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和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分类： 老照片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三）
19世纪到20世纪前三四十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采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一些早一点的论述，在梳理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或个人在中国进行的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通常都循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外国势力从多个方向进入——动植物资源为外国人掌握的叙事逻辑。如果单是把自己当作被采集一方来看，事情的经过确实如此，这相当于自家后花园被外人随意出入，采花捕兽掳珍禽，换了谁都不高兴的。但是这样的视角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在一些更全面的著述和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批标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基于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合并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资料网络，并且很多标本或移栽到国外的活体至今还在研究中使用。更新一些的观点，则把原先被置于基础层面的采集活动放到一个能有所延伸的视点上，去探讨那些在以科学菁英为中心的结构里处于远端的实地采集者在科学事业和文化传递中的功能。这些新的语境帮助勾画出一幅更加完整的近代博物学活动的背景，促使那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博物学家、传教士、公职人员翻山越岭搜寻记录的，有帝国和贸易扩张的野心，也有完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个人的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试想一趟考察也许能发现几十个新种，某一种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皇家学会的刊物里有专文介绍你的成就，有时候还有真金白银或爵位的奖励——那是一个博物学拥有无上荣光的时代，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都有收获桂冠的机会，于是那些够学识又够胆量的人就纷纷出动了。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二）
在贝德禄和吉尔1877年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照相机在长江上游的活动记录出现了一个大约十二年的断档，直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A·E·普拉特1889年带着相机来到四川，才又有了摄影活动的明确记录，并且开始有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县）以西川渝地区的影像保留下来。普拉特的故事也很有趣，我将在下一篇里写他，这一篇先写一个比他名头大得多、后来也拍得更多，只是初次进入三峡拍照的时间稍微有点不太确定的人。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一）
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年3月14日至4月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年1月20日至2月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四）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英法两国在中南半岛占取了大片殖民地，其中英国在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控制了包括现在缅甸所有沿海地区和勃固省的下缅甸，1862年成立英属缅甸省；法国在1859年攻占了西贡，随后逼迫阮朝割让南方三省与昆仑岛，开放湄公河流域及东海岸的土伦（岘港）、巴叻、广安三港，到1860年代末法国已占有整个越南南部并使柬埔寨成为其保护国。随着两国在这一地区势力的不断扩张，与之毗邻的云南自然成为觊觎的对象，两国都希望至少先打通从缅越到云南的商路，进而将航道或铁路延伸至云南境内，再进一步连通中国内陆。在这一大目标的驱动下也有相当数量的勘探队、考察队从各个方向上进入云南、广西南部的边境地区，从发表的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资料的数量来看，英法两国前往这一地区考察队的密度与俄国人在北方的活动相当，方方面面的调查研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三）
当英国人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在中国西部地区积极探索并伺机扩张势力的时候，北边的俄国人也不敢闲着，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地缘优势以及与清国之间长久而特别的条约关系，俄国人在中国尤其北方地区的考察活动的规模远比英法两国来得大。从1870年代开始，不断有考察队在从新疆一直到东北的广大区域上进行考察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几支有：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1870-1885在中国境内的四次考察；来自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部的彼夫佐夫1876-1891年在新疆和蒙古的三次考察；地理和民族学家波塔宁1876-1899年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五次考察；曾在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里工作过的罗勃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在1890年代各自带队的对新疆、藏北以及黄河和长江源头的几次考察（科兹洛夫后来在哈拉浩特古城挖掘了大量西夏文物运回俄国）；此外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考察活动，总之那一时期俄国人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活动范围很广，勘查的内容很宽泛，留下的报告和著作也相当多。到1880年代，由于干版法技术的成熟，照相设备的便携性增加，照片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探险家和考察队回国后出版的作品里，如普热瓦尔斯基1883-1885第四次考察的记录《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1888年出版）包含29张照片；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2-1894年从恰克图出发，经北京、山西、甘肃等省至新疆伊宁的考察活动也拍摄了照片，除了常见的城市景观、人像，还有山区的地质面貌、黄土高原地区的窑洞等。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二）
1873年福赛思组织了第二次前往莎车/喀什噶尔的远征，这一次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全员约三百人。远征队于1873年7月从旁遮普的穆里分两拔出发，路线与上一次略有不同。到列城后，队伍向北进入努布拉河（Nubra River）河谷，从莎瑟峰北面的支流莎瑟河谷（Saser River）穿行到什约克河谷（Shyok River），往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沿阿克塔河（Ak Tagh）、喀拉喀什河至赛图拉，后面的路线就与第一次远征一样了。他们于11月7日到达莎车，次年5月启程返回。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一）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介绍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的文章，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帝王百合”的美丽植物，原产于四川西部的岷江河谷，1911年由英国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成功引种到波士顿，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花园。
洋员柏立
去一个未曾踏足过的地方，有当地的人襄助，肯定会省却很多烦恼。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这样，雇佣当地人是传统，外国驻华使馆会雇佣中国员工，中国驻外使馆也会雇佣当地员工。晚清时候中国政府雇佣的洋员挺多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洋枪队的华尔、福建船政局的日意格等，大都集中在军事、工业、语言培训等方面，外交口大家都知道蒲安臣，实际上大清国第一任驻美使馆就曾雇佣了一位英文秘书，洋员柏立。驻美国公使馆的洋员应该具备了解美国风俗、熟悉美国政界、得体可靠的素质，柏立又是如何被选中的呢？学界似乎少有人关注柏立，鲜有他的资料，我根据能找到的史料简单梳理一下。
宁波六面塔碑记
最近看了一本1863年的相册，内容有中国也有日本，其中有一张宁波六面塔的细节照片，看得清塔底座上的两块纪事碑，分别是英文和对应的中文。关于六面塔的历史，简略来说就是1862年5月10日英法两国舰队配合清军击退太平军收复宁波后，为战死的病死的英法两国官兵在新江桥南岸修建了一座纪念石塔，取材自拆毁的太平军炮台。1906年该塔曾重修，1932年迁移至英国驻甬领事馆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