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22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福州屏山镇海楼

上个月去了一趟福州，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只呆了一天。其实我非常想在福州多停留些日子，特别是想重走同兴照相馆拍福州及周边的路线，验证些我的想法。有些研究，除了查资料、分析外，到现场走走最有帮助了，可非常遗憾的是我只有一天时间，而且除了酒店就是工作的地方，哪里都没去成，只在酒店楼上拍了一张屏山镇海楼的照片。

屏山位于福州旧城北，明洪武四年（1371）在修建福州府城的同时，仿城门样式在屏山上修筑了“样楼”，后更名为镇海楼。楼前有七口石缸，按照北斗七星排列，称“七星缸”，寓意“北斗之水厌火祥”，保佑全城平安。可惜这座镇海楼的命运颇多舛，历史上屡建屡毁：明崇祯是十四年（1586）“大风起，复坏”；“康熙初重建，复毁”；乾隆五十七年（1792）“雷火焚毁”，三年后重建；咸丰十年（1860）“复被雷火焚震无遗”，数月后重建；1933年失火被焚，1946年重建；最悲惨的是1970年韩先楚主政福州，认为屏山上的镇海楼会成为敌人空袭的地理标志，下令拆毁，其实屏山目标更大，为什么不也夷平呢？现在的镇海楼是2006年重建，2008年竣工的。

镇海楼的照片不算少，我只挑两张角度接近的放在下面。目前已知最早的镇海楼影像是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版本（暂且称为A），类似角度在1927年由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拍过（暂且称为B）。两照对比，看得出七星缸没有大变化，跨山而建的城墙没有大变化，镇海楼的建筑样式也没有大变化，A中的镇海楼上下两层高度比较接近，看着很稳重，B中的二楼高度小于一楼，略显张扬，而且将上楼的楼梯移到了一层侧面外，两层均加装石栏杆，二层歇山顶的正脊也没有那么闽南了。据说历史上历次重建，除咸丰十年的重建减小宽度外，均遵照原尺寸，但看这两张照片似乎并不是那样。

1860年代末1870年代初福州同兴照相馆拍摄的屏山镇海楼

1927年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拍摄的屏山镇海楼，与上一张角度接近

2015年4月我在酒店拍摄的屏山镇海楼

尼泊尔， 1883-1884

下午看到新闻说尼泊尔地震了，震级从网络上最初说的7.7级很快更正为8.1级，加德满都损毁严重，喜马拉雅山雪崩，千人伤亡，好可怕！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充满着神秘的，被很多人列为一生中必去的地方之一，不过我没有去过，我只看过那个地方的老照片。

尼泊尔最早的照片，我没有考证，不过比较早且成系列的照片，应该是英国人约翰·克劳德·怀特1883-1884年拍摄的。怀特（John Claude White, 1853-1918），出生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他的母亲是位德国人，父亲曾在英国驻印军中担任军医。怀特最初在德国波恩接受教育，1876年从英国的皇家印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毕业后他和一位英国驻印军军官的女儿结了婚，夫妻俩随怀特去印度的调令于1876年11月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的工部局工作，仍然担任土木工程师。怀特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有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培训，但是他一边筑路、修桥、建立通讯系统，同时又被指定为一名行政官员，负责一些外交上的工作。1888年，他被派往锡金，在那里一待就是近二十年，锡金最初的现代化建设都能追溯到他的身影。1903-1904年他随英国远征军进入西藏，1905-1908年又去了不丹。1908年，他因为健康问题退休并返回英国，1918年2月19日在伦敦病逝。

怀特什么时候开始摄影活动无法确定，但是从能发现的实物来看，他最早拍摄的照片是1883-1884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短暂停留期间。他主要使用12×9 1/2英寸或12×7 1/2英寸的玻璃干片，目前存世两百多张照片，一部分用照片已经发黄褪色，但幸运的是他当时用铂金工艺制作了一批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大多数还保持着最初的状态。怀特前往尼泊尔的任务是勘探地形，为随后到来的英军营地选址。尽管1815年英国与尼泊尔签订了“塞格里条约”，强迫尼泊尔把南部大片土地割给东印度公司，并要求尼泊尔在内政和对外贸易方面接受英国的监督，但要进入加德满都仍然需要尼泊尔王国的许可，怀特是1883年被准入的仅有的5个外国人之一。在那儿的一年中，怀特拍摄了加德满都的主要建筑，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加德满都谷地的七组历史遗址和建筑群中，有6处都曾被怀特摄入镜头。

