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18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老了

我最不喜欢过生日了。当然，我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几月几日，但是我不喜欢过生日，也从不去记自己的年龄，需要用的时候都是现算。难过的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老妈和老婆都要提醒，会告诉我今年多少岁了。唉呦，可难受死我了，当我知道自己快四十的时候一下子会觉得我怎么这么老了！有这样惊异的感觉，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当然这里说的年轻主要是指心态，我觉得自己平时还是比较注意留心新事物，什么新鲜事儿新名词基本上第一时间都能知道，也愿意接受新事物。不过，最近一件事我开始怀疑自己是真的老了，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了。

那天给我儿子念一本关于海洋的科学书，里面提到深海潜艇，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想到四个球体构成船身的“海鲸”号，想到麦克·哈里斯，想到里面神秘的海底世界……我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晚上经常一个人在家，家里那台红色外壳的12吋黑白电视一直陪伴着我。想来现在痴迷美剧，也许有那时候的影响，要知道，《大西洋底来的人》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剧。为了给孩子描述那艘漂亮的潜艇，我上网搜索，没想到排在前面的搜索结果都是这剧的在线版，而且还有2011年的全新修复版，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又变成那个独自在家抱着电视的小朋友了。顺藤摸瓜，我在这个在线视频网站上还看到了另一部我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这部首映于1967年的美剧是中国引进的第二部美剧，里面每一集的情节我现在还能说得上来，以前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其实是不知道我们厂的电视台放过多少遍）。《大西洋底来的人》给当时在一个三线城市生活的小男孩儿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海底深处的基地出口缓缓打开，潜艇缓缓开出，实在太激动人心了，但当时引进的是港版配音，现在回头看看实在太烂了。然而《加里森敢死队》堪称完美：角色迥异的性格、诙谐的对白、悬念的营造，再加上上译的经典配音，绝了！其中第六集是讲高尼夫要冒充一个和他长得几乎一摸一样的花花公子去骗德国人，头儿要求戏子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把伦敦街头小毛贼的他训练成一个有范儿的英国上层贵族，卡西诺充当司机和男仆（酋长在上一集受伤住院了，没参加这次行动），弹幕里满屏都是说头儿和戏子帅的。头儿和戏子很帅这件事我当然非常赞同，尤其是头儿，穿上军装和西装都很帅，当然，我说的帅不是指当下流行的颜值，而是综合评分，是那种气场。还有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奶奶爷爷最喜欢这片儿，一下伤到我了。受伤，并不完全因为是这些个发弹幕的90后、00后说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喜欢看《加里森敢死队》，而是我发现自己在怀旧了，开始温习小时侯的电视剧了。

我的得坦白，在发现了修复版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后，我还尝试着在这个网站尝试检索了以下关键字：侠胆雄狮、天龙特攻队、蓝光霹雳号、正大剧场……不可否认，像《大》、《加》这样的剧都是非常精彩的，在当年也是非常精彩的，现在重新看也没什么丢人，但开始怀旧就说明心态似乎趋老，因为对旧的东西比新的东西更感兴趣，或者是对追逐新知识这样的事情觉得累了，力不从心了，才会回过头去看老的。这和我平时研究老照片还不一样，老照片虽然也是老的，是过去的，但如果照片里的内容在今天没有变化，那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正是因为有了现在，有了新，那些老照片才变的有意义。要想让自己有颗年轻的心，就要时刻对新事物保持兴趣，不能给自己划线，裹足不前。

对了，我说的这个视频网站是bilibili。

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律师执照的华人

最近有几条新闻：中国小留学生凌虐同学而入狱；一家四口中国人在美自驾旅游未按照交通标志停车便左转至被撞身亡；一名中国女游客在LA机场免税店掌掴店员被捕（一说轻拍头，不管剧情是否反转，总之动手就是不对的），都在网络上引起国内网民热议，有网友甚至说“感谢美国法律帮忙管教国人。”不想评论这些，不过说起美国法律，我倒是想起张康仁，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而且经历颇坎坷。

