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被认为是珍妃的半身像照片流传甚广，相中女子穿着斜襟外套，梳旗人女子的两把头（这个两把头是假发），装饰了蝴蝶和花卉形状的发钗，头右侧有一条流苏垂下。我曾经从发型和摄影技术的传播两个角度入手，撰文分析这名女子并非珍妃，甚至不是满人，而是一名青楼女子[1]，并多次在讲座中分享过这一观点。[2]我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张照片真伪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荒和王国华两位老师就先后撰文讨论过。冯荒老师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照片上“贞贵妃肖像”的题记，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3]王国华老师也认为这个题记有疑问，但转而认为1930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4]里刊登的照片为真。[5]对此我也曾经考证过，实际上那是婉容皇后的奶奶。前几日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称在上海有正书局于清末出版的《海上惊鸿影》发现了这张照片，书中标注这名女子叫“黄云仙”[6]，证实了我之前的分析。至此，关于这张照片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照片中的女子是如何从“黄云仙”变为“珍妃”，图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的，还有讨论的空间。
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追溯这张照片的版本以及其附带的标注信息。
先说这本《海上惊鸿影》。出版这本画册的有正书局由狄平子创办于1904年，以制作精美的中国书画珂罗版复制品而闻名。同年他还创办了《时报》，馆址位于上海福州路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路口的西北角。狄平子（1873-1941）是常州溧阳人，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他早年中举，后留学日本，追随康梁参与维新变法，深悉舆论的重要，知道如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如何调动民众的情绪。据1904年便加入《时报》，先后参与运作旗下《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的包天笑回忆说，狄平子在1909年创办《小说时报》后认为该出版物中的插图、风景照、名人字画都不足引人兴趣，提出要刊登“时装美人”的照片。[7]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模特”的选择非常有限，只能另寻办法。狄平子和他的弟弟狄南士平时应酬很多，结识了很多陪酒的女子，便向她们索要照片。此外，狄平子还请当时上海有名的青楼女子去自己开设的照相馆免费拍照。这家招牌称作“民影”的照相馆，店址位于泥城桥西，即今南京西路与西藏中路路口西边路南，开设的初衷是为了翻拍借来的珍贵书画。照相馆所在的建筑共有三层，顶楼是照相馆，二楼是狄平子兄弟举行招待应酬的俱乐部。这些青楼女子的照片，有的是在应酬期间顺便拍摄，有的是约数位当红姑娘拍集体照。包天笑称拍照这种事情 “都是楚青的玩意儿”，即选模特挑照片都是狄平子负责。主动上门来拍照的良家女子如果容貌秀丽，照片也会被留下来。这些收集来的“时装美人”照片精选后，由有正书局“用最好的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 ，在1909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即《海上惊鸿影》。 [8]这本画册多次加印[9]，1914年还出版了《新惊鸿影》。虽然在封面上写明这本画册又名 “上海五百美人照相”，但实际上只收录了227张照片，涉及人物263个，其中包括两人带着的孩子（第54页和第106页）和一名独轮车夫（第31页）。画册中有几位女子没有标注称呼，可能就来自被截留的良家女子照片。[10]此外，书中的标注不可尽信，比如标注“赛金花在北京时小影”实际上是标注为“赛金花递解回苏时小影”的局部。
说回这张照片，我共见过三个版本，从使用的工艺来判断出现的先后顺序，第一个版本与《海上惊鸿影》收录的相同：半身像，灰白色背景，头部周围有一小片阴影，人像下部的边缘通过暗房手段做成渐隐的效果。根据照片所处的年代，原版极有可能是一张橱柜照。我看到的这个版本虽然很清晰锐利，但是只有6寸大小，系翻拍自原作，贝特曼的收藏里亦有此照。
第二个版本最大的特征是画面被处理成了边缘清晰的椭圆形，是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时报》在1904年6月12日的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有正书局卖照片的广告[11]，标题为“大清国皇太后真御影”。当时的说明还比较简陋，只说“太后中坐，皇后、公主妃嫔等侍立”，7天后广告里这张照片的说明就详细了很多：“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标题也改为“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12]两个月后，有正书局可出售的照片已经有600种，每张售价四角，一次多买还有优惠。[13]除了零售，这些照片还按不同主题以精致的相册形式出售，比如《北京庚子事变照相》，内容包括“宫殿、南北海、瀛台、颐和园、万寿山、宝座、御榻以及两宫宫妃、亲王、大臣、义和团、红灯女子、各国公使夫人入靓小影共八十余幅”，售价十八元。《上海百丽人照相全册》，“加入目下最时貌者数十人，较前大有区别，莫不艳夺芙蓉，娇欺杨柳，且均着色，共粘一绒面精册上，全册仅十五元。”《津京百丽照相全册》，“凡北京、天津之妓，皆精加选择，聚丽影于一册，闻声是姻缘，见影亦是姻缘，多情人毋交臂失之，零售价见上，全册十五元。”《中国百名人照相全册》，“自天子、皇后、王公、督抚，以及中兴诸将、守旧诸魁、维新诸杰，以及文明诸女士等，共贴一绒面精册，零售均见上，全册十五元。”从这份广告可以看出，狄平子早在1904年就曾实践过“时装美人”的噱头。
在北京故宫的照片收藏中也有来自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台湾学者王正华在故宫图书馆浏览馆藏照片的数字图像时就注意到有张慈禧太后的照片卡纸上印有“上海四马路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的字样。[14]北京故宫的收藏中是否还有来自有正书局的照片尚有待馆方的公开。广告中提到的几本相册之完整本在收藏市场上比较少见，更多是以零散照片的形式出现，比如较常见的曾国藩（标注“曾文正公”）、宋庆（标注“宋宫保”）、马玉崑（标注“马宫保”）的照片都来自有正书局。有正书局的标注多有讹误，比如科学家徐寿的照片就被标注为“左中堂”（即左宗棠）；标注为“红灯女子”本意是指义和团运动时期“红灯照”组织的成员，但实际上是着戏装的普通女子。
