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芳楼

昨天去超市,乌泱乌泱都是置办年货的人,稻香村的柜台前尤其多,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个品种都售罄了。每到年节,这家稻香村预装的礼盒套装就堆的小山一样,中国人在春节这样重要的传统节日要比平时更注重礼节,走亲访友提这么一套点心是对传统的重视和延续。我周围的北京朋友都说现在包括老店在内的工艺、味道都走样了,大不如从前。这个我没发言权,因为没有比较,当然,这样的特色美食,我肯定不会大街上随便捡一家店就进的。在我老家有一种特色小吃叫“猪油盒子”,鲜香酥脆,小时候我姥姥经常买给我,我特别喜欢吃,每次两个,就一碗葱花汤,美极了!可惜离家上学后就再没吃过。前几年回老家,想起这个味儿,小姨给我买了一份,味道虽和记忆中有几分差距,但吃着还是挺过瘾的,只是姥姥已经驾鹤西去多年,没办法和她一起吃了。小时候买的猪油盒子都是用几张粗糙的草纸包着,现在已经换成了印有介绍这种小吃历史的专门包装,我才注意到这种吃食原来是从北京“移民”到我们那儿的满族人带过去的,是“猪油饽饽”的一个变种。

说到北京的点心铺,我想起一篇要写的博文拖了好几个月了,这个题目还要从十一年前说起。2007年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同一个茶叶铺(宝裕字号)出现在托马斯·查尔德1870年代和小川一真1901年的照片中;2013年前后又看见微博网友“胳肢窝搓枚大力丸献给侬”贴了一张1900年代的明信片,内容是一家名叫“合芳楼”的点心铺。虽然之前查尔德和小川一真那两张照片里的主体是“宝裕字号”,但也能看到一点儿旁边紧挨着的店铺,而这张明信片虽然主体是“合芳楼”,但同样能看到一点儿旁边的店铺,我注意到这两家店是紧挨在一起的邻居!还没完,2015年我在编查尔德的作品集时,发现他有两张站在高处拍的北京街景大体上可以拼成一张全景,镜头远处可以看见一家二层的店铺勾连搭顶的房子以及一个圆形侧窗,这正是“合芳楼”的特征!

查尔德1870年代拍摄的“宝裕字号”茶叶店,注意左边这家店的圆侧窗和屋顶

小川一真1901年照片中“东四牌楼附件”的这张照片,正是宝裕字号和合芳楼

微博网友发的这张1900年代的明信片,内容正是合芳楼

查尔德1880年代拍的这张照片可看到远处有特色的那个屋顶和圆侧窗

根据小川一真的照片注释和一些北京地方史料的记载,合芳楼位于东四南大街,分析照片上的光影,应该是位于路东。合芳楼最出名的是“大八件”,即八种糕点,共一斤。清末时候的点心主要是两种用途,一是仪式之用,比如祭祀或红白喜事,另一种是年节时候送礼之用,当然经济条件允许平时买着吃也没问题。虽然没生在北京,但这和我小时候的印象很相符,特别是年节时候,走亲访友都要拎一份点心。糕点铺里的点心,比如鸡蛋糕、绿豆糕、酥皮饼都是垒成金字塔状,用草纸包好,包的人手法很专业,整整齐齐,所有的边都包在里面,草纸最上面垫一张四方红纸,最后再用纸绳(一种用纸搓成的绳子)捆起来,方便拎在手里。我小时候最爱看包点心,动作既迅速又细致,用现在话说叫“养眼”。当然,比起养眼我更喜欢吃,鸡蛋糕不是很喜欢的品种,绿豆糕不错,一般做成圆角的四方形或梅花形,上面还压着花纹,只是稍微多吃两块就会烧心;最喜欢吃的还是酥皮饼,大概有3厘米厚,直径7厘米,上面盖了红色的印章说明馅的内容,层层的酥皮一咬就掉渣,当然我有自己的吃法,咬的时候尽量用嘴唇包住,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一点儿渣都不会浪费。酥饼的馅主料是白糖和油,混以磨碎的芝麻、核桃,还有的会混红白丝。当然,那时候物资匮乏,能吃点儿油的甜的就觉得要上天了,但味道是人最牢固的记忆,我写着写着就觉得唾液腺在蠕动。

