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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样式

前阵子有朋友让我简单解释一下假珍妃那张照片上部“贞贵妃肖像”几个字是怎么做上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用简单的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十九世纪在照片上签名的样式有很多种，正好我一直想写篇介绍签名样式的文章，趁这个机会，把我所见所知的一些有关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问题做个总结。

广州蒲涧寺

2014年11月27日23点05分，友人发来一张照片请我辨认，是她负笈英伦时在图书馆翻拍的一张照片，效果不太好，只知道是广州山中的一座小庙。当时我根据卡纸上写的“Poo Kan”以及露出半边门额的模糊字迹，推测是白云山中的蒲涧寺。但是这座不大的寺院没发现有别的照片留存，也没可能再飞去英国用放大镜仔细看看门额上的字迹，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近日，我得见这张照片更清晰更完整的一个版本，可以看出来门额上的字迹是“蒲涧古寺”，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留在我桌面的问题算是又解决了一件。

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阿芳还是华芳的翻译问题

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

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