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昨晚浏览日本京都大学刚放出的“华北交通写真”八千多张到了后半夜，今早起来起来看到媒体还在发酵。

1939年日方和北平的伪政府成立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山东、内蒙、河北、山西、河南）的铁路、公交、船舶等交通网络，这批照片就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档案资料，其中一部分曾发表在该株式会社主办的刊物《北支》上。这很类似“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亚东印画辑》和《亚细亚大观》，同样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刊物，即《亚东》。

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可以将这些图像贴上宣传侵略、刺探情报的标签，我们也不能忘记日本侵华战争那段历史，但把这些照片单拎出来，去掉那些有军事、政治、奴化的内容，读者会发现这些档案中的大部分照片记录了非常珍贵的1940年代初华北的社会风貌，在我看来尤其是那些民俗生活的内容。

关于这批照片有多好不用多说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媒体肯定会一发再发。老照片这东西说门槛低那是真低，网上的资源都在那里，你搬我搬你抄我抄，谁都能说两句，其实大多数制造的都是重复的数据，没什么意义。我不太喜欢那些总是吹嘘自己看过多少多少张老照片动不动就要总结的言论，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档案资料没有公开，比如这批照片的上线就刷新了很多之前的认知，一些已经上网的资源也并不是全部，比如“华北交通”这批照片上线的都是小样，实际上他们有底片，而且底片也数字化了；还有比如一本相册里只有几张照片放到网上，还有更精彩的没公布出来等等。道理很简单，这些资料的保存、数字化、上网、服务器和数据库的维护都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投入，那些国外的图书馆或机构也都不是钱花不完的大财主，我主张合理合法的使用，而不是无节制的下载与滥用。这里有个例子就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甘博收藏。校方投入资源将甘博的底片进行整理和数字化，而且把高分辨率的TIF格式的图片发布到网站上，本来是处于学术的无私，没想到国内竟然有无耻的出版社下载出书，还有人拿去展览赚钱，完全不尊重版权，现在好，杜克大学的网站撤下了所有的大图。还有就是书格前段时间上传的福尔曼照片，这些照片本来也是要授权才能使用的，我第一时间给书格留言说明这么做不妥，他们竟然表示不知有版权一事，真的是非常遗憾。这样的操作方式只会破坏互联网的共享精神，以后共享资料的路会原来越窄，直至最后没有人再愿意投入。

另一个小感想来自去年我们全家的火车旅行：从北京出发，到天水到兰州到西安到成都到乐山到重庆到武汉，最后回来，一路上没有明确的目标，反正高铁很快很方便，大部分城市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虽然时间很赶，但我们还是按图索骥去吃美食去逛古迹。我当时就在想，真的能体会满铁的那些摄影师，他们都是沿着铁路线走，几乎每个大站都会下车拍照整理出一个专辑，城市面貌社会生活都有涉及，摄影师一直在奔波，那么辛苦，比如岛崎役治是拍摄《亚东印画辑》最多的摄影师，能坚持了那么多年就是有无数的奇遇在等他，要是有人资助我沿着铁路线去各个城市拍照和体验，我也愿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读完《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很八卦，但以前在图像角度从来没注意过：李鸿章戴戒指，至少有一枚大钻戒。

先看看当年采访过李鸿章的记者是怎么说的：

李鸿章有一双细长而有力的双手。他的指甲又长又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手指上，戴着华美的钻石和猫眼石戒指。
弗兰克·卡彭特《The Morning Call》1894年7月1日
李鸿章用戴着珠宝的手拿起一个上了油的零件，仔细观察它的每一面。
《Berliner Börsenzeitung》1896年6月17日
我在1894年见到他时，他……黄色的长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
弗兰克·卡彭特《The Saint Paul Globe》1896年7月19日
他的第四个手指上有一颗大钻石。
《Dundee Evening Telegraph》1896年8月25日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男士戴戒指有什么稀奇！的确，不过，我在清代的老照片中确实还没注意到有戴戒指的中国男士，那时候流行戴扳指，扳指戴在拇指上，是射箭时帮助拉弦的。乾隆十七年（1752）上谕，要求满清贵族“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操演技勇，时时练习骑射”，并告诫子孙要“永垂法守”。故宫里有一处建筑叫箭亭，就是为皇帝及其子孙练习骑马射箭而设的。戴扳指的主要是满族官员，后来完全演变成装饰品，无论满汉，有钱都能玩儿。