扯远了,重新说回合芳楼。宗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就说到:“各种应门市者,率以八种为全份,如大八样、中八样、小八样,以至中果、南糖、小煠食等等,皆以八种集成者。如另选一种买之亦可,但价较全份者为昂。当年以东四南大街合芳楼为最佳。”老外爱照这座点心铺,说不定就是尝过觉得他家好吃呢。北京知名的老铺好到现在已经没留下多少了,宗彝当时在书里也交待了这家店的结局:“此店始于道光中,至光绪庚子后歇业,全部工人及货色,移于东四北瑞芳斋,东城惟此独胜。”如此看来,小川一真和那张明信片上的合芳楼,应该是关门前最后的影像了。

佐之麦信坚

年前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合影让我帮忙辨认里面的人都是谁。照片挺常见的,是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期间与随员的一张合影,网上一般解读为路过香港时所摄,会把其中的载沣、张翼、荫昌标出来。照片虽然常见,但我从来没有深究过里面都有谁,借着这个机会弄清楚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资料,加上王志伟兄提供的这张照片当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截图(有人名标注,德文花体字),很快就把每个人都辨认出来了。写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朋友的书已经上架,我可以写出来了,作为工作笔记;另一方面,是这张合影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这张常见的载沣赴德赔罪期间的合影,我把每个人都标注在上面了

在那张德文报纸的人名标注中,左三写着“Dr. George Mart”,明明是个中国人,但写的却是洋名,这个人是麦信坚。名字好眼熟!想起来之前和姜鸣老师讨论李鸿章1896年出访时在俄国拍的一张合影,里面就有麦信坚。据网上能检索到的资料,麦信坚是广州番禹人(黄浦区南湾村),曾在香港上学,通英语,毕业后在香港开有诊所,1886年任北洋医务局医官,所以这个英文标注中前面用了医生的称号,“Mark”是“麦”的英文写法之一,而“George”应该就是麦信坚的英文名了,巧合是他的字是佐之,不就是“George”的音译吗!到底是字在前还是英文名在前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一定有关系,这不是很有趣吗?

之前和姜鸣老师讨论过的那张李鸿章1896年出访时在俄国的合影,标注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麦信坚

麦信坚和载沣的关系应该不错,在他们同赴德国前,从载沣的日记里看得出来两人互动很多。此外,载沣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拍照的记录,但在往德国的路上停留于香港期间并没有写过拍照的事情。虽然在香港没有拍照记录,但却和时任港督伯来克(载沣日记的写法,一般译作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有过一张合影,是六月初十日(7月25日)受港督的邀请在港督府拍的。在德国期间倒是有明确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合影中最右边的“游击吕维次”(Walther Freiherr Von Lüttwitz)并不是载沣的洋随员,而是一直在德国,所以这张照片只能是在德国期间拍摄的。根据载沣的日记,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901年9月11日)这天,“未正,往照相馆照相。是馆为柏林第一家,所照德国皇家影像甚多,故声价极隆,索值亦最贵。”至于另一张载沣自己的肖像橱柜照片,根据照相馆的馆铭,摄于波茨坦的斯潘道,说明是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间拍摄。

载沣路过香港时与时任港督卜力爵士的合影

载沣在德国波茨坦斯潘道的Selle & Kuntze拍摄的橱柜肖像照

弄清楚了载沣等人在德国时的这张合影,另一张他此次外交任务中停留在上海的合影也就可以解决了。根据载沣的日记,这张照片摄于光绪六月初三日(7月18日)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午正,德总领事(克纳贝)亲自来迎,余即乘其所备马车,前往德领事署午餐。同席者约四十人,张参议、荫副都统、梁参赞诚、麦参赞信坚均随往,商务大臣盛京卿宣怀、新简出使日本大臣蔡京卿钧、苏松太道袁树勋、各国领事、海关税务司诸人。德总领事之夫人亲自款宾,意甚恳挚。”对照在德国那张合影里辨认的结果,很容易认出后排左二是麦信坚,左四是张翼,左六是盛宣怀,中坐者是载沣,坐在他两边的是德国领事克纳贝夫妇,前面是他们的女儿,前排左一是蔡钧,右一是苏松太道袁树勋。德国联邦档案馆也有这张照片,卡纸上写着摄于1901年11月4日。

