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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照片中的北京

色彩总是被用来描述人们记忆中对北京的印象。有人说老北京是灰色的，因为百姓的房子多是灰墙灰瓦，冬天的天空也是灰色；有人说红色才是北京的色彩，因为这里拥有许多宫苑殿宇，宫墙的红色是最具代表性的颜色；也有人说老北京是绿色的，因为旧时的京城几乎院院都有树，到了盛夏满眼都是绿荫，一同留存在记忆里的还蝉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钓鱼台

北京的钓鱼台，小时候经常在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总是有谁谁谁下榻那里或者领导人在那里接见谁谁谁。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的前夜刚下了雨，地上湿湿的，我坐302路，被挤在乘客中间只能看到一小块儿车左侧的窗户，从西客站开出来也不知道多远，突然路边上出现很多松树，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油亮油亮的，特别精神，听报站说到了钓鱼台，原来这就钓鱼台，就是以前总听到的一个地方，结果大门什么样都没看到就过去了。又是好多年后，接到某公司的面试通知，竟然面试地点就在钓鱼台里！虽然我们都互相看得上，但是我选了另一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这是后话了。面完我也没敢在院子里多逗留，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太显眼，最后匆匆从东门出去了。当时钓鱼台给我的印象就是：地毯真好，又厚又软；服务员都很闲，看得出小姑娘们真是的无聊的很；园子里的喜鹊真肥，比外面的大几圈……在逛过钓鱼台的“今生”后，又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看到一张照片，没想到是偶遇了钓鱼台的“前世”。

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几个月前在美国看到两张1945年拍摄的照片，是北京西侧城墙一处豁口外的院子，院子里是一片墓地，还有一座小教堂。根据不远处的月坛和阜成门可以推断出这处豁口就是现在的复兴门所在，当初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规划在城西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的行政区，连接旧城和这个“西新市街”的主要道路之一就是从这个豁口通出去的，也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外大街。那这个院子是什么地方？

伊撒博拉和她的北京图文日记

“9月21日，早上7点抵达通州，早餐后，于8点半骑马前往北京城。通州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镇，城内还有一座塔。穿过城镇，沿着石板路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有很多座陵墓和石碑，还有驼队、送葬队伍、独轮车和遮天蔽日的尘土，城墙很高，很多层的城楼非常壮观。穿过一条很长的街道抵达旅馆，尘土、壮美的景色以及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酒店又用了早点，那里有很好的房间。杰克出去寄信后与何天爵先生（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一同回来，坚持要我们搬到使馆去住，在那里喝了很棒的下午茶，然后洗了热水澡，接着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蓟门烟树

前段时间在给某拍卖公司写图录的时候，看到一本日本人1920年代拍摄的相册，形制类似《亚东印画辑》和《亚细亚大观》，同样的卡纸，同样的装订方式，同样的照片尺寸，同样的纸签说明，但是里面收录的照片只有少一半是在以上两种影集里出现过的。因为相册没有名字，于是我称它为“亚东印画辑精选集”。说它是“精选”，主要是里面没见过的照片多，特别是北京部分，里面尤其吸引我的是“蓟门烟树”的照片。
蓟门烟树是乾隆时期燕京八景之一。燕京八景最早的说法出现在金章宗时期，那时候“蓟门烟树”称为“蓟门飞雨”，到了明永乐年间，因翰林学士胡广等人所作的《蓟门八景图诗》将此景称之为“蓟门烟树”而传诵至今。这里的“蓟门”的位置原是指现在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一带，后来附会于德胜门外黄亭子村元代城墙的位置，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这里建台立碑。碑高约3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碑首僧帽形，刻雷纹，方形碑座，碑阳为乾隆手书“蓟门烟树”四字，碑阴为乾隆御题七律：“十里轻杨烟霭浮，蓟门指点认荒丘。青帘贳酒于何少，黄土填入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现在的“蓟门烟树”碑在北三环蓟门桥南的土城上，从老照片上看当时台上还曾有座碑亭。
北京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据说1949年的时候出西直门还能看见狼，现在别说出西直门了，即使是到张家口可能都看不见狼，烟树的场景更是不可能再现了。现在碑的周围，树没多少，楼倒是很多，而且也没有开阔的视野，一定要看“烟”什么的话，就只有“烟城市”了……