张康仁（Henry Chang/Hong Yen Chang, 1860-1926），广东香山人。1872年张康仁成为首批赴美留学幼童。抵美后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公立高中学习，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律系。留美幼童计划在1881年被终止后，张康仁奉召回国，后在其兄资助下重新赴美继续其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于1883年毕业，之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1886年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此后，张康仁决定留美以律师为业，但1882年生效的排华法案令其无法在纽约拿到律师执照。英文流利又熟悉法条的张康仁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向法院提出申辩，最后在1887年11月11日，纽约市普通诉讼法院判决张康仁可入籍美国，次年5月17日，张康仁拿到律师执照，并成为纽约律师协会的会员，也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律师执照的华人。1890年张康仁迁往旧金山，那里华人集中，更需要张康仁这样的华人律师。不幸的是，保守的加州法院拒绝了他的加州律师执照申请，甚至判决他在纽约获得的入籍证件无效！

入法律业的大门被关闭，张康仁转而从政，1888-1895年他获任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顾问，之后又进入旧金山的日本横滨银行就职，1907年辞职，携妻儿短暂返国，1908年又回到美国，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1901-1913任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1913-1914年转任驻美使馆一等秘书、代办；1916-1917年在加州伯克利任中国海军学生监督，1926年在美病逝。2014年，加州华侨向加州律师公会提出追授张康仁律师执照，2015年3月16日，加州高等法院裁定追授张康仁律师执照。

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前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前合影

张康仁在波士顿的留影

张康仁，1890年代，可能是已经迁往旧金山之后

张康仁（后排左二）1907年短暂回国后曾在端大帅（前排左六）手下工作

张康仁（最右）在上海与中国官员合影

张康仁的妻子余爱娣

张康仁与妻子、儿女合影

摄影如何随美国大选改变

美国大选如火如荼，虽然和我没什么关系，但热闹看看也没什么损失。今天在外媒（PHAIDON）看到一篇短文，讲摄影如何随美国大选改变。

美国大选从没有像今年这么热闹。你可以当这个竞选过程是做秀，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选民面前在竞争对手面前展示自己的过程，要赢得选票就要利用一切渠道去影响去争取选民，传播正面的信息在他们的意识里塑造一个可以领导国家的总统形象，图像（静态和动态）、文字是主要的信息载体，传播的形式在过去是更多的依靠纸媒、广播，后来的电视，到现在的互联网（或者说社交媒体）。摄影在这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过去是专业摄影师的天下，那么多摄影师，但最后就某一事件可能会被媒体选用的就那么几张。现在有了社交网络，信息的传播几乎没有中间环节，实现秒传，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有能拍照的手机就行），即使照片没有讲究的构图、合理的曝光，架不住几万人几十万人同时传播同一个场景，这种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原作者选了一张玛格南摄影师艾略特·厄维特拍摄的照片：在2009年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奥巴马夫妇在舞台上只占画面的很少一部分，舞台下的观众几乎每个人都举着手机拍照，手机屏泛着微光，这张照片真的很有代表性。这又让我有了很不好的联想：社交媒体就是汇聚了很多很多民众的传播渠道，他们的意愿通过这个平台表达出来将是非常有力的，不管是智的力还是愚的力，追求极权的上层势必就会去管控这些社交媒体，喉舌要握在自己手里。

总统就职典礼上的奥巴马夫妇，2009年1月，艾略特·厄维特摄，©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参议院泰德·克鲁兹事件时的媒体区，南加州哥伦比亚，2016年1月15日，马克·彼得森摄

福特总统（右）和吉米·卡特（左）在费城核桃街剧院进行国内政策辩论，1976年9月23日，大卫·肯纳利摄

肯尼迪夫妇在纽约的竞选游行中，1960年10月19日，康奈尔·卡帕摄，©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Magnum Photos

保守派行动会议（CPAC）期间，2015年2月，马克·彼得森摄，©Mark Peterson/Redux Pictures

原文地址：http://uk.phaidon.com/agenda/photography/articles/2016/august/03/how-photography-changed-with-the-presidential-race/

