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被轰炸后的天津南开大学

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照片资料非常多，多数都是相册。相册的风格也很统一，都是以“出征纪念写真帖”、“事变纪念写真帖”等为相册标题，里面收录的照片多是日本军队在华各地拍摄的纪念照或者在当地买来的风景照。虽然这些照片没有直接反映惨烈的战场，但往往很多看似平静的场景背后都隐藏着纷飞的战火……

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先生和严范孙先生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的。虽然最初只是私立大学，但是经过众多值得尊敬和钦佩的学者们的努力，到20世纪2-30年代南开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非常知名的学府之一。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已经遮住了天津的阳光，1937年7月，南开大学遭到日本军队的空袭，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同清华、北大在长沙和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在最近看到的一本这样的相册，原属于一个叫桑原益与的日本军人，他隶属的阿久井部队曾经驻守过北京、天津、济南和太原等地。相册中收录了三张南开大学被轰炸后的照片。

秀山堂残迹
秀山堂残迹
木斋图书馆，从二层的窗户还能看到坍塌的穹顶
木斋图书馆原貌，图片来自南开大学网站

有关南开大学老木斋图书馆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就是著名的海光寺大钟。这座钟西洋式，是光绪四年（1878年）德国克虏伯铸造，德皇送给大清王朝的礼物，重13000斤，后被李鸿章安置在天津旧城南门外的海光寺。1900年海光寺寺毁于战火，此钟被日军转送英租界工部局，北置于维多利亚花园的东南角。1923年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成立，此钟又被转移至南开大学图书馆，置于思源堂西侧。1937年天津沦陷后，这口钟被日军掳走后下落不明。从这三张照片上找不到掳掠的线索。另外这口钟当年被送往海光寺后，工匠在钟上刻了整部《金刚经》，传说后来这些工匠都得怪病而死，我还以铸钟的铜材含有放射性。这个话题就不好展开了，否则会拐到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冒险故事上去。

新发现的一张福州船政全景老照片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秉着“师夷之技以治夷”的理想，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兴建造船厂，史称福州船政局。但是工作才开始不久左宗棠即被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管船政局。到同治七年（1868年），船厂建设已具规模，包括车间数十处、4座船台和1座铁制浮船坞，成为亚洲第一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仅建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还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和军事人才，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福州船政局在时间的冲刷下最终成为一片废墟，而早期留下的影像资料非常稀少。这张新发现的照片是在船政东面马尾婴脰山上船政天后宫拍摄的船厂全景，建筑布局一目了然。船政天后宫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春兴建，同年夏至落成。1971年文革动乱中被拆毁，2009年重建。

新发现的福州船政老照片，拍摄于1870年代，蛋白照片。黄框中是福州船政学堂。（请别介意图片上的水印，没办法，遭遇好多次图片和文字的盗用了，也不注明来源……）
船政天后宫精美的砖雕，典型的岭南风格，浪漫，充满想象力！

另附上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70年（一说1871年，我认为不妥，John Thomson于1869-1870年间在福州逗留，1871年他应该到北京了）拍摄的福州船政全景，黄框中即船政天后宫。（图片来自维亚康姆图书馆）

本想研究下福州船政原址的地形，不曾想Google Earth中这部分正好被云彩挡住了……

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

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新书出来了：《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

内容简介：
本书源自1905年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出版的一套98张日俄战争的立体照片，多数照片都有英文的说明，编译者对其进行了整理、翻译。借这些外国摄影师的镜头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以中国东北为战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地盘的那场不义战争的一个侧面，可看到日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军备装置、官兵士气、战场火拼、日胜俄败，中国人民惨遭涂炭等真切的战争场面，令今人反思良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先生作序，摘录如下：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套一百多年前在国外出版的照片集,.原名《日俄战争专辑》，反映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等地的权益，在我国的领土上所进行的一场肮脏战争。但是，它并未反映战争的全过程，而是选取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旅顺攻防战作为焦点。旅顺攻防是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海陆鏖战，长达5个多月，日军参战13万6千人，死伤6万2千人；俄军伤亡2万1千人，被俘3万3千人。其结果是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老大的沙俄帝国主义。这场战争不仅世界瞩目，中国人普遍关心，并且给了中国的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清朝统治集团以巨大影响。《日俄战争专辑》共收照片98帧，都是英、美和日、俄的随军记者们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现场拍摄的，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有许多是其他文字史学所无法反映的。今天看来，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具体认识，而且同时会带给我们惊心动魄的感受。

