国的遗骸同保存在方井南墓地）和熊三拔在北京郊外寻找适合的墓地，最后选中了仁恩寺，万历皇帝将这片土地及地上住宅赐给了教会，“栅栏赐地广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原名‘滕公栅栏’，位于阜成门外半里的二里沟。房屋分四进，大门外两石凳，为上马石。大门内一横廊，廊中房屋五间。由横廊下石级，到第一进庭院。两傍，七间厢房。在第一第二庭院之间，有一高墙，中有一门，两旁有石级，第二进庭院两傍，各有厢房四间。由第二进庭院拾级进第三院，院的中心原为寺院正殿，供奉地藏王。”（罗光：《利玛窦传》,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第231页，转引自前面提到的栅栏在知乎上的文章）这是墓园地面建筑的最初形态，而墓地位于这四进院落之后。据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利玛窦墓的样式及后面的六角亭：“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圮，圜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垣不雕篆而旋纹。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墓前堂二重，祀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有铭焉，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根据樊国樑的记录，整座墓园呈长方形，最北端是六角亭，其南侧是墓，墓南边是一条很长的甬道通往出口，甬道的东北角靠近围墙的地方则埋着这块地的原主人——杨姓太监，墓园南边后来拆改成礼拜堂等附属建筑（Alphonse Favie, 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7, 第142页）。最初，罗雅谷、龙华民等传教士去世后都依次埋在甬道两侧，但汤若望逝世后，教会在墓园西侧又开辟了一片狭长空间，中间是很长的甬道，汤若望的墓在甬道最北端，并且在汤墓南侧的甬道两旁还有一堆石卧马和一对执笏板的石人，而且在利、汤二人的墓前都增加了石桌和石五供。截止1704年，下葬东侧墓园的有罗雅谷（3号墓，据Favier, 1897, 第172页，下同。第2、4-5号墓我没查到对应的中文名资料，第8号是西侧墓园的汤若望）、龙华民（6号墓）、郭多名（7号墓）、郑玛诺（中国人，号惟信，广东香山县人，1645年在卫匡国的影响下赴欧洲，在罗马学习，1666年返华，1671年进京，1673年病逝。9号墓）、安文思（10号墓）、利类思（11号墓）、南怀仁（12号墓）、郭天爵（13号墓）、翟敬臣（14号墓）、南光国（15号墓）、樊继训（16号墓）、习圣学（17号墓）。至1900年，共有86位天主教神职人员葬在栅栏墓地，不过这一年栅栏墓地也第一次遭遇灭顶之灾，义和团不仅拆毁了部分围墙，还把全部有的墓碑推倒，掘开了每座墓穴。《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获得赔款，栅栏墓地也得到修复。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市委副书记刘仁看中了这处距离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肃穆，且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的地方。北京市政府用西郊西北旺的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用10万元（注：旧币）购买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安置了部分神职人员的生活。”（北京行政学院编：《青石存史“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76-77页）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人回忆，经周总理指示保留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墓碑在原址，龙华民、徐日升和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人的遗骨和墓碑迁至西北旺，当时共迁走坟墓837个。（同上，第77页）到1966年8月，利、汤、南三人的墓碑也保不住了，被拉倒埋入地下，命运大体和杭州的天主教墓地同。1978年9月，许涤新率社科院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议，其间意方提到了被平毁的利玛窦墓，于是许在回国后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作了汇报，写了修复利墓的报告。这份报告有华、叶、邓、汪等领导圈阅，获得最高层认可，社科院于是年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后来市里拨款5000元，1979年由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镌刻修建的北京雕塑工厂为修缮队进行断裂石碑的修复，同年12月10日完成了利玛窦墓的验收工作。（吴梦麟：滕公栅栏墓地修复忆旧，选自经世鸿编《民间影像》第八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第158-161页）

像杭州的这处天主教墓地一样，北京的栅栏墓地我也只是在门口望过几眼，没有实地踏查，但仅从网络上和书上搜集的只言片语，也大体可以看到这两座墓园的历史变迁以及联系。“扬弃”是个很好用的概念，当时提出复建利玛窦墓的时候报告标题里给他的头衔是“意大利学者”，完全没有提他的宗教身份。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不可否认他们是带着传播宗教的目的而来，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当时最新的科学概念和器具。保护好这些遗迹，也就等于保护着他们曾经来过的记忆。

最近断断续续读完了茹静、马忠文两位老师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学澜日记》，做了一点和摄影有关的笔记。