遮蔽历史

因为在编的一本书，我需要几张AP的照片，他家在国内的代理是某机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从海外机构选图时不会去刺激相关部门的神经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毕竟书不让印大家都白忙活。在AP选的照片中有一张比较常见，是1941年的迈阿密海滩，在中餐馆当女招待的华人姑娘Ruth Lee为了不被当做日本人（她出生在美国），她在身后插了面当时中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张照片常被媒体选用，有的用作说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影响，有的用作说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总之，都是很正面的一张照片。但是从代理AP的这家机构买图时，在钱已经付了的情况下，被告知“不过这个是青天白日旗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很少对人发脾气，但这句话真把我点着了！如果他要是找个别的理由什么的也就算了，竟然说因为“青天白日旗”而不能给我，这理由真是太雷！本来现在上头监管很严，低调一点“闷声发大财”就好了，但要保持清醒不被洗脑，这些人竟然愿意自我阉割甘当傻X，实在是悲哀！虽然这某机构可哀，但更可哀的是我们的环境，刻意遮蔽历史，掩耳盗铃。

Ruth Lee在迈阿密海滩，1941年

我和该机构销售的对话，红框里的话把我惹毛了

新华社图片中心是新华社全资子公司，“在全球范围享有使用、编辑、加工、销售新华社及其代理的各类图片的权利。”新华社在国内新闻媒体中的地位大家都很清楚，按说他家保存的历史影像也是很丰富的，但是，如果在他们的图片检索系统以“蒋介石”为关键字检索的话，只能找到4张蒋的照片：1张蒋宋婚礼时的合影、2张开罗会议时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宋美龄的合影、1张1949年蒋宣布隐退后走出总统府。有如此地位的图片库，竟只能检索出这区区四张蒋的照片。即使不去境外网站，大家随便在网上能看到的蒋的照片数量也远远远远远远超过4张。若问为什么，我想就是刻意地遮蔽历史。虽然对岸官方对我们的说法经常加个“匪”字，但在他们官方最大的新闻图片单位CNA的网站上，检索毛的照片，有17张，除了1张是1949年毛去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对岸算“负面”的以外，其它都是正面的。毛在1949年以前是地下活动，照片少很正常，但蒋当时是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媒体报道甚多，新华社只有4张照片实在说不过去，这里面的原因我只能恶意地猜度为刻意。中国这片土地的国名从R.O.C到P.R.O.C其实就是改朝换代，你不能掌了权就否定前朝的历史，要知道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法统地位很多是继承来的，否认前朝，那现在国际地位都站不住脚。抛开蒋所作所为的正确性不说，你既然当他是敌人，也在其姓后加“匪”，如果现在遮蔽历史，当这个敌人不存在，你斗争的对象不存在，那你宣讲了几十年的“奋斗”又怎么存在？是不是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我们都在一场梦里？

新华社能检索到的4张蒋的照片

最后，推荐大家看一部有年头的小短片，在很多视频网站都能看到，比如优酷，搜索“2+2=5”。

最前线

“八一”建军节，也应个景，推荐一本画册，金城出版社2015年出版，高初、晋永权主编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像志》。

大开本，红色麻布封面，书名集字毛体

抗战胜利已经很多年了，但是这段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在图像档案方面，对岸的资料公开了但进不来，自己的资料又深锁柜中也不整理公开，时间久了，国人要么就是遗忘这段历史的视觉细节，要么就是遗忘那些宣传抗战、记录抗战的摄影师们。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常会有一些对过去所受教育的思考，对我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开放思想，多读书多思考，能够客观看待历史。无关现政权的评价，在那个不抗争就灭亡的年代，共军的摄影师中不少都是现学摄影，靠的就是信念，摄影技术都在实践中感悟，能够拍摄了这许多精彩的照片，值得敬佩。时光荏苒，对历史影像的不重视导致这些照片散落各处，其中一些的摄影者也无法考证，收集这些照片的高质量图像、撰写说明都十分不易。面对这些不易，编者费尽心力制作了《最前线》这本画册，这是我目前见过的收录图片质量最好、背景信息最准确的共军这边的抗战影像资料，功德无量。节录出版后记如下：