远眺加德满都谷地，红框内是这次地震中倒塌的比姆森塔

加德满都的巴克塔普尔王宫广场一角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湿婆雕塑

尼泊尔王后和她的侍从们

约翰·汤姆逊的《柬埔寨古迹》相册

1862年约翰·汤姆逊前往新加坡投奔他的兄弟，并在那里开了一家照相馆，1865年搬去泰国之前游摄的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一些城市。在泰国开照相馆期间又游历了老挝和柬埔寨，1866年返回英国，186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作品集《柬埔寨古迹》（Antiquities of Cambodia）。这本相册是墨绿色封面，烫金印有“Antiquities of Cambodia, Illustrated by Photographs, Taken on the Spot”，尺寸270 x 379mm，共16页，每页贴有蛋白照片，其中两页是3张照片拼成的全景照，卡纸上有简略的图说，大部分照片有“J. Thomson”的签名。相册中的主要内容是吴哥窟，汤姆逊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吴哥窟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拍摄吴哥窟的摄影师，可以相见当时的世界看到这些照片会是多么惊讶！也是凭这样的成就（至少起主要作用），他在1866年（在出版前他曾多次展示并讲解这些在东南亚拍摄的照片）被吸收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

苏富比今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即将拍卖这样一本相册，品相很好。我怀疑有人在不断的缓慢的往市场上输出汤姆逊的作品集，现在已经出现的有《北京》、《台湾和厦门》、《福州与闽江》，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作品集出现。

相册封面

大象和“小”象，圆雕和浮雕的结合

高棉的微笑

长廊

三张照片拼的全景

雷安和他的收藏

去年秋拍，嘉德有个“尘封八十年的中国记忆——海岚·里昂的东方传奇”的专场，106件标的。消息放出来之后一度被热炒，后来说这个专场被推迟到今年春拍了，可到现在还没听到新消息。“海岚·里昂”这样的翻译其实不准确，他本名叫Hylan Lyon（1908-1973），中文名叫“雷安”，不是“里昂”。这个专场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里面都是他（他自称是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兼保镖）珍藏的有关张学良的文件及照片，比如蒋介石夫妇、宋氏三姐妹、张学良夫妇的照片，早期中国航空业的照片等等。最初这些物品出自2013年3月20日宝龙公司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原是一个标的，当时的成交价是2954535元人民币（含佣金），现在被拆散了拿到国内来卖。

说到老照片在中国的价格，真的好尴尬：除了银版照片外，从形式上来说照片都是可复制的，也就是没有唯一性，而且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数字化的价值几乎和原作一样，对于能用到的人来说，如果当资料，花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一张照片实在有些不值当，如果当作收藏品来买，增值或保值也远比不上中国书画和瓷器。老照片，或者说历史照片最好的归宿我认为还是博物馆，从开销上来说比较容易负担，最终可以通过出售使用许可收回成本。开放研究的话也会让爱好者和研究者获益，对整个社会也是好的。其实，这套做法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只是国内还做的很不好。

雷安的签名肖像

挂着相机的雷安

上面那张是张学良在奉化的软禁处，中间是蒋宋合影，下面是宋子文去奉化

少帅在西安事变之前，还注明是“非常私人”，下左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颐和园

1937年以前东北空军的几次飞行事故，卡纸上贴有雷安的英文和中文名

上图是雷安和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下图是赵一荻

1936年武昌南湖飞行学校高级学员班和教练合影，前排右二是雷安

正在检修的Ford Trimotor（感谢网友Gary指正）

1910年载涛出访的新照片之二

接着昨天说1910年军咨大臣载涛一行新发现的照片。2012年6月29日微博网友AT我一条网友“李路”发的微博，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个展览海报，海报的内容是几名中外人士的合影，左二即一身军礼服的涛贝勒，身上还挂着绶带别着勋章，左一是李经迈，这正是载涛一行1910年在俄国考察时的照片。展览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彼得保罗大教堂建成300周年临展，因为这里最初是涅瓦河兔子岛上的一座要塞，在圣彼得堡建城时修建了这座教堂，历史上很多名人曾经到访，展品的主要来源即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圣彼得堡历史博物馆。我当时简单搜索了下这批俄罗斯的档案，未果。直到两年后，2014年11月21日，一名俄罗斯网友在他们的网站上竟然一气贴出此事件的14张照片！悉数保存，我重新整理顺序后贴图如下：

