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银山塔林

上周日,黑龙夫妇、我和我LP去游了回银山塔林。

本来梓人学社的朋友也邀请了我去银山塔林,可惜是在周六,已经有了安排,就改周日成家庭游了。早上8点到了13号线,至龙泽换昌21路,9点到了昌平南大街,换昌31路,路上不到40分钟就到了景区,门票25元/人。银山塔林在昌平区城北30公里外,因冬天积雪呈银白色故称银山(这个说法似乎牵强,哪里的山下雪后不是银白的?),这里环境优美,自唐代起就建有寺院,并有高僧说法,辽、金、明寺院屡毁屡建,不过现在仅余古塔数座(进山路上两座小覆钵塔,一座金代小残塔,主体五座金代塔、两座覆钵塔,往中峰的路上还有小覆钵塔数座)。黑龙把这趟定义为腐败游,背了一大包吃的。加上我们偶遇的一个阿姨,5个人都没把他带的吃完,我带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吃……路上原有很多感想,可惜现在有些想不起来了,就这么点儿字全当备忘吧。

放生池旁残塔(金代)上的砖雕
主景区壮观的五座塔
塔刹,张驭寰先生在《中国塔》一书里说这个造型表示“日月光华”
塔身壶门的精美砖雕
典型明代风格的碑座
自曝一张正在看碑文的我
从另一方向看五塔
上山路上的一个小瀑布
在钟亭平台俯瞰寺址和八塔

眼神

为了解读Underwood & Underwood于1905年发行的《日俄战争》立体照片,我最近阅读了不少日俄战争方面的资料,有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是在战争期间,等待被转运的日本伤兵在辽阳车站等候火车,后边右侧靠着栏杆的是被雇征的当地中国人。在那样一场沙俄和日本争夺我东三省的卑劣战争中,懦弱的清政府不但没有反抗,反而专门划出一个区域供两国交战,这一区域内的无数百姓惨遭战争荼毒,这几个中国人竟然面对美国人的摄影镜头在讪笑!

平静的想想,这些年轻人的笑似乎也能理解。东北大部,特别是旅顺、大连地区,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即为日本所占,1898年在俄、德、法三国的操作下,辽东半岛被清政府从日本赎回,但是俄国紧接着就和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后趁1900年庚子国变占领东北全境,再后来日本为夺回我东北,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最后成功击败沙俄,重新占领旅顺、大连等地。也就是在1894-1904年的二十年中,清政府实际上没有对旅顺地区行使主权,而照片中的年轻人年龄估计也就在二十岁上下,他们可能对确没有太多国家的概念,即使有,可能也只是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子民。加之他们可能也没有受到过基础教育,更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

尽管我为照片中这些年轻人找了开脱的理由,但是我仍然感到非常可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无知的眼神刺痛了我!

玉泉山

佛教有八苦的说法,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盛苦(第一次听这些是预备党员上党课的时候,后来尽管我很虔诚,最后还是被挤下去了),人生就被这八苦困扰,要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这最苦的就是“求不得”,看得见,吃不着,欲望啊,没法满足……

虽然到处都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拆”字,但是北京城还残存着一些精美的古建筑。很多古建筑都是像我这样的“爱好者”进不去的地方,比如大高玄殿、礼王府、西黄寺……这些地方你能瞟得到就是进不去,求不得啊,苦啊……当然这样那些建筑也许能保留下去,比落到那些黑心的开发商手里强!有一个地方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懂(其实现在也没明白多少)的傻小子的时候进去过一次,而且以后应该不会再有机会进去了,就是玉泉山。

玉泉山在颐和园西边不远,是颐和园的借景,大清朝三山五园之一的静明园。曾经里面的古建筑群不少,1949年后一直是国家领导人重要的修养和办公地点。玉泉山的老照片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园内多处建筑被英法联军焚毁,清政府无暇管理,一些外国摄影师拍摄过,比如沙俄的A. E. Boyarsky(1874-1875)、Thomas Child(1873-1877)等;二、到了民国更没人管了,小莫就拍了不少,国内的好多照相馆为了出版北京的风景照片和明信片也都拍摄过玉泉山。到了1949年后基本上就没有玉泉山的照片了。

玉泉山景区的老照片看过不少,我最喜欢的就是颐和园和玉泉山中间的那块地方,曾经水田密布,一派江南景色,对我这个西北人来说很新鲜,当然现在地貌变化很大,河道改了,也看不见水田了。今天在韩素音写的(实际上就是图片说明)《China: 1890-1938 From The Warlords To World War》里面看到一张图片,是在玉泉山高处(可能是玉峰塔上)远眺颐和园,捎带上“水田”和部分玉泉山景区的全景照,由两张照片拼接而成,这个角度的全景照我第一次见。

