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关于这家出版公司的背景研究已经非常详细了，不再赘述，我只想在这家店的图像上略作补充，以及因此引出的别发书局在北京的问题。
据孙轶旻和黄海涛二人的文章可知，1876年别发书局从最初Kelly & Co.所在的广东路1号及3号迁到了外滩11号；次年外滩12号，也就是别发书局的北侧建成了汇丰银行新楼；1921年别发书局迁往南京路12号的别发洋行大楼，印刷部分迁到小沙渡路30号，1934年这部分因扩建又迁至西康路400号。最常见的这家店的照片是刊登在《今日之上海》上的一张，即南京路上的别发洋行大楼。从照片看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一层的正立面几乎都是落地玻璃窗，上面正中是英文的行名，两侧是“别发”二字的中文行名，大门开在一侧，上面也是英文行名的全称及“SHANGHAI”字样。但这张1928年刊载的照片中可看到二楼挂着“Kellogo Switchboard & Supply C0.”的牌子，这是一家由美国工程师凯洛格（Milo G. Kellogo）1897年在芝加哥创办的电信设备公司，简单说来就是电话交换机。这座楼主体结构还在，只是已经被改建。
近日，我在一张1890年的上海外滩照片中看到了别发书局的招牌。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是1890年4月3日，为欢迎英国诺克公爵和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nnaught）访问上海，工部局在外滩上张灯结彩，照片中最左边的建筑是汇丰银行，这是一个常见的版本，但是我新看到另一个版本，镜头略往左移，正好能看到别发书局的招牌，虽然有遮挡，但可确认无误。这处在外滩的馆址，连同其南侧的外滩10号美丰洋行后来都被汇丰银行买下，历经25个月的时间，在1923年6月23日建成了新的汇丰银行大楼，也就是现在外滩上海浦发银行的所在。
除了这两张在上海的馆址照片外，前几年我在法国某拍卖会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座建筑的前廊下，背后的门旁挂着一盏汽灯，灯上挂着个牌子，写着“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Hongkong Yokohoma Singapore”。以我有限的建筑方面的知识，觉得这房子不像是在上海，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不是摄于上海。虽然门、窗、墙的处理都不是传统中式，但这根廊柱似木质，而且是很中式的处理方式，柱础很矮，我推断这座房子是一座中式建筑改造的，或者是中国工匠按照外国设计师的图纸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中式建筑的工艺。柱础的实际用途之一是隔绝柱子和地面，通过防潮来延长柱子的寿命，因此在少雨干燥的北方，柱础相对较矮，而在多雨潮湿的南方，柱础则相对较高，还可以变化出各种造型，德国建筑史学家柏石曼就曾在他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里专门总结过。这柱础真的很北京。巧合的是，在北京当官的曾纪泽在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一（1888年10月5日）这天的日记里提到一家外国商店，他写道：”观英商凯连瓦施货物“[3]，很明显，这里的“凯连瓦施”是“Kelley & Walsh”的音译。那么问题来了，刚才那张不似在上海的别发书局照片是在北京拍摄的吗？北京有别发书局的分号吗？
我相信别发书局在北京没有设立过有隶属关系的分支机构，最多是存在一家分销商，也就是说在北京的某洋行代理别发洋行的书（可能也有进口文具）。如果有分支机构，贵在天子脚下，肯定会在公司的宣传上比较重视，除了上海、香港、横滨和新加坡还会加上北京。即使在北京没有别发书局的分支机构，我相信光顾“凯连瓦施”的中国人肯定不止曾纪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能阅读外文的人不用花太长时间不用太多手续就能买到相对最新的西文书。具体是哪家洋行在经手别发洋行的书还需要更多资料去落实，但其存在在北京的意义不言而喻：在1888年这样“同光中兴”的大背景下，“凯连瓦施”的出现大大拉近了北京与世界的距离。
注释：
[1]《文史知识》2011年第12期
[2]《学术月刊》2008年07期
[3]曾纪泽著，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