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漏的早期在华商业摄影师之一——格里菲斯

华辰2009年秋拍影像专场,有一张摆拍的清末学堂蛋白照片估价8,000-10,000元,最后以17,000元落槌,加上佣金是19,040元,这个价格对单张的蛋白照片来说已经很高了。编辑图录的时候,考证的不全面,摄影师标注为佚名。而实际上,这是一位被遗漏的早期在华从事商业摄影,并且有大量作品存世的摄影师,他就是英国摄影师格里菲斯(D.K. Griffith)。

在唯一的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摄影史》里,提到的早期在华摄影师非常非常的少,仅有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42年拍摄过澳门和广州)、英国随军记者费利茨•比托(Felice Beato,1860年随英法联军拍摄了香港、大沽、天津、北京)、商业摄影是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60年代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拍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69-1872年拍摄了半个中国)和英国孟家拉军团的外科医生约翰•麦考什(Dr. John McCosh,1851年拍摄过广州)。随着这几年有关中国老照片的不断涌现,很多在当时比较知名的外国摄影师,特别是留下大量作品的商业摄影师,重新走进收藏家和学者们的视线。

格里菲斯是英国人,曾经是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64-1885年活跃在上海)的助手,1875年离开桑德斯去往香港,并在1880年代管理赖阿芳(Afong Lai,19世纪中国少有的欧洲人称赞的中国摄影师)的照相馆。他在中国待了近二十年时间,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以拍摄肖像和风景著称。他很关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他的作品也多是表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比如上面提到的清末的学堂,就是反映了东西方教育方式的不同。他还于1875年在伦敦的The Photographic News发表过多篇介绍中国人对肖像拍摄的特殊理解和要求,比如人脸必须正对镜头,保证五官都能看到;光要把脸打得亮些,保证脸部没有阴影;只能拍全身像,不能拍半身像等等。

格里菲斯既作过桑德斯的助手,又掌管过阿芳的照相馆,而且没发现他的作品上有签名,因此他的作品很难判断,容易被归类为桑德斯或阿芳之手。好在当时报纸上的照相馆广告和留存下来的照相馆图录提供了些线索,使他的作品得以确认,也使他成为中国摄影史上必须被介绍的摄影师。

关于这张清末学堂的照片,很巧,我又发现另外两张同期拍摄不同内容的照片,三张照片分别是上课、背书、放学,放在一起看尤其有趣。

上课
背书
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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