本书最大限度地收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影像。编辑出版同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把散落于个人、机构手中那些或声名显赫，或籍籍无名的珍贵的历史影像收集起来，并做系统整理、研究，最终以此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目力所及，这已是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影像最齐全的版本。编者尊重现有影像存留状态，进行编辑铺陈，根据所存文本精心编辑整理文字，不虚饰，不猜度。纵是如此，由于部分资料缺失，或已永远消失所造成的缺憾，也会被严谨的读者诸君所察觉。
图像证史。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历史影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草根、茁壮而不屈的中国；是一个个身处农耕时代、普通甚至卑微的中国人，面对经由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时所迸发的惊人力量；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千千万万人所组成的抗战军民英雄不屈的光辉形象。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影像文化遗产，其间呈现的无论是战争还是战争间隙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彼时的社会状态，都已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奋力前行的动力。
这些影像不只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还将成为社会生活史、文化艺术史研究探讨的重要文本，供专家学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研究使用。

1938年，聂荣臻（中立者）在八路军前线指挥秋季反围攻，沙飞摄

两张群像，各有各的好，上图是吴印咸于1940年拍摄的贺龙等人，下图是1940年沙飞拍摄的聂荣臻等人

太行八路军出击晋中，高帆摄，1942年，构图很棒！

北岳山区老百姓摘树叶度春荒，1940年，沙飞摄

这本画册厚重巨大，牛皮纸书匣，红色麻布封面，集字毛体“最前线”压黑，880×1230×50mm，重5.4kg，定价1280元。虽然这样的制作成本很高，但是大开本画册看起来真爽啊！

路过双关帝庙

最近两次出门都步行经过西四，注意到一座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寺庙——护国双关帝庙。第一次是从平安里地铁站往西四地铁站走，靠路西。在西四宾馆对面偶然注意到一座古朴的山门，山门匾额上可见已经褪色很多的红油漆书写的“毛主席万岁”，看不清原来的字迹，因为赶时间我就匆匆走了。这座古朴的寺庙是什么，成了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过了几天我又走了这条路，从西四往平安里地铁站走，在西四宾馆门前特意停下脚步，在路对面拍了照片，离远了看，还能看到山门后的大殿。看样子正在维修。回家后我先看了电子地图，没有标注，于是我又查了《乾隆北京城全图》，在六排9最上端查到应该是“双关帝庙”。其实我这有些“大炮打蚊子”了，因为在山门旁有块文保牌，只是第一次路过时门口停的两辆小货车完全挡住了，匆忙间也没注意到。

我在街对面远远拍了一张双关帝庙的照片，山门后的大殿可见前出抱厦

山门“特写”，右边就是文保牌，夹在山门和垃圾桶之间，门前匾额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据维基百科上说，双关帝庙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庙内原有元泰定元年（1324）李用所立《义勇武安王碑》，由翰林院侍读学士阿尔威撰文。据元朝泰定三年（1326）所立的吴律《汉义勇武安王祠记》记载，都城西市旧有庙，殿久失修，元泰定二年（1325）由泰定帝及皇后捐资重修。明朝正统十年（1444）重建。后来又先后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嘉靖十九年（1540）、清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三十九年（1700）重修。庙内原有元、明两朝石碑于1980年代被移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可见这是北京城里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座寺庙。民国时候两次寺庙普查也都登记在册，分录如下：（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双关帝庙坐落内四区西四北大街一百四十一号，建于元泰定年，属私建。本庙面积约一亩，佛殿四间，群房八间，本房四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除供佛自住外出租。庙内法物有关公像两尊，站童七位，马两匹，火神一位，娘娘一位，铜钟一口，屏鼓一面，铁香炉两个，铜烛扦一对，木五供一份，铁磐一口，金刚经一部。（1936年第一次寺庙总登记）双关帝庙坐落内四区西四北大街一四一号，建于元，属私建。不动产土地小门前南北四丈八尺，东西长九丈四尺五寸，后面南北七丈五尺，房屋二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外余房出租。庙内法物有法器一份，泥像十三尊，泥五供一堂，铜钟一口，大鼓一面，铁香炉一个，铁磐一口，另有松、枣树各一棵。1947年第二次寺庙总登记中还提到当时的主持名德寿。至于此庙为何叫双关帝庙，据说最初寺内仅供奉了一尊关羽像，后来不知从何处移来一尊岳飞像，故称“双关帝庙”。

