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21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19世纪的外国照相馆

在电灯被用作照相馆的光源之前，自然采光好不好是一个照相馆选址的重要条件，老外那时候的照相馆多开在顶楼，屋顶全部或大部分面积是玻璃窗，并配有遮光帘。在1880年代以前的照相馆内除了照相机、座椅、茶几、小装饰和背景布外，一般一些还有一些支架，看起来很恐怖，像实施酷刑的工具，这是帮助或立或坐的客户稳定身体的，因为在进入干版时代之前，底片曝光时间长，客户的轻微晃动就会导致拍出来的照片模糊，因此在拍摄的那几秒钟时间里必须保证身体不动。MONOVISIONS杂志在3月2日发布了10张19世纪国外照相馆内部的老照片，借来看看都是什么样！

19世纪的一家照相馆，貌似还是一张分身照，扮演顾客和“摄影师”的是一个人。顾客脑后的就是固定头部的支架。

1870年代法国的一家照相馆，这件屋子的采光非常好，全玻璃屋顶，和背景布相对的这面墙也全是窗户。

1870年代法国的一家照相馆，貌似是在院子里，那只大黑狗见怪不怪很悠闲！

Amédé Fleury的照相馆，相机已经有了快门线，地上的包里放着底片夹，靠窗的两个圆形工具是用来柔和光线的。

摄影师Felix J.A. Moulin和他的家伙事儿，1860年代。

Frances Benjamin Johnston的照相馆，采光也很好，还布置了一张床！哦，思想污了一下。

丹麦摄影师Gottlieb Støckel的照相馆，1865年

德国著名摄影师Hermann Krone和他的器材，1858年。虽然这一大堆相机和镜头看起来是彻头彻尾的器材党，但丝毫不能否认Krone是位很NB的摄影师。

摄影师Hippolyte Bayard在擦拭镜头，1855年

匈牙利的一家照相馆内，摄影师在给一名犯人拍照片，警察在一旁监视。

原文：http://monovisions.com/photographic-atelier-studio-xix-century-historic/

关于死亡

那天读到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里的一篇文章，说“安安和弯腿的昂弟在抢一辆小卡车，昂弟抢赢了，把东西紧紧抱在怀里，死命抵抗敌人的攻击。妈妈看见安安突然松了手，退后一步。她正要安抚他，却见这两岁小娃儿端起两只小手臂，做出猎人射击的姿势，对准昂弟，口里发出’砰砰’的枪声，然后满意地说：’死了！’妈妈觉得惊心动魄，只有她知道安安’杀人’的灵感来自哪里。”来自哪里呢？来自《白雪公主》、《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其中《白雪公主》的情节就“有各形各式杀人的方法：用刀子砍头，用剪刀剖开胸膛取出心脏，用丝带套住脖子把人勒死，用毒药给人吞下……”后来“妈妈倒抽一口凉气，慌忙把《白雪公主》和《阿里巴巴》两本书移到书架上最高一格，保证华安即使搬来小椅子也够不到的地方。留在下格的，都是安安心爱的故事。”

为人父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两个小朋友对地理和天文很感兴趣，我就买了一本介绍地球和世界的图画书给他们，其中介绍到各个国家的经典故事形象时，美国配图是桃乐丝和她的朋友稻草人、铁皮人以及胆小狮。他们听了这个故事的简介很感兴趣，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每次念一章，把《绿野仙踪》当作睡前故事读给他们听。这个故事里就有很多死亡的情节，比如故事开始不久，桃乐丝的房子从天而降，就压死了东方恶女巫。我没法向孩子们解释什么是“死亡”，只好都用“消灭”来代替。

在此之前，他们在无意间听到爸爸妈妈谈到死亡的话题时曾经问过什么是死亡，我尝试解释，但总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很难和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接受死亡的概念，特别是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的死亡。于我，死亡太司空见惯了，当然，这种司空见惯都来自老照片，各种各样的死亡：斩首、戮尸、凌迟、肢解、枪击、火烧，甚至残缺的尸体、腐烂的尸体、累累的白骨，还有血馒头、集中营饿毙的犹太人，甚至还看过二战期间德国党卫军用一种非常巨大的木槌敲击头部处决犯人，身体很完整，只是大脑被直接敲出去了散在一边。最难忘的，还是抗战期间，收尸队把在大轰炸中毙命的百姓尸体扔上运尸车，尸体被扔上车那一瞬就是一堆晃动的白肉，好像把一大块生肉扔上砧板的那种晃动……因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场面，所以我对死亡即敏感又麻木，这种状态让我不知该怎么向孩子解释什么是死亡。

