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广州珠江的老照片上都能看到海珠礁西南有三座金属灯塔，布局很有些“三潭印月”的味道。我所见的有这三座灯塔的最早的照片，大概拍摄于1870年代晚期，这三座灯塔一直到1920年代晚期的照片上还存在。我当时就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专用的水泥，要在江底垒起一个石头底座也不容易，这灯塔是怎么修的呢？现在回头看看自己这个问题真是傻的可以，既然在江中安设灯塔，肯定是为了避开礁石指明航道的，说明这些灯塔就是安设在礁石上的。请原谅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内陆，没见过大江大海少见多怪的家伙吧。今天从网上看了一张照片，尽管尺寸不大，但正好是趁低水位时拍摄的灯塔基座，一块很大的礁石，要是没这些指示，别说木船，早期那种铁皮船“亲密接触”一下也就完蛋了。我在查找珠江上灯塔历史的时候，还真发现这样一个段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广州珠江海珠炮台附近，利用当时沉没的“伶仃”号鸦片趸船露出水面2米的前桅顶挂灯，作为水上灯桩指示航道。这“伶仃”号就是触礁沉没的，沉没之后发挥余热，成为一个水上灯桩。
1870年代晚期海珠礁西南的灯塔
1920年代海珠礁西南的灯塔，灯罩的样式发生了变化
刚发现的珠江上灯塔的特写
历史总是相似，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事件似乎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仿佛穿越一样。偶然之中有必然，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了对同一类事情的态度，这些都是溶入到血液里的。洋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在这百多年里变化也不大，他们观看中国的视角即使在今天也还差不多。最近在看辛亥革命的历史照片，有一张是日本驻汉领馆人员在屋顶观望汉口城内大火，了解清军和革命军的战况。无独有偶，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在天津的领馆工作人员聚到德国俱乐部的房顶观看联军攻打天津城。我想，这相隔十一年站在房顶上，拿着望远镜的两群人，心里的想法可能差不多，关心的内容也差不多。
1900年6月13日，在天津德国俱乐部楼顶观看战事的洋人，利卡尔顿拍摄
1911年在日本驻汉领馆上观看汉口大火的洋人
今年北京好像火灾特别多，入夏以来已经听说好几起了。说起救火队，想来大家都有崇敬之心，救火队员在国外更是最受异性欢迎的人群之一。中国的救火队发展史我没有读过，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史”，只是在网上找到只言片语，比如周代就有官方的救火机构“司煊”、“司耀”，到了宋代又叫“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有叫什么BlaBla，都太不感性了，我从搜集到的老照片中选了几张中国早期的消防队，放在一起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这张救火队照片是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英国使馆救火队，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是1870-1889年，因此这张照片肯定也是在这期间拍摄的。救火队员们在英国使馆里的大门前一字排开，地上放置着各种救火器材，比如有水桶、手压式的喷水罐，有的队员拿着小号，有的拿着斧子，还有小推车和梯子。队员们有着自己的制服，特别是这种帽子，类似的式样好像现在英、美等国还在用。
第二张的拍摄年代我估计是1880-1900年代，摄影师未知，拍摄的是上海丝业公会组织的民间消防队，队员们同样有统一的制服，还斜披绶带，上面写着“Silk Guild”（丝业公会）。这些中国的救火队员看着精气神都很好，装备也是清一色的洋式，比如后面小车上的手压式喷水罐就和北京英国使馆里用的一样。只是中国的救火队管理更细，人数更多，有专门吹号的，有拿钩镰枪的，还有挥舞小旗的！表情最有趣的就是前排靠右拿水管作欲喷状那位，淡淡的笑实在太到位了！
第三张是1900年前后的香港救火队，正在海傍边演习，那个时候救火队员的制服和装备更加制式，有专门的消防车，喷水罐似乎也不再是手动的。
第四张是1921年庆祝法国国庆的上海法租界救火队，这个消防队配有八辆消防车，车上有可伸缩/折叠的云梯，还有水箱，人数也增加了很多，和现代的救火队比已无二致。
本还有一张1911年北京的救火队，里面的中国救火队员在镜头前仍然很有范儿，救火车看起来也挺先进。只是这张照片没有征得持有人的同意，我只能自己欣赏了。为了弥补，贴一张1868年比托拍摄的日本救火队。可能是因为受限于摆拍的照相馆场地，只有几样主要的救火设备被摄入镜头：灭火器、钩镰枪等，右边那个“灭火器”很精巧，虽然笨重，但是能看得出日本人的精致。只是不知道这个巨大的招牌和那个小朋友在救火的时候能管什么用。倒是这些救火队员的神态都很“戏剧化”，和第二章上海丝业公会救火队员的神情有一拼！
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英国使馆救火队，1870-1889年
上海丝业公会的救火队
1900年左右的救火队
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救火队，英明照相馆摄
