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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记照相馆

据《中国摄影史》和《上海摄影史》载，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宝记照相馆开设于1888年，创始人是广东人欧阳石芝。创始人欧阳石芝的说法可能来自对欧阳后人的访问，不过，我怀疑1888年这个说法。
现在收藏市场上多见的宝记照相馆的照片一般都是190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间所摄，而且是设在上海的照相馆拍摄的，根据卡纸上的地址，馆址是在南京路（曾有五处馆址）。我在2008年接触到过两张南京的蛋白照片，一张是江南贡院，一张是远眺鸡鸣寺。这两张照片上都有宝记“POWKEE”的字样，并注明拍摄年代是1888年。这些字都是写在玻璃底版上的，因此可以确定宝记至少在1888年已经于南京营业了，那会不会更早呢？
近日我又发现一张黄鹤楼的照片。这张黄鹤楼的照片传播很广，一直被认为是黄鹤楼最早的照片，我还见过这个影像的幻灯片版本。黄鹤楼自从在三国时期建成后，一直命运多舛，屡毁屡建，这张照片上的黄鹤楼是所谓的同治楼，即存在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在黄鹤楼的外墙上，也就是照片最右居中的地方，贴着一张海报，上书“岭南宝记照相”，另外还有两行小字看不清楚。这个发现说明至少1884年宝记就在武汉开店迎客了，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这张著名的黄鹤楼照片就出自宝记之手！
广告上说“岭南”宝记，这和欧阳石芝来自广东一说合，但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宝记照相是从广东迁至武汉的照相馆呢？旧时的中国人，家乡家族的观念很重，除非情不得已，多半不会背井离乡的。可能是由于摄影术最早于广州一带登陆，迅速发展，使广州的照相馆业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饱和，同行之间竞争激烈，因此这些照相馆才开始向内地发展。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更早的（广东时期）的宝记照相的作品被发现呢？我很期待！

上海杨树浦水厂

今年春拍有张上海老照片，是一组有高耸烟囱的西式建筑，照片背面写着“Cotton Mill”。我查了些资料，没能确定这照片中建筑的具体所在，最后根据背面的文字给这张照片定名“上海棉纺厂”。拍卖会期间，上海的几个朋友看到这张照片，都说杨树浦附近有类似样式的建筑，但是都不能确定具体是哪里。下午在图书馆翻到一本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P55图3-1正好是这组建筑另一个角度的照片，这是杨树浦水厂。

新发现的一家上海老照相馆

1876年8月号的The Far East杂志上登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盛装贵妇端坐在椅子上，小脚，不是青楼女子，从头饰看已婚，按说应该是某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但是左、右手中指各戴有四枚戒指，很俗！（一般这么戴戒指的都是青楼女子，也许这姑娘是后来从良的。）旁边的茶几上有个西域风格的水烟壶，一摞书，一盒洋火，一个小盅，一套茶碗，还有一盆水仙。水仙盘样子怪，侧面好像有很多孔，但是肯定不会是孔（否则会漏水的）。照片的背景被修整掉了，而且手艺有点儿糙，人物和水仙的边缘还不清晰。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MERCHANT’S WIFE, SHANGHAI 商家妇人”。

又发现两张上海某照相馆的作品

首先感谢故纸园丁朋友和百事看朋友，又提供了一张待考证照相馆信息的上海某照相馆的人像作品。这张照片以前只看过1900年代翻拍后的小尺寸（6寸）版本，加上人多，一时忽略了细节（我这人最见不得翻拍的照片，多一眼都不想瞅……）。受两位朋友的启发，我又找到一张，也是人数众多，但是从地毯、背景布来判断，也是出自同一家照相馆之手！

上海划船俱乐部船库

十九世纪末在华外国人的日记（比如赫德）或回忆录，当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很不习惯，一方面是气候原因，一方面文化背景差别太大，因此这些早期的开拓者通常想办法复制他们在祖国的娱乐活动，比如赛马，在上海、天津、北京都曾建有跑马场；比如打网球，北京的使馆区内，天津戈登堂前都曾建有网球场；比如赛艇，上海和广州都曾建有外国人自己的赛艇（划船）俱乐部。

上海虹口美国圣公会救主堂

今年春拍的时候征到一本相册，是1882年前后美国军舰帕洛斯号（U.S.S. Palos）船员的旧物，因为这艘军舰主要往来于日本的横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等地，因此在这本相册中收录了很多1870-188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镇江、香港的照片，甚至还有数张北京的照片，均系大尺寸的蛋白照片，品相非常好，每张照片下面都有钢笔写的花体字说明。其中有一张教堂的照片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文字说明是“American Church, Shanghai”。当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深入考证，今天有空仔细看了照片，找到一条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最终确定照片中的教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第二座教堂——救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