也许你会说我矫情，他们总有了解死亡的一天，可我还是想推迟他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间。同样的，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不打孩子，通过打带来的疼痛以纠正孩子的某个习惯，我认为会让他产生这样一个误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认同在当下中国社会，可以通过暴力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上升到国际社会，丛林法则是获得利益，甚至是生存的手段，但这和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不符，如果每个人都不付诸暴力，每个人也都不会遭受暴力之苦，大家都按游戏规则规规矩矩来不好吗？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一直不让他们接触枪的玩具。

说回到死亡，这是我常常想到的一件事，其实肉身很脆弱的，想死很容易，与其思考死不如思考活，人为什么而活着？上帝给了我这副脑子可以用来干点儿啥？人生苦短，可以浑浑噩噩，可以及时行乐，如果愿意，还可以做点儿对这个世界有益的事儿，并且以此为乐，不是挺好吗。

照片的解读

很久没有发微博了，最后一条正式的发布是去年秋天评论别人的一条，被转了好几次，当时我就想就着那个事情写点儿什么，没想到一拖就跨年了。那条原博是一个律师发的，大意是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搞独裁，搞特务政治，不讲法治，以党代政，搞假民主，镇压学生游行……”blabla，然后配了一张老照片，几个手挽手的女学生在后面高喊口号，前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军警。那张照片是1948年《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拍的，真实的背景是上海交大的学生在进行反美Y行，军警在旁是维持秩序。我很反感这种为黑而黑扮假公知的行为，于是回了一条“影像的叙事能力确实很强大，但每个影像也是片断的，是被切割过，片面相信某张照片是瞎子摸象。”关于那次反美Y行，摄影师当时拍了一组照片，如果全看下来，一定不会得出“国民党搞镇压”的结论来。但是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单独看那一张照片：手挽手高喊口号的女学生＋全副武装的军警，只要是在新中国长大并接受教育的人，一定会脑补出学生们被欺负的画面，这就引出一个照片如何解读的话题。

微博里配的就是这张图，但看这张确实容易误读，必须看其他的照片

伯恩斯这组照片的另外几张

慌乱中一名摔倒的女生

男学生们也手挽手，让我想起吴鹏那张《团结起来到明天》

军警确实在维护秩序

维护秩序的军警

让两个女学生赶紧走

打着反美标语的队伍

一张照片上的元素，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要想通过有限的信息准确还原出整个事件的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大脑在关联和拓展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偏差。就好比电影预告片很难反映整部电影一样，说来这也是单张的静态影像相比连续的动态影像在叙事上的劣势。照片其实并不是客观的，即使摄影师在取景框中看到景物后下意识的按下快门，那也是摄影师主观的反映，只有同时多角度照片的配合，以及充分的文字说明才有可能还原真相。

至少，通过这样的努力获得事件的客观真相还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解读照片的人本来就是主观的，是抱着一定立场去看照片一定会看歪。有一张照片，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就能有不同的解读。这是1920年代的烟台，一个戴宽边帽的人正走在一条封闭的短巷，上面挂着一个条幅，上面用英文写着：

NO.19
FIRST CLASS
WHORE HOUSE
(PRETY GIRLS & CLEAN ROOMS)
PROMTSSED BY CHINESE & AMERICAN POLICE STATIONS
EAST TAI PING STREET
CHEFOO

这很明显是烟台东太平街的一所“一等妓院”前悬挂的“招牌”。看到这张照片，有的人会说：你看，旧社会多黑暗，女性没有地位，被迫去做这样肮脏的事情！现在人民翻身作主人了！还会有人说：美帝国主义欺压我中国百姓，玩弄我女同胞，打倒美帝！我想，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当时肯定没有想这些。

