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尚皮翁的两张照片

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 1838-1877待考），法国人，化学工程师，“业余”摄影师，法国摄影学会会员。1865-1866年间曾在中国和日本活动，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的作品曾在1867年的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铜奖。说尚皮翁“业余”，只是说他不以这个为生，可是那个时候能熟练掌握摄影术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1865年就在北京、宁波等地拍摄照片，现在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摄影家”了，他的部分作品借由Le Monde Illrtre传播很广（铜版画的形式），但是在市面上流通的他的作品却非常非常稀少，《中国摄影史》里面也完全没有提到过他。据我了解，他的作品集目前主要保存在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法国的奥塞美术馆，少数存在其他公私机构，可以确认的他的作品共34张（在中国拍摄的共24张）。今年初曾在网上出现两张，其中一张被国内某Dealer买回，立刻被放到某拍卖公司今年春拍，哈哈，可惜没人识货，图录上还写的是“佚名”，最后在我的建议下，一位朋友轻松以底价将这张照片买走。

这次，有幸又见到两张，是从他的一套“套装作品”中拆出来的，照片贴在卡纸上，卡纸散页，金口，照片左下角有钢印签名，照片的尺寸也符合他常用的大底片规格（24.5×31cm）。其中一张是“休息的轿夫”的另外一个拷贝，尽管画面更完整（没有裁减），但是洗印质量却稍差（有些白点）。

新看到的未经裁减的“休息的轿夫”

拍卖会上那张有裁减的“休息的轿夫”

“乐师”

新看到的“剃头匠”

梁时泰还是生和

新近发现一张清末CDV蛋白照片，系李鸿章坐像，卡纸上的商标是“澳门生和影相写画”，可我曾经过手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坐像，内容同这张CDV一致！到底是谁拍了这张照片，难道那个时候就有盗版？

先说梁时泰这张照片（在我另一篇博文李鸿章的十张坐像中贴过），背景被修整过，手工上色，并且有梁时泰的题记。而这张CDV照片看起来不是翻拍的，图像也很清晰，只是背景没有被修整，是一幅中堂和对联，卡纸上印着“SHANG WO, Photographer and Portrait Painter, No.11 Rua Central, Macao  生和影相写画”。

李鸿章这张坐像到底是谁拍的？我认为是梁时泰。因为梁时泰开照相馆是从香港到广州到上海最后到了天津，在天津达到他的事业高峰，拍摄了很多清廷要员和洋大人的肖像，还拍摄过新式军队的训练。照片中题记的文字是写在底片上的，根据题记中的年代（光绪四年）和地点（津门，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衙门在天津）。而且，李鸿章从未到过澳门，不可能在一家澳门的照相馆拍照。综合以上，可以断定梁时泰即摄影师。至于这家澳门的生和照相馆为什么用梁时泰的照片做广告，我们只能发挥一下想象力了。

有梁时泰题记的李鸿章坐像

生和照相馆的李鸿章CDV

新发现的一家上海老照相馆

1876年8月号的The Far East杂志上登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盛装贵妇端坐在椅子上，小脚，不是青楼女子，从头饰看已婚，按说应该是某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但是左、右手中指各戴有四枚戒指，很俗！（一般这么戴戒指的都是青楼女子，也许这姑娘是后来从良的。）旁边的茶几上有个西域风格的水烟壶，一摞书，一盒洋火，一个小盅，一套茶碗，还有一盆水仙。水仙盘样子怪，侧面好像有很多孔，但是肯定不会是孔（否则会漏水的）。照片的背景被修整掉了，而且手艺有点儿糙，人物和水仙的边缘还不清晰。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MERCHANT’S WIFE, SHANGHAI 商家妇人”。

The Far East杂志是一个深深爱上日本和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 1827-1880）1870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最初是双周刊，1873年7月改为月刊。1874年出版社从横滨迁到东京。1875年8月停刊。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日本及中国的风土、时事，最大的特点是里面的配图全部采用照片粘贴的方式，也就是说每册杂志里都有十张左右的蛋白照片，并且这些照片都配有说明文字。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杂志里没有提供这些照片摄影师的信息。

2009年国内某拍卖会上我见过这张照片的另一个“未经裁减”的版本。两张照片的内容一样，只是拍卖会上这张右边的影像有缺失，系底版的影膜破损所致。可能这张照片在修整背景的时候出了错，因此在The Far East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做了裁减。

最近又发现一张CDV照片，背面是上海的“义生昌照相楼”，在四马路（即福州路）192号。正面同样是一个盛装贵妇坐在椅子上，虽然和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不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张照片的拍摄风格出奇的一致，而且，尽管地毯和桌布都不相同，但是茶几上摆放的水仙盆、西域风格的水烟壶还有小盅都是一样的，可以断定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贵妇照片出自这家“义生昌”照相馆。另外，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这本杂志中说明这家照相馆的在1870年代的上海还是比较活跃的（杂志里收录的照片目前已知的有William Saunders, L. S. Fisher等的作品）。