全景,不说的话你能联想到现在的北京吗?照片中右端偏下的地方还有个城关

要想不“苦”,就要断了“欲”,我就从这玉泉山开始吧,只要里面的古建能得到妥善保护,我进不进去,看不看的也无所谓了。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
佚名于1920年代拍摄,出自《亚东印画辑》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

一块大清界碑后面的故事

最近在整理《亚东印画辑》照片的时候,发现一张注释为大清国界碑的照片。几千年前的文物见过不少,但像这样的古代国界碑还从来没有见过实物。中国上下五千年,版图一度很大,按现在的边界划分来说,俄罗斯、印度的好多领土都是中国的,更别说越南、朝鲜(包括韩国)这些藩属国了。那这块界碑原来是立在哪里的呢?现在是否健在呢?

界碑和其被挪动后的位置,照片摄于1920年代
石碑特写

用放大镜仔细辩认照片,只能看清“大清”、“总管穆克登”、“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以这些为关键字Google到上万条记录,发现这块界碑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至今还有人提出争议。界碑上的文字是这样的,碑文横书“大清”,竖刻 “鸟喇总管穆克登奉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宪、金庆门”。其中“鸭绿”指鸭绿江,“土门”指图们江。这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两国在鸭绿江与图们江勘界后的结果,关于背景,我摘录刘惠恕先生文章《小议长白山的主权归属与“间岛”问题产生的历史来由》如下(原文地址:http://blog.news365.com.cn/sp1/liuhuishu/15592138873.shtml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两国沿鸭绿江与图们江界线曾有过一次详尽的勘界活动,事情的起因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发生了“李万枝事件”。事情经过为:朝鲜平安道渭源(今属慈江道)人李万枝等9人“乘夜越境入采参,暮中扑杀清人5人,掠其参货。”[12]为防止以后类似事件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派出清朝官员乌拉总管穆克登及随员赴长白山与朝鲜官员合勘中朝边界线。

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穆克登一行到达厚州,与朝鲜接待官员见面。五月初四日(6月7日),中朝官员到达惠山,[13]五月十一日(6月14日),一行人登上长白山顶。穆克登记水源情况为:“坼其北数尺,水溢出为瀑,即黑龙江(今松花江)源也,……下约三四里而得鸭绿江源,有泉泡泡从山穴中出,不数十百步,峡坼为大壑中注之,……又行东转逾一短冈,则有泉东流,可百余步而中途歧,而东者来合焉。”[14]在找到北流的黑龙江源(今松花江源)和西流的鸭绿江源后,穆克登与朝鲜李朝译官金庆门协商后认为“土门(图们江)源流间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轻议竖碑。”[15]于是又与勘界中朝官员前往寻找图们江北源,“审六十里,日暮,二人者还曰,‘水果东流矣’。”[16]在确定该处确为图们江地面水源后,穆克登方与勘界中朝官员使人伐石立界碑刻字,碑文横书“大清”,竖书为“鸟喇总管穆克登奉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鸭绿江),东为土门(图们江),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宪、金庆门”等字样。[17]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穆克登等下山至茂山,与朝鲜官员协商量在图们江上游边界设栅问题。六月二日(7月5日),朝鲜国接伴使朴权等复文同意设栅。设栅的具体情况为:“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干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18]十一月初三日(11月30日),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致《谢定界表》,称:“特轸疆事之修明,严两地之禁,指水为限,表一山之南北,立石以镌,省陋邦顿之烦,……绝*民犯越之患,用作永图。”[19]

综上述有关中朝划界问题的史料,起码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1)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有过明确的勘察与划分,并保留着相关的法律文献资料,完全不存在领土纠纷问题。即中朝边界线是以自唐朝中期以降两国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以鸭绿江、图们江及二江发源地界岭──处于中朝边界中段的长白山为基础的传统边界线划分的国界。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官员合勘的中朝边界线具有法定意义。

(2)中朝边界有关鸭绿江、图们江二江发源地──长白山界岭碑的碑址,在今长白山东麓靠近朝鲜一侧,而非是今白头山峰顶的天池所在。因为根据穆克登的勘界记录,最终确定的图们江水源距鸭绿江水源约六十里。其“西为鸭绿(鸭绿江),东为土门(图们江),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20]能证明此说的史实依据为:

