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的红石纪念碑

上海外滩,除了各时期各风格的精美西洋建筑,曾经设在那里的诸多雕塑也别具风味,比如巴夏礼铜像、赫德铜像、胜利女神像、马加礼纪念碑、常胜军纪念碑、伊尔底斯纪念碑。当然,这些雕塑一直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不可否认都是极好的艺术品,这些纪念碑的老照片也比较容易找到。其实,在苏州河口的英国领事馆院内还有一座纪念碑,英国人称之为“The Monumental Cross”,中国人称之为“红石纪念碑”。

1937年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1937年8月9日发生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称为“大山事件”。最近一直在看抗战的资料,发现一张“有趣”的照片,看现场的情况(尸体的位置和姿势;为什么有“记者”能在尸体未搬动前赶到现场拍照?)怎么都和记录对不上。我以前接触到的资料都说日本士兵挑衅,意图硬闯中国军队把守的虹桥机场被毙。本来当时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关系就已经很敏感,发生这么个事,一触即发。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配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想起大眼前两天说的“小事办成大事,大事办成不可收拾”。

嘉定汇龙潭魁星阁

最近攒了一个展览,是我第一次弄展览,主题是我最熟悉最擅长的中国历史影像,就是老照片。虽然多数照片我都比较熟悉,但不熟悉的那几张着实花了我些时间去考证,特别是同样来源的三张。其中最先确定的是上海嘉定的法华塔。这塔平面四方形,比较特别。照片中尽管塔已残破,但是周围地形水路环境没有大变化,确定较容易。还有一张是濒水的二层四方攒尖阁楼,已废,二层没了窗户,一层的几个门也用砖砌死了。阁位于水面的出(入)水口边,另一侧是个树木茂密的土山,远处还能看到一座简易的石平桥和石牌坊。第三张是座三孔石拱桥。江南的石拱桥看起来风格都很接近,且现在幸存下来的不多,要想确认何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看桥的额或联,遗憾的是这张照片提供不了这些信息。倒是那个濒水阁楼非常非常眼熟,我应该看过这阁楼20年代的照片,脑海里反复出现“嘉定”、“嘉兴”这样的词。我在这两个词的基础上添加“濒水阁楼”搜索,未果,翻了翻硬盘里的资料,也未果。最后临到展览开幕都还没确定。昨天晚上搜其他内容的时候,看到一张明信片,哈哈,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吗!

天下第六泉

在中国,争“天下第一泉”名号的不少,大约有七处:济南的趵突泉、镇江的中泠泉、北京的玉泉、庐山的谷帘泉、峨眉山的玉液泉、安宁的碧玉泉、衡山水帘洞泉,不过,好像没有争“天下第六泉”的。上海静安寺前原有一座涌泉,南宋绍熙《云间志》载:“在沪渎东,西有芦浦,中间一水相通,有数尺许,特深如井。然水腾涌,昼夜不息。或云:海眼也。”乾隆四十三年重修的时候,书画家胡公寿题字“天下第六泉”,没查到胡先生这前五泉怎么排的,不过,我相信这“天下第六泉”的名号,估计不会有谁家跳出来争。

1870年代的两位中国模特

伯耐特先生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一书中,在介绍威廉·桑德斯的一节里引用了作者自己的一张收藏“Young Ladies”,两位裹脚的汉族妇女,衣着华丽,手持纸扇。看他们的衣着,虽然华丽但并不浮夸,头带也是已婚妇女的特有样式,应该不是来自青楼而是良家。如果是良家,那个时候能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真是不易。我觉得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妇女太眼熟了,我在另一张照片上见过她们。桑德斯的编号为3,名为“A Celestial Cab” 的照片中,这两个人坐在一辆独轮车上,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且这张乘独轮车的照片还被转制为木版画发表在1876年10月2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只是画师在背景加上了个赌场的招牌,旁边附了几支花。1870年代这两位中国模特在镜头前显得很自如,想来已经比较适应摄影术了。对于摄影师,能让还未开化,和自己不同语系的人能放松的站在照相机前,这是本事,两个中国妇女能这么早这么快接受新事物,这是意识,都不容易。不过,这两个模特总是让我想起现在北京上海大街上那些挎着老外腰的年轻MM们……

最后一片拼图

2009年底接触到一张清末的蛋白照片,内容是在高处拍摄的,典型的中国南方乡村景色:拍摄位置是在一座桥上,河道蜿蜒向前,河左岸是大片的农田,河边有七棵大树(好像是杨树,也可能是银杏),河右岸是鳞次栉比的民居,而且靠河岸多是米行,如“恒丰花米行”、“源记花米行”,让人联想起小学课文里的《多收了三五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什么地方,实在没有线索,只知道是1870年代(根据相纸和照片的影调判断)的中国南方,我猜是上海、苏杭、南京一带的可能性大些。

拿倒的书

Ebay上看到一张有意思的厨柜照片,是1890年代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团某位大姐的站像,一身中国妇女装束,神情泰然,左手搭在台子上,右手拿着一本中文书(好像是字帖),可是书拿倒了。

宝记照相馆

据《中国摄影史》和《上海摄影史》载,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宝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创始人是广东人欧阳石芝。创始人欧阳石芝的说法可能来自对欧阳后人的访问,不过,我怀疑1888年这个说法。
现在收藏市场上多见的宝记照相馆的照片一般都是190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间所摄,而且是设在上海的照相馆拍摄的,根据卡纸上的地址,馆址是在南京路(曾有五处馆址)。我在2008年接触到过两张南京的蛋白照片,一张是江南贡院,一张是远眺鸡鸣寺。这两张照片上都有宝记“POWKEE”的字样,并注明拍摄年代是1888年。这些字都是写在玻璃底版上的,因此可以确定宝记至少在1888年已经于南京营业了,那会不会更早呢?
近日我又发现一张黄鹤楼的照片。这张黄鹤楼的照片传播很广,一直被认为是黄鹤楼最早的照片,我还见过这个影像的幻灯片版本。黄鹤楼自从在三国时期建成后,一直命运多舛,屡毁屡建,这张照片上的黄鹤楼是所谓的同治楼,即存在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在黄鹤楼的外墙上,也就是照片最右居中的地方,贴着一张海报,上书“岭南宝记照相”,另外还有两行小字看不清楚。这个发现说明至少1884年宝记就在武汉开店迎客了,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这张著名的黄鹤楼照片就出自宝记之手!
广告上说“岭南”宝记,这和欧阳石芝来自广东一说合,但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宝记照相是从广东迁至武汉的照相馆呢?旧时的中国人,家乡家族的观念很重,除非情不得已,多半不会背井离乡的。可能是由于摄影术最早于广州一带登陆,迅速发展,使广州的照相馆业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饱和,同行之间竞争激烈,因此这些照相馆才开始向内地发展。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更早的(广东时期)的宝记照相的作品被发现呢?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