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号莱山，天津人。他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府乡试中试，次年参加丙戌会试，中进士，得二甲九名，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成为世人争羡的太史公”。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华学澜丁父忧，解官回家，三年后重回翰林院供职。光绪二十五年（1901）五月，华学澜获得一次“钦差”机会，奉旨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年底才回到北京。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又奉旨出任开封会试的同考官。之后改革科举，新进士授京职者须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再学习，接受新式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华学澜任教务提调，并为京官教授算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906年6月24日）因病去世。

华学澜在甲午之后开始钻研西学，兴趣主要是在数学方面，从他日记里记载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即使白天应酬很多，晚上也坚持在家做代数和几何题，他还为崇文和辅仁两书院课卷，所以后来他在京师大学堂给京官们教的就是数学。他对西方文化总体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和吃的有关，日记里有他抄西餐食谱和试制奶酪、荷兰水的记载。荷兰水简单说就是汽水，或者说更接近现在那种不加糖的气泡水。

华家是近代天津的大族，都是从无锡迁徙而来，一支是明末嘉靖年间，称“北华”，另一支是清康熙年间，称“南华”，华学澜属于北华这一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在北京和天津生活时应酬都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是一局接一局不停的应酬。华学澜那时候很穷，一点点钱，全靠各种丰富的社会关系辗转腾挪维持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关系，让一大家子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得以保全。日记里还有好几件有关坐火车的趣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津卢铁路通车，大大缩短了华学澜回家（他母亲一直住在天津，直到他从贵州那趟乡试的差回来之后才有了一点积蓄把家人都接到北京）的时间，让我联想到现在的京津城际，我坐火车去趟天津的时间比我在北京进趟城都快。那时候就有卖黄牛票欺诈的行为，骗着急坐火车的人说有加车，实际上根本送不到终点，剩一大段路都得靠自己步行；有铁路系统熟人的关照就能获得很好的服务，一路上“酸梅汤、荷兰水供给不绝，时进巾濯。”他去贵州这趟来回的内容也很有趣，特别是在当下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方便出门旅游，跟着他的记述游览名山大川，体味路上的各种感受，算是“云游”了。 日记类的文献我最关心的还是和摄影有关的内容，华学澜的日记里关于照像的记载不多，也没有我能马上想到的可以对应的照片，不过我还是想记录下来，把合影里已知的几个人的形象罗列于后，也许以后会有新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1899年5月10日
余同伯茀（爱新觉罗·寿富）、叔莹（凌云）、实甫（华学涑）到银碗铺，令烧化学器，由僻道到琉璃厂，在秀文斋小坐。到照相馆，遇邵季英、恽薇孙（恽毓鼎），观作荷兰水机器，饮荷兰水两瓶，四人共照一像毕。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六，1899年6月13日
胡云师（胡燏棻）送来一叔（华金寿）照像一张，共十余人，皆甲戌同年，内有一年世兄。一叔向不照像，此次迫于同年情面，始照之。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1900年4月7日
早，为黄絜民题小照五，古二十四韵，前两日所作也。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
实甫、鸣西（周支山）往照像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实甫、梅生（蒋梅生）、敬侯、鸣西往照像馆。

伯茀是爱新觉罗·寿富（1865-1900）的字，他是华学澜的好友，喜欢化学，有很多实验器材和中译本的参考书。寿富的父亲是宝廷，著名的清流派之一，性情中人，也出现在很多野史八卦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寿富与弟弟寿蕃、妹妹箨秋上吊自杀了，虽然是个悲惨的故事，但也因为这件事他的像（根据照片制作的石版画）被收录进《庚子辛亥忠烈像赞》，让今天的我们有了可以参考辨识的标本。实甫是华学涑（1872-1927）的字，他是华学澜的堂弟，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官至刑部主事，和寿富关系很好，可能受其影响尤其喜欢化学，1918年天津博物院成立的时候任副院长。鸣西是周支山的字，华、周两家是亲戚，周支山和华学涑非常要好，从华学澜的日记看这两个年轻人总是玩儿在一起。周支山后来主要在中华书局任事，他和京剧圈、摄影圈都有交集，还曾保存有一张赛金花的照片。庚子年四月十七日（1900年5月15日）至闰八月初一日（9月24日）的两册华学澜日记最初就由周支山保存，其子清华大学的化学系教师周昕把这两册日记的下落披露给历史学家丁则良，后者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最后日记入藏近代史研究所。我在豆瓣上还查到一条消息，有人今年年初在天津的旧书摊上还买到一批天津某钢厂散出的档案，其中有周支山的一个儿子（当时在天津冶金建筑工程队工作）的交代材料，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照片。日记中1899年5月10日华学澜、寿富、凌云和华学涑曾一同到琉璃厂的某照相馆拍照，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丰泰照相馆。另外日记中还提到有胡燏棻、华金寿等十余人的合影，“皆甲戌同年”，说明合影里很有可能还有陆润庠、张百熙、赵舒翘、林绍年、凤鸣、宝昌、乌拉布、李昭炜、黄卓元等人，而且我相信这张照片一定存世。