现在男士戴戒指不稀奇，戴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更不稀奇！好的钻石强调质地和切割，要有“火彩”，blingbling晃人眼吸引人的注意才显得“好”，但过去这种审美标准不是中国人的菜。虽然早在西晋的时候中国就有钻石的记载，但是在传统上中国人崇尚的宝石主要是玉、翡翠、红蓝宝石等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其“可钻玉、补瓷、谓之钻。”这种功用被划分到工具类别的石头自然难以成为达官显贵们追捧的宝贝。

可李鸿章就戴着戒指，还不止一枚，其中一颗还是硕大的钻石戒指。从这个小细节，是不是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是个思想相对开放，能接受外来事物的人呢？毕竟钻石戒指在洋人那里才比较有市场。从照片上看，他的戒指都戴在小指上，按照现在的解释表示不婚或独身。李鸿章的正室赵小莲1892年去世，以上几条涉及他戒指的报道最早的是1894年，也就是说是在他丧偶之后，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大年初五收到赵兄省伟寄赠的《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上下两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标注为“李鸿章与李经述三个孩子合影”，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是李鸿章与小儿子李经迈及李经述两个儿子的合影。

先说照片的拍摄年代。这套书中收录的照片中有6张很明显应该是拍摄于同一天，其中有一张摄于李府会客厅的照片中，墙上挂着一组慈禧太后赏给李鸿章的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御笔，也就是1887年3月17日，说明这组照片拍摄时间的下限是1887年。李鸿章在这组照片中腰板挺得很直，不似他1896年出使欧美时驼背蹒跚的样子，眼睛也没有受伤（1895年在日本交涉《马关条约》期间被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说明这组照片拍摄时间的上限是1895年，即1887-1895年间。

再说照片的摄影师。这组照片中有5张很明显摄于搭建的场景中（背景布），还有一张是在挂着慈禧绘画的会客厅，因此可以断定那个搭建的场景不是在照相馆内而是李府中，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摄影师的上门服务。细想想这也很合理，李鸿章作为“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要带上小辈们出门去照相馆拍照，按照规制一定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实在没必要“屈尊”，相对来说要摄影师上门服务会更方便，是更好的选择。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和天津的总督行台两头跑，驻留天津的时间多一些，只是在河上冻后才去保定。从照片中他们的穿着来看，应该是盛夏，说明是在天津拍摄的。1887-1895年在天津能胜任给李鸿章及家人拍照，而且关系好到拍生活照的，我想只能是梁时泰了，他在1878年给李鸿章拍摄的照片上的题记也曾有过“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的内容，这都说明李鸿章对梁时泰非常信任，而且梁也提供上门拍照的服务。

回到最初我质疑的照片。在两张三个小朋友都出镜的照片中，根据他们的衣着和扇子，很容易将三人在两张照片中对应起来。其中两个个头相对小的孩子，看五官几乎是和李经述一个模子出来的，而个头最大的这个孩子则眼睛更大一些，脸更圆一些，更像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述是李鸿章的第一个亲生儿子（长子李经方是从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那里过继来的），其母是赵氏（小莲），而李经迈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侍妾莫氏，所以两人在面相上会有些许不同。李经迈出生于1876年（一说1877年），李经迈按照之前推定的拍摄时间来看大概是11-19岁，而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生于1881年，按照书中的注释当时大概是6-14岁。看照片中几个孩子的成长情况，个头最大的孩子大概在11-12岁，比较符合李经迈的情况，再加上其五官接近李经迈，因此我认为合影中的三个孩子按身高从大到小应该是李经迈、李国杰和李国燕，也就是说这是李鸿章和小儿子及两个孙子的合影。

2016年电影《星球大战：侠盗一号》上映的时候，星战迷们在片尾看到义军不惜牺牲生命将“死星”的情报交给年轻的莉亚公主，无不为之感动，除了情节本身的推动以外，还惊叹于年轻的莉亚公主再现屏幕。扮演莉亚公主这一角色的凯瑞·费舍在公映时已经六十岁（并在这一年不幸病逝），不复1977年首部星战电影上映时的容貌，电影中她年轻时的容貌是依靠CG特效完成的，据说是根据脸部资料库建模并使用了动态跟踪技术，是当时最复杂的人物面部重塑。除了莉亚公主，1977年在星战电影中曾扮演塔金将军的演员彼得·库欣1994年就已经去世，他的形象也是借助同样的技术再现于这部影片中的。

