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

某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的影像专场上，有一张照片的作者被标注为约翰·汤姆逊。在拍卖会前，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不像汤姆逊的作品，定为佚名。最近发现了新的证据，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在Terry Bennett的新书中刊载了一张他的收藏，是汤姆逊1868 拍的“广州的庭院”（照片左下角有签名“J. Thomson 1868”）。而拍卖会上那张照片尽管拍摄的是同一地点，但是角度略有不同，且不是同一个季节（或者说不是同一时间）拍的。汤姆逊在中国游历拍摄多年，多次在同一时间拍摄同一对象多次（比如福州金山寺），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他在不同的时间以相近的角度拍摄同一对象，这是完全不符合其风格的。因此拍卖会上这张照片绝不是汤姆逊的作品，而很有可能如《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一书中标注的系赖阿芳的作品（实际上应该说是大英图书馆的标注），因为和赖阿芳同系列的照片拍摄时间（季节）拍摄地点相近。

约翰·汤姆逊1868年拍摄的“广州的庭院”，左下角有签名

错被认为是汤姆逊作品的另一张“广州的庭院”

三张中国人的春宫照片

那年去香港书展，有一套清末的春宫图在展卖，画得非常好，摆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高价卖掉了。我当时很惊异，又想起以前一个古书商告诉我说《金瓶梅》很好卖，特别是有绣像的……中国人对性爱在宫闱之外一直都很隐晦，这方面信息的传播基本上都是私密的。画家笔下的性爱是被艺术化的，大多有十足的美感，而摄影术的出现，基本上就是“写实”风格的了。前两天ebay上出现三张中国的春宫照片，拍摄年代大概在1940年代，拍摄地点应该是在青楼，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当然无论男女绝对都是专业的）在镜头前这么轻松地展现性爱，着实让我很吃惊，价格同样让我很吃惊（分别以56美元、34美元、71美元成交，比同时拍卖的另外几张欧洲人价格都高）！

71美元成交，图片我打了马赛克，另外两张就不发这里了。

西山访古

前段时间，天气还没有变冷的时候，跟着VOODOO3、黑龙两位朋友一同往西山寻访宝相寺的遗迹“旭华之阁”，宝谛寺的遗迹“石牌楼”，还有致和延寿洞、松堂、法海寺、地藏庵等，对我来说，收获不小！今天又从朋友rishon那里讨来了“颐和园八旗兵营图”，上面除了八旗兵营，还标注了多座西山的寺庙，正好可以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了。

“颐和园八旗兵营图”局部，能看到几座寺的地理关系，感谢rishon

体量巨大的宝相寺旭华之阁，柏石曼在《中国建筑》一书中将这座建筑作为无梁殿的代表，此图即扫描自该书。柏石曼去的时候乾隆碑就已经断掉了。

旭华之阁现状，西立面。我们去的时候建筑一侧被作为一座新建筑的物料场。

旭华之阁正门现状

柏石曼考察时候的宝谛寺山门前石牌楼，似乎也是当时宝谛寺仅存的建筑遗迹

宝谛寺石牌楼西侧影壁之南面。远处还能看到部分“行宫”的残存，可惜现在什么都没留下。

宝谛寺石牌楼东侧影壁之南面。

如今的石牌楼已经倒塌，隐没在一片树林中。

松堂之现状

甘博和那爱德

刚买了套书，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北京的社会调查》，译自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 1890-1968）1921年的Peking, A Social Surver。甘博出生于宝洁集团家族，P&G中的G即Gamble。他在190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又于1917-1919、1924-1927、1931-1932三次来到中国，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调查干事，他组织和主持了对北京的社会调查，详细记录了当时北京民生的方方面面，看完这套书，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变化，原来存在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还在……