1876年8月号The Far East里的贵妇像

2009年国内某拍卖会上的贵妇像

国外某收藏家珍藏的上海义生昌照相楼的作品

百年正义路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散文集，作者和书名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有篇文章讲的是作者心目中北京最浪漫的街道，具体怎么描述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看完之后觉得特别美，我还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专门走了那条路。当时还是“孤家寡人”，没体会到什么“浪漫”的感觉，只是记得那条小街不宽，街中间是个公园，绿树成荫，平静极了，是我喜欢的地方，那条小街就是正义路。

正义路是曾经的御河（也写作玉河）河道。菖蒲河，也就是外金水河在皇城东南角折向南，称御河，然后向南经内城水关流向外城。御河上曾经有三座桥，从南至北分别是北御河桥、中御河桥和南御河桥。其中北御河桥在今正义路北口东长安街上，中御河桥在今正义路和东交民巷的交汇处，南御河桥在今正义路南口。清代，御河西侧从北至南分别是翰林院、淳郡王府和会同馆，东侧是肃王府、詹事府和太仆寺。1860年，淳王府被改为英国驻大清国使馆，1886年日本使馆在御河东岸、中御河桥以南落成。

1900年，在京各国使馆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法、意、俄、德等国的使馆人员和侨民避难英使馆，在御河中修筑了工事，有一条“战壕”通到御河对岸的日使馆。就在被围困的外国人还沉浸在西摩尔的远征军受阻返回天津的绝望之中时，新来的救兵中有一支印度小队发现御河穿出内城城墙的水关无人把守，且水位很低，他们从这里爬过泥泞，进入城内，并直奔英使馆，解救了被围困一个多月的“同胞”。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各国开始在东交民巷附近圈地建设，英国使馆占用了原址北面的翰林院，日本使馆占用了部分肃王府和柴火栏，中御河桥东南还修建了六国饭店。最初这座饭店只是一幢两层的小楼，1909年在原址扩建为一座三层砖石结构的法国古典式建筑，成为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1910年秋，在六国饭店的北侧修建了横滨正金银行。1931-1933年，御河被掩盖填平，河道上成为花园。

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御河已经变成了正义路，路两侧分布着这个国家的很多重要部门：英国使馆成了公安部，俄国兵营成了高法，日本兵营成了北京市政府，六国饭店成了华风宾馆……

佚名于1890年代在中御河桥上向北拍摄的御河，左边的坡顶建筑即英国使馆

佚名于1901年在内城城墙上向北拍摄的御河，图片出自德国公使穆莫的相册，三座桥都能看到

佚名于1902-1909年之间在内城城墙上拍摄的御河，右下角的建筑即最初的六国饭店，在北御河桥和中御河桥之间多了一座简易桥

佚名于1909年在内城城墙上向北拍摄的御河，图片来自1917年版《北京写真帖》。河岸经过整修，英国使馆多了新建筑，六国饭店也扩建了

佚名于1919年左右拍摄在内城城墙上向北拍摄的御河，河岸边的树长大了些，可见六国饭店北的横滨正金银行

佚名于1920年代初在内城城墙上向北拍摄的御河，岸边的树又长大了些

佚名于1930年代初拍摄的“御河”，从中御河桥到南御河桥一段已经变成了公园

乾隆图上的御河一段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北京城地图的御河一段

同治年间北京城内外首善全图中的御河一段

1914年北京地图中的御河一段

1930年代北京市地图的“御河”一段，“河道”已经标注成道路了

Google Earth上的正义路一段

圆明园西洋楼旧地重游活动

这次世纪坛的“残园惊梦——奥尔末和圆明园历史影像”除了展览外，还想组织一个公众教育的活动。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单纯的讲解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关于圆明园、西洋楼的历史、典故等等，在书上互联网上都可以轻松获取。因此我给馆方提供了一个方案，核心是互动和思考，互动的内容主要是参照奥尔末的西洋楼照片拍摄现在的西洋楼残迹，把相隔137年的同一地点的影像放在一起比较，从残存的辉煌到彻底的覆灭，应该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个互动是参照奥尔末的照片看看散落在残迹周围的石刻件原来应该是在哪座建筑的什么地方。

关于思考，我想提出两个个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这次战争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如果圆明园保存到今天会是怎样？

虽然高中的时候在演讲比赛上出过风头，大学的时候给同学讲过计算机课，可我还是比较喜欢低调，喜欢和朋友品茶闲聊，不喜欢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可最后馆方还是让我来主持这个活动，时间定在8月7日星期六上午。