这些年AI技术的发展在图像处理上已经有了超乎想象的发展，计算机可以利用深度图像学习对图像进行补全和修改，效果几乎可以乱真。比如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前总统奥巴马为研究对象，用AI技术生成一段视频，可以让奥巴马讲任何话，嘴形、声线和面部表情都难以看出破绽。有了这样的技术，人们可以在电影屏幕上重现经典角色，但也有人会拿去做一些龌龊之事。之前就有新闻爆出有无聊之徒将知名女性的面容用程序转移到成人电影里的女性角色上，一度让好莱坞的女星们人人自危。最近又听闻某电视台为了把一档已经录制好的节目中某男星的形象去掉，竟然一帧一帧地对视频进行涂改，其实用上AI的深度图像学习技术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现在对图像的处理都是借助计算机来完成，但在摄影术诞生的早期没有计算机的帮助艺术家们就只能在暗房里用物理和化学的手段完成这些“移花接木”的操作了，在中国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摄影大师郎静山。他利用一些摄影素材，通过放大、缩小、提亮、变暗、拼贴、翻拍等手段，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作品，即集锦摄影法，通过暗房的手段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趣味，将画意摄影推向高峰，开辟了新的艺术风格，时至今日他的集锦作品仍为收藏市场所钟爱。

同样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修改照片的方式创作伟大的作品陶冶人类的心灵，也有人用这样的手段实现自私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清末“丁未政潮”中的伪造照片案，袁世凯为扳倒政敌岑春煊，指使人将岑的照片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拼到一起做了张假合影，并呈给痛恨维新派的慈禧太后，最后使其开缺回乡，退出政治舞台。这件事在很多资料里都有记载，甚至详细到对拍摄地点都有描述，但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似乎一直没能找到这张造假的照片，历史学者们通过考证，认为这极可能是“坊间流传的野史，实在不足为凭。”

造假的岑春煊与康梁的合影可能确实不存在，但伪造照片伪造史实在当时的中国也不算鲜见。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共和肇建，袁世凯在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即1912年2月15日剪下了辫子，这也标志着至少在形象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但老袁剪辫子并没有留下照片记录，为了说明中国从帝制进入共和，日本某媒体在1912年3月14日的期刊上刊载了一张他穿着西式礼服打着领结的照片，实际上这篡改自另一张老袁的照片。目前为止，能看到的老袁的照片里他要么穿着军装要么穿着中式服装，还从没有出现过穿西装的照片。

如果说这种换件衣服的照片还算无关大雅的话，那用上“换头术”的照片就真值得批判了。袁世凯的政府组阁后，聘请了数位外国人作政府的外籍顾问，其中包括久居中国，曾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循。中外舆论对北洋政府的这一决定褒贬不一，莫理循确实热爱中国文化，曾广收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地图和照片，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家中建了一座图书馆，后来这些收藏转售给日本的三菱财团，成为构建著名的东洋文库的基石。甚至北洋政府曾将今天的王府井大街更名为莫理循大街。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因为这些外国顾问毕竟不是中国人，是否真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作出判断抱有怀疑。譬如1912年8月31日英国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头版一整版刊登了袁世凯和莫理循的一张合影：老袁一身便服坐在桌后，手里拿着笔指着桌上的一份文件，转头看着站在旁边的莫理循出示的一张信纸，似乎两人正在讨论政务。这样的构图和肢体语言明白地向读者传达出一种信息：莫理循作为英国公民，潜台词即英国政府，对袁世凯代表的中国政府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实际上这是一张造假的照片，据莫理循在回忆录中说：“许多图片新闻刊载有我的画像，最有趣的是伪造我站在袁世凯身旁并以一份文件请其过目的那张画像。这是总统和他的秘书蔡廷干的快照，不过蔡的头被我的头取而代之了。”这张照片的原照实际上是这张，不仅老袁手里的茶杯被换成了笔，甚至后面的日历也从19日换成了29日。