这些年有很多人关注甘博，主要因为他1917-1932年在中国拍摄的5000多张照片被放在了杜克大学的网站上。我也非常喜欢他拍摄的照片，因为有做社会调查的需要，因此被甘博镜头摄入的都是当时北京最平凡最真实的一面。关于甘博是如何开始摄影的，书中有这样一段“仿佛命里注定，甘博随父母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使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杭州逗留期间，甘博经当地以为爱好摄影的传教士罗伯特•F•费奇（Robert F. Fitch）的介绍认识了在四川省会成都公立大学任教的奈特（Knight）教授。奈特给甘博和费奇翻看了他在四川地区拍摄的部分照片。这些迷人的异国风情立即吸引了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摄影爱好者甘博。”译者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奈特教授”，其实他的摄影作品也早在多年前就被发掘，国内有人专门整理和研究过他的作品，并将“Knight”翻译作“那爱德”。

路德•那爱德（Luther Knight, 1879-1913），出生在美国爱荷华州北部特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10年6月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即现在四川大学之前身），同年8月抵上海，10月抵达成都，教授数学和化学。他在川期间游遍川北、川西，并拍摄了大量照片。1912年4-8月短暂在上海Burr照相馆担任摄影师，1912年9月回到成都继续教书，1913年考察途中不幸感染斑疹伤寒，同年4月19日在成都病故。

国内出过有关那爱德作品好几本书，推荐一本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回眸历史——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再贴几张他的照片，均扫描自一套同名明信片。

那爱德在四川高等学堂的庭院中

成都青龙场集市

成都的“孤儿院”

成都青羊宫内

孟昭瑞——峥嵘岁月

前些天拿到孟老最新的画册《峥嵘岁月——孟昭瑞摄影作品集》。八月份孟老刚过了八十大寿，这本四斤多重的大部头算是给孟老的献礼和一个小小的总结。说是“小小的”总结，真的是不大，孟老从1948年起从事摄影工作到现在都没有放下相机，这本摄影作品集只收录了不到150张作品，还有好多精彩、重要的作品没有放进去。

孟老身体很好，记忆力尤其好，很多事件的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日期和人名，每张照片后面都有精彩的故事。1949年后国内对重大事件的图片报道对应部队口的只有《解放军画报》，因此孟老经历了北平解放、国庆阅兵、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八次）、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审判四人帮等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些事件只有他做过影像记录。更重要的是，孟老对待摄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他在拍摄前总是会认真思考，记录的同时也注重视觉的效果。

他这一代的摄影师，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大多数作品都不会署名，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照片都出自孟老之手，比如作为邮票、宣传画等等，顺便声讨一下国内很多出版社不注明所使用照片的作者或出处的行为！

最后祝孟老身体健康！

书套

封面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间隙在中南海勤政殿前的合影，总理安排了每一个人的位置后自己站到最后一排的边上。

194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这张照片曾被美国《光线》杂志选用，是在海外孟老较知名的作品。照片中的队伍是解放军第199师，前身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

1953年10月，被交换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在过境前把美军刚给发的新衣服都仍了。抗美援朝五十年了，很多人很多事值得被永久铭记！

1970年10月1日，好像已经久别的林彪夫妇。

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和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联想这次握手之后发生的事情，唏嘘……

万福桥还是官埠涌

9月21日发了一篇博文《广州万福桥上风光》（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260.html），根据照片的英文注释“Wang Fo Bridge”判断照片中的拍摄地点是万福桥，本以为自己考证和猜测不错，没想到那两张照片引起了一位广州朋友的兴趣，转发到了“广州本土网”（http://www.gz106.net/viewthread.php?tid=14882&rpid=79550&ordertype=0&page=1#pid7955），就在我还畅想着“万福桥”上风光的时候，Venus68118大侠用详细的图解指出了我的错误：“Wang Fo”系“官埠”之意，照片中那条河道是官埠涌！和广州城内其它涌一样，官埠涌现在也不见了踪迹。