本来我的计划是在从世纪坛去圆明园的路上跟大家简单复习一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进程，然后从圆明园东门进入西洋楼景区，先从方河向西穿到谐奇趣南面，简单介绍一下西洋楼景区最早建成的这座建筑，然后转到北面，在小喷水池的北侧支起第一块展板——从北向南看谐奇趣，跟大家一起比对下137年间的沧桑变化。然后转向北，介绍下奥尔末拍的花园门。再转向东经过养雀笼，介绍下查尔德拍的养雀笼照片。接着往东到方外观，在观东侧支起第二块展板，让大家好方便拍照。在海晏堂西面，聊聊这里是西洋楼景区园林艺术的第二个高潮。再到最后一站大水法、观水法和远瀛观。

计划再好也赶不上变化，前一天晚上我快4点才睡，第二天起来晚了，只能直奔圆明园，错过了和大家一起复习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好在后来基本上还能按照计划实施，参加活动的朋友有年纪大些的，也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和小朋友，大家都很热情，提出不少问题，我也从交流中受益颇多。在最后一站，大家还拍了合影。感谢馆方的组织及工作人员（汗，我知道怎么称呼的只有小段和小苗），还有树人网友、小车网友、陆元老师、逍遥游天下网友、居士网友，最后借用逍遥游天下网友拍摄的活动照片。我太不上镜了，可能前一天睡的晚，脸都是肿的，也可能是我确实又胖了……

活动开始了，背着小旗的小段

组织者之一的小苗

组织者之一的小段

热情的朋友很多，交流中受益颇多

在介绍奥尔末照片中的海晏堂

残园惊梦

第一时间拿到了“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的画册，太精美了！画册是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大师系列”之一，同之前的“晚清碎影”风格一致。

最初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看到的电子版图片都比较小，很多细节看不清楚，但是这本画册上的图细节非常清晰，极适合研究圆明园西洋楼的同好们。

还去了趟布展现场，这次展览设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地上一层的中心展厅，正对入口是一面3米高的展墙，正面和背面分别用一张奥尔末西洋楼的照片铺满，3米高，仿佛就是置身在那些建筑面前，由底片扫描来的图片质量实在是太高了！很遗憾当时写文字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图，否则……展览顺时针布置，刚开始是前言，然后是金毓丰先生绘制的西洋楼全图，然后是谐奇趣、花园门、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和观水法。靠近中间的展柜是部分北京的老照片，其中一部分是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西洋楼。奥尔末的底片这次只展览了两张，一张是当年断为两半的大水法，一张是谐奇趣主楼。

秦风老照片馆另外用这12张底片洗印了三种尺寸的照片以供有兴趣的朋友收藏，一种是8×10英寸，一种是10×12英寸，一种是20×24英寸的限量典藏版。这些照片都做了卡纸，不仅是研究西洋楼的好资料，还是精美的装饰品，我考虑弄一套来装饰我的小窝。

画册封面

谐奇趣前的外国人，这个细节在滕固的书里是几乎无法看到的。

琉璃的细节，据此可以推断、还原出很多丢失的历史。

3米高的西洋楼，适合装饰客厅……

巨大的西洋楼平面图

还没有完全挂好的作品

梁时泰在香港

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几个华人摄影师，都是在香港或广州向外国人学习的，比如广州“宜昌”的老板张老秋、福州的谢芬、广州“缤纶”的温棣南，上海的“苏三兴”，天津的“时泰”的梁时泰。而且这些摄影师都曾辗转多个城市，从南到北，梁时泰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摄影史》上说梁时泰是从广州去的上海，然后从上海去的天津，没有说他在广州之前的情况。在《上海摄影史》中有一句简单的描述“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开设照相馆。”他在天津活动的时间很长，现在发现的大部分有他签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天津、北京等地拍摄的，在上海和香港的作品极少（至少我之前没有见过）。最近，刚发现两张梁时泰在香港期间拍摄的CDV照片，背后有印章“时泰影像”和“SEE TAY”（我在另一篇博文里介绍过他的几种签名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92.html），而且还注有他在香港的店址，正是当时香港照相业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皇后大道，可能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让梁时泰不得不另觅出路，最后在天津一展拳脚，成为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正面

背面

签名特写

托马斯•查尔德的另两张CDV作品

今天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另两张托马斯·查尔德1870-1880年代在北京拍摄的CDV作品。其中一张是一位裹脚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一方几，几上盖着有中国传统纹样的桌布；另一张是一坐一立两个据说是教会女校的女孩儿，其中坐着的女孩儿很放松，两只脚甚至交叉着搭在地上。两张照片背面都有“T. CHILD PEKING”的印章，而且通过布景和茶几上的桌布，能确定和前段时间发现的3张属同一系列（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083.html），这5张CDV照片的出现，我觉得可以说明“Thos. Child Peking”以及“T. CHILD Peking”的印章不是伪造的。