比托拍摄的日本救火队，1868年
前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匆忙回了趟老家，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没上网，攒了一大堆的事情，回来这几天就没闲着，不是码字儿就是到处跑，到今天凌晨两点半，80%的欠账算是还上了……
还在回来的火车上，就收到广西师大编辑C君的短信加电话，说《北洋岁月》一书的清样出来了，即将付印，需要我过去再看一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粗线条的人，前两本书都是把稿子“甩”给编辑再没过问，可C君说我在文字上是“锱铢必较”，真是汗，不过好在看了遍清样，发现了一个大错误，要不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书里有一组袁世凯葬礼的照片，其中两张是送葬队伍通过座三个门洞的歇山顶门，路边有持枪而立的士兵，还有不少围观的人群。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在图说里写道这是送葬队伍正通过中华门，BlaBla还讲了一大通。可这次看清样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中华门”上怎么没有匾？之所以会注意匾的问题是不久前刚比较过不同时期大清门/中华门匾的样式。如果是中华门的北面，倒是没有匾的，可这样的话送葬队伍的行进方向就有问题了，袁的棺椁是从新华门出，沿长安街往东，过长安右门，到天安门转南，过中华门、正阳门、前门箭楼然后到达火车站的，所以队伍不可能从南往北穿过中华门。再仔细看，这么大一根华表我之前竟然没有注意！还有照片最右边露了一“小脸”的石狮子，呵呵，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方向终于可以确定了：是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向西拍摄的，远处那座门是长安右门，送葬队伍才还没有抵达天安门广场呢！
错把长安右门当作中华门的那张照片
今天去了圆明园西洋楼拍照片，因为奥尔末1873年拍的圆明园西洋楼底片要第二次展出了，这次地点定在上海，展览的结构和内容与去年八月在世纪坛的展出也不同，特别是十二张底片将首次全数现身，也算是纪念多年前滕固先生将它们带回中国。
又玩儿了一把PS，姑娘们都围着大水法拍照呢
《辛丑条约》的签订有张很常见的照片，是大清和西洋十一国代表在谈判桌前的合影。最近一篇文章里要用到此图，重新翻出来准备写说明，按照计划是把坐在桌前的各位代表都介绍一下，坐在桌子左边和对面的都是十一国代表，右边坐着的是中国代表，一般文献都说中国代表是李鸿章和奕劻，顺便再把这两位大员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骂个狗血淋头。其实在李鸿章的右手边，法国公使鲍渥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个中国人，只是因为坐在角落，有些版本的照片里看不清，没有人提。我找到一张能看清脸的，经过比对，确认这名参加谈判的是联芳，并在《穆莫日记》中得到佐证。
联芳的生平很少有资料提到。辜鸿铭写的《张文襄（之洞）幕府纪闻》里有很简单的几句“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那桐日记》里多次提到联芳，特别是日俄战争时期；《曾惠敏公（纪泽）日记》里关于中法战争的善后有提到联芳；《晚清七百名人图鉴》里说“联芳，字春卿，属汉军镶白旗。毕业于同文馆。1885年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1901年署外务部右侍郎，1903年授外务部左侍郎。1910年任荆州将军，旋以病去职。”从以上找到的这些资料看，联芳早年学习法语，后一直在满清的外交口工作，从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1901年的《辛丑条约》谈判、1904年的日俄战争，可以说是外交口的重臣，但是在已知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可谓低调，我找了一些他参与过的外交事件照片，按时间罗列如下，希望他的名字不要被历史遗忘。
1868年蒲安臣使团合影，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估计那时候应该20岁上下
1896年李鸿章在俄国下榻处的合影，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6年李鸿章在彼得堡的中国使馆，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6年李鸿章在德国，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8年德国亨利王子访华，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8年德国亨利王子访华，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完全隐没在黑暗中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这个版本里联芳就清楚很多了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这是一幅画作，很难辨认出联芳 的容貌
