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
标签： 赖阿芳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南普陀寺大悲阁早期照片的分界线
以前写过一篇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的博文（素饼 南普陀寺 大悲阁 老照片），讨论了几张大悲阁照片的拍摄年代。去年因为要攒一个影展，在写图说时发现早期（1900年以前）大悲阁的照片明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70年前和后，特征很突出，但谁先谁后，因为一直没有上手更多的实物而没法确定（网上的小图很难作为可信赖的依据，因为还要靠看相纸来判断年代）。去年底某拍卖公司出现了几张大悲阁的照片，上个月我又看到另外两张，最后终于可以判断出哪些是1870年前的，哪些是之后的。
福州同兴照相馆和闽江
某公司今年秋拍有一张闽江的照片，标注为“佚名”，实际上这是福州同兴照相馆的作品。最后这张照片以14950元成交（含15%佣金），可以说这个价格还算对得起同兴的名头，只是这张是翻拍的，而且玻璃底板已经断为两截，实在不是上等的收藏品，这么看，近一万五的价格似乎有些冤大头……
福建鼓山涌泉寺山门
福建鼓山的半山腰有座历史悠久的古刹掩映在绿树丛中，即涌泉寺。相传涌泉寺的旧址是建于唐建中四年（783年）的华严寺，原寺毁于唐武宗灭佛时期，五代时期佛教重新在各地兴盛，闽王王审之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请到神曼主持于此修寺，初名“国师馆”（神晏主持当时是国师），后因所在背后是白云峰，前有罗汉泉，在后梁乾化五年（915年）更名为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到了明永乐五年（1407年）改称涌泉寺。和其他历史悠久的砖木结构古建筑一样，涌泉寺也多次被毁（主要是火灾），明天启年间奠定现在的格局。涌泉寺一直是重要的佛教修行场所，民国时候还曾开办鼓山佛学院。
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
1944年的广州漱珠桥附近
最近拜托LP在整理一组1944年广州的航拍照片，今天她给我指一张照片说里面的某民房依然健在云云，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漱珠桥上空吗！以前写过一篇漱珠桥的blog（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022.html），考证过桥的可能所在，现在对比这张航拍照片，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桥的位置和桥周围环境的变化。桥西北的当铺还是1870年代的样子，可以作为参照物。桥西南角的河边还停了很多船，旁边岸上那座房子应该就是清末灯红酒绿的著名酒肆。
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