古代中国在都城的规划中为体现“中庸”的哲学思想，往往会围绕一条轴线展开，北京城的营建自元大都起就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居中轴线。皇权和中轴线的绑定吸引了人口和商户，由此产生的商业活动在时间上的累积就在中轴线的空间上沉淀为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大街就是这样，其两侧的胡同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城市的内部，其中的商铺不停的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养分。以下展示清末民初前门大街几条主要胡同的门面，可以管窥北京极具艺术性的商业文化。

这里所说的“门面”是指曾经安设在胡同口栅栏门的门头，设置栅栏门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北京城在明代被划分为三十六坊，每坊分若干牌，每个牌下设若干铺，每个铺管理若干条胡同。明弘治元年（1488年），百户王敏上奏称：“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巡捕官兵，只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大街曲巷辄被藏匿……于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弘治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旨在京城内及关厢地区的巷口设立栅栏，早晚启闭。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得到巩固，康熙皇帝曾下旨“京师不靖，责令内城和外城每日巡缉，外城各巷口照内城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不许行走。”“定更”大概是现在的晚上七点至九点，几乎等同于宵禁。乾隆皇帝也曾对胡同设置栅栏作出具体指示，“准奏外城各街道胡同设有栅栏至为严密，交五城不时稽查，务令以时启闭”，“自王以下官民人等，概禁行走，步军校等分街道，轮班值宿。”胡同口的栅栏最初是木制，形制也比较简单，在明清时候描绘京师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但乾隆皇帝还提出“栅顶仍钉木板，书写街道胡同各色”，于是具有特色的胡同门头出现了。大概在前门商业街彻底从庚子年的大火中恢复过来后，大栅栏胡同内的商铺集资将栅栏改为铁制，并装饰了复杂且有文化内涵的铁艺门头，其它有实力的胡同也纷纷仿效。

珠宝市是一条与前门大街平行并位于其西侧的胡同，明清时候集中了很多家珠宝玉器店，尤以玉器的加工和买卖居多。这条胡同的门头很特别，其实称作过街楼更合适：在胡同北口有商铺飞架其上，底缘写着“珠宝市”三个字，两边有卷草纹的装饰。

在珠宝市的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胡同称“西河沿”，顾名思义，最初这条胡同是沿着正阳门箭楼西侧的护城河展开的，只是后来商铺越来越多，胡同已经不靠河了。西河沿内原有几座寺庙和会馆，其中正乙祠内的戏楼被称为“中国戏楼的活化石”。从老照片上看，最初西河沿东口并没有栅栏，直到1920年前后才设置了繁复的铁艺栅栏门头，上面嵌着一块白色的牌子，写着“西河沿”三个字。

西河沿迤南与之平行的胡同是廊坊头条，其胡同东口的门头呈人字形，最上层是遮雨棚，第二层是双龙戏珠的图案，再下层写着“廊房头条胡同”，透过这个门头可见后边的金属栅栏，顶部还有防止翻越的箭形装饰。

在这张1909年的照片中，左边胡同的门头虽然没有被完整地拍摄下来，但仅凭露出的两个字就能猜到这是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打磨厂，与西河沿东西相对。门头上共五个字，其中“打磨厂”三字居中较高，“西口”两字则略低分居两端。胡同口南侧是著名的“瑞增祥”绸布店。

打磨厂以南直通前门大街的胡同是鲜鱼口。这条胡同的铁艺门楼很高，除了背景上的S形卷草装饰，还有寿字图案、如意纹和金钱纹，最有特色的是在居中的正龙两边各有一条鱼，与胡同名相合，门头的下方则是楷书“鲜鱼口”三字。

在前门大街上与鲜鱼口东西相对的是著名的大栅栏，这条胡同最早被称为廊房四条，但在清中后期改今名，一度是前门商业街的代称。大栅栏东口的铁艺门头非常高大，最上面是两只蝙蝠（寓意“福”）围绕着一支球，下层的背景中主要也是由S形的卷草纹、如意纹和金钱纹构成，“大栅栏”三个字不像别的门头那样镶在圆形的背景上，而是花瓣纹的盘形。因为这个门头非常高，两侧还有辅助稳定的牵拉机构。