载沣在上海停留期间于德国领事馆拍摄的合影

载沣在上海与部分地方官员及使团成员的合影,大概摄于五月三十日或六月初一日,麦信坚站在载沣的右后方(以观看视角)

最后说回麦信坚,网上关于他的简介都是互相抄来的,也不知道原始出处是哪里,关于他的生卒年和籍贯我不怀疑,但说李鸿章巡视广东时患了急病,全广州的医生都治不好他,于是专门去香港请了麦信坚来,手到病除;还说慈禧坚决要李鸿章请麦信坚去北京为她治病,结果也治好了慈禧,这样的说法没看到档案之前我是完全不相信的!此外还有说法麦信坚治好慈禧后向她为麦家祠堂请赐一块匾,便由李鸿章代办,虽然我觉得治病这事儿不一定真,但现在广州南湾村的麦家祠堂匾“初泰麦公祠”确实署名李鸿章。

辨认出王瓘、麦信坚、刘祖桂等人,就可以据此为标本,认出更多照片了。最后附上载沣使德团的成员清单:“参议、侍郎衔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头等参赞、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荫昌。头等参赞、记名直隶候补道梁诚。二等参赞、候补道麦信坚。三等参赞、浙江候补道刘祖桂。三等参赞、道员用直隶候补知府王瓘。二等翻译官、分省补用知府治格。二等翻译官、侯选知县杨书雯。三等翻译官、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吴仲贤。三等翻译官、江苏补用知县严璩。三等翻译官、候选知县唐家桢。随员、户部员外郎象贤。随员、刑部员外郎曾广镕。随员、候选知县尚希曾。随员、候选县丞缪钦臣。学生、候选州同李树藩。学生、五品顶戴李士鉴。医官、太医院八品吏目王应瑞。供事姜沛霖。头等护卫三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骁骑校一员。八品首领太监一名。太监一名。八品衔亲军一名。八品匠长一名。请发一名。成衣一名。苏拉一名。马夫一名。武弁一名。跟役一名。另随使洋员三名:参赞、大德国总兵官李希德尔。随员、大德国驻华武官劳诃。随员、北洋水师总管轮巴士。”

观象台仪器遗失的零件

八十年代国内有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很是火了一阵,不过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歌,由阎维文演唱的“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这木鱼石敲起来有声音,“会唱歌”很好理解,不过延展开来,很多“物”都是会记录会表达的,只是他们记录和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直接理解的。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去一座明代始建的皇家道观修复工地,地面上嵌着几粒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碎片。虽然这座道观在清乾隆年间曾经重修,但没经过严格地辨认和检测前也不能肯定的说那几粒琉璃瓦碎片一定是清代的,说不定就是距今四百多年的明代琉璃瓦呢。如果是这样,这数百年来北京气压、温度、降水状况、空气中水分的酸碱度变化应该都能在那斑驳的釉面上找到痕迹,换句话说那些混在渣土里嵌在地面上的渣渣就是一直在默默诉说自己的过往,北京城的过往,只是那声音太低微,没人听到罢了。若说亲身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并能讲述这些历史的古物在北京城里太多了,比如说古观象台上的那些青铜天文仪器,从铸造到使用到现在的陈列,就涉及外国传教士来华、中西方文化艺术科学的交流碰撞、西洋历法对中国历法的影响、复杂残酷的人事斗争、1901年德法两国对天文仪器的瓜分等等。这八架仪器经过这么多历史的风风雨雨,虽然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些零件却散佚或被替换了。现如今这八架仪器经历分分合合,重新聚在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之上,为了保护被栏杆围起来,不便近前观看,所以很不容易发现。我想用一些历史照片来帮助这些仪器讲述他们那些散佚或被替换的零件。