微博网友“李路”贴的那张海报

俄方一行与清驻俄使馆人员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斯车站（也就是现在的莫斯科车站）等候载涛等一行的到来

在圣彼得堡的战神广场，消防队员列队竖起云梯，打开水管，迎接载涛一行到来

载涛一行乘马车检阅消防部队

在战神广场上，消防部队经过载涛一行所在的帐篷

载涛向接受检阅的俄消防部队敬军礼

中俄官员在帐篷内

载涛（左四）等人在彼得保罗大教堂前，涛贝勒实在太有范儿了！这套军礼服搁今天也非常不赖。左三是李经迈，左五是清驻俄公使萨荫图

载涛一行乘马车离开彼得保罗大教堂

1910年载涛出访的新照片之一

2009年我在《老照片》第67期发了一篇军咨大臣载涛和首席随员李经迈等共17人的考察团，于1910年4月1日至7月11日“赴日本、美、英、法、德、义（意大利）、奥（奥匈帝国）、俄八国考察陆军”的文章（清末一次鲜为人知的出洋考察），当时手头的影像资料只有几张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发表后不久我又发现了考察团在美国和法国的部分照片，并补充进了blog；后来又在ebay上看到一张考察团在清驻日本使馆内的合影。几年过去了，更多的有关这次考察的影像资料浮出水面，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我把后续找到的在法国（BNF）和俄国的照片分两次也放到这里，今天先放在法国的。

1910年5月16日，载涛一行在伊西莱穆利诺（巴黎南郊）的机场观看飞行表演

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与飞行员阿尔弗雷德·勒布朗（Alfred Leblanc, 1869-1921，法国非常有名的飞行员）交谈。固定翼飞机是1903年诞生的，第一个中国人飞行员冯如是1909年试飞成功的，涛贝勒1910年就考察法国的飞机，多潮啊，只可惜这一切都没转化为中国的生产力

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载涛正在听法国飞行员路易斯·布莱里奥（Louis Charles Joseph Blériot, 1872 -1936，也是法国非常有名的飞行员，1909年成为首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讲解

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载涛正与法方人员交流着什么，看中方人员的表情似乎很惊叹飞机的表现

1910年5月17日载涛在文森斯（巴黎东边）的一个演习场，涛贝勒一身戎装，非常有范儿，一点儿不输法国人

Le Tonkin的越南照片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具体战役上双方互有胜负，但也导致恭亲王奕䜣领导的军机处和法国的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1832-1893，时任法国总理）政权下台，最后《中法新约》签订，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开始在台湾设省，北洋水师的组建也开始实施。188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玻璃干版，拍摄照片变的相对容易，花费的时间要少，成本也要低。尽管如此，拥有发明摄影术这一桂冠的法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热爱用摄影术去记录战争，竟然没有专门的摄影师随行远征军，倒是一位热爱摄影的二级急救医官查尔斯·爱德华·奥卡尔（Charles-Édouard Hocquard, 1853-1911）拍了不少照片，而且有意思的是奥卡尔在远征军中的另一个任务是测绘摄影师。看来法国人应用摄影术有其浪漫的一面，比如艺术创作，也有严谨的一面，比如绘制地图，巧合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远征军里留下知名作品的查尔斯·杜宾（Charles Louis Desire Dupin, 1814-1868）也负责地图测绘。实际上奥卡尔医官还在圣宠谷军医院学习时就着迷于摄影术，并把其应用到眼科治疗中。