大栅栏西端与观音寺街相连，这条胡同离前门大街较远，门头的规模也小了很多，不仅低矮且装饰图案很少，上面只有“观音寺”三字。稻香村初来北京就落脚在观音寺街，也就是照片中的位置。从门前悬挂的广告看除了点心还售卖“火腿、板鸭”，这是典型的南方特色了。

大栅栏往南四条胡同之后是掌扇胡同，在明代的《京师坊巷胡同集》中这条胡同被称为“张善家胡同”，到了清代改为今名。这条胡同很短，也很窄，其东口的门头小巧别致，居中嵌着“掌扇胡同东口”的牌子，两边分别画了一个圆鼎和一个方鼎。 壮美的铁艺门头可以称得上是北京胡同的特色了，很欣慰地看到相关部门在近几年的建设中参考历史资料恢复了包括大栅栏在内好几条胡同的铁艺门头，保存和延续了北京的特色文化。

据说北京的宣武门瓮城内曾有“五人墓”，在马芷庠编，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1937年版）第100页上是这么说的：

墓在宣武门瓮城内，昔有土丘五个，俗呼五人坟，相传明成祖北征时，部下有五员虎将：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成祖赖以大破元兵，得最后之胜利，但终以其术太精，恐生他变，乃诱至宣武门瓮城内，杀而葬之，后人悯其忠，覆土成墓以志之。惟此五冢，迄至清末尚存其三，嗣后其地为瓦器商人设肆，至残余之三冢，为之侵没。民国二十年，市政府拆除瓮城时，对于五人墓，费力不少，毫无遗迹发现，仅拆毁外城时，得古代巨大铁炮二尊，多年疑案，兹已证明，以上五丘乃水平也。盖旧都地势惟宣武门最低，每遇骤雨，内城之水均向西趋，穿城而出。守门者特以土砖砌城五垛，以为测水之具。若水将及顶，无论何时则开门以泄之，不然门为水壅，不能启矣。据附近老人云，光绪某年大水，门不能启，用象二头，方将城门拽开云。

这段话里唯一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民国二十年北平市政府拆宣武门瓮城的时候没有发现人的坟墓，只挖到了两门铁炮。其它不实的地方挨个说说：所谓五员虎将，在史书中没有发现记载；至于“诱至宣武门瓮城内，杀而葬之”，那时候明北京城墙还没建，也不存在宣武门，更不可能有瓮城；如果是“测水之具”，看起来像坟墓的土垛起码要有一米高吧，假设瓮城里的积水都已经快一米深了，城门都关着的情况下内城得淹成什么样？！至于从附近老人听说的“光绪某年大水”，极有可能是光绪十九年六月至七月间连日大雨，至北京水灾，翁同龢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1893年7月25日）的日记里曾提到“午门外水至腰，不能行”，天安门“门限内一水盈盈，马不前”，而且这天“顺成门午正方开”，可能就是因为积水太深打不开城门。饲养大象的象房就在宣武门内西城根，现在还有地名“象来街”留存，所以调大象来拉门似乎也合理。

《北平旅行指南》里关于“五人墓”的这个说法并不是马芷庠等人的原创，而是来自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记载，而且他还“说”这五个人转世为张献忠，起兵反明就是为了找朱棣报仇。其实纪大人自己也觉得这说法不实，认为是“齐东之语”，他的理由是：“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测水的说法也来自纪晓岚，据说是一位董姓汉军步校告诉他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

至于宣武门瓮城内到底有没有五人墓，我认为即使是传说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真实作支撑。比如纪晓岚作为一个乾隆时代生活在北京的人，宣武门瓮城里有没有“冢”他不可能不知道，假如压根儿没有的话他关于“五人墓”的笔记也站不住脚，所以我偏向于相信曾经在宣武门瓮城内是有这些土堆的，只是其用途为何现在还不清楚。最近我在梳理资料的时候在两张1870年代宣武门瓮城的照片中看到疑似的土堆，很有可能就是“五人墓”。从照片来看，两张照片中的“墓”像是同一座（或者说只有一座），位置大概在瓮城南北轴线南侧偏西，一层砖一层泥垒成锥形，高度似乎有两米。

历史悠久的北京留下的城市传说很多，比如海眼什么的，虽然有些内容在现代人用科学的标准看来是无稽之谈，但这些传说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没必要全盘否定，如果能弄清这些传说的流变，或者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到某些支撑传说的现实依据，也是一件于传承地方文化有意义的事情。