烟台的妓院

烟台开埠后，最初的各国领事馆和教堂就建在烟台山及朝阳街，后来洋行、俱乐部等也集中在这一地区。随着港口贸易的开展，来烟台的外国海员越来越多，因此烟台的红灯区也开始出现在这些地段。当时比较高级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东太平街附近，包括小太平街、东西太平巷、以及附近的一些小街巷。东太平街与朝阳街平行，其北端街口通向烟台山的东侧海边，南端与太平街和东升街等相交接。具有标志性的是东太平街的北半部分，大多是二层小洋楼建筑，开设有许多西餐馆、夜总会、舞场、酒吧之类，这些场所主要是面向来烟台的外国人。东太平街的南半部分，街道两侧多是四合院，开设的几乎是清一色中国式的、规模较大且正式注册的一等妓院（有正式字号如盛德栈、庆和栈等）。而二等及以下的妓院多开设在附近的一些小街巷中，平日看不见其字号，上午大门紧闭，下午大门开一点点，到晚上大门全开、红灯高挂，亮出字号。在民国，妓院是合法的，需要在有关部门登记注册，并按时缴税。直到1952年，全面取缔妓院时这些风月场所才关闭。

由此可见，这张照片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反应（民国时候妓院合法化、烟台东太平街是当时的红灯区），解读还需理性。

晋察冀边区影集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看到曾在《晋察冀画报》担任战地摄影师的刘峰后人编的《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重新唤醒封存在我记忆中的一条线索，并把这条线索指向的疑问带到终点。

大概是在2007年夏天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突然收到一封来信，信中夹了几张照片和一份剪报。照片的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抗战活动，银盐纸基，裱在深褐色的硬卡纸上，照片下方的卡纸上还有钢印花体字的签名，是一个美国照相馆的名字，剪报是2006年3月19日《新民晚报》的A12版，由其驻美记者徐逸鹏写的报道“一百四十余幅照片重现抗战历史”。委托人附上这份剪报是为了说明照片的来源和真实性。照片的内容我只记得一张，是几个民兵在顺着梯子爬炮楼，之所以能记得，主要是这张照片和剪报上的那张看起来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拍摄的，但不是同一张照片。来信的人冒冒然把这几张照片发来是想参加拍卖，后来我们还是将这几张照片退回了。不过，关于这批照片的摄影者是谁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疑问，于是我复印了那张剪报放在了我的资料夹里。终于，在看了刘峰的摄影集，我知道了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谁拍的。

在那张《新民晚报》里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套照片出自《晋察冀边区影集》，由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制作，之所以会出现在美国，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抗战胜利后带回国的。照片被斯特朗分成“军事斗争（一）”、“军事斗争（二）”、“民主政治建设”、“冀中平原的游击队”四部分，分别放在四个天鹅绒封面的相册里。1958年斯特朗离开美国，临行前把她的个人物品都寄存在洛杉矶一座一神论派教堂内，其中就包括这四本影集。众所周知，斯特朗在那年去中国后就在北京定居，直到1970年去世，期间这四本影集一直保存在教堂的储物间内，在美国安然度过了后来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再后来，教会把斯特朗的这些私人物品拿出来拍卖，这四本影集被美国摄影师乔·史沃玆买下，并一直妥善保管。至于这些照片是怎样由斯特朗获得的，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说是1947年5月，“冯文彬带领解放区青年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晋察冀画报社提供了解放区青年活动照片数百幅，展出后又转送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带回美国宣传。”事情还没有结束，在《新民晚报》那篇报道刊发之后9年，这些照片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就在我了解到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刘峰后，进一步检索《晋察冀边区影集》的资料，发现已经有人联络了这批照片的持有人，并在2015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全套照片经顾棣老师考证后出版了《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一书。

这些在战火中冒着生命风险由中国战地摄影师拍摄的影像，为宣传抗战而生，为宣传抗战而远赴地球另一边，最后又为纪念先烈的付出而回到中国，幸甚！

被邮寄来的照片就有这张，1944年，遂城战役后从炮楼里搬运战利品，刘峰摄

当时所附的《新民晚报》剪报，我复印了一份

2015年出版的刘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影集

美国那批照片2015年也在中国出版了

背影

开始这篇前先说几句无聊的话。

很久没有更新了，既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仍然关注网络上这么一小块空间的朋友们。2016年第一天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手里的事情终于忙的只剩一件（尽管我希望所有的项目都能得到了结，但是影响进度的因素往往不是我能掌控的），算是有了一点时间。其实在没有更新的这段日子里，我仍然保持每天的照片“阅读”量，积攒了些可以写下来的题目，2015年已经离去，2016年已经到来，这第一篇就从“背影”的话题开始。