《乾隆北京城全图》上标注的“双关帝庙”

其实，这座双关帝庙我经过不知多少次了，上大学的时候经常陪同学逛这条街，很多次都是从新街口豁口一直走到西单，那时候路两边很多卖衣服、食品、乐器，还有一些卖小玩意儿的店，对于穷大学生来说，逛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就是走了这么多趟愣没注意到这座山门和后面的寺院。在网上又查了下，山门这片一度被作为公厕，且两边都是我们不感兴趣的电器元件商店，没被注意似乎也说的过去。在网上进一步检索，关于这座庙的新闻大都集中在2011年，众多文保专家呼吁保护这座金元风格、保存尚完整、历史悠久的古建筑，而在此前，这座寺院已经变成了大杂院，腾退前最老的住户已在院内住了60年（据2011年的报道）。网上能搜到2015年西城文化委员会的《护国双关帝庙修缮工程招标公告》，这也验证了那天我拍照时看到内部正在修缮的状况。

看到这样的历史建筑沦为大杂院，甚至成为公厕，任何一个热爱北京的人都会感到心痛。北京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寺庙道观占其中很大一部分。这些过去紧系民生的宗教场所经过现在的修复后又将被如何对待呢？建筑的存在有赖于其功用，比如紫禁城过去除了是皇权的象征，其现实意义还在于皇室的日常活动和居所。当皇帝不存在了，紫禁城本来应该是荒废的命运，但是其在民国后转变功能，作为博物馆的所在，于是保存下来了。寺庙作为宗教场所，在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全国都在破四旧，宗教活动几乎绝迹了。据2011年记者采访时，庙内的老住户还提到49年后庙内仍有部分和尚，周围邻居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会去诵经、做法事，但随着最后一名僧人的离去，这种宗教活动也就终止了，庙也彻底为百姓占据。在如今繁华的西四地区，若想恢复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据民国时候的寺庙登记来看，庙属私产，那时候就已经破落，大多数房间都用来出租。尽管现在不缺信仰基础，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已与宗教活动越来越远，比如葬礼上不再需要和尚诵经了。再说这里的产权也不属于佛教协会，修复后不会规划为寺庙。

文化是依托于物的，具体来说就是文物。地方文化和地方建筑密不可分，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民居建筑都体现了地方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古建筑也是文物，必然承载着地方文化。如今的北京，胡同、大院儿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住上了高楼，那依托于胡同、大院儿的邻里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北京文化的最核心部分发生变化了，结果注定是现在的北京文化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北京与过去不同，也回不到过去了。当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力）的生活不再需要宗教中的祭拜、诵经等等形式了，那些寺庙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双关帝庙修好后又作何用途？我比较认同智珠寺的改造：由职能部门监管，由民间出资维修维护，在不破坏的前提下改变原古建的职能，那这样的古建，这样的文化遗存就能延续下去。可后来好事记者的报道至事件的发展大掉头，这一成功案例无法推广。不管怎样，对双关帝庙的修复总是好的，把其从濒临死亡的大杂院中拯救出来，不至于太快消亡，未来虽然说不好会怎样，但至少＋1s了。

在爱人的镜头里

摄影圈里好像很少有夫妻都是知名摄影师的，我猜，也许是大家都要外出创作的话可能聚少离多。摄影这个职业，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漂泊的职业，只有不停的游走才可能出好片子。但是，布勒松和弗兰克却是特殊的一对，两个人都是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今天看到一篇TIME上2014年的旧闻（http://time.com/3449917/henri-cartier-bresson-and-martine-franck-love-through-a-lens/），是一组布勒松和弗兰克互相拍摄对方的照片，很感动，分享于此。