六年前去杭州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朋友帮忙订了荷花池头附近的酒店，从那以后我每次去杭州就不再考虑别的酒店了。“荷花池头”是个很有画面感的地名，但那里除了沿街的一幢旧屋外墙上画了一池荷花外，完全看不到真花的影子，不由得让我浮想联翩，现在这片老旧的社区曾是怎样一番雅致的景象。为此我买了一本《清代杭城全图》，里面收录了数幅清代的杭州地图，“荷花池头”这个地名赫然在列，遗憾的是地图上并没有标注附近有池塘，从刊刻于1865-1873年之间的《浙江省垣城厢分图》来看，荷花池头南端西侧，也就是勾山南端正好在几户人家中间有片空地，我只能猜测如果有池塘的话可能就是在那里。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一片现在属于清波社区管辖，而“清波”之名则源自荷花池头西南不远，曾经的杭州城门：清波门。

清波门是杭州最古老的城门之一，五代吴越时是座水门，待南宋建都杭州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城市面积扩大，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增筑城墙城门，清波门成为杭州十三座城门之一，位于城西南，南靠吴山，西濒西湖。这座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城门见证了杭州城太久的历史，清末太平天国的军队两次攻陷杭州城都是从这里破城的。

咸丰九年底，天京被清军江南大营围困，危在旦夕，于是忠王李秀成主张攻打太湖以南的湖州和杭州，这两座城富庶且当时兵力薄弱，如果能迫使清军抽调部队南下救援则有机会解天京之围。据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1860年3月11日）杭州将军瑞昌的奏折“瑞昌等奏报杭州御敌并守城待援等情形摺”，凌晨三点（寅刻）有探兵报告说在北新关之北三十里的地方发现太平军，于是副都统来存带兵守卫武林门（杭州城西北角的城门）、瑞昌带兵守卫钱塘门（武林门南侧的城门）、浙江巡抚罗遵殿“将即日赶调回省之宝胜勇八百余名，衢州兵勇千余名，又截留江西第二起募勇二千余名，分派各门防守。”这边厢守城清军还没完全布置好，那边厢太平军已经抵达武林门下，杭州城城门紧闭，双方展开了最传统的攻城战，互有伤亡，但城未破。太平军继续南下，试图在钱塘门外的棋盘山修筑阵地，但被清军的“红夷大炮”破坏，之后改在葛岭筑垒。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太平军在城南的万松岭一带“遍插旗帜，窥伺城中，并施放火箭，冀延烧民房乘势攻入”，此外还烧毁了城西侧自武林门迤南各城门（武林门南是钱塘门，再南是涌金门水门、涌金门和清波门）外的民房，“火光澈天者三昼夜”。这期间瑞昌一直在对外求援，但始终没有援兵到。二十六日瑞昌探闻太平军在清波门外的黄泥潭开挖地道，但二十七日凌晨五点（卯时）太平军引爆炸药“将城轰塌三十余丈，该逆即从此处蜂拥入城”，汉城火光四起，“民人皆已归顺”，只有八旗官兵固守满城。杭州满城位于城内西北，其西侧与大城共用钱塘门。就这样瑞昌等人坚守满城至三月初二（1860年3月23日），终于等到了题用提督巴里坤总兵黾勇巴图鲁张玉良率领的援兵，按照瑞昌奏折的说法：“我兵知有外援，勇气百倍，立开大炮，将宝叔塔山上贼垒轰破数座，其西湖六道桥沿塘来往贼众，亦多有击毙。始见该逆纷纷由北往南，有逃遁之状，随经探兵回称，该逆因知大兵来援，惊慌远遁。所有被陷各门渐次收复，大城内外一律肃清。”实际上是李秀成的计谋得逞，太平军迅速撤离杭州，北上解围天京，最后在五月初经过激战，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延缓了清帝国实现国内和平的进程。咸丰十一年底，太平军经过两个月的围城，十一月二十八日卯刻（1861年12月29日凌晨五点）“由凤山、清波两门搭架云梯上城”，再次攻陷杭州城。上年坚守城池的瑞昌这次在城陷后投水自尽，而张玉良再次驰援被围困的杭州，最后在城外中炮身亡。

清宣统元年沪杭甬铁路的沪杭段通车，为修铁路拆除了杭州城东侧清泰门附近的城墙，至民国初年，为城市扩建又拆除了清波门在内的多座城门，自此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清波门只剩下一个地名。咸丰十年第一次杭州城的失陷间接导致清军江南大营的覆灭，咸丰皇帝没有了驻扎在江南的嫡系部队，给了湘军、淮军更大的舞台，促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政坛上升的契机，这又深远地影响了后续的历史走向。如今再从荷花池头经过，除了对满塘荷香的想象，又多了层对历史的感怀。