收录的部分立体照片和文字：

拍摄照片的位置是停泊于旅顺港内的阿莫尔号（Amur）甲板上。佩列斯韦特号（Peresviet）整装待发，准备加入港口外的一个预备舰队。

自1904年2月战争爆发，佩列斯韦特号参与了数场艰难的战斗，舰载的大炮对日军的炮火给予了强有力的还击。该舰装备有大炮七十多门，多数为速射炮，并有六个鱼雷发射管。这些大炮的射程达三英里以上。由于该舰水线以上有近四十英尺的高度，她很容易成为敌人排炮攻击的目标。这艘船建造于1898年，她的引擎能提供14500马力的动力，使其能轻易地达到每小时18节的航速。

约有六万名官兵服役于俄国海军的各个舰队，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叔父亚历克斯大公（Grand Duke Alexis）担任总司令。极负盛名的“海洋哥萨克”马卡诺夫将军(Admiral Makaroff)直接指挥对日作战的舰队，直至1904年4月1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Petropavlosk）悲剧性的沉没为止——这艘船触了日本人布下的水雷（关于所触水雷属日方还是俄方，史上并没有定论，在此依照原文翻译——译者注），沉没于港口入口处，马卡诺夫和全体船员葬身鱼腹。之后斯蒂洛夫将军（Admiral Skrydloff）接掌了舰队的指挥权。

椅子山在旅顺西北，山上筑有堡垒。旅顺周围的山峦都比较荒凉，只有山谷间的土地适宜耕种，照片中日军士兵远处能看到当地中国人的村庄和成片的田地。在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而中国政府没有参与的战争中，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被牵连其中，生命和财产都遭受到损失。

旅顺城和海港在照片拍摄方向背后一英里以外。这里位于两个强悍的炮台之间的岩脊之上，炮台被加固，以防日本人的进攻。沿着山脊筑满了用沙袋和木板修建的工事，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用来为狙击手提供保护。这名颇有男子气，被称做哈留申（Khariton）的士兵，与她的丈夫，一名从西伯利亚征招来的列兵一起来到旅顺。这里没有妇女的位置，日本人的进攻像拍打岩岸的海浪一样，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歇。但是既然她的丈夫在这里，这就是她的位置，克里缇娜（Kharitina），这是她真正的名字，穿上了军装，跟随她的丈夫来到这里，她要求一支属于她的步枪，并发誓用它来捍卫荣誉。多么荒谬而不可思议！由于枪支缺乏，这位自命的狙击手转而充当护士、女招待和缝糿工——在所有这些简单而卑微的工作中她全心全意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契而不舍地要求一支枪。她一直坚持。一天她的丈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往返于丈夫的病床和阵地之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被她的激情所感动，或是抵不住她不断的请求，在她无私地奉献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终于把武器交到了那双纤细的手里。带着相机来到这里的俄国摄影师说：“她刚刚从医院匆忙地看望了她的丈夫回来，他好些了。在这张照片被拍摄的两个小时后，一枚日军的炮弹袭击了这里，她当场死亡。”

我们现在位于旅顺俄军防线的最前沿，松树山炮台就在十几米以外。
这里的气氛冷漠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名士兵对这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恐怖场景必须习以为常。