1885年在中朝官员重勘图们江源头时,发现图们江源头有三水:西豆水、红丹水、红土山水。三水中“唯红丹水在白山东,正对鸭绿江源。与审视碑文东鸭绿西土门之意相合”。清廷代表因此主张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以定中朝国界。而朝鲜李朝代表李重夏称长白山南胭脂山麓之下,有中韩分界石一座,为清穆克登1712年勘界审视牌。双方会验后,清廷代表德玉等认为穆克登审视碑原立于小白山之分水岭、有碑文“东为土门,西为鸭绿”之语为证。而今出现于长白山胭脂峰,胭脂峰距鸭绿、图们二江源头甚远、名实不符。可以断定此碑为人私移至此。1887年双方代表再勘图们江源头时,又于源头处发现石乙水。因此,清庭于次年,造石碑“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座,分别替换原立在图们江沿岸所设界牌(木牌),以垂久远。其依次所立位置为:小白山顶立华字碑,小白山东麓沟口立夏字碑,黄花松甸子头接沟处立金字碑,黄花松甸子尽处水沟口立汤字碑,石乙水源立固字碑,石乙、红土水会合处立河字碑,长坡浮桥南岸立山字碑,石乙水、红丹水会合处立带字碑,三江口之图们江西豆水合流处立砺字碑,图们江、朴河处立长字碑(自长白山东南小白山顶“华”字碑起,至朴水入图们江汇流处“长”字碑为止)。[21]近年更有中国学者依据7种中朝历史文献考证出穆克登在1712年巡查中朝边界时树立的审视碑碑址在小白山分水岭,并进一步论述了该碑后来被移动的情况和移动的原因,其结论可谓无可辩驳。[22]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依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两国官吏合勘的中朝边界线,长白山(亦称白头山)属中国,而非属于朝鲜,这具有法定文献资料的证明。中朝领土争端的开端,是始于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壤签订《中朝边界条约》时,[23]中国将长白山(白头山)以峰顶的天池为界,让给朝鲜二分之一(朝鲜后将白头峰名更名为将军峰)。[24]当时中国政府这一作法的目的,是出自中朝友邦情谊──“同志加兄弟”的考虑,而将边界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合勘界线的后退。但是,令中国方面始料不及的是,中国政府退让长白山天池一大半给朝鲜的善举,韩方面不但不领情,反而对中国提出了进一步的领上要求(其中部分因素是白头山天池的退让,改变了中朝原勘的相对平形、无可争议的旧边界线)。

[12] 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肃宗实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63─4264页。
[13] 清朝官员有有穆克登、笔帖式苏尔昌、大通官洪二哥;朝鲜方面有接伴朴权,观察使李善溥,接伴使军官李义复,巡使军官赵台相,居山察访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宪、金庆门。──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0页。
[14] 《万机要览•军政篇•白头山定界》,转引自刁书仁主编:《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15] 《万机要览•军政篇•白头山定界》,见刁书仁主编:《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转引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0页。
[16] 《万机要览•军政篇•白头山定界》,见刁书仁主编:《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转引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0页。
[17] 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0页。
[18] 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肃宗实录三》,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版,第4310页。
[19] 见郭廷以、李毓澍辑:《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2年版,第2202─2023页。──关于中朝划界的具体情况参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0] 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0页。
[21] 参《回复:日益严重的中朝领土争端》,载:http://11211.64.240.16  2007.02.22
[22] 见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该书介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30日。
[23] 该约由周恩来、金日成签署。
[24] 中韩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江的发源地原属中国。根据网上流传的说法,朝鲜独立,金日成要求将长白山(白头山)以南的四平街一带划归北朝鲜,因为金日成出生于此。中国顾及“中朝友谊”,将白头山与老郎部中间的三角地带割让给北朝鲜,此后,两江的发源地遂归朝鲜所有。

从刘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这座界碑本是确定中朝国界的重要证据,但是棒子(请原谅我在这里坚持用这样的称呼)竟然背着我天朝私挪位置!联想到最近几年的文化争夺事件(说汉族发源于棒子、孔子是韩国人、注册中秋节为韩国的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声称长白山是他们的领土等等),实在是令人义愤填膺!可惜这块界碑现在应该已经不存在了。最近新闻热点还有一条是正在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会晤,按我小老百姓的认识层次来说,1962 年的中印战争本来我们已经收复了藏南,却又拱手送还,酿成到现在不好解决的边界问题,阿三们实在是找虐!

祖国的六十岁生日就快要到了,我希望我的祖国能昌盛强大,传播和平,不再为外虏欺侮!

