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样式

前阵子有朋友让我简单解释一下假珍妃那张照片上部贞贵妃肖像几个字是怎么做上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用简单的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十九世纪在照片上签名的样式有很多种,正好我一直想写篇介绍签名样式的文章,趁这个机会,把我所见所知的一些有关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问题做个总结。

查尔德的玻璃底片

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是我最喜欢的摄影师之一,从我开始接触老照片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对有关他的一切的追寻,特别是他的摄影作品,甚至前几年还出了一本他的专著。他在北京拍摄的照片现在博物馆或收藏市场上可以找到很多,有些常见有些不常见,这几年偶尔会有小惊喜,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两张可以划到他身上的作品,没想到的是,竟然在有生之年得见他作品的玻璃底片!

汤姆逊的双重曝光

自从美剧《真探》(True Detective)热映以后,其海报的双重曝光风格也流行起来,主流的手机拍照App都增加了这样的功能。粗浅的说,双重曝光就是同一张底片曝光两次,两次拍摄的像叠加在同一张底片上。以前玩儿过胶片机的朋友可能都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手动卷片不成功,就会拍出这样双重曝光的废片。我就干过这样的蠢事,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在柳原(中国的风口安西县下面的一个镇,安西在2006年改名瓜州)的表哥来玩儿,我们两个半大小子去麦积山,我负责拍照,结果上卷不到位,按了36次快门全曝光到一张底片上了,深深伤了我表哥的心……现在这种叠像的处理手段在当代艺术圈有很多人玩儿,花样也很多,比如宝丽来的照片就很适合这么操作:将两张照片的成像层揭取后叠加在一起,作x+y=z。如果回到摄影术诞生的最初几十年,双重曝光的方式并不是用于这种观念的表达(对于19世纪出现的鬼魂照片不在此讨论之列)。

合芳楼

昨天去超市,乌泱乌泱都是置办年货的人,稻香村的柜台前尤其多,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个品种都售罄了。每到年节,这家稻香村预装的礼盒套装就堆的小山一样,中国人在春节这样重要的传统节日要比平时更注重礼节,走亲访友提这么一套点心是对传统的重视和延续。我周围的北京朋友都说现在包括老店在内的工艺、味道都走样了,大不如从前。这个我没发言权,因为没有比较,当然,这样的特色美食,我肯定不会大街上随便捡一家店就进的。在我老家有一种特色小吃叫“猪油盒子”,鲜香酥脆,小时候我姥姥经常买给我,我特别喜欢吃,每次两个,就一碗葱花汤,美极了!可惜离家上学后就再没吃过。前几年回老家,想起这个味儿,小姨给我买了一份,味道虽和记忆中有几分差距,但吃着还是挺过瘾的,只是姥姥已经驾鹤西去多年,没办法和她一起吃了。小时候买的猪油盒子都是用几张粗糙的草纸包着,现在已经换成了印有介绍这种小吃历史的专门包装,我才注意到这种吃食原来是从北京“移民”到我们那儿的满族人带过去的,是“猪油饽饽”的一个变种。

蚕池口教堂

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大报恩延寿寺遗址旧影

09年写过一篇“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遗址老照片”,当时累计找到8张不同时期这处遗址的照片,在文末我写到“我相信大报恩延寿寺在1860-1888年之间不可能只有这么8张照片存世,肯定还有别的摄影师拍过,肯定会慢慢冒出来的。”果然,这些年的确又有些新发现,有两张该遗址的正面照。选择今天发似乎也有冥冥天意: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写“延寿寺”=+1s。

