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京的宣武门瓮城内曾有“五人墓”，在马芷庠编，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1937年版）第100页上是这么说的：
墓在宣武门瓮城内，昔有土丘五个，俗呼五人坟，相传明成祖北征时，部下有五员虎将：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成祖赖以大破元兵，得最后之胜利，但终以其术太精，恐生他变，乃诱至宣武门瓮城内，杀而葬之，后人悯其忠，覆土成墓以志之。惟此五冢，迄至清末尚存其三，嗣后其地为瓦器商人设肆，至残余之三冢，为之侵没。民国二十年，市政府拆除瓮城时，对于五人墓，费力不少，毫无遗迹发现，仅拆毁外城时，得古代巨大铁炮二尊，多年疑案，兹已证明，以上五丘乃水平也。盖旧都地势惟宣武门最低，每遇骤雨，内城之水均向西趋，穿城而出。守门者特以土砖砌城五垛，以为测水之具。若水将及顶，无论何时则开门以泄之，不然门为水壅，不能启矣。据附近老人云，光绪某年大水，门不能启，用象二头，方将城门拽开云。
这段话里唯一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民国二十年北平市政府拆宣武门瓮城的时候没有发现人的坟墓，只挖到了两门铁炮。其它不实的地方挨个说说：所谓五员虎将，在史书中没有发现记载；至于“诱至宣武门瓮城内，杀而葬之”，那时候明北京城墙还没建，也不存在宣武门，更不可能有瓮城；如果是“测水之具”，看起来像坟墓的土垛起码要有一米高吧，假设瓮城里的积水都已经快一米深了，城门都关着的情况下内城得淹成什么样？！至于从附近老人听说的“光绪某年大水”，极有可能是光绪十九年六月至七月间连日大雨，至北京水灾，翁同龢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1893年7月25日）的日记里曾提到“午门外水至腰，不能行”，天安门“门限内一水盈盈，马不前”，而且这天“顺成门午正方开”，可能就是因为积水太深打不开城门。饲养大象的象房就在宣武门内西城根，现在还有地名“象来街”留存，所以调大象来拉门似乎也合理。
《北平旅行指南》里关于“五人墓”的这个说法并不是马芷庠等人的原创，而是来自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记载，而且他还“说”这五个人转世为张献忠，起兵反明就是为了找朱棣报仇。其实纪大人自己也觉得这说法不实，认为是“齐东之语”，他的理由是：“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测水的说法也来自纪晓岚，据说是一位董姓汉军步校告诉他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
至于宣武门瓮城内到底有没有五人墓，我认为即使是传说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真实作支撑。比如纪晓岚作为一个乾隆时代生活在北京的人，宣武门瓮城里有没有“冢”他不可能不知道，假如压根儿没有的话他关于“五人墓”的笔记也站不住脚，所以我偏向于相信曾经在宣武门瓮城内是有这些土堆的，只是其用途为何现在还不清楚。最近我在梳理资料的时候在两张1870年代宣武门瓮城的照片中看到疑似的土堆，很有可能就是“五人墓”。从照片来看，两张照片中的“墓”像是同一座（或者说只有一座），位置大概在瓮城南北轴线南侧偏西，一层砖一层泥垒成锥形，高度似乎有两米。
历史悠久的北京留下的城市传说很多，比如海眼什么的，虽然有些内容在现代人用科学的标准看来是无稽之谈，但这些传说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没必要全盘否定，如果能弄清这些传说的流变，或者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到某些支撑传说的现实依据，也是一件于传承地方文化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