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另两张托马斯·查尔德1870-1880年代在北京拍摄的CDV作品。其中一张是一位裹脚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一方几，几上盖着有中国传统纹样的桌布；另一张是一坐一立两个据说是教会女校的女孩儿，其中坐着的女孩儿很放松，两只脚甚至交叉着搭在地上。两张照片背面都有“T. CHILD PEKING”的印章，而且通过布景和茶几上的桌布，能确定和前段时间发现的3张属同一系列（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083.html），这5张CDV照片的出现，我觉得可以说明“Thos. Child Peking”以及“T. CHILD Peking”的印章不是伪造的。
关于查尔德是否开设过照相馆一事，我的分析如下：
假设他开过照相馆，有两点站不住脚的原因，首先没有发现他开过照相馆的文字证据，其次，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海关当工程师，不可能有足够的业余时间经营照相馆，而且经营一个店面的挑费不少，特别是照相所需的玻璃板、书写纸、化学药品完全依赖进口。
假设他没开过照相馆，那这系列的照片是什么来源？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照片都是在同一地点拍摄的，这里有专业的背景布，有家具，有木地板，像是照相馆的典型模式。而且查尔德的大尺寸蛋白照片存世很多，很明显有商业推广的背景，否则仅凭他个人很难做到，单是洗印照片的材料成本就够高了（查尔德在海关的薪水还要养活同他一起来到北京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因此他很有可能挂靠在某个“机构”下。以前有种说法是德贞（John Dudgeon, 1873-1901）曾在北京开设过照相馆，我不认同。德贞在《脱影奇观》的序里面提到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很多人知道德贞会摄影术后经常找他拍照或者询问摄影术的事情。德贞平是既要看病人又要传道，空闲时间非常少，不可能经营照相馆。另外，中国传统的纸张都是宣纸，没有制作CDV所用厚卡纸的工艺，这些卡纸肯定不是Made in China的。因此我猜测“这家照相馆”很有可能从国外订购印有“Thos. Child Peking”或“T. CHILD Peking”字样的厚卡纸，在北京装裱照片，有能力这么做的一定不会是个人，一定是某个商业机构。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北京最早的照相馆文字记载是故纸园丁朋友提供的： 1936年4月《北平旅行指南》第三版记载，“旧都最早照相馆乃清同治初广东人潘惠南所设，在门框胡同即今华丰厚西服庄”，但是没有发现实物留存，而这组查尔德拍摄的CDV照片是目前为止北京最早的商业照相馆的确切证据。
“ 因此我猜测“这家照相馆”很有可能从国外订购印有“Thos. Child Peking”或“T. CHILD Peking”字样的厚卡纸，在北京装裱照片。”
Thos. Child 的CDV或许并非全部有标记，因为我有一张那个小摊贩的CDV，正面和背面都没有“Thos. Child Peking”或“T. CHILD Peking”字样，只是在背面有铅笔题写的“T. CHILD ”，有点像他的签字。另外还有一张无标记、无题字同一出处的“满族妇女”半身像，从摄影风格、卡纸判断似乎也应该是他所摄。
这个发现太棒了！ 这跟“中国学者”那张的用纸、色调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起码证明了出自托马斯·查尔德是无疑的 但究竟是他自己开过照相馆还是挂靠过一家照相馆工作，或者只是拍自己的肖像作品 希望以后有更直接的证据能证明 似乎一个摄影史的细节就要被改写了：）！
其实我还有种“悲观”的猜测：某人或某机构在查尔德死后用他留下的底片在做这些CDV。当然，这只是猜测，昨天买的一本介绍查尔德的资料到了，里面说他和当时上海的“摄影人”关系密切。那个时候上海的物资发达，这些CDV或是卡纸也有可能是在上海定制的。
查尔德当然留有日记，可惜不知道去哪里查，这样的资料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是指他人用T. Child 的8X10英寸底片或用照片翻拍的CDV吗？感觉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目前发现的所有有“Thos. Child Peking”或“T. CHILD Peking”标记的CDV人物肖像，同样内容都没有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大照片中出现过，除非以后又有突破性的发现。卡纸可以在上海订制，但照片似乎还是得由他自己来拍。
我的意思是查尔德死后拥有他底片的人制作的CDV，不是翻拍。当然这个就是猜测，没有证据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