自从看过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我就想弄清楚其中两张老莫收藏的清末官员合影照片里的人都是谁，但也只是有一搭没一搭，有新材料就留意下，没有就搁置案头，从来都没集中精力去考证。年初马老师送我一本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的魏秀梅编的《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虽然现在中研院的网站上有这本书的检索数据库，但总是没有实体书用着踏实，我想着拿到新书总得学点儿新知识，也对得起老师的良苦用心，于是决定就从这两张拖了几年的照片入手。

两张照片都摄于北京（都是京官）的冬季，而且应该是同一天拍摄，只是分了两次而已，每张16个人，总共32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为了方便工作，两张照片我分别命名为A和B，并分别给每个人编了号码，这样就可以用所在照片+编号的方式区别每一个人。先从能认出来的人入手，图A里面前排中间的庆亲王奕劻（A-3）和旁边的那桐（A-4）最好认，他们中间的A-8是赵尔巽，也是熟面孔，其次A-7陈璧、A-5张百熙、A-16戴鸿慈都是可以确认的；图B里B-1伍廷芳、B-3瞿鸿禨、B-11联芳、B-15徐世昌、B-16寿耆也都是我可以确定下来的。确定照片的拍摄时间对辨认人物非常重要（可以配合升迁时间来缩小范围），在能认出来的这几个人里，工作上有大变动的包括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1907年6月17日）“缘事罢值”的瞿鸿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六日（1905年9月24日，即原计划出京但被吴樾行刺的时间）至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出洋考察的戴鸿慈、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1904年5月25日）“到京陛见”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四日（1905年5月7日）调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综合这三个时间段，我认为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赵尔巽还在北京期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1904年5月25日)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四日(1905年5月7日)之间，而冬天就只能是1904年底1905年初，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在读过翁同龢、那桐等人的日记后，我注意到年底各部堂官员要给驻京使臣拜年，这些使臣也会集中给这些官员拜年，只有这样的时机，才可能在冬天聚集这么多官员。图A在《那桐日记》里也有收录，能看到卡纸上有山本照相馆的铭章，说明这是山本赞七郎掌镜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不会交给他的助手），这也就说明，很可能是大臣们去给驻京公使拜年的时候山本赞七郎（他和北京的外交圈关系密切）在场，顺便拍了这两张合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负责外交工作的奕劻、那桐和瞿鸿禨可以站C位。查那桐日记，最有可能的是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5年2月1日）这天，“巳初进署，会同各部院堂官贺十三国新年，自十点半起至三点半归。”这还不够，能认齐所有的人才最重要。我想了个笨办法：做一个数据库，把这个时间段所有部院堂官的信息，以《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为根据都录入进去，包括任职和去职时间、生平、其它的照片等，这样方便整理数据，提高效率。没想到进行并不顺利，虽然录入数据和整理数据没什么难的，但筛选出来的清单里有一些人缺少可比对的图像，只新确定了A-11是陈邦瑞和B-8陆润庠，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

今天偶然看见石小满兄贴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某画册中的几页，正是我在考证的这两张照片，且上面标注了每个人的官职及姓名。虽然书中并没有把标注和图片里的人一一对应起来，但这正是我需要的最后一片拼图，配合我已经认出来的人和已经缩小了的清单，很容易就能确定每个人的对应关系，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当然，这个信息没法直接拿来用，因为根据我前期的考证这份日文材料还有几处错误，比如没有“理藩院右部御史”之类的官职，还有左侍郎写作“右侍郎”，还有人名的笔误。这些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果，因为在山本赞七郎那里拍照片的官员非常多，山本很重视和中国官员的关系，所以在记人这点上他不会犯大错误，通过考证完全可以处理他（或者出版商）笔误的偏差。最后反过来“验算”，这些人同时出现的时间范围可以缩小到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廿一日（1904年12月27日）至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二日（1905年2月25日）之间，符合之前的推断。