要说老袁和莫理循这张合影照片的篡改还算有强烈的暗示性和导向型，那还有一些对历史影像的修改真的是有画蛇添足的愚蠢。1982年值国民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推出了一套介绍国民党历史的宣传照片，其中有一张注为“北伐时孙文与蒋中正在广州火车上的合影”，画面中孙、蒋二人分别从两个相邻的车窗中探出头来，相视凝望，蒋手中还有一支铅笔和一张地图，展现了这对革命师生的深厚情谊，突出了蒋在孙逝世后的继承人正统性。但实际上这张照片也是造假的，原照来自中国电影界的元老黎民伟在1912年7月拍摄的纪录片。当时是蒋介石乘火车陪同孙中山北上考察，拍摄时的真实场景是这样：蒋位于照片上左边的车窗，正向左看，而孙位于右边的车窗，正看着摄影师。好事者为了在图像上凸显两人的关系，将两人互换位置，还对孙施以换头术！好在，现在台北的蒋中正纪念馆已经修正了这一错误，用了纪录片中的另一帧影像来替代。

人类对图像的刻意处理从未停止，过去换装变脸，现在美肤瘦腿。如今有了新技术的加持，完全由计算机生成一段假图像也不是难事，不知道百多年后的人类如何判断现在这些图像是真还是假。

最近一直在整理十九世纪的中国老照片，为照片编写说明。说起来好像憋一两句话出来挺容易，一年级小学生就在练这个，但我还是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准确的信息，方便以后检索，帮到更多需要这些照片的人。这就难多了，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想从照片里找到蛛丝马迹落实5W要素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对我来说不容易。不过，也正是这种“不容易”才有挑战性，过程会很有趣，比如上海的这张照片。

拍摄者是站在河岸的一侧拍摄对岸，左边有一座平桥，桥上有洋式的金属栏杆，桥头有路灯，河沿也有洋式的金属栏杆。这一带商业繁华，河边满是卖菜、肉、杂货的小贩。桥所对的路口右侧是一家名为“洽大”，售卖“贡烛杭烟”的店。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多的线索，甚至难以判断东西南北。问题来了，这是哪里？

可巧，在另一张十九世纪上海的照片里看到了和这张照片相同的元素。照片中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比较繁华，街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街道南端是一座不甚宽阔的桥，桥头有路灯，河沿有洋式的金属栏杆。路左侧有家店的招牌是“载春园”，二楼还挂着灯笼，看起来像是一座茶楼。这就是相同的元素，之前那张照片左侧的店铺屋檐下挂着一个小招牌，上面也写着“载春园”，甚至在一二楼中间的隔板上也写着“载春园”几个小字。

如何确定这两个“载春园”就是同一个“载春园”？因为建筑的外观细节毕竟不一样。再仔细看，桥头旁筑起河岸的条石从上面数第八条明显要厚一些，而且高度不一致，除此以外，河沿栏杆柱的位置、路灯的样式等等都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里是同一座桥。

确定是同一座桥就好办了。仔细看第二张照片右边房檐下有块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尽管汉字被遮挡，但从“SUNGKIANG ROAD”很容易判断出这是松江路。“松江路”是上海的旧路名，1845年英国在上海划定租界范围的时候以洋泾浜为南界，河北边靠英租界这一侧沿河小路叫“松江路”，1849年河南侧靠法租界一侧沿河小路叫“孔子路”；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成大道，两条小路合并改称“爱多亚路”；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租界后又将这条路改叫“中正东路”，而现在，这条路是大家熟知的延安东路。这和地形也对的上，拍摄者所在的桥下就是洋泾浜。可是洋泾浜上自东向西曾经好几座桥，从东往西数的话有外洋泾桥（外滩）、二洋泾桥（四川路口）、三洋泾桥（江西路口）、三茅阁桥（河南路口）、带钩桥（山东路口）、郑家木桥（福建路口）等等等等。外洋泾桥肯定可以排除了，这里一看就不是外滩，可具体是哪座桥还是没头绪，绕来绕去还得从照片上的线索入手。

