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和梁大少基永兄聊到一张照片里人物辨认的问题，之后，他又发来一张照片说肯定是我的菜。那是一张清代四位官员的合影，立像，照片里这背景我认识，是北京的山本照相馆，也就是山本赞七郎经营的那家，照片是陈伯陶旧藏，在他的某本书中有收录，卡纸左侧有陈伯陶的题记，兹录如下：
分类： 老照片
沙面岛与甲戌风灾
2019年底，我们全家去广州旅游。说是全家的旅游，我是有私心的，除了品尝广州的美食，我还想去访古，沙面作为外国人较早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之一，留下了很多中西交通的历史痕迹，特别是很多历史照片里都有这座“小岛”的倩影，这正是我想要循着那些旧时光去重访的。
上海道台冯焌光
2009年的时候征集到两张照片，是清末一个大户人家的灵堂，通过挽联的内容我确定这是时任上海道台冯焌光的灵堂。后来同样内容的照片在市场上又出现过多次，因为这两张照片都曾被刊载于《远东》（The Far East）中，说是刊载，实际上是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粘在书中，所以照片在市场上才相对多见。今日获赠赵大编辑省伟的新书《〈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其中对《远东》杂志的正文进行了翻译，发现其中有被我忽略了的冯焌光肖像。
一头猪引发的灭门惨案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永平府抚宁县（今秦皇岛市抚宁区）一带连降暴雨，周各庄（今已不存，原址已经淹没在1961年竣工的洋河水库下）村民李超家猪圈的围墙倒塌，他家的一头猪趁乱跑掉了。这头慌不择路的猪跑到了同村人王维勤家的田里，于是被王维勤派人捉了去，杀了。李超家在周各庄算是小地主，人口颇多，家里有些财产，王家之前因强买李家房产“并因借贷不遂，挟有嫌隙”，于是王维勤不仅杀了李家的猪，还找人去李家“说和”，要求李家赔偿被猪踩踏的青苗五千吊钱，李家的一家之主，也就是李超的父亲李际昌没有答应，来说和的人把价格降了一千吊，李际昌还是没有答应，毕竟自己家也损失了一头猪啊！于是王维勤便令其兄王维恂主笔，另有十余人联名的状纸，附上自己的名帖向抚宁县知县张石状告李际昌，称他是“青苗会匪”！
那桐继室邓夫人
最近我在看《那桐日记》，内容时间跨度很大，从1890年到1925年。那桐（1857-1925）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1900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晋理藩院左侍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任留京办事大臣，参与议和。次年以户部右侍郎，赏给头品顶戴，授为专使大臣，前往日本。1902年又派充赴日本观博览会大臣。1903年升户部尚书，调外务部兼步兵统领，管工巡局事，创办警务、开辟新式马路、兴办东安市场。1905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省会办大臣。1906年，兼属民政部尚书，晋东阁大学士，督办税务大臣。1909年任军机大臣。1911年为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奕劻、徐世昌一起保举启用已被罢职的袁世凯。袁世凯内阁成立时，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可以说那桐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但他日记的内容主要是他的各种人际交往，极少涉及公事或大的历史事件，家事部分对他第二任妻子的生育状况有很详细的记录。并不是我八卦，只是这部分内容总是保持以一个大体固定的周期出现，很难不让人注意到。我读过的清人日记不多，似乎家庭中的女性都很少被提及，那桐的继室不仅在日记里被多次提到，而且伊还留下很多照片，值得整理和记录下来。
从照片的修版说起
有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民国时候的外交官王宠惠，但照片上的王博士被人为地“描眉画眼”了一番，他问我照片上的涂抹痕迹是什么，上一位收藏者家里有熊孩子？（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八十年代这种在照片上“涂抹”的情况很常见，这些照片都是要发表在报纸、杂志等需要印刷的媒体上的。这种涂抹有对局部的遮挡（比如简化背景）、画框（确定印刷时选定的范围）、涂黑或涂白以增加对比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制作能有更好印刷效果的印版。涂抹以简化背景、画框以圈定出版范围都很好理解，加深暗部或提高亮部都是为了增加印版图像的反差，在PS里类似的操作就是调曲线。这种方法在使用珂罗版印刷照片的技术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最早采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的摄影集，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中就在用于制版的底片上进行了尝试。有一张在南京拍摄的底片，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的位置写着“Block out”，意即“遮挡”，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与山峰交界处的“遮挡”痕迹。很可能是整个画面的影调太平，只好将天空提亮，以突出地面的部分。类似这样的修正在汤姆逊的底片上还能看到很多例，从侧面也反映出汤姆逊对自己作品所呈现质量的追求，当然，这也要求出版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
厦门水仙宫遗迹
2013年6月我第一次去厦门，虽然在此之前看过很多这座城市的老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实地走一趟才能把历史和现实在空间上联系起来。我们当时住在鹭江边的一家酒店，正对鼓浪屿。在去酒店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一块巨石上雕刻的红字“水天一？”，矮油，这个地方的老照片我见过！当时带着家人在出租车上不方便停车考察，好在这里离酒店不到300米，于是去酒店丢下行李我们就直奔这块巨石。
别发书局在北京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福州船政官员合影考
前阵子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张清末官员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我在11年前写福州船政局造“建威”号下水照的考证时在网上见过一个版本，是福建省档案局的收藏，注明照片是“建威”号下水仪式上的福州船政局官员和来宾合影，非常非常模糊。这次发现了原照（虽然图片也不是很大），正好可以考证下照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有谁。
被挂上墙的慈禧
慈禧太后拍照的事情，随着新材料的披露以及许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清楚了，比如摄影师是谁，拍摄地点在哪里，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当然，单就拍照这个物理过程来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展开，这是另外一条分支。对于慈禧太后拍照片的这个行为的意义，也有很多文章讨论，比如认为这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示好的信号；或者是批判一个“祸国殃民”的老太太不理朝政只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也有的说老人家爱美，一百多年前拍照片就会“磨皮”了。总之，从慈禧太后的这些照片，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能延展出来很多内容。不过，也许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慈禧太后就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想拍照片了，拍了那些个照片也没有考虑过这意义那意义，解读都是现代人的事儿。这些慈禧太后照片的用途，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外交礼物由各国公使转交其最高领导人，这一点有文献支持，比如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皇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故宫里也留存有这样的实物，如《圣容账》里就曾记录了所有慈禧照片的保存数量。可是鲜有资料记载这些外交礼物被转交给外国国君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