之所以想说背影，是因为前段时间在一场国外的照片拍卖会上看到一张法国著名摄影师爱德华·布巴（Édouard Boubat, 1923-1999）的作品，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房顶上，面对繁华的城市，旁若无人的神情拥吻。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大脑下意识的检索了遍图片库，匹配出一张老蒋和宋美龄的合影，那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老蒋夫妇在罗伯特·格里格爵士（Sir Rober Greg）的陪同下参观开罗的穆罕穆德·阿里清真寺，在最高的平台俯瞰整个开罗老城，蒋宋两人虽然没有拥吻，但是全程都手牵着手，鹣鲽情深，和布巴那张照片的氛围相合。

布巴拍摄的那张在楼上拥吻的青年男女

蒋宋二人手牵着手听罗伯特爵士介绍开罗老城

于是，我又想到一张老蒋背影的照片，那是在蒋宋这张合影的6年后，1949年1月22日，老蒋来到溪口老家短暂逗留，当他和蒋经国在山上俯瞰家乡的时候，摄影师悄悄拍下一张二人的背影，最后众所周知，老蒋自此离别故乡，至死未回。

蒋介石（左）和蒋经国（右）在山上俯瞰家乡，他心里在想什么谁又能知？

宋美龄也有一张背影照片，可比上面这张老蒋的开心多了。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政府组织的欢迎仪式规模也一个赛一个，旧金山的华人人口多，华侨们为欢迎宋美龄组织了人数庞大的游行，宋美龄是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观看游行的，摄影师为她拍下一张背影照片，看得见下边道路上漂亮的花车和黑压压的人群。

宋美龄访问旧金山时观看为她组织的游行

对于摄影创作，拍摄普通人的背影很正常，早在还没有摄影术的绘画时代就流行画裸女大屁股的背影呢，这没什么稀奇。摄影被用作新闻报道，摄影师拍摄的视角就是观众观看的视角，因此对于伟人和领袖，不拍摄看不见脸只看见后脑勺的背影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偶尔打破一下规矩似乎会有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拍伟人和领袖的正面，尽管可以通过仰拍表现其高大，可以通过面部特写表现其内心，可以通过不断出现的面孔实现“洗脑”（加深印象），但毕竟还是会缺乏一些信息。比如，朝鲜金三胖的报道，正面和侧面很多，总是笑眯眯拍手，总是有一堆人拿着小本本跟着他，但是作为观众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为什么而笑而鼓掌，除非有别的镜头补充，才能知道他是在视察养鱼场还是接见痛哭流涕的民众。如果拍摄伟人和领袖在一个场景里的背影，反正他们大家都认识了，已经成为符号，不需要被仔细观看，就可以通过画面向观众传达被摄对象正在观看的内容，这些被观看的内容则可以反过来衬托被摄对象，达到特定的宣传效果。

伟人和领袖这样的背影照片，我马上能想到希特勒的两张，一张是1933年的多特蒙德，元首站在主席台上向纳粹党员们发表演说，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人，一队一队排列着，似乎望不到头，远处是飘扬着的纳粹党旗。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团结和集中，体现元首的地位。当然，用正确的立场来说就是极权。

1933年希特勒在多特蒙德发表演说

还有一张是1940年6月巴黎被践踏在德军的铁蹄之下，希特勒和他的随从访问了巴黎，在他观看埃弗尔铁塔时，摄影师从他背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埃弗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当元首一身军装的身影出现在塔前的时候，说明这座城市沦陷了，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征服和占领。

1940年，元首望着埃弗尔铁塔，不知他是否感到心满意足？

说到伟人和领袖的背影照片，还有一张不得不提，就是1957年11月17日，毛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留苏学生代表，那句著名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毛在那次接见时说的。摄影师侯波也很例外的在毛讲话时拍了一张他的背影。当然，这张照片观看的不是毛，而是主席台上主席台下盯着毛的一双双眼睛，这种被观看的观看，可以解读为对领袖的热爱和敬仰，我想这也是摄影师当时想传达给观众的。

1957年毛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讲话

1840年代的达盖尔法照相馆

看到外国网友发的一个电影片段，来自19世纪英国著名风景画家透纳的传记电影《透纳先生》（Mr. Turner），2014年上映。这个片段是1840年代透纳前往英国一家照相馆拍照的情形，当时还处在达盖尔银版法的时代。透纳的画作很善于表现转瞬即逝的光影，据说对后来的印象派影响很大。摄影术也是精确地抓取一个瞬间，这和透纳的创作理念有相通之处。

