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前的今天,几位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14楼某房间拍摄的一段视频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并不存在的”历史,也成就了一批波普艺术品。除了比较常见的那张照片及那几段两分多钟的视频,偶尔还能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在一条扁长的可见区域内,左边站着一个穿白衬衣深色裤子的男子,他右手拿着外衣,左手拎着一个包,右边是一根倾斜的管状物。对那段历史稍有关注的人都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不过,打我第一次看,就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作者: jnxu
吻
想了想,在今天,做个“吻”的专题,不说话。
合影的站位
观看合影照片很有意思,这里面门道很多,特别是被摄对象的站位,或站或坐,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都是有讲究和规矩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前我写过1900年前后雍和宫的五位长老“横阵”和“纵阵”分别怎么站,排位规则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常委们集体亮相。
没头的肖像
已经陆续写过了角色扮演的肖像、看不见正脸的肖像,今天说说重口味的:没头的肖像。
看不见脸的肖像
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就突然不喜欢被拍照了,后来除了毕业照、证件照这种必须要拍的照片外,其它的能躲就躲,也从来不喜欢主动与“名人”合影。现在手机拍照普及了,更是受不了自拍照和到此一游照(没有批判别人的意思,写出这两句话只是愈发地觉得自己各色)。尽管很不喜欢被拍照,但是如果必须拍照的时候还是会认真对待,会以适当的表情面对镜头,毕竟,自己是被摄对象,不能不礼貌。不过最近搜集到一组上世纪拍摄的照片却颠覆了我的认识,因为这些不同照相馆拍摄的肖像照全都看不见被摄对象的脸,要么是拿东西挡着脸,要么干脆甩给摄影师一个后脑勺,或者,屁股。
扯旗的人
去年12月在杭州的中国美院看了一个展览《历史的显影——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其中有张照片是童小鹏1937年5月拍的“红军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大会时的红军部队”,画面正中是一面插在地上的军旗,一名席地而坐的战士扯起旗帜的一角。露出上面的五角星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这让我立刻联想到另外一张照片,也是比较常见的一张老照片,“上海道台出巡”(这个“上海道台”的说法我是存疑的,具体改天另说。至于这个说法的来源,我记得是在某本讲摄影史的书中曾经提到,可是在发表这些文字之前我翻了好久也没找到。)照片里“道台”后面有名亲兵将大龙旗,也就是清朝时的中国国旗的一角扯起,露出了上面的飞龙。当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时,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人们任何看待自己被拍照的问题。
COSPLAY
昨天说到人像拍摄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像”,但随着摄影观念的传播,人们看待和理解摄影的态度变化,势必会从“要像”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像”。说到不像,我发现不少人的婚纱照都是不像本人的,妆太重后期PS太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两个人头歪在一起的半身照,比如我钱包里就放着一张。对了,逊帝溥仪和婉容就拍过一张类似的恩爱照片,只不过是全身的。
镜中人
我认为,人像拍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像不像”,也就是说比对照片和真人,五官像不像,张三不会看起来像李四。当然,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应该是比“像”更多的信息。我的理解,人像摄影作品的本质就是展现,展现被摄者的容貌、身份、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信息。我觉得,早期的商业摄影师,他们为客户拍摄肖像时应该没有过多的理论指导和哲学思考,想到的只是顾客是否会满意,是否以后还要加印,至多会想办法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在一张照片上呈现更多的有关被摄对象的信息,至于理论,都是学者们后来总结甚至想象出来的。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 1876-1964)在拍摄人像方面常被认为有代表性,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命为重新办理户籍的德国公民拍摄肖像,他拍摄的人像不是那种简单的大头证件照,而经常在被摄对象工作、生活的环境中拍摄他们的肖像,如他镜头下的面包师:矮胖的身材穿着大褂,在厨房里正搅拌做面包的材料;还有搬砖工,肩上扛着十多块砖,眼睛坚毅地看着摄影师。这些人的衣着打扮、工具使用,一望便知其职业,这就是五官长相以外的附加信息。当然,桑德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摄影师,在19世纪的很多人像作品里,都有在室内(照相馆内)“复制”被摄对象生活场景的实例,在中国最知名的当属19世纪曾在上海活跃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1832-1892),他把念经的和尚搬进摄影棚,把售卖馄饨的小贩以及他的骆驼担和客人搬进摄影棚,把算命先生搬进摄影棚,在室内再现这些人的日常,为观看的人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几位早期来华的外国女摄影师
今天是“女神节”,炒个应景的冷饭,说说几个早期(这里的“早期”我定义在194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女摄影师。
珍妃的照片
前几天有篇光绪后妃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转来转去,里面有张珍妃的照片,正面半身像,我一直存疑。存疑的原因,主要是照片中人物的发型我认为和人物身份不符,其流行年代和照片拍摄年代不符。从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来说也站不住脚,本想blabla写一大堆来分析并说明我的观点,但发现王国华和艾琦两位先生早就著文讨论过此观点,除发型他们没提到以外,其它和我的论据大体一致,王国华先生的文章甚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表了。不过很遗憾,故宫出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1990年)和《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1994年)两本画册仍然将这张照片标称为珍妃肖像。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广泛传播的这张珍妃肖像不完整,故宫收藏的这张照片上面本来还有“贞贵妃肖像”几个字,是当时通过暗房叠加上去的,关于这张照片的情况可参考冯荒先生在《紫禁城》1982年第1期的文章。如果以“珍妃”为关键字通过搜索引擎在网上查找,还会发现不少以这张照片为基础,把脸PS到其他清代满族女性肖像的身上的情况,而且技术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