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三）

当英国人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在中国西部地区积极探索并伺机扩张势力的时候，北边的俄国人也不敢闲着，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地缘优势以及与清国之间长久而特别的条约关系，俄国人在中国尤其北方地区的考察活动的规模远比英法两国来得大。从1870年代开始，不断有考察队在从新疆一直到东北的广大区域上进行考察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几支有：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1870-1885在中国境内的四次考察；来自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部的彼夫佐夫1876-1891年在新疆和蒙古的三次考察；地理和民族学家波塔宁1876-1899年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五次考察；曾在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里工作过的罗勃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在1890年代各自带队的对新疆、藏北以及黄河和长江源头的几次考察（科兹洛夫后来在哈拉浩特古城挖掘了大量西夏文物运回俄国）；此外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考察活动，总之那一时期俄国人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活动范围很广，勘查的内容很宽泛，留下的报告和著作也相当多。到1880年代，由于干版法技术的成熟，照相设备的便携性增加，照片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探险家和考察队回国后出版的作品里，如普热瓦尔斯基1883-1885第四次考察的记录《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1888年出版）包含29张照片；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2-1894年从恰克图出发，经北京、山西、甘肃等省至新疆伊宁的考察活动也拍摄了照片，除了常见的城市景观、人像，还有山区的地质面貌、黄土高原地区的窑洞等。

不过目前已知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走西部穿越路线的俄国人是一支规模较小、成果也不太显眼的队伍。1874年，俄国总参谋部派出一支小型考察队，目的是探索从四川到斋桑（Zaisan，现属哈萨克斯坦）之间可行的陆上通道。这番行动的背景是当时俄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以前，俄国市场上的中国茶叶大都由俄国商队从恰克图经陆路运入，到1850年代，已有一些俄国商人非法进入中国内地，直接到汉口一带购茶。《天津条约》后，俄国人在内地的茶叶贸易活动规模升级，1860年代初，他们开始在汉口和九江建立砖茶工厂，自行深入茶产区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加工后经水路运往天津，再由恰克图运回俄国。当时俄国对经陆路输入的茶叶征收的进口税远低于经海路进口的茶叶，因而除了传统的天津–张家口–蒙古–恰克图线，俄国人也希望找到一条让茶叶从产地直接西行的路线。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俄国取得了在新疆伊犁和塔城两处进行贸易的权利，此后在1871年又出兵占领了伊犁。如果能将中国内陆出产的茶叶经甘肃、新疆运到斋桑泊，就可以走水路到达北面的鄂毕湾或向西进入里海、高加索地区，陆上运输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从后来的记录来看确实有大量茶叶经这一路线运往上述地区，但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还是经恰克图，其兴盛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国停止从中国采购茶叶，这时现代化的欧亚大通路西伯利亚铁路也贯通了。

1874年的这个考察队由来自总参谋部的索斯诺夫斯基（Ю. А. Сосновский）带领，成员包括地形学家马图索夫斯基（З. Л. Матусовский），科学官员、艺术家皮塞亚茨基（П. Я. Пясецкий），翻译安德烈夫斯基（И. С. Андреевский），摄影师鲍耶夫斯基（А. Е. Боярский），此外还有一名徐姓中国人以及三名哥萨克士兵。除了研究可行的贸易线路，考察途中可以用来建立货站、商行以至领事馆的地点，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是搜集与东干人有关的情报。考察队1874年3月14日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翻越乌拉尔山、横穿西伯利亚平原，于7月初到达恰克图，然后经乌兰巴托、张家口，8月19日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停留了差不多两个月，其间拜访了俄国使馆和东正教布道团，参观了城内主要的名胜，还去了颐和园。10月中他们再次启程，乘木船由白河至天津，然后搭乘“山东”号火轮船，于10月21日到达上海。之后他们继续乘轮船沿长江上行，10月31日到达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汉口。他们参观了一家俄国人开的茶厂，详细地了解了专供俄国市场的砖茶的生产过程，还去了离汉口不远的咸宁和崇阳。回到汉口他们拜访了一些当地官员和富商，鲍耶夫斯基为他们拍摄了肖像，还找到几位女士拍摄了她们的小脚。

1875年1月11日他们离开汉口，计划是沿汉江上行至汉中，经甘肃、新疆到达当时属俄国的斋桑。这一段旅程才是他们此行考察的重点，其中汉江这一段水路1873年有发现大熊猫的那位法国神甫谭卫道走过（由陕西城固县下行到汉口，用时二十天），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自古商贾往来的成熟路线。不过考察队途中还是遇到了几次挫折。汉江应该是他们预想的一个让茶叶西运的可行通道，但是汉口至汉中一千余公里长的水道和六七百米的落差使得逆水上行比预计的困难，他们花了两个半月才走完全程，中间还翻了一条船。4月13日他们到达汉中，在这里休整到5月20日，加雇了几个人、购置了骡马出发去甘肃。然后经勉县、略阳、徽县、秦州（天水）、兰州、永昌、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嘉峪关、安西（瓜州）、哈密、巴里坤，于9月12日到达古城（今奇台县）。在这里索斯诺夫斯基决定不走相对稳妥但是稍微远一点的线路（沿准噶尔盆地的东北边缘走到靠近额尔齐斯河的乌伦古湖，今福海县境内），而是想直接穿过准噶尔盆地到达斋桑。他们找了两个蒙古人当向导，结果这两个向导多次迷路，人员和骡马几次陷入缺水缺粮的境地，最后他们于10月14日到达斋桑，然后返回圣彼得堡。

从时间上来看索斯诺夫斯基的这支考察队应该是第一组把照相机带进陕西和甘肃的外国人，湖北境内的汉江沿线可能也是第一次被摄入镜头。在兰州他们拜访了左宗棠，左宗棠对他们很友好，允许他们拍照，邀请他们观看军队的操练，还请索斯诺夫斯基牵线从俄国购买军粮（后来确实给找了一名俄国商人从西伯利亚运了一批粮食去哈密）。回国后，皮塞亚茨基撰写了此次考察的报告《中国行纪》（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Китаю в 1874-1875 гг，1882年出版）并绘制了长达72米的水彩长卷《从中国中部到西西伯利亚》（От середины Китая до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鲍耶夫斯基拍摄的约200张照片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批堪称优秀的人文地理作品展示出娴熟的摄影技巧，有着良好的构图、在那个时代来说异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很多都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独一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