这个片段和当时真正的照相馆并不完全相符，但也提供给我们很多当时照相馆内是如何布置如何拍照的想象，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拍照需要预约，可能是因为铜板的感光过程复杂费时，需要提前准备；照相馆临街开设，有一面巨大的橱窗，可以为照相馆提供充足的光线，此外还会利用小镜子反射光线为面部补光；为了保证被摄对象在拍摄期间不会晃动，在椅子后面有个卡住脖子的支架，当然，拍摄站相的时候也有专门的支架；拍摄时，摄影师会让顾客盯着照相机旁边的一束花；那时候曝光时间比较长，摄影师在打开镜头盖后开始数秒，为了不让顾客无聊，还会哼小曲儿，这和我小时候摄影师给小朋友拍照片要拿个会响的玩具吸引注意力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有很多知识点可看，但仍有很明显的错误（当然这在所难免）。比如，摄影师在用毛玻璃对焦之后放入的感光板，明显尺寸过大，通常拍摄室内人像的铜板要小很多，这在透纳进入照相馆看观看墙上的作品时也能看出。实际上，为透纳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英国一位非常知名的摄影师。

约翰·贾布兹·埃德温·马亚尔（John Jabez Edwin Paisley Mayall, 1813-1901）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成年后继承了他父亲给亚麻染色的职业，因此有一定的化学基础。他可能是在摄影术公布后第一批学习这门新科技的英国人之一，在英国《摄影新闻》（Photographic News）主编对他的一次采访中马亚尔说自己“1840年1月第一次操作达盖尔相机。”1843年他去美国费城游历，再次接触摄影术，据说他拍摄了很多银版照片，技艺精进。1844年，马亚尔与另外一名英国籍的摄影师塞谬尔·冯·洛恩合伙，在费城的栗树街140号（140 Chestnut Street）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他们拍摄的银版照片质量非常好，开设照相馆同年即在富兰克林学院举办的展览上获得银质奖章。1846年，马亚尔“单飞”，在栗树街和第五街路口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这里近邻独立宫、自由之钟等美国建国的重要文物，游客络绎不绝，正是开设照相馆的好地方。但是他自己在美国的照相馆只经营了一年就转手了，之后他回到英国。说到接手马亚尔照相馆的人也很传奇，他就是写了《相机与铅笔》（The Camera and the Pencil）并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的马库斯·A·鲁特（Marcus A Root, 1808-1888）。马亚尔回到英格兰后，最初在伦敦威廉王街的一家照相馆工作，一年后在伦敦的西河岸街433号（433 West Strand Street）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马亚尔拍摄照片的技艺很高，最为津津乐道的作品之一是他在美国拍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全景，在《透纳先生》这部电影里，两人的对话也提到这张照片，壮美的景色很吸引透纳，他一直想绘制此题材的作品。1847-1849年间，透纳曾多次光顾马亚尔的照相馆，并与他交流艺术创作，画家也同样追求光与影。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艺术与工业博览会上，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6个国家送展了700张银版照片，其中马亚尔送展了71张。1852年，马亚尓在伦敦开设了第二家照相馆，位于摄政街224号，这条街是伦敦当时照相馆最集中的地方，他也是在这里达到了自己是事业的顶峰。1860年他为部分英国皇室成员拍摄了肖像，并获准印制发行这些照片，出了一本有14张皇室成员照片的相册，有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这时已经从银版时代过渡到湿版时代，大量复制照片变成可能，马亚尔是第一位为维多利亚女王拍摄名片照的摄影师。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感染伤寒症去世，意外的激起全英国收藏他照片的热潮，马亚尔拍摄的亲王照片因此热卖，据说在他去世后的一周时间里，马里昂公司（Marion & Co，一家洗印照片的公司）收到的亲王照片订单就超过七万张，最后马亚尔仅凭这张照片就收到马里昂公司支付的35000英镑。

透纳准备在照相馆外，可见马亚尔的照片以及橱窗内展卖的摄影器材和作品

透纳在照相馆内观看挂在墙上的银版照片

马亚尔在给透纳解释后面的支架不是可怕的器具，只是为了保证拍摄期间头不会晃动

马亚尔利用一面镜子为透纳的面部补光

照相机旁有一束花，马亚尔让透纳盯住这里以保证照片上眼睛看着不会模糊

马亚尔放入的感光版明显偏大，像是后来才有的玻璃版

拍照的时候马亚尔边看表边哼曲子，不要让顾客觉得无聊

最后透纳的肖像成品，有金色的外框和一个小锦盒

摄影师马亚尔的银版肖像

马亚尔1860年为维多利亚女王拍摄的名片照

以下是我上传的这个5分多钟片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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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伯德的中国摄影之旅