有正书局售卖的照片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与时俱进地更新，比如1907年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主管新军的建设后，增加了袁世凯穿新式军服以及新军军官合影的照片；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增加了江宁将军铁良的照片（标注为“铁帅”）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我所见的这个版本即与袁世凯、新军、铁良等的照片出现在一起，由此可知至晚在1911年后售卖的版本已经有了椭圆形外边缘。
有正书局出售的有些人物照片会把标注写在底片上，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藩、宋庆等人的照片都是如此，这样每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上都会有标注，但影响照片的美观。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品种不把标注写在底片上，仅出现在销售目录中。比如第二个版本我见过一张在紧挨头饰流苏的位置，骑着椭圆形的边缘，自上而下用墨笔写的“娘娘”二字，这可能是购买照片的人自己把有正书局提供的标注写在了照片上。
第三个版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大的特征是椭圆形的画面以及头像上部黑底白字的“贞贵妃肖像”题记。这个版本是以第一个版本或其翻拍照为底本，叠上中间挖出椭圆形空窗，上面有字的照片再翻拍的，右下角因为两层照片贴的不够紧，露出缝隙而产生了阴影。上面这层遮罩要用玻璃板来制作：在准备写文字的长方形区域以外都涂上红色（或用黑色墨汁替代），用软笔和墨汁在这个空白区域写上“贞贵妃肖像”几个字，这样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除了写文字的背景部分是黑色，其余的地方都是白色。从这个工艺看大约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
从以上对这三个版本流变与传播的梳理大体可以看出，有正书局拥有这张照片的原始或早期版本，可能是民影照相馆拍摄的，也可能是收集来的。在与《海上惊鸿影》相近的出版时间里，这张照片又被作为“娘娘”的照片售卖。有正书局并没有说这张照片就是珍妃，但是这时光绪皇帝一后二妃中的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形象已经在他们的销售清单上，时人并不知晓1900年去世的珍妃没有留下这种肖像照的机会，“娘娘”的说法一旦出现，自然有“明眼人”辩识出这并非隆裕皇后或瑾妃，于是便被附会为珍妃了。之后有好事者根据这种暗示，去掉“娘娘” 二字而增加了“贞贵妃肖像”的题记。
但是民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有正书局售卖的“娘娘”照片这种暗示落实到纸面上。1930年，婉容皇后和她的族人都健在，故宫博物院编《珍妃专号》，即便将婉容的奶奶当作珍妃也没有选这张照片。在1940年的《立言画报》上再次出现“珍妃”的照片，并煞有其事地注明：“上图为珍妃，摄于中南海”[15]，实际上是引用“珍妃专号”中的照片和说法。时间到了1982年，刘北汜先生用笔名[16]撰文讨论北京故宫收藏的“贞贵妃肖像”，他一开始便说 “这张照片是利用故宫旧藏底片洗印的。”[17]实际上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翻拍再制作的版本，底片也不在故宫。虽然“贞”、“珍”二字有别，但他还是觉得“两人脸型颇为近似”，而且怀疑这张照片是好事者借机拍摄复制的。总之，他偏向于认为就是珍妃。到1990年在他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中，第三个版本被标注为“光绪帝的珍妃”。
以上便是从现有资料中梳理出的一名民间女子的照片被附上“珍妃”这一信息的经过。造假的动机源自需求，指“黄云仙”为“珍妃”自然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八卦和想象都需要一张脸，在传言和附会中，珍妃的形象被最终明确地制造出来了。
注释：
[1] 如“光绪珍妃传世照片多为误认？”，《北京日报》“旧京图说”版，2017年4月11日。
[2]在成都寻麓书馆传灯人系列讲座“光绪与珍妃传世照片辨伪”，2021年3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1198
[3]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4]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第一版，193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版，2022.07:117页。
[5]王国华.珍妃像辨.满族研究,1986(03):67-71.
[6]网友“廉子雎”2024年3月15日凌晨2点07分布的微博。
[7]包天笑著，刘幼生点校. 钏影楼回忆录. 第四辑，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460页。
[8]包天笑在回忆录中所记书名为“惊鸿艳影”，但实际上有正书局只出版过三种类似的画册，分别是1910-1911年间的《海上惊鸿影》和《艳籢花影》，以及1914年出版的《新惊鸿影》。此处应该是指《海上惊鸿影》。
[9]据季家珍的研究在1911年3月之前已经多次翻印。季家珍：《妓女的“他（她）者”：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国妇女及其能见度和性征》。选自王政，吕新雨主编：《性别与视觉 百年中国影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36页。
[10]比如第14页的四名女子和第54页的女子和小童。
[11]《时报》，1904年6月12日，第四张。
[12]《时报》，1904年6月19日，第四张。
[13]《时报》，1904年9月20日，第一张。
[14]王正华：《走向“公开化”：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二期（2012.3）抽印本。其中的“厂西门”是指琉璃厂西门，1904年有正书局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商标说明。
[15]《立言画报》，1940年第103期，第13页。
[16]冯荒是刘北汜的笔名之一。
[17]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最后感谢张继州友第一时间通知我那条关于《海上惊鸿影》的微博，以及其后通知我的朋友们。还要感谢网友浪客湛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