从照片的工艺上来看，第一张照片大概摄于1870年代中晚期，第二张照片摄于1880年代，桥头右侧的“洽大”已经换成了“义记”，虽然都卖“杭烟”，而左边的“载春园”却一直没变，就从这家店当切入点吧。关于“载春园”，我自己没能查到什么，于是拜托上图的果嘉兄，他反馈给我极关键的一条信息：熊月之主编的《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里讲上海的茶馆曾提到“三茅阁堍之占春园，后改载春园。”说明这座桥是洋泾浜上的三茅阁桥。

据说三茅阁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嘉庆七年（1802）重建，因桥南侧曾有座道观三茅阁而得名。沿着三茅阁桥往南两个路口就是上海县城的老北门——晏海门，这座桥在当时是很重要的进入英租界的通道，因此在咸丰四年（1854）上海闹“小刀会”的时候为了阻止他们从城里进入英租界，这座桥就被拆了，直到光绪元年（1875）才重建完成，1915年填平洋泾浜的时候又被拆除。

至此，这两张照片中的WHERE要素也可以确定下来了。

下午3点53分你在做什么？伏案工作还是在路上奔波？亦或是泡在咖啡馆儿里享受悠闲的时光？

时钟倒拨，六十多年前北京的一座茶馆里，清一色的老大爷或对饮或独酌，如此这般打发时光，而且这些顾客都颇有气场：有的人喝茶时一只脚还要踩在板凳上，还有的人会赤裸上身，这在今天简直不敢想象。

这张照片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时代特色，而且有个共同的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起源，有个说法是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曾在中朝边境空投了携带有伤寒和炭疽病毒的昆虫，于是当年3月开始全国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保持环境清洁、不随地吐痰、消灭蚊蝇等等。再看这家茶馆的地面上都撒了水，桌面和茶具也很干净。中间的柱子上挂着《意见薄》，拴着一支铅笔，一同挂着的还有一支苍蝇拍。柱子下面是个带盖儿的痰盂，后面的墙上贴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比如右边这张“不要随地吐痰”；还有一张“同志，你为除四害做了什么？”宣传画中除了苍蝇、蚊子、老鼠还有无辜的麻雀，1955年麻雀因为会啄食粮食而被列为四害之一，1958年郭沫若发表诗作《咒麻雀》，说麻雀“怕红怕闹”，是个“混蛋鸟”，把除麻雀的活动推向高潮。在同年的纪录片《围剿麻雀》中我们能看到村民采用在房顶撒毒种子、枪打、敲锣打鼓不让麻雀落地最终累死等方法，收效显著，但也重创生物链，影响了此后几年的农业生产。右边还有一张号召节约粮食的宣传画，上面是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每顿省一口，一年省几斗”，可见当年粮食的匮乏。

除了卫生的话题，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也有意思，上面写的是店家可供应的餐食品种及价格，有饺子、大饼、米饭、馒首，注意，这里用的是“馒首”的说法，指的是馒头，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了。此外还供应白酒、各种露酒、汾酒以及二锅头白酒。等等，这不是一家茶馆吗？应该卖龙井、毛尖，最次也是花茶、高末儿什么的，怎么卖饭和酒啊？过去北京的茶馆就是这么经营的，要不光靠卖茶叶哪儿赚的回店面钱？经典电影，1982年版的《茶馆》在开场的时候大傻杨夸王掌柜的茶馆就提到店里供应撒椒盐儿的干炸丸子，“烂肉面”更是出现多次。

现在的茶馆无论卫生还是装潢比六十多年前好太多了，但同时也不再供应干炸丸子烂肉面，光靠茶叶就能回本儿。现在去茶馆喝茶的仪式感太强，诺大一茶海，各种茶具茶宠，反倒是咖啡馆更自在些，更接近大众的消费水平，也使那里成为日常休闲生活的舞台，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家长里短，悲喜爱情的剧目，更有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生意在谈，以后谁要是给我投几千万，咖啡我请啊！

昨天朋友发给我一篇公众号文章，里面有张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大概在1870年代于法国拍摄的肖像。日意格帮助清政府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长期担任船政监督，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不过吸引我的是这张照片背景上的光。