先说天体仪。天体仪的天球两端通过两个伏兔(轴瓦)倾斜安装在子午圈上,轴上部的一端装着一个“火球”,实际上起着螺栓的作用。从目前我接触到的照片来看,天体仪最早的照片是1862-1867年之间,从照片上看这个钢轴上的“火球”还是完好的,同样在1871年汤姆逊的照片中、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中都保持原状,但是在1870年代末的照片中,这个“火球”消失了,直到1900年山本赞七郎拍摄的照片中都没有这颗“火球”的踪影。实际上这个零件并没有丢失,因为在1901-1921年陈列于德国波茨坦离宫前时这颗“火球”又回来了,甚至在1921年天体仪归还中国重新陈列在观象台时仍然能看到其安装在天体仪上的状态。但是,对比现状照片,很明显这个零件被替换过了,虽然还是“火球”的样子,但工艺和造型都差了很多,原件不知所踪。同样是时圈的零件,原本的两根指针在被掳去德国后换了样子,归还中国后的影像资料我没有看到这部分的特写,但现状貌似是两根指针被直径样子的一根指针所替代,原件不知所踪。

钢轴上的“火球”和时圈指针的变化

天体仪地平圈上本来还有一个高弧游表,可以在地平圈上移动,指示地平坐标,这在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中、1879年华芳照相馆的照片中都保持原状,甚至在这四年中还被移动过,但是在1898年山本赞七郎的照片中,游表竖起来的那部分就不见了,在德国陈列期间的照片我没看到这部分的特写,但我估计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高弧游表可能在1900年的时候散佚了,现在的天体仪上也没有这个零件。

天体仪上的高弧游表变化,最后一张是我手绘的复原(想象)图

接着说纪限仪。对比各时期该仪器的照片,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01-1921年陈设在德国期间,很明显窥衡没有了。没有了窥衡就没法记录数据,可以说这是纪限仪上最重要的零件。现在观象台上的纪限仪是有窥衡的,但是对比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及后来1870年代晚期的照片并不一样,以前窥衡与小衡连接的那端是圆形,切窥衡的一个长边与这个圆形相切,现在是方形的。那么问题来了,原始的窥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1900年利卡尔顿的照片来看,窥衡断掉了,只有圆形的那一端还有一小截留在仪器上。后半截去哪里了?仔细检索比对,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山本赞七郎拍摄的照片中,能看到旁边赤道经纬仪的石台上放着两根条状物,根据其尺寸和形状推测,应该就是纪限仪的窥衡,但是被人为折断成两截。除此之外,我发现仪器的主干也被替换过:过去主干的前端是洋葱头状,并装有一个有窥孔的方形面,现在主干的前端没有装饰,方形面也被一个花瓣形装饰替代。因为1921年以后这个仪器的特写照片我没有看到,所以不好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德国期间主干还是原装的。最后一处被替换的零件是手轮。纪限仪设计很精妙,利用一组齿轮机构可以让仪器的观测部分水平360度转动,上下180度转动,保证仪器可以观测地平面以上的半球天体,这个手轮就是辅助转动仪器的。从1875-1921年的照片来看,这个手轮有四根支撑,而现在是六根支撑。

纪限仪窥衡的细节及变化,红圈中我认为是被折断的窥衡

主干顶端的细节和变化

手轮的细节和变化

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纬仪。这两件仪器在1901年被法军掳至其使馆内,但很快便归还,始终没有离开北京。直到191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照片还能看到赤道圈和赤道过极经圈(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圈(黄道经纬仪)上的游表,到1920年代罗宾与福斯特的照片中就看不到这些游表了,直到现在。我认为是被认为破坏,比如拆去卖钱,这类小零件好拆卸也好藏匿。

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纬仪上的游表

地平经纬仪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原先这座仪器配有一架带梯子的小车,没有和仪器连在一起,但可以沿着地上的石槽绕仪器转动,方便在观测时查看仪器上的数据,这架小车在1920年代时期的照片里还看得到,但是在1930年代的照片里就消失不见了。另外,在象限仪上还装有三根金属条(两根弧形,一根直的)组成的支架,我推测是方便转动象限仪的把手,在1910年代的照片里就已经看不到了。最后,窥衡也被替换过。从1879年到1900年的照片来看,窥衡并不是现在那样铁板一块,而是上面打了五排孔,中间的孔径最大(六角形),两边的孔径逐渐变小(菱形)。我猜测这样的设计可以减轻窥衡的重量,这样比较好操作。