仅仅几个小时以前，日军——现在这些堆积在战壕里的尸体，对这个炮台发起了一次冲锋。他们从那道护墙前面较远的地方攻过来。俄国人从墙上的窥孔里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在画面右边的那些人的肩膀上方我们能看到一些那样的孔），炮台的全部火力都对准了他们，隐藏在这堵墙后面的步枪迎面送去雨点般子弹。超过半数的日军倒在了那堵墙之前荒芜不平的山坡上，余下的人纷纷爬过栅栏，孤注一掷地想要攻下这片阵地。这里一度变成了地狱。子弹让位于刺刀，用于可怕的近身搏杀。

现在俄国人已经把他们的伤员转运到最近的战地医院，他们修整了护墙，垒起了更多的沙袋。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掩埋好阵亡者的遗体。没有俘虏，没有伤员，在这次战斗中，所有人都倒在了胜利者的脚下。然而日军其他的部队却可能在任何时间，再次发起一次这样的攻击。

1907年正阳门重建前后的差异

正阳门城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内城最南端，曾经在北京诸城门中最高大雄伟。历史上的正阳门命运多舛，曾经五次发生火灾：第一次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四月；第二次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次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一日；第四次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五次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这最后一次最是遗憾，本来正阳门城楼已经躲过了六月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的火（仅箭楼被焚），不想八月某日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正阳门城楼内做饭时引燃了城楼……现在真应该让阿三赔我们钱！

摄影术是1860年进入北京的，正好赶上这最后一次失火，我的朋友HK曾经在某网站发过一贴，是正阳门从1870年代的样子到1900年被烧毁到重建到1906年重建后的连续影像，非常震撼!

正阳门城楼五次被烧五次重建，这最后一次重建最艰难。庚子赔款已经掏光了大清朝的国库，哪有足够的经费重建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加之正阳门原来的建设图纸在1900年的战火中被焚，为重建工程又增加了不少困难。负责重建工程的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和陈璧（时任顺天府尹）去各省化缘，勉强凑足银两和材料，又找来永定门的图纸，依样放大，最终历时四年，于1906年新城楼建成。

1880年代的正阳门城楼，在箭楼上向北拍摄
1907年后重建的正阳门城楼，在箭楼上向北拍摄
1924年正阳门城楼，从箭楼向北拍摄。瓮城内冷清不少，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两个石狮子摆上了

正阳门城楼重建前后的区别不少，对比我手里的老照片，主要有以下几处不同：

1、重建后的城楼廊柱不一样。可能1900年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足够好的木料，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承重，每根柱子两边加了支撑。

2、檐上的脊兽数量变了。重建后每层檐上都是九个脊兽，但是看失火前老照片虽然脊兽已经有残，但怎么看也不够放下九个。当然这个纯属猜测，需要考证内府档案才行，毕竟脊兽数量是规制，一般不会随便改动。

3、尺寸变了。其实这是一句废话，因为即使按照同一张图纸修建两座房子也不能保证尺寸完全一样，更何况用的图纸不一样了。从照片上，不仅城楼重建，而且门楼下的城基（至少是外墙）重修了。我本来想变态的数一数失火前后城砖的层数，虽然图片够大够清楚，但实在费眼，放弃了。

另外说个题外话，1900年正阳门箭楼和城楼失火，有照片记录过箭楼失火的过程，也有箭楼被烧毁而城楼健在的照片，唯独没有正阳门城楼失火时的照片，可惜……

又想起个题外话，明代故宫的华带牌只有汉文，到了清朝改成满汉对照，甚至还有蒙汉对照，1915年袁世凯又抽风改多数华带牌为汉文，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变化。

北京饭店还是京都饭店？

位于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饭店了，历史悠久，很多西方人写的有关北京的游记或回忆录都有提到。在北京饭店的官方网页上有这样一段历史介绍：
（http://www.chinabeijinghotel.com.cn/cn/history.html）