伊撒博拉和她的北京图文日记

“9月21日,早上7点抵达通州,早餐后,于8点半骑马前往北京城。通州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镇,城内还有一座塔。穿过城镇,沿着石板路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有很多座陵墓和石碑,还有驼队、送葬队伍、独轮车和遮天蔽日的尘土,城墙很高,很多层的城楼非常壮观。穿过一条很长的街道抵达旅馆,尘土、壮美的景色以及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酒店又用了早点,那里有很好的房间。杰克出去寄信后与何天爵先生(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一同回来,坚持要我们搬到使馆去住,在那里喝了很棒的下午茶,然后洗了热水澡,接着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这是伊撒博拉·斯图尔特·加德纳1883年抵达北京第一天的日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184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她与丈夫约翰·洛威·加德纳二世(爱称“杰克”)都家境殷实。婚后他们住在波士顿,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唯一的儿子两岁时不幸夭折,伊撒博拉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在医生的建议下,杰克带着她去欧洲旅行,这让她恢复了健康,也让她爱上了旅行。在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后,他们决定前往远东。1883年5月21日他们乘火车从波士顿出发,29日抵达旧金山,6月18日抵达日本横滨,游览日本后于9月6日抵达上海,9月11日到达烟台,14日到达天津,21日到达北京。 北京是加德纳夫妇中国之行最重要目的地,他们依照1876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游览了北京及周边的主要景点,停留了19天,10月10日回到上海,乘船前往香港、广州和澳门,随后去了越南、柬埔寨、缅甸和印度,次年4月回到美国。 伊撒博拉是个很用心的旅行者,并有相当的艺术天份,她为每次旅行都制作了精美的图文日记,除了照片和文字记录,还有树叶和花瓣拼贴的装饰以及她自己绘制的水彩画。她喜爱北京,喜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建筑和佛像尤其感兴趣。虽然作为一位典型的十九世纪贵妇,除了丝绸和古董商人、马夫及随从,她几乎没有和其他任何中国人有接触,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她丰富的记录管窥百多年前的北京,体味“尘土、污秽、各种生动和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旧京风情。 在中国期间,伊撒博拉购买了大量的艺术品并带回美国,这些艺术品深深影响了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方向。在他们夫妇过世后,他们的旧宅及收藏被作为以她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对外开放。 9月24日,和古董商短暂会面后带着马夫和侍童去了观象台,然后去了前门,从那里进入皇城,那里有很多黄色的屋顶。午餐后又见了几位古董商,下午3点,使馆的书记员摩尔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国子监,这是乾隆皇帝建造的一座巨大的亭式建筑,并且有座很漂亮的拱门。然后我们去了雍和宫,非常有趣的建筑,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所有的喇嘛都穿着黄色的“斗篷”,戴着黄色的帽子。法事还在进行,一个喇嘛站在院子里用低沉的声音念着奇怪的咒语,并用劈开的两个木片伴奏。其中一座大殿中有座非常巨大的镀金佛像,站立在挂满唐卡的圣坛之上。回去的路上我们在一间本地的茶馆停留,喝了茶,品尝了茶点,两样都非常美味。回到住处正好赶上晚饭,在街上还遇到迎亲的队伍。 9月26日,早上与何天爵先生去了外城买扇子、鼻烟壶。中午和摩尔先生去了天坛,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开始我们还很担心是否能成行,因为很少有女性被允许进入,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的从大门进入,太棒了! 9月27日,早上9点,我们启程前往长城,先是乘骡轿,然后骑马。杰克和马夫骑马,Yu-Hai和行李乘马车,到沙河的时候已经3点了,太晚,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赶往南口的计划,转而前往昌平州,到那里已经是晚上7点40,吃了晚饭就上床,一个很有趣的中国旅店。 9月28日,早上8点出发前往十三陵(长陵),一座巨大的陵墓,庄严肃穆。中午吃了冰冷的午餐,我在骡轿里吃了一点儿,在马上吃了一点儿。下午1点钟离开那里前往南口,下午3点半到达并在那里过夜,一个稍好的地方。 9月29日,上午5点半我们就出发了,我坐骡轿,杰克和Yu-Hai骑驴。我们在经过居庸关云台的时候停下来,好好欣赏了这座精美的拱门。到达长城已经10点,在那里吃了午餐,我们爬上长城走了一段,下午4点半返回南口,镇上一片繁忙景象。 9月30日,早上6点钟出发,但赶骡子的小伙子急着回去拿毯子,结果我让我们等了45分钟,到沙河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午饭后继续出发,晚上6点半才到达使馆。快到皇城的时候,我们遇到一队人,几个人抬着一把盖着黄布的椅子,由几名骑马的人护卫,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我们都尖叫起来,停在路边观看,马夫也下了马。何天爵先生认为那个人可能是皇帝的钦差,替皇上去某座寺庙办事,因为只有皇上和钦差才能坐黄色的椅子。 10月2日,一上午都在和丝绸商人及古董商人打交道,午餐后我们去了白云观,那里很大很干净也很有趣,有很多院子和殿堂,大概有200名道士在那里修行,头上带着黑色的帽子。我们在一间很干净的房间里用了茶,桌子和椅子都是红木的。然后我们去了栅栏墓地,利玛窦神父就安息在那里。回去的路上我们还去了白塔寺,那里有座非常巨大的藏式佛塔,可惜门锁着不让我们看。我们还遇到杂耍,几名男子赤裸上身抛着金属环。 10月5日,早上7点钟我们前往玉泉山,在那里看到一座漂亮的小塔,上面满是精美的雕塑,描述了佛祖的一生。那里的景观也非常好,能看到远处的校场上军队正在练习射击。早餐是在一座建在汉白玉石桥上的亭子里吃的。吃饭的时候还遇到两个英国人,香港总督宝云爵士和海关的布瑞泽先生,他们被打劫了,身无分文,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是找当地的中国人借的。