若论19世纪行摄中国最知名的摄影师，爱尔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我想大家都会认可。他1862年来到亚洲，游览拍摄了新加坡、泰国、锡兰、印度、柬埔寨，1867年来到香港，并在随后的四年里游览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拍摄了大量精彩的照片。其实还有一位几乎同时代的旅行者来过中国，相对来说就鲜为人知了，特别的是，这位也拍了很多照片的旅行者是位女性。

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出生在英国的约克郡（Yorkshire）。她的童年一直被病痛折磨：脊柱上有个纤维瘤，尽管19岁时做手术切除了这个瘤子，但是她仍然头疼和失眠，医生建议她常在户外活动，比如旅行。23岁时她第一次长途旅行，去了美国，没想到此后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路上感受世界。伯德并不是一个只带眼睛不带脑子的普通游客，由于儿时生病的原因，她不能去上学，只能在家中接受教育，因此思维活跃，善于思考，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她18岁（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开始）时便写了一本有关自由贸易的小册子，并自费出版。她也不是那种禁不起长途旅行的病弱娇娇女，因为她小时候经常搬家，早就习惯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她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两岁时她的弟弟夭折，27岁时父亲去世，35岁时母亲去世，49岁时妹妹去世，55岁时结婚仅5年的丈夫（Dr. John Bishop，约翰·毕晓普医生，所以她也常被称为毕晓普夫人）去世，她在72岁离世时已是孑然一身。然而回顾她的一生也是精彩的，没有人可以复制她的经历。1854年她第一次去美国，两年后出版了《英国女人在美国》（The Englishwoman in America）；1857年第二次去美国，两年后出版《宗教在美国的方方面面》（The aspects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69年出版《古老爱丁堡的注脚》（Notes of Old Edinburgh）；1872年去了纽约，在返回英国的途中游历的地中海周边的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爱丁堡的家短暂休整后又去了澳大利亚；1873年去了新西兰、夏威夷和美国的科罗拉多；两年后出版《夏威夷群岛》（The Hawaiian Archipelago）；1878年第一次去了日本，中途在纽约和上海停留；1879年去了香港、广州、婆罗洲、开罗和西奈半岛，同年《一位女士在落基山的生活》（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出版；1880年出版《日本奥地纪行》（Unbeaten Tracks in Japan）；1883年，在享受了两年的新婚生活之后出版《黄金半岛之旅》（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1884年去了日本、中国和朝鲜；1889年，在丈夫去世三年后去了西藏，回程途中随一个英国的军事地理考察团去了波斯，又去了库尔德斯坦和土耳其，回国后应邀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演讲；两年后出版了《在波斯和库尔德斯坦旅行》（Journeys in Persia and Kurdistan）；189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女性；两年后《在西藏》（Among the Tibetans）出版，这一年她去了日本的横滨，然后转去朝鲜，以汉城为根据地游览了朝鲜的很多城市，这一年也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她6月21日去了中国，游览了烟台、牛庄（营口）和沈阳，8月20日离开沈阳前往北京，10月又去了海参崴，12月回到日本；1895年1月她再次前往汉城，2月去了香港，此后的四个月时间她去了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定海，然后回到日本停留4个月后去了朝鲜；1896年1月她再次抵达上海，开始她的长江之旅，5个月的时间里去了汉口、重庆、成都、保宁（阆中），5月从成都离开前往上海；1897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川西之旅》的演讲；次年《朝鲜和她的邻居们》（Korea and her Neighbours）两卷本出版；1899年《长江流域及其腹地》（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出版；1901年去了摩洛哥，两年后返回爱丁堡，1904年去世。纵观伯德一生的旅行，每去过一个地区后两年就会出版一本游记，可谓非常高产，而且一直病痛缠身的她能沿长江一直深入四川，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谓非常不易，是一位非常了不起，值得尊敬的女性。

如果仅仅把伯德看作是一位旅行家和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她1897年66岁时还被推选加入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要知道，她1892年才第一次接触摄影，一年后才学会处理底片和洗印照片！她对摄影非常着迷，曾经说“我必须承认，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摄影那样吸引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幸运的是伯德在1894－1896这三年全面游览中国的时候已经熟练掌握了摄影术，并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现在，这些照片主要保存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虽然伯德写过很多有关中国游记的书和文章，但是国内似乎没有系统地引进过，也没有人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过。2015年，爱尔兰的菊石出版公司（Ammonite Press）出版了由黛博拉·爱尔兰（Deborah Ireland）撰文的画册《1894-1896，伊莎贝拉·伯德的中国摄影之旅》，全面梳理了这三年伯德的中国之行，也系统整理了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值得一读。