以下引用Venus68118大侠在广州本土网贴出的几张图片来说明官埠涌之所在。

这张图可能来自明信片，但是可以清楚地表明官埠涌之所在

可能是一张清末的广州地图

另一张稍晚些的清末地图

八、九十年代的地图？

另一张官埠涌的照片，可能已经是民国了

我没去过广州，只能通过照片和地图推测。以上信息加上我手头美国志愿航空队1944年拍摄的广州城侦查照片，“公源贞记染房”可能就在图中A箭头所示处。

最后一片拼图

2009年底接触到一张清末的蛋白照片，内容是在高处拍摄的，典型的中国南方乡村景色：拍摄位置是在一座桥上，河道蜿蜒向前，河左岸是大片的农田，河边有七棵大树（好像是杨树，也可能是银杏），河右岸是鳞次栉比的民居，而且靠河岸多是米行，如“恒丰花米行”、“源记花米行”，让人联想起小学课文里的《多收了三五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什么地方，实在没有线索，只知道是1870年代（根据相纸和照片的影调判断）的中国南方，我猜是上海、苏杭、南京一带的可能性大些。

在桥上拍摄的中国南方乡村风景

这个疑问在2010年初终于看到些曙光。我接触到一本《远东》（The Far East）杂志1876年7-12月号的合订本，其中11月号上刊载了一张照片，是在河岸上顺着河向远处拍摄的，河右岸可见七棵高大的树木，河左岸是成排的民房，且多是米行，其中有“恒丰花米行”、“源记花米行”等，远处河道上横跨一座高大的单孔石拱桥，文字注释是“On the Northern River (Soochow Creek) 北河”，即苏州河一线。对比之前那张照片，很明显拍摄的是一个地方，不过方向相反，《远东》里这张照片可以看见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至此，可以知道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76年前后，是在上海旧城的郊外，苏州河一线。可更确切的地点还是不知道。

《远东》上的那张照片

今年夏天，看到一张蛋白照片，是在一座石桥下拍摄的，摄影师大概站在小船上，眼前是高大的石拱桥，透过石拱，远处河道左岸是七棵高大的树，右岸都是民房，还能清晰地看到几家米行的招牌，其中就有“恒丰花米行”和“源记花米行”！经过这么久的等待，终于看到了那个地点的第三张照片。不过当时匆忙，我没有太仔细地看那张照片，更没有机会留下电子版。本以为会和那张照片失之交臂，不曾想转眼到了十月金秋，这张照片终于又和我见面了，这次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仔细地察看和研究。很快，我就确认这张照片正是我要找的最后一片拼图！尽管字迹模糊，但还是能辨认出这座石拱桥最高处的栏板上阳刻了三个字“绵葛桥”。

最后一张拼图

栏板上“绵葛桥”三字特写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上2009年2月26日的一条新闻（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15343/userobject21ai322683.html），上海青浦区白鹤镇大盈江上的北石桥，又名绵葛桥被修复，且大盈江和苏州河相连，可以说这座石桥应该就是现在青浦区的北石桥。本想找一张绵葛桥现在的照片，可是找了几天都没结果。一位网友在他2010年5月31日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a574a0100il3i.html?retcode=0）中提到游览白鹤镇的时候发现南、北石桥“二十多年前被拆除，仅北石桥东头残余尚存”。不知道谁说的对，我想，即使新修了绵葛桥，恐怕也是假古董了。青浦地区在唐代就是“上海”的中心，到了宋代，城市中心因为河道淤积而迁往松江下游，最后在明代才修筑了上海城墙。因此青浦有很多宋、明古迹，特别是那里河道纵横，留下不少石桥。可惜我以前每次去上海都非常匆忙，没有去过青浦，下次有机会一定去转转，去看看那些美丽的石拱桥都怎么样了。

四张清末黄鹤楼的老照片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上次写宝记照相馆，HK兄说那张黄鹤楼的照片不是最早的，并发来一张照片，正好我还有两张同治年间黄鹤楼的老照片，分别是去年某场拍卖会出现过的和1870年代的“China and Chinese”套装玻璃幻灯片。除了HK兄提供的那张，其他三张我都看过实物，用放大镜仔细比对了好些时候，实在没有很确凿的证据以分辨先后。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可能玻璃幻灯片要晚些，因为“远举云中”匾背景剥落了一些，另外几张照片的牌匾都比较新。

