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王苗等策划，冯翔撰文，杨浪主编的《万水千山京滇路》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个周末终于有时间仔细翻看一过，有些感想记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省政府都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热情高涨，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省也制订了具体的建设计划。贵州多山地丘陵，交通阻塞，是历史上经济一直不发达的主因，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份。如今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特大桥都在贵州，从侧面也可以相见当年交通的艰难。据当年贵州省路政局制定的《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规划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贵东（贵阳到玉屏）、贵西（贵阳到盘县）、贵南（贵阳到独山）和贵北（贵阳到桐梓）四条公路，分别可以连接湖南、云南、广西和四川，其中贵西和贵东两条公路连接起来可以打通从缅甸到湖南的通路，是京滇公路的一部分。所谓“京滇”，即从当时的首都南京到云南昆明的汽车公路，横贯苏、皖、赣、湘、黔、滇六省。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京滇公路的贵州段工程进展缓慢，比如湖南段在1930年底便已通车，湖南省政府还曾催促贵州尽快推进。意外的，红军的长征成为加速这条公路建设的主因。1934年，红六军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队进入贵州锦屏县。为了追击红军，蒋介石对黔湘公路的修建非常关心，拨款拨人，催促贵州省政府尽快修建。最终，黔湘公路，京滇公路的最后一段在1936年底勉强通车。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规划中的三座桥梁还没有建，需要乘摆渡船才能过河。无论如何，京滇公路的开通意义非常，对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比如对云南来说，在这条公路开通之前，从昆明到南京的最便捷路线是在昆明乘坐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再乘海船到香港，经上海到南京，这条公路开通后至少不用出国再回国了，当时媒体评价称这是“东部与西南联络公路之唯一干线”。在抗战中这条公路的滇黔段与滇缅公路相通，成为国民政府西迁之后的重要补给线；这条公路全线通车后不久便爆发卢沟桥事变，故宫文物西迁也是走了这条公路的大段，可以说，京滇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维持国民政府的运转、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对前线战事的支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国民政府当时对这条公路的开通非常重视，在尚未通车的1936年9月，蒋介石就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组织行政院京滇公路周览会，以沿该公路考察和宣传，“ 俾实现宣扬中央德意，慰问民生疾苦，开发边疆实业，及发展交通之目的”。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组建了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为团长，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为副团长，共180人的考察团。这些团员分为国防、内政、经济、土地、教育、交通、工业、农矿、水利、司法10组，携带预备沿途展览的表现中央建设的图表、蒋介石的照片、出版物等，还有宣传蒋介石和建设成就的有声电影，于1937年4月5日，分5个车队从南京中华门出发，经过艰难的跋涉，于4月29日抵达昆明。这些团员肩有考察各项事业，撰写调查报告与发展方案的任务，而摄影是记录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在团员中已经有专业的摄影师，比如中央通讯社的徐兆镛，而当时许多学者和官员也都是摄影爱好者，比如经济学家，也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卫挺生、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参谋本部杨焜、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裴鉴等等都带了自己的照相机，也拍了不少照片。周览团抵达镇远后，当地政府组织迎接，苗族同胞表演舞蹈，团员们纷纷拍照，“团员见苗民盛装异饰，争摄取照相，或假苗女之银冠冠而摄者，或寄苗女同摄者，纷纷蚁动”，从胡焕庸留下的照片中就能看到很多带有人类学田野考察视角的内容。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何遂：学界此前关于京滇公路的研究已经很多，引用的图像资料也非常丰富，但是何遂拍摄的相关照片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内不为人知，直到在2016年的一次清点中才被发现，是新材料。也正是因为这批照片，成为开展《万水千山京滇路》项目的契机。
2024年9月，曾经在京滇公路周览团同车的裴鉴、胡焕庸、曾世荣、秦墨哂、何遂等人的后代，以及几位记者相约重走了京滇公路的贵阳至昆明段。同年10月，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又策划了重走京滇公路的人文摄影计划，组织了二十多位摄影师，兵分八路，赴皖、赣、湘、黔、滇、川实地采访拍摄，最后从数万张照片中选出三百多幅，编辑成了这本画册。摄影与历史地理是绝佳搭档，用摄影记录京滇公路的重走，不仅与八十多年前的各路专家兼业余摄影人相呼应，更是一种致敬。书中还收录了很多历史照片，甚至同一地点的过去与现在，比如贵阳的甲秀楼，旧影中一片萧瑟，新照中灯火辉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落，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贵州九百多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放眼世界，中国的面貌天翻地覆，实在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