北京饭店位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商业街交汇处，是著名的五星级百年老店，始建于上世纪初。1900年，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北京饭店”的招牌。1903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1907年，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并改为有限公司，法国人经营时期是北京饭店的最初辉煌期，从建筑风格到内部设施都标志着饭店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随着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直至1949年北平解放，北京饭店的命运才随之出现转折，当时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北京饭店，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1954年和197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先后建起了西侧大楼（即现在的C座D座）和新东楼（即现在的A座），在继续承载更多大型的国事宴请和重要会议的同时，也一度成为北京城内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标志建筑。在新时代，北京饭店依然是重要国事活动和会议的首选场所，它在承载着酒店功能性和特殊政治身份的双重使命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上文提到“北京饭店”的招牌是1900年挂上的。请允许我在这里矫情一下：这“北京饭店”最初开设的时候是只面向西方人的，用的是西文名字，而且是法文（Pékin Hotel），直译过来的确可以作“北京饭店”，那当时的中文招牌一定就是“北京饭店”四个字吗？正好为今年的秋拍征集到一张照片，是1900-1901年间这座饭店的门面，如下图：

饭店门口还有五辆“爬活儿”的黄包车

很清楚，除了墙上的“Pékin Hotel”，还有中文“京都饭店”四个字，是由于历史的缺失而导致现在“错误的”译名“北京饭店”，还是饭店在某次转手过程中更了名，这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根据上面那段北京饭店历史的介绍，大胆猜测了下饭店在搬去长安街前的旧址。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饭店”的建筑遭到破坏，因此在战事平息后迁到法国兵营北面。世界图书馆有一张的国人1901年绘制的北京地图，在法国兵营背面有个地方标注为“club”，这似乎很符合“酒馆”、“饭店”一类的作用。我把这张地图覆到Google Earth上等比例放大，位置大概就在今台基厂头条西端路北。

注意法国兵营北黄框中的“club”
Google Earth，红框内是现在的北京饭店，黄框内是疑似的北京饭店旧址

码了这些字不是要让北京饭店改名（当然人家也不会改），权当是饭后的一个谈资吧。

一张福州金山寺的老照片——兼谈约翰·汤姆逊的摄影风格

前段时间，友人Michael发来邮件，认为有张福州金山寺的老照片应系约翰•汤姆逊所摄，我仔细研究了手里的资料，得到的结论和Michael不同。

福州的金山寺，坐落在洪塘镇乌龙江中一块石阜上，始建于宋朝绍兴年间。俱《据洪塘志》载：“金山江心矗起，形象印浮水面，似江南镇江，故曰小金山。有塔七级，故曰金山塔寺。”虽然石阜面积很小，但是金山寺却“五脏俱全”，除了“殿宇”之外还有一座七级石塔。寺庙虽然在1934年重建，但是石塔仍是宋代遗存。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金山寺立体照片，图片来自维亚康姆图书馆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金山寺，图片来自维亚康姆图书馆
X，佚名，图片来自东洋文库莫理循收藏影集
莫理循收藏影集中的另一张金山寺照片，图片来自东洋文库

根据目前收藏约翰•汤姆逊作品最权威的维亚康姆图书馆提供的信息看，1871年汤姆逊来到福州，曾经至少拍摄了两张金山寺的照片，其中一张是用8×10英寸的，另外一张是尺寸较小的立体照片，都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这张“疑似”汤姆逊的作品也是一张8×10英寸的，为了方便说明，先称这张作品为“X”。通过仔细比对，我认为可以从下面两方面认定不是汤姆逊的作品。

1、拍摄时间不同。数一数露出江面的石基层数就知道，很明显拍摄X这张照片的时候乌龙江水位要比汤姆逊拍摄的时候高。研究汤姆逊留下的摄影作品，除了上海外滩（为了说明上海外滩的变化，于1869年和1872年分别拍摄过），他从没有在不同的时间拍摄过同一地点。因此可以推断对于金山寺这样没有太大变化的建筑，汤姆逊应该不会在不同的时间拍摄。