《1894-1896，伊莎贝拉·伯德的中国摄影之旅》封面

伊莎贝拉·伯德

红线标注了她1894年在中国及朝鲜的路线

蓝线标注了她1895年在中国沿海的路线

红线标注了她1896年在长江周围的路线

Mackenzie在汕头为伯德拍摄的照片，旁边是她的照相机

绵竹的廊桥，已不存

有特色的妇女头饰，这张照片实际上是金尼医生拍摄（Dr. Kinnear）

Mia Ko的官员和卫兵

到过中国的美国总统

前些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凤姐的访问，她是作为纽约的美甲业亚裔从业者的身份被采访的，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还是很让人感慨。美国我也去过，正经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住了几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和墨西哥移民、非裔美国老百姓挤公交车，真心能体会她的不容易。尽管听起来好像很多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并不如意，但仍有很多人愿意赴美求学、工作或生活。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可谓非常年轻，但美国自建国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就从未中断。

扯远了。这篇博文的标题其实很不准确，1776年后美国总统访问中国都算是正式的外交访问，没什么新鲜。我想说的“美国总统”实际上并不在任上，可能是在未成为总统前或者已经卸任；时间上限也设在1949年10月以前。至于这篇博文的缘起，是因为那天看到一组1905年塔夫脱访问亚洲时停留中国的照片，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除去国与国之间领导人的正式互访，这些最高领导人在任期以外（无论是任期前还是任期后），到访中国人数最多的就是美国了。

1879年，已经卸任（1869-1877）的第18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 1822-1885）抵达中国，这是他环球之旅中的一站。在天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热情款待了格兰特一行，并与之会晤。

1879年李鸿章和格兰特将军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和合影

1905年，时任美国战争部部长（1904-1908）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率团往亚洲访问，去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在中国期间去了广州、上海、天津和北京。1909年他当选为第27任美国总统（1909-1913）。

1905年，塔夫脱正走出位于广州沙面的美国领事馆

1899年，英国矿业公司毕威克－墨林（Bewick, Moreing & Co）的工程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1874-1964）被派往天津常驻，后参与开平煤矿的经营事务，期间经历了庚子事变。1929年当选为第31任美国总统（1929-1933）。

1901年胡佛在天津

1946年，吉米·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 又称Jimmy Carter, b.1924）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即进入海军服役，1948年12月17日－1951年2月1日在“鲳鱼”号（USS Pomfret, SS-391）潜艇服役，这艘潜艇1946年3月起曾在中国停留6周，期间停靠过青岛和上海，卡特也在这期间上过岸。1977年当选为第39任美国总统（1977-1981）。

找不到卡特1946年在中国的照片，只好找了张1945年10月10日美军潜艇（红圈处）在青岛后海的照片

斌椿在曼彻斯特的肖像

大概七、八年前，一位委托人送来一组“李鸿章”的照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组照片没有上拍。又过了几年，这组照片中的其中一张再次以1870年代拍摄的“李鸿章像”为名上拍，成交了。其实，这张照片要比“李鸿章像”珍贵的多。

在两次鸦片战争败绩之前，中国是“天朝上国”，不会以官方的身份“走出去”看世界，尽管始终都存在民间交流，但官方的第一次还要属1866年的“斌椿使团”。1866年初，已经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将回国休假，他深知中国统治阶级对欧美认识的不足，建议总理衙门派员出访，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建议被接纳，时年63岁的赫德中文秘书斌椿被选为主使。1866年3月7日使团从北京出发，历时四个多月，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俄罗斯、德国和比利时等11个国家。除了风土人情，斌椿一行还考察了火车、蒸汽机、荷兰的水利工程等，甚至还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在白金汉宫参加了专门为中国使团举办的晚会。斌椿回国后将他访欧的日记集结成册，以《乘槎笔记》之名出版。虽然赫德的建议很好，总理衙门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所选的主使却并非话事者，这趟“开眼界”之旅并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张1870年代的“李鸿章像”，照片右下角有钢印“John Eastham, Manchester”，实际上就是斌椿1866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拍的肖像。约翰·伊斯特汉姆（John Eastham, 1821-1889），出生在布莱克本（Blackburn）附近的萨默斯伯里（Samlesbury），1859-1860年间在威斯敏斯特的摄政街122号开设照相馆，后来迁往曼彻斯特的圣安广场22号，1871年破产，1889死于别根海特（Birkenhead）。斌椿四月二十七日傍晚抵达曼彻斯特（从伯明翰出发），三十日（1866年6月12日）的日记写道：“三十日，雨，午刻雨止，看演马队。未刻，照像。”可见斌椿那天中午在雨停后，先是在圣安广场看了马队表演，然后就近在广场边伊斯特汉姆的照相馆拍了照片。