沙面消失的桥和门

桥和门,都是界,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清末的中国日益衰弱,在华居住的外国人都享有特殊的待遇,特别是他们聚居的区域是严禁中国人随意进出的,比如广州的沙面岛。沙面岛位于广州旧城西南,珠江北岸。乾隆时期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广州是唯一对外的贸易口岸,那时候外国人不得上岸居住。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两国看中还仅仅是个小沙洲的沙面,1861年和清政府签订租约,填沙成岛,使这里成为英法租界。那时候的沙面被规划的井井有条,非常整齐、干净,遍植榕树,所有的西式建筑都掩映在树荫下,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对拥挤、污秽的广州城简直就是天堂。为了便于交通,沙面岛东面的法国租界有桥和北岸的广州城相连。桥上设有一座卷花铁艺大门,平时大门紧闭,外国人可以随时出入,中国人只有被特别允许才可上岛,这座桥和这个铁门连接了两个世界。桥和铁门现在均不存。

其实现在很多人仍然有很重的“洋奴才”情结,我身边就不少,见到老外就两眼放光、点头哈腰、卑躬屈膝,一说到中国人就满脸鄙视,忘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佚名摄于1880年代,左侧即法租界桥,铁艺大门清晰可见,当地小船往来穿梭于河道上
利卡尔顿1900年摄于租界一侧,门那边是观看“洋鬼子”的中国人
佚名摄于1910年代,租界桥上的小房子已经从茅草顶换成了瓦顶,桥西北角的小房子翻盖成二层楼房,成了元亨洋货,但贸易口岸的增加,重心已从广州移至上海,河道上的船只少了很多。

布列松《两个中国》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法国人,摄影大师,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了众多摄影人,创建的玛格南图片社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和时间最长的摄影机构,被称作“二十世纪世界纪实摄影之父”。布列松毕生用他小巧的、35毫米的莱卡照相机走遍世界,见证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从西班牙内战到德国占领法国、印度的分裂、中国革命、1968年法国学生的起义等等。

1948年至1949年,布列松为美国《生活》杂志拍片而在中国行走了一年,其中有6个月是在国民党退往台湾之前,6个月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中国在变革中的历史瞬间。1956年他精选了144张这期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由韩素音女士撰文出版了《两个中国》(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一书。

全书21.5×27cm

封面
和我们以前了解的不一样的解放军进城场面

伊莲娜·贺伯诺《中国》

伊莲娜•贺伯诺(Helene Hoppenot),法国女摄影师。1940年代曾在中国游历,并用法国女性特有的视角拍摄了很多讲究构图和用光的照片,用镜头描述了虽然正值内战,但仍然美丽的中国。全书以一页一图的形式收录了80张照片,由法国诗人、外交官保罗•克洛代尔作序,1946年在法国出版。

全书26.5×35cm

封面
瀛台
遛鸟的穷人
鹅鹅鹅……

郭英方《China》

1943年,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燃烧。对于这场侵略中国非正义的战争,不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中国。为了唤起更多的人帮助中国,留美学者郭英方(Kwok Ying Fung)结合美国摄影师费里茨•汉勒(Fritz Henle)从他、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中国电影公司等处征集、组织的摄影作品,分过去、建筑与雕塑、宗教、教育、生活与生计和未来六章,完成一辑以影像的形式介绍中国历史、社会、艺术、政治的画册,英文书名定为China。

全书23.5×30.5cm

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蒋扶着宋走出重庆的防空洞

卡斯特《中国飞行》

20世纪30年代,一位年轻的热衷摄影的德国飞行员揣着刚刚问世不久的卷帘式莱卡小相机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效力的三年中,以特有的热情、才华和胆识,背倚蓝天,俯拍大地,给当时的中国留下一段可见的历史,并写下这本《中国飞行》,他就是乌尔夫•迪特•格拉夫•楚•卡斯特(Wulf Diether Graf zu Castell)。

《中国飞行》是一本图文并茂,记录作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飞行服务3年间所见所闻及所思的游记,将中国航空事业发轫期的历史画面拉到眼前,用100多张历久弥醇的黑白照片表现了开拓飞行航线中的风险经历以及曲折过程、长江洪水泛滥时为保证航空邮政畅通采取的应急措施、首批“航空先生”招聘与辞退的内幕、年轻的班禅大师首次乘飞机前往北京的空中生活点点滴滴以及“水牛拉飞机”这的故事、祖国平原山川秀丽的地域风貌、北京及西安古城蔚为壮观的旧景、许多今天只能在记忆中或文献中寻访的人文遗迹、难得一见的中国近代名人在飞机前的写真影像……

很喜欢这书的纸张和印刷,有爱不释手的感觉。原作1938年出版,2008年国内发行了中译本,豆瓣地址如下: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64960/

书衣
书衣下的封面

爱伦·索贝克《中国人像》

爱伦•索贝克(Ellen Thorbecke),德国人记者,来华工作后与时任荷兰驻华大使威廉•索贝克(W.J.R.Thorbecke)结婚。她在中国的日子里拍摄了大量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物肖像,1935年精选了其中32张照片,配以访谈性的人物背景介绍,其夫作序,出版了《中国人像》(People in China)一书。书中每张照片均采用凹版印刷,裁减后贴在书中,工艺复杂但非常精美。

全书23×30.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