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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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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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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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shuzhuqiao-4我推测的漱珠桥原址,图中黄框所指,即南华路和龙溪二约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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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

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的马可·波罗像

 广州西关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曾是珠江岸。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东渡来到中国传教,在珠江登岸,并在登陆处建西来庵。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这也是“西来正街”的名称由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寺内建大雄宝殿,改西来庵为华林寺,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该寺住持抵园和尚奉诏建设了宽31米、深44米、总面积为1364平方米的五百罗汉堂,大门前左右分立一尊金刚,堂平面呈田字形,从门直入,北边神龛供奉有三宝佛,西面神龛供奉地藏王,东面神龛供奉一尊木雕的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回廊供奉五百罗汉像,如真人大小。

美国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出口大规模杀伤武器了

最近突然对广州的城坊变化比较感兴趣,广州是名城,历史悠久,就找了本(清)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来看,里面有很多神怪或不可思议之事,很有趣。书中介绍到“莲塘街”(今吉祥路北段)时引了清末陈徽言著《南越游记》的一段,如下:

飞虎队拍摄的资料照片现身京城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937年被蒋介石聘为中国空军的顾问,1940年在苏联和日本关系缓和并撤走其支援的空军部队后,受命组建一支空军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美国空军的退役及后备军人组成,即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这支部队在美军内部也有番号,即第14航空大队(14th U.S.A.A.F)。这些英勇的飞行员转战于缅甸和中国南方,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相信您已经猜出,这支部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飞虎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