关于查尔德是否开设过照相馆一事，我的分析如下：

假设他开过照相馆，有两点站不住脚的原因，首先没有发现他开过照相馆的文字证据，其次，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海关当工程师，不可能有足够的业余时间经营照相馆，而且经营一个店面的挑费不少，特别是照相所需的玻璃板、书写纸、化学药品完全依赖进口。

假设他没开过照相馆，那这系列的照片是什么来源？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照片都是在同一地点拍摄的，这里有专业的背景布，有家具，有木地板，像是照相馆的典型模式。而且查尔德的大尺寸蛋白照片存世很多，很明显有商业推广的背景，否则仅凭他个人很难做到，单是洗印照片的材料成本就够高了（查尔德在海关的薪水还要养活同他一起来到北京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因此他很有可能挂靠在某个“机构”下。以前有种说法是德贞（John Dudgeon, 1873-1901）曾在北京开设过照相馆，我不认同。德贞在《脱影奇观》的序里面提到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很多人知道德贞会摄影术后经常找他拍照或者询问摄影术的事情。德贞平是既要看病人又要传道，空闲时间非常少，不可能经营照相馆。另外，中国传统的纸张都是宣纸，没有制作CDV所用厚卡纸的工艺，这些卡纸肯定不是Made in China的。因此我猜测“这家照相馆”很有可能从国外订购印有“Thos. Child Peking”或“T. CHILD Peking”字样的厚卡纸，在北京装裱照片，有能力这么做的一定不会是个人，一定是某个商业机构。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北京最早的照相馆文字记载是故纸园丁朋友提供的： 1936年4月《北平旅行指南》第三版记载，“旧都最早照相馆乃清同治初广东人潘惠南所设，在门框胡同即今华丰厚西服庄”，但是没有发现实物留存，而这组查尔德拍摄的CDV照片是目前为止北京最早的商业照相馆的确切证据。

崇文门大街百年

北京的宣武区合并入西城区，崇文区合并入东城区，以后再没有了宣武、崇文的行政区划，仅仅成为一个地名。崇文区内的文化古迹众多，是老北京文化的核心区域。崇文区因“崇文门”而名，在元代，崇文门被称为“文明门”，明代改称“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说“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明正统年间，“文明门”又改称“崇文门”，一直延续下来。清代的崇文门附近商贾云集，是重要的商业地区之一。特别是186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各国公使馆的建设更繁荣了崇文门附近的地区。各国公使馆最初大都集中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一带，东江米巷东端即崇文门内，很多外国人经由这里进出京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50年代的拆城墙运动和现在的房地产建设已经使崇文门大街附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时期崇文门附近留下的影像不少，我挑了几张基本上是同一角度（在崇文城墙上向北）不同时期的照片，基本上可以看出崇文门大街的百年变化。

佚名拍摄于1860年代，图片来自东洋文库。对比其他几张照片（东交民巷东口南侧的店铺和正对面小院的状态），这张应该拍摄时间最早，厚厚的黄土垫高了路面。

佚名拍摄于1870年代早期，盛夏，东侧的店铺搭了一个巨大的凉棚。

佚名拍摄于1870年代早期。似乎刚下完雨，尘土+雨水=满地泥泞，清代北京城内的主要干道基本上都是这样。

佚名拍摄于1880年代早期。

佚名拍摄于1890年代。

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于1900年，崇文门大街建设了排水沟，道路的状况也好了很多，不过义和团运动刚结束，一片萧条。

佚名拍摄于1903年，图片来自穆莫相册，左下角是正在扩建的同仁医院，北边的民宅已经被拆成为隔离带，后来成为“日本运动场”。

图片出自1917年版《北京写真帖》

佚名拍摄于1940-1950年代，同仁医院1914年新添建了南楼。

乾隆地图中的崇文门大街

1843年北京地图中的崇文门大街

19世纪初谈梅庆绘制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中的崇文门大街

1910年代光华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制的《北京附图》中的崇文门大街

现在Google Earth里的崇文门大街

又发现两张上海某照相馆的作品

首先感谢故纸园丁朋友和百事看朋友，又提供了一张待考证照相馆信息的上海某照相馆的人像作品。这张照片以前只看过1900年代翻拍后的小尺寸（6寸）版本，加上人多，一时忽略了细节（我这人最见不得翻拍的照片，多一眼都不想瞅……）。受两位朋友的启发，我又找到一张，也是人数众多，但是从地毯、背景布来判断，也是出自同一家照相馆之手！

百事看朋友提供的照片，这本相册正在售卖中，地址http://www.ilz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4

2008年春华辰拍卖曾经卖过，可惜当时没有成交。地毯和布景明显是一家的。

尽管还是没能知道这家照相馆更具体的信息，但至少又向前迈了一步！（想起柯南的那句话：真相永远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