源于肖像画的习惯，照相馆在拍摄肖像照的时候也要布置些小家具啊、廊柱啊、背景布什么的，这里面背景布最重要，决定了这个被设计的环境的基调，其他陈设都是这个基调的点缀。这一套方法也随着摄影术的传播从欧洲走向世界，到了中国，当然要本土化一些，比如背景的内容会是中式的，家具陈设也是中式的。这些设计的元素都是皮毛，很好学来的，但要想把这些元素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最终在照片上（较为）真实地呈现被设计的那个环境就需要费些心思了。如果照片里被设计的元素都不搭，那挂一张大背景布还不如换一幅小画替代。以前我只思考到这儿，但是看了这张日意格的照片后，觉得背景布上的光也很重要。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背景布的空间构成，会发现左边是书架，右边开敞，也就是说光线主要由右边射来；再看日意格的脸，会发现光线也是从右（上方）射来的，也就是说，背景布中的光线和照相馆内真实的光线来源方向基本一致，加上背景绘制地写实，就会有被摄对象与被设计的环境融为一体的感觉。反观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很多照相馆的人像作品，背景布上的光和被摄对象身上的光完全是两个意思，也就是说那些被设计的环境中的元素是离散的，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看着那么大一块背景布只是小陪衬。照猫画虎看似容易，但无论怎么画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虎。

在电灯没有普及之前，照相馆都只能依靠自然光拍照，所以十九世纪的照相馆大都设在二楼，朝南一侧不仅有高大的落地窗，还会开天窗。这两面的窗户会有窗帘，针对被摄对象身体的具体部位还有小的遮光板（前阵子跟某剧组混了几天，行话似乎管这个叫“拍子”），为了避免摄影师和照相机也留下影子，场景布置往往是和光线方向不完全垂直的，完全遮光的黑窗帘会拉到摄影师身后的位置等等。要布置完美的光区且得费一番功夫，从这些小细节也能看出照相馆的水平。

分身照是一种很有趣的摄影形式，往大了说还很有哲学深意。昨天在泰和嘉成秋拍预展上看到一张杨翠喜的分身照，值得拿出来说说。杨翠喜虽然是歌妓出身，围绕着她有一堆故事，让她成了留名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人物，但那些关于李叔同、关于载振、关于段芝贵等等的八卦新闻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还是来说摄影。

逊帝溥仪的分身照，故宫博物院藏

若要拍摄分身照，即在同一张“底片”上拍下一个人两个不同的状态，在现在有Photoshop的加持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在没有PS的年代，要想拍这样的照片，最经济的方法就是遮挡法。比如要拍一个人和自己坐在桌旁对谈的照片，可以先坐在镜头的左侧，用一个不透光的硬纸片遮住镜头的右半部分，拍摄一次；再改坐在镜头的右侧，改遮镜头的左半部分拍摄一次。这种方法需要机位不动，光圈、焦距不变，曝光时间不变。当然，即便如此，可能在底片的“接缝”处会有一个明显的痕迹，需要后期在暗房对底片修正。遇到手艺潮或要求不高的摄影师，就会在照片的成品上看出有个黑条——那个地方被曝光两次。

王克勤双像，可以明显看出中间有个黑条

上面这个方法是最常用最经济的，如果要拍的分身照“剧本”比较复杂，比如有两个以上的分身，或者需要换衣服化妆之类的，用遮挡法会导致几次曝光的时间间隔太大，造成后期处理的难度加大，这是追求效率的商业摄影师不愿意看到的。可以采用分别拍摄，对照片进行裁剪、拼贴再翻拍的方法来实现。这样不仅对摄影师的要求高，而且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效果会很粗糙。

还有一种分身照的拍摄方法我以前介绍过，即通过摆成一定夹角的镜面来实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里“镜中人”。

重新说回到这张杨翠喜的照片。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她们”脚下踩着的花盆有些怪异，明显是两张照片拼接而成，而且拼的不完美。再仔细看照片中间有一条贯穿上下的接缝，甚至写下“杨翠喜”三个字的时候因为这个接缝墨迹还被中断了。这些细节都说明这张分身照是分两次拍下杨翠喜的两张照片，将这两张照片裁剪拼贴，最后再翻拍而成。

杨翠喜那张分身照

从这两处细节能看出拼接的痕迹

网上能找到一张此分身照左半部分的（疑似）原照，只是红圈部分的衣褶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修片和后期翻拍的原因，应该就是原照无疑了。

现在已经是手机摄影的时代了，利用全景照的功能，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软件，不需要任何摄影知识就能实现这种有趣的分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