黄鹤楼原在长江边的黄鹄矶头，“凡三层，计高九丈二尺，加铜顶七尺，共成九九之数（同治年黄鹤楼的描述）”。相传始建于公元223年，后屡毁屡建。唐永泰元年（765年）黄鹤楼已具规模，是当时长江边的重要风景名胜。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十年（1884年）毁于火，后来于原址旁修了奥略楼，再后来在原址修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引桥，如今新“黄鹤楼”被建在原址以东大概一公里的蛇山之上。从这几张老照片看来，同治年间的黄鹤楼要比现在新“黄鹤楼”更符合李白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以下四张照片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排列。

去年某拍卖会上的一张黄鹤楼，可惜是翻拍的版本

今年某拍卖会上将出现一张和这个一样的，上海图书馆也藏有一张

HK兄提供的一张，很有可能是这四张里面最早的

图片来自玻璃幻灯片套装《China and Chinese》，“远举云中”匾的底漆都剥落了

拿倒的书

Ebay上看到一张有意思的厨柜照片，是1890年代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团某位大姐的站像，一身中国妇女装束，神情泰然，左手搭在台子上，右手拿着一本中文书（好像是字帖），可是书拿倒了。

书拿倒的这位大姐

旧时照相馆拍摄肖像，往往很注重背景的布置，会把被摄对象经过“包装”后置于某个场景里，比如扮作读书人，扮作商人，甚至干脆穿上戏装亮个相，类似今天cosplay的意思。现在的照相馆肖像就无趣的多了，无非是蓝、红、白色的背景布，无趣！米国人现在仍然很讲究室内的肖像照，比如军人都要穿军装站在星条旗下，高中生是站在类似没习干净的布前面拍侧脸照，刚入籍的公民也是站在星条旗下拍照……不管怎样，过去照相馆里的肖像照都很有范儿，哪怕是农村里的流动照相馆都会有一个画着风景的背景布，现在真是太单调了……

宝记照相馆

据《中国摄影史》和《上海摄影史》载，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宝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创始人是广东人欧阳石芝。创始人欧阳石芝的说法可能来自对欧阳后人的访问，不过，我怀疑1888年这个说法。
现在收藏市场上多见的宝记照相馆的照片一般都是190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间所摄，而且是设在上海的照相馆拍摄的，根据卡纸上的地址，馆址是在南京路（曾有五处馆址）。我在2008年接触到过两张南京的蛋白照片，一张是江南贡院，一张是远眺鸡鸣寺。这两张照片上都有宝记“POWKEE”的字样，并注明拍摄年代是1888年。这些字都是写在玻璃底版上的，因此可以确定宝记至少在1888年已经于南京营业了，那会不会更早呢？
近日我又发现一张黄鹤楼的照片。这张黄鹤楼的照片传播很广，一直被认为是黄鹤楼最早的照片，我还见过这个影像的幻灯片版本。黄鹤楼自从在三国时期建成后，一直命运多舛，屡毁屡建，这张照片上的黄鹤楼是所谓的同治楼，即存在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在黄鹤楼的外墙上，也就是照片最右居中的地方，贴着一张海报，上书“岭南宝记照相”，另外还有两行小字看不清楚。这个发现说明至少1884年宝记就在武汉开店迎客了，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这张著名的黄鹤楼照片就出自宝记之手！
广告上说“岭南”宝记，这和欧阳石芝来自广东一说合，但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宝记照相是从广东迁至武汉的照相馆呢？旧时的中国人，家乡家族的观念很重，除非情不得已，多半不会背井离乡的。可能是由于摄影术最早于广州一带登陆，迅速发展，使广州的照相馆业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饱和，同行之间竞争激烈，因此这些照相馆才开始向内地发展。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更早的（广东时期）的宝记照相的作品被发现呢？我很期待！

1888年宝记所摄江南贡院

1888年宝记所摄远眺鸡鸣寺

有宝记广告的黄鹤楼

宝记在上海时的人像作品，图片来自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

同上

同上，此时的馆标多了“son”，可能是子承父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