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发书局在北京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洋泾浜上三茅阁桥

最近一直在整理十九世纪的中国老照片,为照片编写说明。说起来好像憋一两句话出来挺容易,一年级小学生就在练这个,但我还是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准确的信息,方便以后检索,帮到更多需要这些照片的人。这就难多了,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想从照片里找到蛛丝马迹落实5W要素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对我来说不容易。不过,也正是这种“不容易”才有挑战性,过程会很有趣,比如上海的这张照片。

几座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

上午看到一个笑话:平安夜是大唐在平定安禄山叛乱胜利后设立了纪念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后来中国人不过这个节了,反倒国外沿袭下来。今天是平安夜,这几天网上关于过圣诞节冒出来一些奇怪的论调,那我就蹭个热点,拣选几张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选图的标准是摄于1880年以前,照片里教堂的状态也是较原始的,不是后来经过扩建、重建的样子;此外这不是一个“全集”,有些地区教堂落成较早,也有1880年以前的照片,但是质量不好就没有选,还有一些属于宝贝私货,比如……就没放进来;最后,这些图基本上都是大路货,图片本身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上海的雪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两组从苏州河口北岸向南看外滩的照片,其中最后一张是1880年代早期的上海雪景,好几位朋友私信问我是否还有上海雪景的历史照片,当然有,今天的主题就是上海的雪。

三家菜市场

在靠近北京三环东北角的顺源街有个三源里菜市场,网友戏称其为“网红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看起来和普通的菜市场无异,普通的禽蛋果菜肉在那里买得到,而且还能买到很多别处买不到的食材,特别是用来制作异域风情餐食的香料、奶酪、海产等,甚至有人形容这里是“世界食材展览会”。喜欢做饭是热爱生活的最具体表现,新潮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买食材。北京那么大,为什么独三源里市场这么有名,我想异域文化是这个市场成为“网红”的直接切入点,市场的位置毗邻亮马桥使馆区,客户中不乏在京洋人、星级酒店和外国餐厅。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有那么几家“洋范儿”的菜市场。

扯旗的人

去年12月在杭州的中国美院看了一个展览《历史的显影——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其中有张照片是童小鹏1937年5月拍的“红军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大会时的红军部队”,画面正中是一面插在地上的军旗,一名席地而坐的战士扯起旗帜的一角。露出上面的五角星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这让我立刻联想到另外一张照片,也是比较常见的一张老照片,“上海道台出巡”(这个“上海道台”的说法我是存疑的,具体改天另说。至于这个说法的来源,我记得是在某本讲摄影史的书中曾经提到,可是在发表这些文字之前我翻了好久也没找到。)照片里“道台”后面有名亲兵将大龙旗,也就是清朝时的中国国旗的一角扯起,露出了上面的飞龙。当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时,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人们任何看待自己被拍照的问题。