地平经纬仪的梯子小车及变化

地平经纬仪上转动象限仪的把手(支架)以及带孔的窥衡的细节和变化

玑衡抚辰仪是观象台上唯一一座铸造于乾隆年代的仪器(其他七件都是康熙朝铸造的),制造的初衷是乾隆皇帝要显示中国的强盛,不愿在天文科学仪器的制造上输给洋人。这件仪器在功能和精度上实际并没有创新和进步,但是工艺上绝对尽显乾隆朝的实力。从这件仪器最早的,由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四游圈上的游表和现在的完全不同。查看这件仪器在德国期间的照片,也没看到游表,想必在1900年,甚至更早就已经遗失了。

玑衡抚辰仪上四游仪游表的细节和变化

其它几件仪器还好,从历史影像中没看出太多变化,大体是完整的。纵观上面提到的那些零件丢失的时间点,都是国力衰退的时候:国运不昌,没人去天天使用那些仪器了,或者监管不力,就可能导致被盗,要么就是发生战争,性命都顾不上的时候哪还顾得上这些天文仪器!这又让我想起叙利亚、伊拉克这些曾经的文明古国,遗留下那么多文化遗迹,但在战火中脆弱堪比人命……或许这就是世界运转的规律:存在,然后失去,如此往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几座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

上午看到一个笑话:平安夜是大唐在平定安禄山叛乱胜利后设立了纪念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后来中国人不过这个节了,反倒国外沿袭下来。今天是平安夜,这几天网上关于过圣诞节冒出来一些奇怪的论调,那我就蹭个热点,拣选几张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选图的标准是摄于1880年以前,照片里教堂的状态也是较原始的,不是后来经过扩建、重建的样子;此外这不是一个“全集”,有些地区教堂落成较早,也有1880年以前的照片,但是质量不好就没有选,还有一些属于宝贝私货,比如……就没放进来;最后,这些图基本上都是大路货,图片本身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澳门大三巴坊(上天主之母教堂火后遗迹),1835年遇火,保留现状。

福州天安堂,1856年落成,美国美以美会建,原建筑不存,已重建。

福州石厝教堂(圣约翰堂),1861年落成,依然健在。

厦门玫瑰圣母堂,1860年落成,原建筑不存,已重建。

鼓浪屿协和礼拜堂,由鼓浪屿的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信徒捐款修建,1863年落成在上鹿礁,依然健在。

广州沙面基督堂,1864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依然健在。

上海圣三一堂,第一代,1847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已重建。

上海圣三一堂,第二代,1869年落成,依然健在。

北京蚕池口教堂,1703年落成,已拆毁。

北京宣武门教堂,第六代,乾隆四十年(1775)落成,已重建。

烟台毓璜顶礼拜堂,1867年落成,美国北长老会建,已经改建。

天津望海楼教堂(圣母得胜堂),1869年落成,已重建。

杭州天水堂,1875年落成,已改建。

汉口圣若瑟堂,1876年落成,依然健在。

宁波孝闻巷基督堂,1877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

关于是否应该过圣诞节,我觉得咱们有那么多自信大可不必紧张,非教众当作简单的商业促销活动就好了,谁不喜欢放假谁不喜欢有礼物?即使在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欧美国家,圣诞节前后也是商家一年中的黄金销售时期,DDRK已经被清理了,还不让“中端”、“高端”人口消费消费?没有商业活动没有资金流动怎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退一万步讲,信或不信都是无形的,和场所、偶像都无关,《金刚经》里有一句话(经我简化):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1910年载涛在克虏伯工厂