1866年的欧美，摄影术已经比较普及，作为首个出访欧洲的中国使团，也多次接触摄影术，这在《乘槎笔记》中多次提到，斌椿在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等地都曾拍过照片，他评价摄影术：“西洋照像法，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也。”这些照片多是名片照（被错认为李鸿章的这张照片是大尺寸蛋白照片，相对较少），主要用于和国外的王宫大臣交换，一些则被媒体转制成版画发表。当时的欧洲对中国官员还是比较新鲜的，因此这些照片也比较抢手，斌椿在日记中就提到：“日前在巴黎照像后，市侩留底本出售，人争购之，闻一像值银钱十五枚。”

1866年斌椿在曼彻斯特拍摄的肖像

借仝冰雪老师一张图，斌椿在瑞典斯德歌尔摩拍摄的名片照

蛋白相纸BFK Rives

柯南道尔爵士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经常会提到福尔摩斯通过观察纸张的水印来分析案子的情节，比如《波西米亚丑闻》中他就通过委托人的一张纸条的水印判断出对方来自波西米亚的贵族。通过观察早期的相纸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在1850-1900年代的蛋白照片时期。

对于蛋白相纸，有几个品质要求：

1、要薄且有均匀的吸水性
无论湿版还是干版，相纸都需要感光乳剂均匀的分布在相纸表面，因此纸张的纤维结构要比较均匀，且保持一定的韧性。

2、要平整且光滑
相纸要足够光滑，减少漫反射，才能有更清晰和锐利的像。在盐纸时期和蛋白相纸的早期，由于纸张生产的工艺问题，没法保证纸张在浸润后仍然足够光滑，比如Beato1860年在中国拍摄的（原版）照片，相纸表面就很粗糙，成像远不如晚几年其他摄影师的作品锐利。

综上可见，要生产出很适合洗印蛋白照片的相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纸张的纤维结构均匀，纸张薄且光滑，就必须用金属滚重压，这就需要金属滚的加工工艺很好，且不能在造纸过程中在纸表面留下金属碎屑；要保证感光乳剂的涂布均匀，则必须保证在相纸的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水要尽量中性，偏酸或偏碱都会影响到感光乳剂。在19世纪这种纸主要由英、法的几家公司垄断，其中一家就是法国的BFK，他们生产的蛋白相纸品牌是“Rives”。如果细心留意，使用这种蛋白相纸的中国老照片不少。

1850年代中性水的大量生产还比较困难，因此能找到PH值接近7的自然水源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很多女同胞都知道法国的雅漾（Avène），她家的“活泉水”就是采自法国西南部雅漾小镇的圣奥迪尔泉（Saint Odile spring）。而在法国东南部靠近瑞士的小镇里韦（Rives，也有译作丽芙的，这个好听，不过里韦更官方），那里有个高山积雪融化后形成的湖，酸碱度适中，于是布兰切特兄弟和克莱贝尔公司（Blanchet frères et Kléber Co，简称BFK）在那里成立了一家造纸厂，严谨的工艺和优质的原材料使这家公司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美术用纸的重要供应商。在二战以前，巴黎造币厂都是他们的主要客户，也就是说当时印刷法郎的用纸就是他家生产的。在流行蛋白印相的1850-1900年代，生产相纸也是他们的主要方向，特别是1870年代晚期开始流行干版法，蛋白相纸已经可以不用摄影师现场制作，而是买半成品，BFK每周仅蛋白相纸的产量就是1500令。BFK生产的相纸上都有水印“BFK Rives”。1914年BFK停产蛋白相纸，1956年，连同Johannot、Marais和Arches三家造纸企业合并成法国第一纸业集团（Arjomari），直到现在，BFK Rives的美术纸仍然很受欢迎。

一张华芳照相馆拍摄的北京照片，BFK的水印位于照片底部，如白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