马丁在瑞士，1984年

布勒松在意大利，1971年

喝咖啡的马丁，1975年

布勒松在瑞士乘坐前往蒙特勒的火车内，1976年

布勒松在普罗旺斯写生，1995年

马丁的腿，1967年

马丁在意大利，1972年

布勒松在瑞士苏黎世，1970年

夫妻俩的猫尤利西斯和马丁的影子，1989年

自画像的布勒松，巴黎，1992年

马丁在法国的家中，1994年

布勒松在普罗旺斯写生，1976年

马丁，瓶花和阳光，1986年

布勒松在诺曼底，1970年

马丁·弗兰克（Martine Franck, 1938-2012）出生于瑞士，是布勒松的第二任妻子，她在2010年接受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采访时提到两人恋情的开始，是1965年，他们通过一位共同的摄影师朋友约翰·比利（John Billie）认识了对方，有一天布勒松突然给马丁打电话，上来就说说：“我想去看看你的作品小样（contact sheets）。”需要解释下这个contact sheets，并不是字面意思“联系表”，在这里是指未经放大的照片小样，不用放大机，就得要用接触式（contact）印相，洗出来的照片小样与底片等大。整条胶卷的照片洗到相纸上，再几格剪成一条，比如136的胶卷就平均剪成6条，120的胶卷就3或4条，再粘到打孔的散页上，装订起来用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照片或用来交流。布勒松就是从专业入手套（把）辞（妹）的，后来两人就好上了，1970年结婚，直到2004年布勒松去世。两人都是摄影师（马丁后来也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不仅事业成功而且感情甚好（两人年龄差距不小，布勒松大马丁30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算是“革命夫妻”了。

共同生活的一对爱人，他们的感情是渗进生活里的，体现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里，只是我们普通人并不会用相机去记录。而作为专业摄影师，布勒松和马丁夫妇有着天然的优势，在他们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拍摄，绵绵情意都在爱人的镜头里了。

所有照片Copyright MAGNUM PHOTOS

十九世纪在美国马戏团表演的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很多城市都能看到“世界奇观”的巡回表演，一般都会用布圈挡出一块场地，上面写着广告，展出的内容一般都是人面鱼身、双性人、侏儒、连体人之类的。我记得在我老家表演时场地设在动物园里，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我没有去看，没钱，当然父母也不允许。八十年代那会儿刚开放，被禁锢很久的老百姓就图个新鲜刺激，也没人在乎是否科学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合乎伦理道德。其实，这种猎奇表演都是外国人玩儿剩下的，最早推出这种表演的是美国人巴纳姆，而且还有华人参与其中。

巴纳姆（左）和他的台柱子之一：“指挥官纳特”合影，1860年代

巴纳姆在纽约“美国博物馆”的外观，1858年

费尼厄斯·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 1810-1891）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贝塞尔。他有多种身份，比如商人、作家、政治家、出版人、慈善家等等，但他本人最看重的还是“showman”，因为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为世界提供娱乐。最初，他在家乡只是创办了一份周报的小商人，1834年迁往纽约后不久就进入一家马戏团，从此开创了他的马戏团经营生涯。1842年他接手了一个博物馆，开始展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时候灯塔国矇昧的老百姓也不在少数，愿意花钱猎奇的人很多，和我们八十年代看“世界奇观”展差不多，令巴纳姆赚的盘满钵满。在他的展品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斐济美人鱼”，人面鱼身，放在一个玻璃罩内展出，与其说是“人面”，可能用“猴面”更恰当，用现在的标准来看，5毛特效都算不上。据说这只“美人鱼”是美国的一位船长塞缪尔·艾德斯（Samuel Barrett Edes）1822年从一个日本水手那里买来的，后来辗转入了巴纳姆的手。