最早看到1910年贝勒载涛率队往日、欧洲各国、美考察陆军的影像资料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的两张合影及载涛、李经迈、良弼、田翰章、哈汉章、刘恩源的签名橱柜照,后来又陆续看到考察团一行在日本(于大清国驻日本领事馆内)、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照片,渐渐从图像上补全清末这次重要但没什么实效的军事考察。以上提到的照片我都曾在博客上陆续整理发出,11月10日又看到一本载涛一行在德国克虏伯工厂考察的照片,是克虏伯公司制作并送给考察团成员的礼物,内有照片14张(银盐纸基,并非持有人之前宣称的蛋白纸基)。关于这次考察的背景在我之前的博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学者写过文章,不再赘述,对我来说放在这里算是又收集到一片那次考察的拼图,有义务汇集整理。更重要的是这本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标示了几位中国人的名字,这对以后找寻、辨认他们的其它照片很有帮助。

相册封面

载涛一行抵达克虏伯的试炮场

载涛与厂方“谈笑风生”

当时克虏伯的火炮可以达到如此高的仰角

4匹马牵引的火炮

准备试射,大家都在捂耳朵

试射一枚

看来真的很响

最后的合影

合影局部,我标示了人名

前几篇博文的地址:

清末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考察,原文发表在第67期《老照片》
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12.html

考察团在法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02.html

考察团在俄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11.html

 

天水南郭寺塔

去深圳参加《老照片》发行二十周年的活动,又和民族摄影出版社的殷德俭社长相遇。聊天时我提到最近在连载的“清末西部影像记”,热情的殷社推荐给我他们社出版的一本书,《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回京后立刻下单,给力的京东当天就送到了。翻阅之后,顿感相见恨晚,2004年的书我2017年才看……

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出生在沙俄的藩属芬兰大公国,也就是现在的芬兰,毕业于沙俄的皇家骑兵学校,曾担任沙皇的宫廷侍卫和御马官,1905年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来到中国参与了日俄战争,战败回到俄国后不久,便接到俄军总参谋部的命令前往中国西部探察中央政府在西北边陲,即新疆、甘肃等省的影响力和当地官员对新政的态度。马达汉在途中以俄属芬兰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隐藏了此次探察行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从1906年7月6日出发,到1908年10月从哈尔滨乘火车回圣彼得堡,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带着队伍骑马进入新疆,从喀什到伊宁到乌鲁木齐,再从古城经哈密进入甘肃,去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然后进入陕西境,从陕西到河南到山西到北京,再去东三省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

因为家乡的原因,我特别关心天水的部分,他在1908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记述了天水的几处主要景点:伏羲庙、玉泉观和南山寺(今南郭寺),摘录如下:

在西关有一座庙,叫伏羲庙,据中国人的说法,这座庙建于古时候洪水时期的夏代。现在的庙宇,在几棵巨大的柏树荫蔽下,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古老。在许多石碑的铭文中也只不过追溯到明代,并没有更古老的年代。庙堂里空空荡荡的,中间坐着三尊不同大小的伏羲像:一个很大,第二个较小,第三个更小。他的服装很特别,像鱼鳞状的。在佛像前面,有围栏围着的两面墙壁上,一面画着一个磨盘,伏羲氏在教老百姓磨面,另一边是伏羲氏的一匹刚出水的火红马。最初的意图是把马绘成一个露出水面的鱼头。

北关,更确切地说,在城郊边缘高起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寺庙叫玉泉观。听说,观里有一把重700斤的剑,是属于一位英雄的。这位英雄死后被封为灵武官。另一座为老君建的庙里有一块唐代时期的石碑和四块宋代时期的石碑,都刻有碑文。

城南数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建筑群——南山庙,庙旁有一座因地震而倒塌了的宝塔遗迹,应该建于唐代时期。寺院里有两棵歪斜的粗大柏树,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寺庙的大殿里有一尊涂漆泥塑大佛,裸露着肚子。奇怪的很,菩萨被塑成一个张嘴大笑的人,脸上带着一种无法形容地得意洋洋的表情。但四尊圆瞪着大眼、面目狰狞的人物,看上去没有一点儿得意洋洋地样子。这四尊佛像供奉在两壁佛台上,每人的左脚下踩着一只翻肚子躺着的蛤蟆或一个人,被踩的人当然更没有得意洋洋的表情了。在一侧殿里,有一尊大卧佛,但比我在甘州看到的卧佛要小很多。