伊撒博拉中国日记之一的封面

前门大街的五张照片

北京前门外自明清起一直都是很繁华的商业街,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里还是很热闹,有好多小店,不过据说主要是宰外地人。现在把拆了的五牌楼重建了,前门大街又折腾回“民国”时候的模样,修了一堆假古董。前门大街在中轴线上,算是北京的门面,有好些历史事件都和这里有关,比如庚子事变中这里被烧、北京城最早的火车站设在前门、1949年重演北平入城式就经过前门大街,更别说皇帝去天坛祭个天、两宫回鸾什么的了。从北往南拍摄的前门大街照片有很多,我刚开始写博客那会儿贴过一组沿中轴线从正北向正南看的,今天整理了五张从西北向东南看的,也就是拍摄地点大概都在前门角楼西侧的城墙上,角度相近,放在一起也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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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救火队

今年北京好像火灾特别多,入夏以来已经听说好几起了。说起救火队,想来大家都有崇敬之心,救火队员在国外更是最受异性欢迎的人群之一。中国的救火队发展史我没有读过,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史”,只是在网上找到只言片语,比如周代就有官方的救火机构“司煊”、“司耀”,到了宋代又叫“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有叫什么BlaBla,都太不感性了,我从搜集到的老照片中选了几张中国早期的消防队,放在一起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这张救火队照片是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英国使馆救火队,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是1870-1889年,因此这张照片肯定也是在这期间拍摄的。救火队员们在英国使馆里的大门前一字排开,地上放置着各种救火器材,比如有水桶、手压式的喷水罐,有的队员拿着小号,有的拿着斧子,还有小推车和梯子。队员们有着自己的制服,特别是这种帽子,类似的式样好像现在英、美等国还在用。 第二张的拍摄年代我估计是1880-1900年代,摄影师未知,拍摄的是上海丝业公会组织的民间消防队,队员们同样有统一的制服,还斜披绶带,上面写着“Silk Guild”(丝业公会)。这些中国的救火队员看着精气神都很好,装备也是清一色的洋式,比如后面小车上的手压式喷水罐就和北京英国使馆里用的一样。只是中国的救火队管理更细,人数更多,有专门吹号的,有拿钩镰枪的,还有挥舞小旗的!表情最有趣的就是前排靠右拿水管作欲喷状那位,淡淡的笑实在太到位了! 第三张是1900年前后的香港救火队,正在海傍边演习,那个时候救火队员的制服和装备更加制式,有专门的消防车,喷水罐似乎也不再是手动的。 第四张是1921年庆祝法国国庆的上海法租界救火队,这个消防队配有八辆消防车,车上有可伸缩/折叠的云梯,还有水箱,人数也增加了很多,和现代的救火队比已无二致。 本还有一张1911年北京的救火队,里面的中国救火队员在镜头前仍然很有范儿,救火车看起来也挺先进。只是这张照片没有征得持有人的同意,我只能自己欣赏了。为了弥补,贴一张1868年比托拍摄的日本救火队。可能是因为受限于摆拍的照相馆场地,只有几样主要的救火设备被摄入镜头:灭火器、钩镰枪等,右边那个“灭火器”很精巧,虽然笨重,但是能看得出日本人的精致。只是不知道这个巨大的招牌和那个小朋友在救火的时候能管什么用。倒是这些救火队员的神态都很“戏剧化”,和第二章上海丝业公会救火队员的神情有一拼!

英国使馆的救火队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英国使馆救火队,1870-18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