这位奥卡尔医官其实也没有上心去记录战争，除了一些炮台和官兵合影，大多拍摄的是当地风景和人物肖像，对中国人来说，他的作品中还有黑旗军、中国官员以及战俘的影像。诚然，这些照片不是越南最早的照片，但这些照片却从侧面比较完整地纪录了中法战争。待其回国后，选择了117张照片送展1885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世博会，并拿到金牌。1886年又由亨利·克里姆尼茨（Henry Cremnitz）编辑出版了用伍德伯里印相法制作的作品集《东京》（Le Tonkin）。“东京”是法国人对河内的旧称，在中法战争后泛指越南北部地区。这套作品集是散页形式，卡纸尺寸10 5/8 x 13 3/4英寸，正面印有红框，框上部印有作品名“Le Tonkin”，框下部印有“禁止复制”和克里姆尼茨的店址“巴黎克雷泰街2号”（2 Rue Crétet, Paris）每张卡纸上粘有一或两张照片，大照片的尺寸为6 5/8 x 9 3/8英寸，小照片的尺寸为4 1/8 x 6 1/2英寸，照片在洗印时已经在下部附了照片编号和图说。我目前见到的最大编号是224，但是看过的照片数量远没有那么多（假设照片上的编号连续）。此外还有一个蛋白照片的版本，卡纸上框四角图案不同，照片说明和编号也不在照片上，而是印在框下部。

奥卡尔1894年还去了马达加斯加，在那里拍摄的照片也很有名。他1911年在里昂死于流感。

《东京》的作品集封面，蛋白照片的版本也是这个封面

伍德伯里法的版本，《斩首》

伍德伯里法的版本，《河内总督和他的随从》

蛋白照片的版本，《乐师》

普陀山普济寺永寿桥的三张照片

普陀山普济寺前有方莲花池，名海印池。池上有桥三座，东边的这座叫永寿桥，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从永寿桥东南向西北拍摄，这个角度很多摄影师都尝试过，我选了不同时期三个人拍摄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1860年代佚名、1871年汤姆逊拍摄和1930年代郭锡麒（1895-1976）所摄。郭锡麒是广东中山人，字清观，1929年加入华社，是华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第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最早，很宁静，但缺少生气，海印池中的荷花也半残了；汤姆逊拍的我最喜欢，有景有人，植物们也颇有生气，如他自己所说：“神圣的建筑掩映在繁茂的树丛中，背靠着花岗岩堆叠而成的山冈，房顶和墙壁都有着明亮的色彩，荷花池上横跨着一座大理石砌成的拱桥。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世间罕有的美丽图画。”；而最后郭锡麒拍摄的这张，我想是拍摄的季节不太好，一片凋零，海印池已经干涸，杂草丛生。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倒是比较合，正是抗战爆发前后的那段时间。郭锡麒曾计划系统地出版曲阜、昆明、黄山、普陀等一系列摄影专集，但由于战乱，只在1930年出版了《南京影集》和1947年的《西湖情景》。

克莱尔相册中收录的拍摄于1860年代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郭锡麒1930年代拍摄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上海嘉定汇龙潭

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嘉定的二伯家，所以当时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在嘉定。那时候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儿，旁的印象都不深，只记得被带着去了几次汇龙潭公园。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此，公园里有些什么也没留下印象，后来虽然去过多次上海，但都再没有回嘉定，没想到的是，我现在了解汇龙潭，靠的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照片。

关于汇龙潭过去的风貌，引用一段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嘉定本地人周承忠（1878-1970）的文字再合适不过了：“嘉定之文庙，坐落城内南大街之左，基址较为宽敞，风景特别优美。建于南宋宁宗时……虽迭遭兵燹，经多次修葺，迄尚未改旧观。庙前临一潭，面积有数十亩之广，名汇龙潭。因东之杨树浜、南北之横沥河、西之野奴泾及新渠各水皆会合于此，水深而清，虽旱不涸，向为放生鱼类之所，俗称学潭。潭中偏南有一土山，高数丈，周围数十丈，名曰应奎山，俗称四宜山，遍植丛竹及树木，终年绿化。山之西通潭滨之路，有一木桥，可由此拾级登山。山上有一亭，可供游人休息……山之东，隔河沿甃石作半岛形，魁星阁在其上，高二层……文庙之门凡三，曰棂星门。门外环以石栏五十余丈，栏石柱端皆凿狮形，数以百计，其形各别。栏之中间及左右两端，各树一坊，中曰仰高，左曰兴贤，右曰育才，坊下通出入。兴贤坊之东，有一石桥，跨横沥河，桥名宾兴，又名青云。桥之东，有一文昌阁，二层三楹，下为通衢，直接新街，名曰龙门。”

后来经历二战，汇龙潭内的建筑损毁严重，虽然有修复和重建，但和清末已经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