2、拍摄风格不同。汤姆逊有个重要的身份，就是1866年获选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所使用的摄影语言都是严谨、有科学性的。比如他拍摄的远东各国的人像，按现在的说法都是纪实摄影的风格。他关注人种的差异、关注人物服饰和妆扮的不同，会把人物放在他（她）们原本所属的环境里去诠释，读者会对这种诠释一目了然，不用过多的文字说明就知道这些被拍摄对象的身份、状态，以及照片背后摄影者所要延展说明的问题，这一点在他著名的《伦敦的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1878年）摄影集中有最清晰的体现。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描述，所用的拍摄语言同样是很具科学性的。比方说，拍摄一座建筑，除非万不得已，他觉不会把建筑摆在构图的中央，规规矩矩地拍摄建筑的正立面或侧立面，而是会选择兼顾正立面和侧立面的斜侧方拍摄，会尽量在一张照片里提供最多的拍摄对象的信息。再回到X这张照片，摄影师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角度拍摄，但是他把金山寺几乎放在了构图的中间，而且拍摄的就是建筑的正立面！另外我在原来的一篇博文里也曾经提到，当时的（1870年代）摄影技术不发达，拍摄时的曝光时间（快门时间）很长，而且摄影师还可能刻意加长了照片的曝光时间，使得江面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没有了水的感觉，整个金山寺好像浮在云端一样，宛若仙境。这种摄影风格和传统中国画追求的意境很接近，加之中国早期的本土摄影师几乎都是从画师转行的，因此我偏向于认为这张照片出自一位摄影技术娴熟的中国摄影师之手。另外，同样内容的这张照片曾经两次出现在拍卖会上，一次是1995年5月4日Sotheby’s London拍卖会上第35号拍品，16张一组的照片之一，标注为Foochow Tung Hing（福州同兴）拍摄；另一次是2004年11月16日Christie’s South Kensington拍卖会上第165号拍品，8张一组的照片之一，同样标注为Foochow Tung Hing。因此我更加坚信这张照片不是出自约翰•汤姆逊之手，而是福州的这家照相馆。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天坛祈年殿，没有把建筑主体放在构图中央，也没有拍摄正立面，图片来自维亚康姆图书馆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国子监牌楼，和托马斯·查尔德、山本赞七郎等外国摄影师拍摄这一建筑的视角都不同，图片来自互联网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满族新娘，图片来自互联网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北京街头卖枣的小贩，完全是纪实摄影的风格，图片来自互联网

宏化寺大机老人塔

曾经在某网站看到一张老照片，前景是一座平面八角七层砖塔，第一级较高，有丰富的装饰，辽金风格，周围没有其他建筑；中景是很多坟茔；远景是天宁寺塔。我曾经在天宁寺塔附近的一座居民楼上住了八年，站在阳台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天宁寺塔。我喜欢天宁寺塔，喜欢中国古塔，但是从来没注意过天宁寺塔附近有这样一座塔，它不可能隐遁到水泥森林里，因为北京有那么多的文物、古建爱好者，有的话他们肯定早就考察过了，那这座塔是什么塔？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消失的？

在某网站发现的那张不知名小塔和天宁寺塔，能看到两塔中间的区域有很多坟茔

同样和我有这些疑问的还有黑龙兄，我们有过几次讨论都无果。后来在互联网上发现的一组1860-1870年间拍摄的老照片中又发现了这座塔的身影，因为拍摄时间更早，还能看到一座小的覆钵塔、一通赑屃驮石碑和城墙。

佚名拍摄于1860-1870年间

世界图书馆建立，在中国组下发布了一张1902年德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黑龙兄眼尖，注意到在天宁寺塔东南不远还有一个塔的标志，两塔之间是一大块坟地。我们一致认为那座不知名的塔应该就是之前照片里那座小塔。