山本赞七郎作品集的版本

19世纪末记录京城风貌最著名的摄影师，我想非山本赞七郎莫属。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1855-1943），出生于日本冈山（Okayama），1882-1897年间曾在东京开设照相馆，后迁往北京，在霞公府附近重张开业。1901年后，他又在天津开设了分店。他除了给王公贵族拍摄肖像外，还经常拍摄北京的风光照。山本赞七郎受过专业训练，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上日本人特有的执著和认真，他拍摄的北京风光照很讲究，而且流传甚广，以他作品制作的明信片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都还在印刷。现在要集中查看他的作品，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东洋文库里保存了一批他的底片（玻璃底片），内容不仅有北京，还有山西等地；还有一个途径是他的作品集（画册）。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他的作品集都名为《北京名胜》（英文Picturesque Views of Peking或Peking），按出版年份可以分为四个版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和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四个版本分别收录照片36张、36张、90张和100张；从内容上大体可以1901年为界分为两个版本，因为一些山本早期拍摄过的风景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破坏，因此同一地点会有不同的照片，比如前门大街，把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观赏、研究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另外山本的原版照片在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少，价格不高，只是有些带签名又少见的品种就不好找了，价格也相对高些。

1901年北京的汽水摊

我小时候就不爱喝汽水，到现在也不喜欢喝各种碳酸饮料。不过，最近看到一张1901年北京汽水摊的照片倒是吸引了我的兴趣。这是美国人波顿·霍尔姆斯1901年拍摄的北京街景，远处的一个摊位上赫然挂着写有“Ice Cold Soda Water”的幌子。“Ice Cold Soda Water”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冰镇汽水”，等同八十年代著名的“北冰洋”，现在的“可口可乐”。波顿来到北京的时间，恰好是义和团运动结束不久。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在经济层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涌入的洋货影响了本地经济，比如洋布、洋火、洋伞、洋胰子（肥皂）等等都压缩了本土货的市场。但是，在引进的外国货中，好像甚少提到汽水。汽水在过去常译作“苏打水”、“荷兰水”，作为饮料，就是在水中加入二氧化碳，也可以加入使用色素和香精改善口味，最早是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发现这种混入了二氧化碳的水有不错的口感，后来逐渐开发为饮料。据《上海地方志》载，1855年在上海的英国商人亨利·埃凡开办了埃凡馒头店，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和啤酒。1863年，又有两名英商在上海开办了末士法汽水公司和卑利远也荷兰水公司，制造汽水。1864年正广和洋行在上海开办了正广和饮料公司，制造啤酒、汽水和其他各种饮料，总店设在上海福州路，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汽水生产商。另外上海的屈臣氏公司生产的汽水也是比较有名的，现在各地的屈臣氏还能买到“屈臣氏苏打水”。不过北京什么时候有汽水销售，我倒是没有查到资料，但是根据这张照片至少在1901年北京街头就有卖汽水的了。从这个幌子看，没有中文，说明这种新鲜玩意儿主要是针对在京外国人的，而且那个时候北京的冰镇技术有限，都是冬天从河里取冰，存到冰窖，夏天拿出来用，普通老百姓是享受不起。看来当时社会的“转型”还是很快的，刚杀完“洋鬼子”、“二鬼子”，街上就有这些时髦的洋玩意儿了。

百年正义路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散文集，作者和书名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有篇文章讲的是作者心目中北京最浪漫的街道，具体怎么描述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看完之后觉得特别美，我还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专门走了那条路。当时还是“孤家寡人”，没体会到什么“浪漫”的感觉，只是记得那条小街不宽，街中间是个公园，绿树成荫，平静极了，是我喜欢的地方，那条小街就是正义路。

崇文门大街百年

北京的宣武区合并入西城区，崇文区合并入东城区，以后再没有了宣武、崇文的行政区划，仅仅成为一个地名。崇文区内的文化古迹众多，是老北京文化的核心区域。崇文区因“崇文门”而名，在元代，崇文门被称为“文明门”，明代改称“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说“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明正统年间，“文明门”又改称“崇文门”，一直延续下来。清代的崇文门附近商贾云集，是重要的商业地区之一。特别是186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各国公使馆的建设更繁荣了崇文门附近的地区。各国公使馆最初大都集中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一带，东江米巷东端即崇文门内，很多外国人经由这里进出京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50年代的拆城墙运动和现在的房地产建设已经使崇文门大街附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时期崇文门附近留下的影像不少，我挑了几张基本上是同一角度（在崇文城墙上向北）不同时期的照片，基本上可以看出崇文门大街的百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