最后，分别将两张照片对应的官员职务和姓名罗列如下：

户部左侍郎（满） 景沣 A-1
吏部尚书（满） 世续 A-2
外务部总理大臣 奕劻 A-3
外务部尚书 那桐 A-4
吏部尚书（汉） 张百熙 A-5
吏部左侍郎（汉） 李殿林 A-6
商部左侍郎 陈璧 A-7
户部尚书（汉） 赵尔巽 A-8
礼部左侍郎（汉） 李绂藻 A-9
礼部尚书（满） 溥良 A-10
户部左侍郎（汉） 陈邦瑞 A-11
吏部左侍郎（汉） 张英麟 A-12
户部右侍郎（满） 增崇 A-13
礼部右侍郎（满） 绵文 A-14
吏部左侍郎（满） 特图慎 A-15
户部右侍郎（汉） 戴鸿慈 A-16
外务部右侍郎 伍廷芳 B-1
刑部尚书（满） 溥兴 B-2
外务部尚书 瞿鸿禨 B-3
兵部尚书（满） 长庚 B-4
都察院左都御史（满） 溥颋 B-5
工部右侍郎（满） 溥𨬔 B-6
兵部右侍郎（汉） 张仁黼 B-7
都察院左都御史（汉） 陆润庠 B-8
兵部右侍郎（满） 恩顺 B-9
兵部尚书（汉） 徐会沣 B-10
外务部左侍郎 联芳 B-11
工部右侍郎（汉） 李昭炜 B-12
刑部右侍郎（汉） 胡燏棻 B-13
工部左侍郎（满） 崇寿 B-14
兵部左侍郎（汉） 徐世昌 B-15
理藩院左侍郎（满） 寿耆 B-16

2008年，电视剧《闯关东》热播，剧中角色“鲜儿”一生坎坷，与亲人失散被迫当了童养媳，进戏班以为命运有转机但又被恶霸侮辱，后来上山当了土匪险些被枪毙，最后和传武的爱情线也以阴阳相隔收场。扮演者小宋佳用演技向观众展示了一名女性从被父权压迫到敢于追逐自己命运的成长过程，让“鲜儿”这个角色感动了许多观众。我看了这部电视剧才知道，在东北的俗语里土匪又被称为“胡子”，本以为这个“女胡子”的设定是编剧的想象，但最近集中阅读1924-1925年《申报》的时候，发现了三篇关于女土匪的报道，原来鲜儿“上山”的经历在现实中都有映照。

1924年6月9日的《申报》报道“山东女杆首赵妈妈就获”。这位“赵妈妈”本名永龄，江苏沐阳人，被抓时四十七岁。她在第一任丈夫王德山病故后改嫁土匪赵登山。后来因为分赃不均，赵登山和儿子赵遁被同伙打死，于是赵妈妈带着长女赵琴、次女和三女逃走，其长女嫁给临沂的土匪高强，后来高强在行劫途中被官兵打死，于是这位赵妈妈就作了匪首，她的长女“在土匪中为先锋队，能使两杆盒子炮，齐装齐发”，带着四百多人在临沂一带打家劫舍，“焚劫乡村，居民备受荼毒”。赵妈妈犯下的最大案子被称为“鲁南八里巷惨案”。1923年农历六月初，郯城县店头乡东八里巷村的防匪自卫组织“大刀会”抓住了赵妈妈匪帮的两名成员，于是村里收到赵妈妈的信说让放人，村民们不肯。农历六月十七日（7月30日）赵妈妈带着手下以及另外两股土匪围攻八里巷，久攻不下，在二十日（8月2日）从邻村抓来村民，让他们打头阵去拆挖围着八里巷的土墙，最终墙破，土匪们冲进村庄，将男子全部枪毙，能找到的六十多名妇女都被砍死，未成年的孩子都被摔死，除了部分在村子被围之前就跑出去的妇孺，“即鸡犬不留一命”。这个案子实在太大，惊动山东省长和督军下力气剿匪，案发三周后，官军听说抓住的一名土匪知道赵妈妈的行踪，严刑之下，这名土匪说赵妈妈在烟台，但官军到烟台的时候赵妈妈已经先一日到了威海卫，买了船票准备去上海，结果在码头候船时被擒，一同被抓的还有她的长女、二女儿和十二岁的三女儿。这一家人1924年5月28日被押回临沂，6月1日在五旅一团的团部内拍了一张合影，定于端午节后行刑。

