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关于蚕池口教堂的历史，被引用最多的史料就是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撰写的《燕京开教略》，1905年救世堂印。这本书是根据其1897年出版（首版限量版，后多次再版）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的中译铅字线装本。樊国樑1862年7月14日抵京，即在蚕池口教堂传教，因此他的记述应该比较可靠。蚕池口教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因耶稣会士洪若、刘应“进金鸡纳”治好了自己的疟疾，“酬西士钟爱，于降生后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洋历七月初四日，召吾等（指洪若等人）觐见，特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此月十一日，地面官将房院交清。然杂乱芜荒，不堪居住。皇上饬工部鸠工修葺，颇称惬志。至洋历十二月十九日，一律完竣。即将新建小堂，献为恭敬吾主死于十字架、救赎普世之用，名之为救世堂。此即北堂之来历也。”传教士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法国耶稣会士等，即思再恳皇恩，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三十八年，张诚、洪若、刘应奏承其事，皇上命予所请隙地之半，又助银两物料甚多，越四年而大堂告成。”“祝圣大堂时，仍名为救世堂。”幸好当时有“传教士寄西洋信函，述其大堂局格甚详”，又有“中国老铎德名柯儒望者”，据他描述，“大堂前有院落一所，围以游廊，壁上绘有圣教各等圣像。大堂两旁，有宽敞房屋十间，左五间，为保守者学习要理之处；右五间，为道长聚会之所，兼充客厅，厅内悬有法国王类思第十四位（即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及英吉利王之写真。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贴墙有半圆柱十六楹，彩以绿色，柱顶雕有花草，柱顶之上，复有半圆柱十六楹，每柱各高一丈二尺。壁间俱绘圣像，圣像旁，俱有诗词对联。堂之窗牖，左右各六，皆系圆顶。堂内北墙之上，仍绘真堂之形，户牖玲珑，无不肖形。”“堂之前面，镌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一方。”“正祭台后，建有观象台一座，较堂脊略高数尺，为窥测天象，及藏书之用。正台左右，尚有小祭台若干座，其更衣所，则在堂外正台之旁，有门相通。大堂东院，乃铎德修士之住宅，皆依中国式样建成。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此时奉教妇女，不得随意进堂，即于此处诵经敬礼。”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蚕池口教堂，也是第一代蚕池口教堂
樊国樑绘制的康熙年间蚕池口教堂平面示意图
至于“蚕池口教堂”名称的来历，樊国樑在书中说“（救世堂）园之城垣，与皇后亲蚕之宫殿相接，地名蚕池口，即此故也。”众所周知，先蚕坛位于现在北海公园的东北角，怎么跑到西安门内紧挨救世堂去了呢？据刘文峰等人著，学苑出版社的《北京先蚕坛》，亲蚕是中国农业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祭祀仪式，明代定都北京后，嘉靖帝决定在安定门外稍西建亲蚕坛，让皇后率公主及内外命妇前去采桑叶，同时在西苑的西北角空地建织造堂，用来最终完成织造郊庙祭服的任务。嘉靖十年（1531）三月，新的蚕坛建在西苑万寿宫东侧。清雍正时，虽然将明的蚕坛改建为祭祀雨神龙王的时应宫，但蚕坛西墙外明末清初形成的地名蚕池口却保留下来。老北堂，即救世堂因此也被称为蚕池口教堂。
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皇帝在全国禁教，“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各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这只是蚕池口教堂悲惨命运的开始，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南北二堂，亦被损伤”。“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与某官于姓为业，价银五千两，较所值不过十分之一。其大堂则令拆毁，大堂前悬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至是以黄缎包裹，交内务府，收寄于库。于姓殁无后嗣，堂院转售于宗室某人。宗室于大堂故址之上，复建房屋，令眷属婢妾，寓居其内，清洁之区，几成牢苙矣。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法国与中国互订合约，归还其堂，传教士等，扫除荒秽，惟见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所赠之铁栏杆，与堂前之石座铁球两架，依然尚在，即以大堂旧基上之屋舍，权为小堂而祷祀焉。”
1860-1864年之间，在蚕池口教堂原址南侧的屋顶上向南偏东拍摄，可见原教堂区域入口大门，这张照片的局部被转刻为版画登在1864年的Le Tour Du Monde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在中法合约中特意写明清政府应保证传教士的传教权利，不应没收其教堂，已经荡然无存的蚕池口教堂终于迎来了春天。“同治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洋历正月初九日，北堂甫经修完，忽而被火，住屋即焚，延及书库，赖有修道学生等，极力扑救，始得保存……不数月后，即新建洋楼一所，规模宏敞。其修道院等屋，亦陆续修迄。院落落成，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钟楼之上，亦有双塔高耸。奈恐总署指摘，将图承验总署。总署大臣，请减低其塔，而钟楼之高，犹得九丈焉。同治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洋历五月初一日，孟主教大开磐础之典，法使白尔德米，与总署大臣崇厚等，皆行亲镘涂灰之礼，以示协力赞助之意。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照康熙四十二年，降生后一千七百三年所建之北堂，名为救世堂。堂之局格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计长十五丈，栏杆内宽九丈二尺，堂深宽六丈四尺。同治五年岁杪，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洋历正月初一日，大堂落成，孟（振生）主教祝圣大堂，而祀祷焉。”
重建第二代蚕池口教堂的大功臣孟振生主教
1871年约翰·汤姆逊在游览北京期间拍摄的1866年落成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
1873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门口可见第一代蚕池口教堂遗存的路易十五所赠石座铁球
1878年的蚕池口教堂内景。还有多张教堂内景，其中一张可很清楚地看到堂内的巨大管风琴，只是照片授权的原因无法放出。
从蚕池口教堂西侧的院落向东看，远处是大堂，左边的二层建筑即1864年“新建成洋楼一所”
蚕池口教堂的重建，其中还有一件趣事，即中国第一座动植物“博物馆”的建立。孟振声主教从法国带回一位传教士，“有达味德，华姓谭（即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又译达维德，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博物学家谭微道
就这样，蚕池口教堂一直挨到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提出用西什库一块地交换蚕池口教堂，于是在1887年蚕池口教堂完成搬迁，至1902年，蚕池口教堂及附属建筑始拆。
1901年时任德国公使穆莫相册中的一张蚕池口教堂照片，当拍摄于1900年夏末庚子事变结束之后不久
1901年法军摄影师拍摄的蚕池口教堂
1901年法军摄影师在热气球上航拍的蚕池口教堂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