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价值的转换

1900年在中国发生的庚子事变,西方媒体描述之的核心是被困在使馆区(主要在英国使馆内)和北堂的神父、修女、信徒们是如何被解救的,我们所说的“八国联军”对他们来说是前往北京解救同胞的“远征军”。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保护人权的行动,这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来,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围困,没饭吃没水喝,遭受炮击、火攻之苦是极不文明的。我们现在看IS斩首人质感到的恐惧、鄙夷和谴责与百多年前西方人看我们当街斩首人犯的感受差不太多。历史的细节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只想片面的举一例说说影像的价值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转换。

被困在使馆区内外国人的生活以及抵御清军、义和团攻击的情形,有不止一个人拍摄过,拍摄者都不是以此为生的专业摄影师,都是恰巧有相机在手又愿意对这一事件进行记录的人。我们比较常见的照片主要来自美国的凯利牧师(Charles A. Killie)和翟兰斯(Lancelot Giles, 1878-1934)。翟兰斯拍摄的照片在当时除了放入他的书中(《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以外并没有大量售卖,而凯利牧师则是在被解救后挑选了50张照片洗印制成影集,感兴趣的人支付不多的钱就可以购买(50张全套20个鹰洋,单买8×10英寸每张75分,6.5×8.5英寸每张50分,3.5×3.5英寸每张20分),而且教会人员还有折扣。在凯利牧师拍摄的照片中,有阵亡后覆盖着星条旗的美国军官遗体、有烈日下英国使馆内无精打采的妇孺、有被义和团放火的翰林院、有几乎被打成筛子的使馆建筑、有“远征军”初抵英使馆时众人的喜悦,总之这些照片记录的很完整很集中也很感人,可以想见当时这些照片传播到欧美国家时观众们的情绪。把被困人质的生活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我想这是凯利牧师的初衷,他在按下快门的时候只想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展现的勇气。在此时这些照片的属性还维持在传播正能量上,但很快,这些照片有了新的属性。

凯利牧师的这本相册现在市场上有流通,只是比较少,我曾一度认为那本相册就是这50张照片的样子,直到我遇见一个更完整的版本:这本相册还附有一本英文的目录。目录中对照片的拍摄地点、照片的尺寸以及版权都做了说明,我更关注上面几句红色文字的注释:这些照片在中国和英国的复制及销售权从凯利牧师转移至上海的鸿发洋行。

鸿发洋行(Brewer & Co.),根据1911年英文版的《上海旅行指南》(Shanghai :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记载,地址在南京路31号,这和那份目录中的地址相符,具体在南京路和江西路的路口拐角。这间洋行主要经营精装本的英文书及中国、日本和远东的重要出版物。

凯利牧师拍摄的相册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属于“重要出版物”,鸿发洋行一定是颇有远见地看到其中的价值,获得了这本相册在中国和英国复制、销售的权利。在鸿发洋行这里,这些影像又被附加了一份商品的属性,成为商人赚钱的工具。像当时的上海,以及广州、厦门这样开放比较早的城市,大家可能都比较现实,没有那么“讲政治”,否则也不会在义和团席卷北方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商量出个《东南互保条约》,当然这和南方曾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摧残也有关。

总之,影像在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关注度的增加,可能会在拍摄者的初衷之上附加商品的属性,甚至最终完全沦为流通和“增值”的工具。当下,可能很多艺术品都处在这样一种尴尬(也许很多人根本不觉得尴尬)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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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炮兵上尉雷利在前门上遭暗枪击中身亡,覆盖着星条旗躺在正阳门城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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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英国使馆内无精打采的妇孺,没有人知道这场灾难会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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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点燃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想烧死“洋鬼子”,使馆里被围困的人们正在救火。最后没烧到使馆,反倒把翰林院内的珍贵藏书,如《永乐大典》几乎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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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馆内几乎被打成筛子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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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人们见到第一支进入英国使馆的远征军时都兴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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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所附的英文目录封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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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里有关复制和销售权利转让的涂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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