1900年上海的三个瞬间

1900年对中国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中华帝国的首都再次沦陷外夷,这一年之后,穷途末路中的清政府开始尝试政改。当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时候,饱受天平天国摧残的江南士绅决议共同维护上海的稳定,避免列强借口入侵;及清帝对十一国宣战,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明确“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因此这一年的夏天,京城炮火纷飞,上海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来到上海。 利卡尔顿生于纽约,原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时是旅行家、发明家和摄影师。他曾经环球航行5次,拍摄的国家超过40个,旅行总里程约30万英里。1900年他受雇于Underwood & Underwood图片公司前往远东拍摄立体照片。这种照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人们通常在聚会上观看和交流,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项目。立体照片的拍摄,是利用大脑立体成像的原理,以两个模拟眼距的镜头同时拍摄两张照片;观看时则借助专门的观片器使左右眼分别看到对应的照片,大脑便合成出有层次的立体影像。鉴于立体照片特殊的鉴赏方式,这种照片选择的内容通常是有大景深或有众多拍摄对象的场景,以体现其“立体”的优势。从里卡尔顿的日记和他所拍摄的照片来看,他并没有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他一直是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审视这个古老国度和她的人民,他具有同情心,但也有很多不解和无奈。利卡尔顿很幸运,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来到一个特殊的国度,用他拍摄的数百幅立体照片侧写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利卡尔顿于1900年1月到达香港,从那里出发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宁波、苏州、汉口、南京、烟台、天津,最后于1900年10月到达北京。他在中国拍摄了数百张立体照片,其中上海的部分很有代表性,透过利卡尔顿的镜头,我们能看到上海这个城市在世纪之交、在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仔细阅读这些照片,似乎也能看到大清帝国过去、当前与未来。 “正思考中,我们的轮船已经靠岸了。第一件事就是看紧行李。路边停着很多人力车,有专门载人的也有专门拉货的,还排着一队独轮车,这在西方国家是新奇的事物,我们决定感受下这‘时髦’的交通工具。在前往位于租界的酒店路上,有平整的马路、精美的现代建筑、电气街灯、有音乐亭的公园,我们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到这些而感到惊讶。” 这是利卡尔顿抵达上海第一天的日记,“惊讶”一词留给了那些他熟悉的事物被移植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所带来的巨大视觉冲击。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初到上海的外国人共同的感受,而最能传递这种感受的记录方式,就是在展示西方文明产生的影响的同时,穿插各种典型的中式场景。 在南京路上,利卡尔顿被一间豪华的茶馆吸引,他说“这间屋子装饰着漂亮的镜子,豪华的木雕和讲究的字画。桌子上都镶嵌着大理石,桌架和凳子都是楠木制成。屋子里悬挂的巨大的玻璃宫灯,晚上这里会被照得很亮。那个小伙计身后有一面很好的法国平面镜,他手里端着一大盘甜食。”为了突出照片的立体效果,利卡尔顿把桌椅和茶客置于一条纵深线上,并挑选“法国平面镜”作为这条纵深线的终点,使得透过观片器可以体会丰富的层次感。同时利卡尔顿还提到,“当客人进来随意找个地方坐下,小伙计会立刻端上一盘甜点和水果,很快一小杯茶就会摆在客人面前。这些茶被享用完,客人并不会马上离开,他们会在这里坐上一会儿和朋友或邻座讨论一下时事。所有在这里消费的都是有钱有闲阶层的人。”这些茶客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上阶层的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关心时局,心怀国富民强的愿望,却又害怕变革和动荡,这个时代背景下的茶馆里,大概都有一种如同话剧《茶馆》的微妙的氛围。 利卡尔顿还在上海拍摄了一名被关在站笼里的囚犯。“这个声名狼藉的河盗杀了很多人,最后一次作案是剜出了一个男人的眼睛。”摄影师选择的构图是置表情轻松的囚犯于前景,麻木的看热闹的民众于背景,透过观片器观看,这种强烈的视觉冲突尤其明显。此外摄影师还提到一段轶事:这名囚犯虽然死期将近,却不忘向摄影师收费以要求自己的权利,并且“第一天,五十美分可以随便拍照,第二天涨到了五块鹰洋”。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透过进入其监狱来判断。贪婪暴虐的强盗和残忍的刑罚,所展示的无疑是中国社会最为阴暗的一个侧面。 拍摄于上海郊区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童则是一幅较为明亮的侧写。“这些年轻的教友在做哑铃操,小的站在前排,大的站在后排,她们都在认真高兴地做着练习。这里没有缠足,没有脏兮兮的脸,没有污秽的衣服,从优雅的学校到虔诚的美国教师,一切都井井有条。” 在利卡尔顿看来,这些接受西式教育的儿童,足以代表现代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群体中的播种与萌芽。排成方阵的被摄对象也能体现立体照片的优势,通过观片器,稚嫩而充满朝气的儿童鲜活地从照片中跳脱出来,呈现的效果与普遍传统而呆板的中国人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南京路的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