老年的联芳，估计在1910年左右
在洛杉矶的盖蒂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影展，题目是Brush & Shutter（画笔与快门），介绍中国早期摄影发展史。展览是没办法看了，我只能早早预定了他们为展览发行的同名画册。之前我已经把画册中的李鸿章像放到Blog上和大家分享了，资讯发达的两位同学也都点出了这本画册，今天正式向大家推荐：观点不新，但是图片质量印刷很好。顺便一说，这画册是国内印刷的，可大家却要去千里之外的美利坚国买。
在amazon上可订购。
推荐大家一本老照片的画册，昭和43年（1968年）日本惠雅堂出版，铃木重吉摄，麻田平草编辑的限量版画册《北京の回想》。摄影者大正8年（1919年）夏和大正13年（1924年）冬两度利用学校假期来北京游玩，除了必不可少的风景照，他还拍摄了很多反映当时北京平民市井生活的照片，是很有价值的旧京资料。画册排版也很大气，翻阅起来相当有感觉。
封面
西直门箭楼
姐姐带着弟弟喝豆汁
切糕
炸油饼
炸糕
锅子和皮蛋，都是我喜欢吃的
厂甸庙会
遛鸟儿，两个小东西状态很好，两个主人也很有范儿
卖葫芦的，不过我喜欢小的
旦角的化妆过程
《紫禁城》杂志今年第三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李鸿章的八种形象”，文章很好，可是里面的配图我有些含糊：有一张李鸿章和两个外国人合影，说是1896年他环球访问时在英国和时任首相兼外相沙士博雷以及副外相寇松的合影。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很常见，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是怎么注释的，只知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册里有个“李鸿章晚年外交”小专题，里面选了好几张他在德、英、美等国的照片，对这张照片的文字注释是李鸿章和格拉斯通及格拉斯通之子格理的合影。格拉斯通是前首相，也是当时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我凭着这么一点儿印象和朱老师blablabla说了把半天，还答应写篇东西“以正视听”，结果，现了大眼了……
经过我一番考证（其实没花太多时间），李鸿章的英国之行的确是见了沙士博雷和格拉斯通，并且都和他们有过合影。不过，格拉斯通只是两颊有胡子，下巴上可是干干净净，不似照片里这位，下巴上的胡子也不短，找到两个人的肖像一看便知。我还翻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和当时的英文报纸，都表明这张照片是在沙士博雷伦敦的家中拍摄的，同一场景还有一张李鸿章的单人照。这张合影还被收录在1913年William Francis Mannix写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中，并被作为前扉一幅重要的配图。
“研究”这张照片之余，我还把上图的这套画册中这个专题里其他几张照片看了下， P253中两图应该都是在俄罗斯，卡纸上的照相馆名都有“москва”（莫斯科）的字样；P254上图是在德国。
书上的说法不可尽信，特别是现代人写的，除非有很确切的考证；互联网上的说法更不可尽信，多数都是不管对错就抄来抄去，也不注明出处。看来以后每条引用自己都要先去证实一下才用了，免得再贻笑大方。
我被误导的那张合影，左边老头是沙士博雷，右边的年轻人是寇松
当时的英国前首相格拉斯通的肖像
时任英国首相兼外相的沙士博雷肖像
最近又看到一张梁时泰1878年（光绪四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虽然和之前见过的那张上色版以及生和照相馆的CDV版内容一样，但是梁时泰的题记内容却不一样。上色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三月念七日，时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梁时泰敬照并志。”这一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闰三月下澣照于本院公余处，庽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澣”通“浣”，“下澣”即官逢下旬的休息日，亦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对照这两版题记，照片的地点就是在天津李鸿章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的西花厅拍摄的；拍摄时间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就是光绪四年三月廿七日，换算成公历即1878年4月29日，再过几天这张照片就拍摄133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庽津杏花邨”。“庽”通“寓”，就是指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梁时泰在天津照相馆的位置！可惜查了半天没发现天津现在有叫“杏花邨”的地名。
之前那张手工上色版
新发现的不同题记的版本，图片来源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上色版梁时泰题记局部
新发现这版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