媒体上刊登的“斐济美人鱼”的画像，木刻版画，1842年

展示中的“斐济美人鱼”，1842年

除了标本，还有活人表演，这里面就有华裔参与，1811年在泰国夜功府出生的一对连体人昌和恩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泰华混血。昌和恩都是男性，胸腔相连，被称为“暹罗双胞胎”（Siamese twins）。1829年他们被英国商人罗伯特·亨特尔（Robert Hunter）发现并带回英国，加入马戏团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出，1839年两兄弟转而与在美国的巴纳姆合作，继续他们的表演生涯，最后加入美国籍，还在南方置了庄园买了黑奴，甚至在1843年4月13日与英国的一对双胞胎结婚。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昌和妻子生了12个孩子，恩与妻子生了10个孩子！羞羞的场面简直不敢想！在这22个孩子中，还有两个在南北战争中曾加入南军，是参加南北战争为数不多的“华人”，至少一些美国学者是把他们兄弟俩算进去的。1874年恩得了肺病去世，昌也紧随其后（估计两人有部分肺是共用的）。

昌（左）和恩（右）的合影，1836年

昌和恩的妻子合影，左边是昌的妻子，右边是恩的妻子，1860年代

昌夫妇、恩夫妇和他们部分孩子以及一位女黑奴的合影，1860年代

也许你会觉得昌和恩算华人很勉强，但接下来这位大家肯定对其族裔没有疑问，就是互联网上很有名的清末巨人詹世钗。詹世钗1841年出生在婺源，在上海随其兄工作时被一英国人发现，遂专聘他为模特供人拍照合影。1860年代他前往英国，并很快转去美国，1880年加入巴纳姆的马戏团，被称作“地球上最高的人”。从经济角度来说，詹世钗也还不错，在与巴纳姆的合同到期后去了英国，开了家小店，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生了两个孩子，1893年因心脏病逝世。

詹世钗在美国，坐着的女性应该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金福，1870年代

以当下的世界观来看，外国人通过展示这些华人（裔）来赚钱是一种侮辱，是歧视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的世界，别说这些外观异于常人的人，就说普通长相的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一样被当猴儿看，否则也不会有什么“洋鬼子”之类的说法了。我记得八、九十年代央视的“广而告之”有这么一条：一个外国男青年在北京街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鞋带儿开了，于是蹲下来系鞋带，等系好抬头一看，自己已经被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国人围住了……直到今天，谁又敢说自己绝无有色眼镜呢？只有拆掉我们心中的围墙，客观地观察、体验我们的世界，才能消除歧视。

在美国推广中餐的北京阿姨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吃饭的口味上我一直不挑剔，南方的北方的洋的中的，都能吃，而且还有不少喜欢吃的，以前有个同事总开玩笑说地球要毁灭了我肯定是最后一个饿死的！可是，两次去灯塔国查档案，荷包瘪，天天汉堡（总的来说在西餐里便宜＋快）也受不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想吃韭菜盒子，也真是没出息的可以。当然，美国也有中餐，而且很多很多，不过呢，太街边的不敢去吃，太正式的也不敢去吃，于是我就取中，去吃美国的中式快餐，比如Panda Express，每周五下午离开档案馆就去，一般是要个水煮蔬菜和左宗棠鸡的拼盘配米饭，算上税也不到10美金，很便宜了。后来去纽约，住在法拉盛，偶然发现去地铁站的路上有家陕西馆子，非常非常小，有肉夹馍和羊肉泡馍，虽然羊肉不行但有肉夹馍，而且也不算太贵，于是在纽约的那几天晚上都去那里吃。这是做的算好的，当然和国内肯定没法比，也有做的非常糟，也就是糊弄老外，比如朋友带我去的一家“小四川”，号称川菜，人乌泱乌泱的，但是那所谓的“川菜”，天呢，还不如我做的呢！看着端上来的菜我就想：行了，在美国开餐馆肯定能发财，不用请厨师，我去掌勺就行！我这些对美国中餐的所见所尝，其实很狭窄，只限我这样消费能力的，其实中餐自从清末随着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与美国的饮食文化有交融，是美式中餐，不能用我们在国内的标准来衡量，况且在美国推广中餐也是文化输出，是了不起的事情，一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推广中餐的北京阿姨就很了不起。