1925年2月9日的《申报》报道“吉林著名女匪驼龙伏法”。驼龙本名张素贞，十几岁时以为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结果卖入长春的妓院，后来遇到绰号“大龙”的土匪王福棠，两人情投意合，大龙花三千元将张素贞赎出，带她上山作了压寨夫人。张素贞“熟习枪马，淫悍异常”，跟着大龙的“仁义军”在五常、榆树、双城等县活动，据说双手拿枪而且枪法很好，绰号“双枪驼龙”。1923年春，大龙在与地方保卫团的交战中死亡，于是驼龙转嫁给大龙的弟弟“九龙”，并称要为大龙报仇。结果九龙在与吉林县游巡队的遭遇战中被打死。连“克”二夫，帮中土匪认为驼龙是“不详物”，最终驼龙不得不离开，去双城投靠了女匪“一枝花”成了二当家。一枝花不允许手下奸污妇女，否则枪毙，而驼龙则不然，她一旦攻进村子，则“先将年轻妇女圈一空室中，命部下各匪任意污辱”，吸引了很多流氓无赖归顺于她，而且她还“选匪中年少而强有力者十六人为卫队”。一枝花“见驼龙暴乱无度，喧宾夺主”，又担心火拼不过，于是将双城一带的地盘让给了驼龙，自此分家。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调回部队和民团一起剿匪，驼龙和她的手下在双顶子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她只身逃脱，在“公主岭鸿顺班妓馆某干娘处暂避”。结果被当地陆军稽查处某某认出，当晚，即1925年1月18日，十余名士兵冲入妓馆抓获了驼龙，第二天早晨搭南满快车送往长春统领部，严讯之下，直认不讳。负责此案的吉林省警备司令李杜发电报请示张作霖，收到“即行枪决”的指示。1月21日，驼龙被从监内提出，验明正身后押往三马路东头荒地枪毙。报纸上说她当天身披大红库缎平金猞猁斗篷，内穿宝蓝狐腿旗袍，头戴白色暖帽。观刑者人山人海，她站在囚车上说：“我名张素贞，驼龙系我外号，今年二十五岁，奉天辽阳县人。十九岁下？子（报纸原文这个字看不清，注释是“当妓女”），大龙化三千元替我赎身，遂跟大龙前后为匪六年，死我手下者不知几千人，一个娘们儿，能纵横数百里，抵抗官兵，总算漏脸了，今又承诸位盛情走送，谢谢！”言甫毕，枪响，“艳尸横卧矣。”

1925年8月25日的《申报》报道“吉林女匪一枝花落网”。“一枝花”本来是良家妇女，因为她丈夫牵涉到一起案子而伏法，于是她愤而上山，落草为寇，以“一枝花”为名行走江湖。她势力最大时曾有一千多名手下，在五常、双城一带绑票勒索、劫掠行旅。虽然老百姓对她们这伙土匪怨声载道，但是一枝花帮规极严，不准奸淫，一些男性土匪就渐渐投奔别处去了，最后只剩下二三百人。后来一枝花与土匪“占北原”李德姘居在一起，“渐为部下所不齿”。丢了人心队伍就不好带了，在官兵的围剿中，一枝花、李德和七十多名手下躲进五常山中，消声觅迹。1925年7月29日，驻防双城的第十八旅二营接到侦探线报，说一枝花和李德藏在二道岗子李钧家，于是少尉连副刘荣与何银山二人带领二十名士兵前去围剿，双方展开枪战，最后李德等人逃脱，只有一枝花被擒。严刑之下，一枝花“直认为匪不讳”，并交代这次出山主要是为了买子弹，并且已经联系好了三家日本洋行，准备在火车站交接。到了交易的那天，军警和便衣埋伏在车站，待由长春开往哈尔滨的第八次票车进站时，果然有两名日本人下车，还带了非常多的行李。警察前去盘查，两名日本人执意不允，而且要动武，其余军警立刻围了上来，最后在他们二人携带的暖壶、果篮和皮包内，“搜出撸杆手枪十二支，子弹一千三百粒，又匣子枪弹四百粒，并在日人身上内衣中搜出大枪弹数百粒、吗啡五大筒。”两名日本人被带回营部复加详讯，才知道他们贩卖武器已经很多次了，军警顺着这条线揪出了他们的下家，破坏了这条走私武器的通道。最后，这两名日本人和一枝花一同被解往哈尔滨旅部发落。

这三名女土匪手上都有人命，最终都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抛开现实，单说文学作品中的女土匪的形象，她们往往都具备漂亮、凶悍的特征，尤其会有能使双枪且枪法很准的背景设定。投射到现实中，女性在职场里没有高分的技能点确实很难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脱颖而出。以上这三位女土匪都出身贫困，经历坎坷，走上打家劫舍这条路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但也有个人的情感原因，这似乎是土匪这个行当里女性的劣势。她们都是因为爱情而接触到土匪并进入到土匪的圈子最终成为土匪的头目，从来没听说哪位男性和女土匪结婚然后跟着上山，或者因为妻子冤死然后丈夫上山的故事，从来没听说先后两任妻子死亡丈夫被称作“克妻”的，从来没听说哪位男性和异性同居就被周围同性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