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我原打算写到1911年为止，但其实越往后，就越没有按人头每人笼统写一篇的必要了。由于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到1900年前后那些前往西部旅行的业余摄影师拍得的照片已经有很好的品质和数量，很多保存完好、画质清晰的照片近年来经由网络和出版物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便搜一个名字就能出一大堆结果来。所以像1899到云南任职的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904年进拉萨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1903开始游遍中国的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就不用写了，前面长江的部分没写约翰·汤姆逊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在1890年代以后沿着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西部考察和游览的外国人，比如1892-1894年走恰图克–北京–甘肃–新疆一线的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3年在新疆拍摄了不少照片的英国探险家David Theophilus Hanbury，也不想写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拍摄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拍到之前没有人拍摄过的景象。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也不再预设主题，大概就是谁好写一点就先写谁，或者谁有有趣的内容就写谁，时间顺序上可能也会比较随意一点。
作者： jnxu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四）
19世纪末尝试进入藏区的西方人，肯定都是把前往拉萨当作终极目标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有多强烈，每组人还是有不同，从他们跟藏人谈判时候的强硬程度和改道之前滞留的时间就能大概比较出来。前面写过的鲍尔和柔克义，在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坚持绝不原路返回，当藏人表示愿意提供物资和向导带他们往北、东方向去四川，两人都在几天之内就动身了；柔克义1889年第一次尝试进藏的时候，在玉树甚至都没有跟当地官方有正式的交涉，听了旁人几句劝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再前面一篇的亨利王子和邦瓦洛特，虽然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双方相处还挺愉快的。但是在西方人尝试进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冲突，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就曾在藏北枪杀藏民，1895年从新疆入藏的英国人利特戴尔（George Littledale）也多次与藏人持枪对峙。利特戴尔最终走到距离拉萨约48英里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因同行的妻子生病才放弃继续前行的打算；比他早一年多，1893年底，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在纳木错东岸被拦下，僵持一个多月后改道青海。几个月后这两个法国人考察完三江源地区行至玉树，在通天河边的Tumbumdo（今玉树县仲达乡）附近因马匹失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吕推中枪身亡。这两组人都是进藏的外国人中态度强硬的类型，他们的路线有一大段重合，能找到的照片也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放到一起来写。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三）
到1891年我们这个列表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前文提到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先前是美国公使馆秘书，1888到1892年间他有两次西部之行，目标都是西藏，但第一次在青海境内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在西藏这一题目上他这时的身份并不是外交官，而是藏学学者。他对西藏的兴趣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870年代初他住在法国，跟东方学家Léon Feer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法国圣西尔特别军事学校学习藏语。法国人在藏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全面，这其中传教士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1846年进入拉萨的Huc和Gabet，1847年罗勒努(Charles René Renou）来到打箭炉开始学习藏语，随后不断有法国传教士被派到这一区域。在传教士们对藏语的掌握和实地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法国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柔克义的老师Léon Feer师从福科 (Philippe-Edouard Foucaux)，后者是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而在1870年代美国跟西藏还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藏语的柔克义，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懂藏语的人。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二）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到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一）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和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三）
19世纪到20世纪前三四十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采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一些早一点的论述，在梳理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或个人在中国进行的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通常都循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外国势力从多个方向进入——动植物资源为外国人掌握的叙事逻辑。如果单是把自己当作被采集一方来看，事情的经过确实如此，这相当于自家后花园被外人随意出入，采花捕兽掳珍禽，换了谁都不高兴的。但是这样的视角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在一些更全面的著述和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批标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基于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合并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资料网络，并且很多标本或移栽到国外的活体至今还在研究中使用。更新一些的观点，则把原先被置于基础层面的采集活动放到一个能有所延伸的视点上，去探讨那些在以科学菁英为中心的结构里处于远端的实地采集者在科学事业和文化传递中的功能。这些新的语境帮助勾画出一幅更加完整的近代博物学活动的背景，促使那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博物学家、传教士、公职人员翻山越岭搜寻记录的，有帝国和贸易扩张的野心，也有完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个人的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试想一趟考察也许能发现几十个新种，某一种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皇家学会的刊物里有专文介绍你的成就，有时候还有真金白银或爵位的奖励——那是一个博物学拥有无上荣光的时代，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都有收获桂冠的机会，于是那些够学识又够胆量的人就纷纷出动了。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二）
在贝德禄和吉尔1877年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照相机在长江上游的活动记录出现了一个大约十二年的断档，直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A·E·普拉特1889年带着相机来到四川，才又有了摄影活动的明确记录，并且开始有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县）以西川渝地区的影像保留下来。普拉特的故事也很有趣，我将在下一篇里写他，这一篇先写一个比他名头大得多、后来也拍得更多，只是初次进入三峡拍照的时间稍微有点不太确定的人。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一）
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年3月14日至4月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年1月20日至2月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四）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英法两国在中南半岛占取了大片殖民地，其中英国在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控制了包括现在缅甸所有沿海地区和勃固省的下缅甸，1862年成立英属缅甸省；法国在1859年攻占了西贡，随后逼迫阮朝割让南方三省与昆仑岛，开放湄公河流域及东海岸的土伦（岘港）、巴叻、广安三港，到1860年代末法国已占有整个越南南部并使柬埔寨成为其保护国。随着两国在这一地区势力的不断扩张，与之毗邻的云南自然成为觊觎的对象，两国都希望至少先打通从缅越到云南的商路，进而将航道或铁路延伸至云南境内，再进一步连通中国内陆。在这一大目标的驱动下也有相当数量的勘探队、考察队从各个方向上进入云南、广西南部的边境地区，从发表的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资料的数量来看，英法两国前往这一地区考察队的密度与俄国人在北方的活动相当，方方面面的调查研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三）
当英国人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在中国西部地区积极探索并伺机扩张势力的时候，北边的俄国人也不敢闲着，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地缘优势以及与清国之间长久而特别的条约关系，俄国人在中国尤其北方地区的考察活动的规模远比英法两国来得大。从1870年代开始，不断有考察队在从新疆一直到东北的广大区域上进行考察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几支有：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1870-1885在中国境内的四次考察；来自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部的彼夫佐夫1876-1891年在新疆和蒙古的三次考察；地理和民族学家波塔宁1876-1899年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五次考察；曾在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里工作过的罗勃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在1890年代各自带队的对新疆、藏北以及黄河和长江源头的几次考察（科兹洛夫后来在哈拉浩特古城挖掘了大量西夏文物运回俄国）；此外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考察活动，总之那一时期俄国人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活动范围很广，勘查的内容很宽泛，留下的报告和著作也相当多。到1880年代，由于干版法技术的成熟，照相设备的便携性增加，照片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探险家和考察队回国后出版的作品里，如普热瓦尔斯基1883-1885第四次考察的记录《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1888年出版）包含29张照片；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2-1894年从恰克图出发，经北京、山西、甘肃等省至新疆伊宁的考察活动也拍摄了照片，除了常见的城市景观、人像，还有山区的地质面貌、黄土高原地区的窑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