世界图书馆里的那幅德国人1902年绘制的北京地图。左上篮圈是天宁寺塔，右下篮圈是不知名塔，中间都是坟地

昨天我翻看《日下旧闻考》，在卷三第1547-1548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宏化寺在天宁寺东南，惟余一殿存，并寺额佛像俱亡之矣。殿后百余步有塔不慎高，然亦重檐七层，其第一层有石陷壁间，刻曰僧录司左善世大慈仁寺开山第一代住持傅曹洞宗师大机老人塔。寺西北隅林木中冢累累，遗碑尚存，大珰徐澄、王朝等所瘗也。（《行国录》）

又说：

宏化寺遗址去天宁寺东南不半里。殿今废，诸珰碑亦无有，大机老人塔尚存。

从中描述的位置、周围环境、塔样式可以看出大机老人塔应该就是老照片里那座七级宝塔了。

在Google Earth上推测的大机老人塔位置，距天宁寺塔不到半里

为明孝陵治隆唐宋碑的“缩头乌龟”正名

最近收了一张照片，是著名的明孝陵“治隆唐宋”碑，一不小心成了帮“缩头乌龟”翻身的证据。

治隆唐宋碑老照片局部

明孝陵过文武方门，就是碑殿，殿内是著名的“治隆唐宋”碑。这通碑是康熙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拜谒明孝陵的时候立的，碑高3米多（现存3.85米），传为曹雪芹祖父，时任“江南织造”的曹寅所立。“治隆唐宋”是说明太祖朱元璋治理国家胜过唐、宋。看起来是褒奖之意，可大清朝是夺的大明江山，那肯定是说自己比朱元璋还厉害了。本来想多找些这座碑的资料，不想Google的搜索结果多是关于“缩头乌龟”的，因为驮“治隆唐宋”碑的赑屃头特别的短，好像缩着脖子一样。有说这是“千古之谜”的，也有比较客观的说法认为赑屃头部有伤，可能是被损毁后修补过。看到这张照片，可以帮这只赑屃洗刷“缩头乌龟”的屈辱了，人家的脖子和头原来可都是好好的，而且很典型的清早期风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明孝陵一度是交火激烈的战场，很多建筑被（焚）毁。从这张照片上看，这通碑在拍摄的时候（约1880年代）仍保存完整。借用网友cglvl拍摄、发布在百度贴吧的照片（http://tieba.baidu.com/f?kz=334259276），现在的碑已经没了碑头，碑身也曾经断为两截，不得不用砖墙固定。

现在治隆唐宋碑赑屃头部现状，网友cglvl拍摄
治隆唐宋碑现状，看得出来曾断为两截，网友cglvl拍摄

美国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出口大规模杀伤武器了

最近突然对广州的城坊变化比较感兴趣，广州是名城，历史悠久，就找了本（清）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来看，里面有很多神怪或不可思议之事，很有趣。书中介绍到“莲塘街”（今吉祥路北段）时引了清末陈徽言著《南越游记》的一段，如下：

道光辛丑春三月朔，英夷进薄会城。越三日，夺踞四方炮台，俯瞰城中，用抬炮来攻，轰烈之声震地。少间，有火箭相继而至。其箭长六七尺，括无羽而木特坚硬，粗可一握。箭簇锋利倍常，有铜球缀其上，状如瓠卢，球中藏火药。箭所中，旋舞，须臾球即炸裂，火焰飞出，其势喷薄殊猛。体重三十余斤，闻购之米利坚云。城北粤秀山下，有旗兵火药局，其左右隅，阖省火药总局及广协火药局均在焉。火箭悉向三火药局来，其意盖欲焚火药局，城必内乱，可不刃而下也。莲塘街一香店，二三伙长方聚语于室，忽院落有砰訇投下，趋而视之，则火箭摇摇于地。时家家警备，户外多置罂缶贮水，事急连捶碎之，水流阶砌，陡深尺许，箭倒，获无恙。馀箭亦多坠于池沼园囿隙地，因无燎原之虞。事平，闻贼语曰：“每发火箭，见空中有白衣人，执尘一挥，箭即翩翻旁落。”以故所向无功；不则数火药局霎时同燃，五羊十万户，其不化为劫灰者几希矣。呵护斯民，唯神是赖；迂儒动谓鬼神渺茫，未可深信，岂其然乎！