说到这位阿姨，虽然很多国人可能都没听说过她的名字，但不少都用过和她有关的东西。传统的中式炒锅是弧形底，但是现在超市里也能看到很多带把手的底平壁弧的炒锅，发明这种炒锅的就是这位阿姨，她英文名叫Joyce Chen，中文名廖家艾（1917-1994）。廖阿姨出生在北京，祖上曾在清代为官，家境殷实。1949年，她随丈夫及两个孩子赴美，落脚在麻省的剑桥，1958年开了第一家中餐馆，首创自助式的中餐。剑桥是美国有名的大学城，哈佛、MIT都在那里，顾客中不乏大学的名教授，对于这样一个卫生习惯（分餐）接近欧美、有知识有教养的女老板接近他们对东方女性的想象的中餐馆，名声自然就传播开了，甚至被誉为“中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她店里受欢迎的菜有北京烤鸭、木须肉、酸辣汤、饺子和小笼包。作为中国人，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些很家常，没什么特别吗，但作为没来过中国的老外，或者久居国外想念家乡味的华人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总之，她经营的餐馆非常成功，不过她对推广中餐更大的贡献是1967年在PBS主持的电视节目“Joyce Chen Cooks”，这节目甚至传播到英国和澳大利亚，她也被称为“中国的朱莉·查尔德”（不知道朱莉·查尔德是谁的请补课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艾米·亚当斯2009年的电影《朱莉与朱莉娅》）。1985年廖太患上老年痴呆症，最后于1994年病逝。

廖阿姨在电视节目里教做菜

廖阿姨在品尝自己做的菜

在售的Joyce Chen炒锅，眼熟吗？是不是你家里也有一口？

廖阿姨在美国申请这种锅的专利文件

廖阿姨在摄影棚内录影。copyright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廖阿姨和她的书《家艾食谱》

女飞行员

订阅我博客／公众号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这几天写的都是伟大的华人女性，她们没有让自己变成每天只会相夫教子烧火做饭的弱女子，她们都善良勇敢，敢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有行动力，都被写进历史，是楷模是榜样。今天要写的是，第一位驾驶战斗机的华人女性。

李月英（Hazel Ying Lee, 1912-1944）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父母都是华人，祖籍广东台山，父亲经商，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总共有8个孩子。李月英从小就不是当公主来养的，也许是因为生日接近狮子座的原因（8月24日，狮子座后两天），她从小就活力充沛，性格开朗，喜欢游泳和玩儿手球，像其他美国孩子一样，早早就学会了开车。1929年高中毕业后，她在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一份电梯操作员的工作。1932年，她进入波特兰当地由华侨开办的华人飞行俱乐部（Chinese Flying Club）学习飞行，同年十月便拿到飞行执照，那时全美飞行员里的女性不到总飞行员数的1%，更不用说华人女飞行员了。与她一同学习飞行的有一位叫雷炎均（Louie Yim-qun, 1914-1999）的帅哥，后来两人结为连理。雷炎均在抗战爆发后返国作战，战功彪炳，是位空军英雄，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成员，后来任中华民国空军副司令，1970年晋升空军二级中将，1974年退役后中华航空总经理、董事长，1978年退休，1999年病逝。扯远了，今天的主角是女性！1933年李月英同丈夫回到中国，希望能投身空军报效祖国，但是因为女性的身份而未被接受，于是她前往广州找了一份民航飞行员的工作。1938年，李月英返回美国，在纽约帮助国民政府采购战争物资。重上蓝天的梦想终于在美国参战后得以实现。因为有大量的飞机在美国本土生产后需转场至战场，但是一线战场也缺乏足够的飞行员，因此美国政府在1943年合并了女子飞行转场中队（Women’s Auxiliary Ferrying Squadron, WAFS）和女子飞行训练特遣队（Women’s Flying Training Detachment, WFTD），成立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 WASP），李月英成为最早加入该飞行队的飞行员之一。尽管并非驾驶这些战斗机去战场与敌人厮杀，但却使她有机会驾驶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也使她成为美军中第一个驾驶战斗机华裔女飞行员。遗憾的是，1944年11月10日，在降落蒙大拿州大瀑布城机场时，她的飞机（援俄的P-63）与另外一驾通信故障的飞机相撞爆炸，因大面积烧伤而在15天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