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软件在计算机创新中的重要性：好的软件要降低用户的使用难度，让用户不用为工具烦恼，把精力放到实现创意的地方。一年后，乔布斯重回自己创建的Apple公司，随他一同回来的NeXT团队提供的操作系统也成为后来MacOS X的核心。如今，不需要额外购买专业软件，任何用户都可以凭借MacOS中免费搭载的软件，轻松地完成修改图片、编辑音乐和剪辑视频等工作，展现个人才艺、提高工作效率。1888年，乔治·伊士曼创立的伊士曼公司推出了“柯达一号”相机，降低了照相机作为工具的使用难度，让用户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掀起了第二次摄影术传播的高潮，正如他们的广告语：您只管按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You press the button – we do the rest.）乔布斯和伊士曼都非常善于营销，他们向用户推荐产品的应用场景，而不仅仅是产品，就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微波炉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往往会随机器附送一本微波炉食谱。柯达公司推广产品应用场景的方式之一就是发行出版物，介绍各种产品的使用方法以及摄影的技巧。
柯达公司1920年进入中国，分公司设在上海。1923年8月上海柯达公司创办了《柯达商报》，32开，月刊，内文中英对照。受众面向其代理商，内容主要是产品介绍、技术指导、营销策略、橱窗陈列、商品价格等。1937年7月该报停刊，共发行了十四卷共175期。1928年8月上海柯达公司又创办了《柯达画报》，8开共4个版面。画报为非卖品，免费寄赠柯达摄影征求会的会员，非会员可到上海柯达公司或各地的柯达销售处索阅。其中有一个类似看图猜谜的互动栏目，要求读者将猜中的迷底用拍摄照片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寄给报社，定期公布获奖名单。《柯达画报》出版了七期后停刊，但两个月后便推出了升级版的刊物《柯达杂志》。1930年7月，第一期《柯达杂志》发行，32开，月刊，由该公司的员工沈昌培主编。上海柯达公司的多种普及摄影知识的读物都由沈昌培操刀，如1929年出版由他翻译的《摄影化学初步》，大获市场好评，1930年曾加印，还有1937年翻译出版的《柯达摄影术》，1951年沈昌培还编辑了一本《摄影配方集》，1952年任水利电力部编审，继续从事科技类书籍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最初《柯达杂志》向所有的柯达摄影会会员免费赠送 ，第一期印了两万份，除寄给会员的数千份外，其余寄放在代理销售柯达产品的照相馆，送给购买柯达照相机和耗材的消费者。从第二卷第三期（1931年3月号）开始对外发售，全年十二期起订，不零售，含邮费“大洋八角” ，从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9月号）开始零售，每期“大洋一角”。直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该杂志出版了当年第八期后停刊，共出版86期85本，其中第三卷第二、三期为合刊。
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全套《柯达杂志》为蓝本，推出了这套杂志的影印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套《柯达杂志》品相非常好，不仅完整，而且没有污损或涂画，因此最后的影印效果也非常好。影印本除了对各栏目文字内容做了索引，更贴心的是，还做了所有广告的索引。柯达有全面，甚至可以说细致入微的产品线，从最基本的镜箱、底片、相纸、显影和定影药，到三脚架、定时快门、相机皮套（有多种颜色可选）、暗房安全灯、温度计、冲印照片的瓷盘、用于照片上色的颜料、相册，甚至有将照片粘到相册上的胶水，可谓无所不包。看过这些产品广告，老照片的藏家朋友们一定会笑着说：“哦！原来那本相册都是柯达的！”这里补充一个冷知识：天津曾经有家“利华照相馆”，其英文名是“The Kodak Shop”，从名字也看得出来这是柯达在天津的代理商，汉茨·冯·佩克哈默1918年离开北京的德奥战俘营至1927年回到德国之前，一直在利华照相馆担任摄影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在中国拍摄和洗印的照片，用的都是柯达的照相机和耗材。
《柯达杂志》在第一期就开宗明义，指明这份杂志的面向是摄影自习者，“摄影术能陶冶性情，增长知识；非特为高尚之娱乐，抑亦教育之一助也。现今自习摄影者日多，而研究之机会甚少；关于摄影术之书报杂志，尤感缺乏。有志者独自研习，事倍功半；无心者稍受挫折，废然终止。为提倡摄影学术，鼓舞摄影与趣计，如不得不有定期刊物之发行。柯达杂志之问世，即本此旨。阅者诸君，幸辱教焉。” 而且在前两卷每期的内页刊名处都特别注明“自习摄影者必读”。在七年多的发行时间里，《柯达杂志》的栏目几经变化，但其内容除广告外大体可归结为摄影技巧和讨论交流两类，如最基础的光圈、焦距、景深的概念解释，拍照时相机要端平拿稳，手指不要遮住镜头的提醒，到动态静物的拍摄方法、热天冲印照片的注意事项等，更高级的红外摄影、拍摄分身照、利用暗房技巧拼贴照片等，更多的篇幅还是在构图和光影的讨论，即如何提高作品的艺术性。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刊载于《柯达杂志》上的照片大都比较普通，但如果考虑到这本杂志的定位，也很合理。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上，如摄影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史中观看，可以有另一个层次的理解。在柯达之前，能拍照的人多少需要掌握一些物理和化学知识，这样的门槛让摄影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比如照相馆。而在柯达之后，知识层面的特权消失了，摄影的社会层级被打破，甚至孩子都可以去拍照（柯达曾推出过几款儿童相机）。说到这里我还想讨论一下“snapshot”这个概念。大多数国内外研究摄影史的学者在讨论柯达的贡献时都会讲到“snapshot”，其本意是按下快门就能拍照，强调的是对瞬间的捕捉能力，国内一般译作“快照”。不过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些狭隘，“snapshot”更重要的作用不在“快”，而在谁都可以“按”，即柯达对摄影普及和推广的贡献居功至伟。
继续说回发表在《柯达杂志》上的那些“普通”的摄影作品，放在摄影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史的长线中来看，是摄影这种权利被解放后，摄影人在转型期对摄影语言的探索，在杂志中多篇关于构图和光影的文章中都能看到这些探索和尝试。既然是探索，必然是阶段性的，“普通”在所难免。在《柯达杂志》上刊载的照片中有一些是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家的作品，比如黑白影社的吴中行、敖恩洪、骆伯年、吴寅伯；三友影会的刘旭沧、金石声；后来在电影摄影方面有巨大成就的吴印咸、冯四知；在广州进行摄影实践的梁祖德、香港的薛子江、天津鼎章照相馆的倪焕章 、《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陈怀德、后来的著名画家艾中信等等。如果把民国初年（1911-1937年）的这些积极投身摄影实践的摄影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可以在这套杂志中找到他们摄影语言流变的线索和路径，因此在现在看来这套杂志的文献性就十分突出了，是中国摄影史研究必须翻看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