是说1841年（道光辛丑年，即道光二十一年）英国军队进攻广州城，占踞炮台，由高处向城内发射火箭，而且就是瞄准了越秀山下的旗兵军火库和省军火库。英夷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有汉奸指点并亲自动手（据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载“汉奸潜抛火弹”）。这种火箭形状奇特，威力巨大，购自美国（米利坚），看来一百多年前美国就开始向国外出口大规模杀伤武器了！作者还很尊重科学反对迷信，认为“神明护佑”之说是“迂儒”的看法，而真正没有让这些火箭造成重大伤害的原因是当时家家都比较警觉且有准备，多在院子中置装满水的缸。广州城那时候不像现在，城里有很多水塘，火箭掉进去的概率也比较大。

光绪皇帝和谭嗣同合影的辨伪

互联网上泛滥着一张清光绪帝和谭嗣同的合影（据说中立者为光绪，一旁微笑者为谭嗣同），即下面这张照片中红框中的部分，很多清史书籍也都有引用，完整版很少见，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光绪帝和谭嗣同呢？

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事件背景都没有记录（至少我目前没发现）。从照片上能得到的信息大概是这样：

1、照片拍摄时间为清末某冬日午后。不用说，除了有两个外国人外都穿着清代官服，而且是“冬装”，冬天里有这样短的日影，应该是午后。
2、拍摄地点在北京。背景的石狮看起来等级很高，不可能是北京以外的。

先说说谭嗣同，假设这个“微笑”的年轻人是谭嗣同。据史料载，谭嗣同生平是1865-1898年。年轻的光绪帝有意革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明定国是诏》，附录如下: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在颁诏后不久，“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引自梁启超著《谭嗣同传》），“至七月（1898年8月）乃扶病入觐”，两个有同样志向的年轻人“相谈甚欢”（我的说法），“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尔后，西太后发动政变，“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遂被逮”，“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斩于市”。可见从光绪皇帝接见谭嗣同起至戊戌六君子就义仅一月左右，且是在8-9月份，正是夏末秋初，以北京（或者说北方）的天气，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到穿“冬装”的地步。所以这个“微笑”的年轻人不可能是谭嗣同。

那中间这个人是不是光绪皇帝呢？摄影术1860年来到北京，但是传进宫中较晚，在京摄影师的第一个活动高潮也仅仅是在1870年代中后期，而且据目前存世的照片来看也没有人有机会进入大内给皇帝拍照。再说服装，中国古代官员在服装等级上是有严格规定和限制的，乱穿可能被杀头……这些官员穿的都是补服样式，皇帝没有这个样子的衣服，而且皇帝衣服上的龙多了去了。疑似光绪帝的这位年轻人身上的团龙（蟒，图片不够清楚，不知是龙还是蟒）最多，有4个（前后各一，两肩各一），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郡王的补服是“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一直被认定是光绪皇帝的人穿着郡王补服，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年轻人仅是郡王衔。旁边这位老者是两团补，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应该是贝勒补服“前后绣四爪正蟒各一团”。其他几位都是方补，级别更低了。

考证一番，可以断定照片中的两个人是“光绪皇帝”和“谭嗣同”都是误判了，具体是谁需要更到的证据来支持。互联网是个传播的好工具，但也同样会传播和放大谬误，以讹传讹。Christies拍卖行有场清代服装的专场图录里还曾引用这张照片的局部，并注明那个郡王是“光绪帝”，其他一些错误注释的书籍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