其中伏羲庙内的壁画,所谓“磨盘”我觉得应该是伏羲发明的八卦(盘),被画成马的“鱼头”应该是河图,至于伏羲身上的衣服像“鱼鳞”,那实际上是树叶,真是佩服马达汉的脑洞。此外他描述南山寺里的塑像应该是第一进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那个“得意洋洋”的观点也好独特!不过吸引我的倒是南郭寺的残塔。

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中的“州境全图”,下半部山上靠中间的位置即南山寺

关于南山寺,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县志》里是这么说的:“南山寺在南山之曲,将及巅,背负幽林,前临耤水,亦胜地也。前殿有卧佛,后有古铜佛像三尊,当院有古柏,别院有清泉,杜诗所谓’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也,前有佛塔,亦古物。”小孩子对古迹一般都是没什么兴趣的,尽管南郭寺去过很多次,但我从没注意过那里曾经有座塔,更不知道这座塔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消失了。于是我查了些资料:据《法苑珠林》载,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告恒州、兰州、秦州等五十三州于农历四月八日午时下舍利入函。“秦州重得舍利,函变玛瑙。”据南郭寺塔梁记载,前后经过十六年,至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八日终于完成南郭寺佛塔的建造。但,天水正好处在中国两条地震带交叉点的附近,因此历史上多地震,据统计,历史上天水曾遭受7级以上地震9次,每一次对城市破坏都很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郭寺隋塔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据清顺治十五年《建南山寺二配殿卧石纪事碑》载:“是塔初建无可考,有宋重修铭石俱在,而石所不载者,传云有谶言重修落成之时,即征有崩陷,云后当遇地震而复坏。”说明宋以前这座隋塔就已经被震毁了,宋代重修,后来又震毁了。查清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新志》,其中的舆图部分就画了南山寺,画里塔就是残的。到了1920年,天水再次遭遇地震,残塔再次受损,一心想通过发行货币(铸币)“搞活”天水经济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看准机会,下令拆除了残塔,把塔砖用来盖铸币厂的烟囱了,从此,残了几百年的塔彻底消失了。

红框中即县志中南山寺的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南山寺残塔

网上曾经有一张流传的南山寺塔的照片,是1920年地震后,在天水开设照相馆的赵仰嵃听说残塔再次受损才去拍摄的,没想到拍完后不久塔就遭遇毒手。我一直以为这是此塔最早的照片,但在看了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日记后,我顺藤摸瓜,发现他也拍了一张残塔的照片,虽然不甚清楚,但把时间从1920年往前推至1908年,民国到晚清,也是不错的发现!

网上流传的那张赵仰嵃摄于1920年的南山寺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天水烟草作坊的工人

马达汉在天水拍摄的在屋顶晾晒烟叶的女性

清末西部影像记:伯德四川行

这个系列我原打算写到1911年为止,但其实越往后,就越没有按人头每人笼统写一篇的必要了。由于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到1900年前后那些前往西部旅行的业余摄影师拍得的照片已经有很好的品质和数量,很多保存完好、画质清晰的照片近年来经由网络和出版物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便搜一个名字就能出一大堆结果来。所以像1899到云南任职的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904年进拉萨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1903开始游遍中国的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就不用写了,前面长江的部分没写约翰·汤姆逊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在1890年代以后沿着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西部考察和游览的外国人,比如1892-1894年走恰图克北京甘肃新疆一线的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3年在新疆拍摄了不少照片的英国探险家David Theophilus Hanbury,也不想写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拍摄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拍到之前没有人拍摄过的景象。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也不再预设主题,大概就是谁好写一点就先写谁,或者谁有有趣的内容就写谁,时间顺序上可能也会比较随意一点。

告别四字标题强迫症的第一篇先写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从伯德开始,包括后面会写到的一些摄影师,可能都已经有比较新的出版物,照片在网络上也很常见的。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写一写,起码前面十几篇小文和提到的几十个名字应该是铺垫出了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语境,在这里我们不用罕见向往引起轰动之类的贩卖之词,照片里的内容并不是解读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每一组人他们为何而来,往哪里去,他们在晚清的中国有何种经历,回去后对旅行的收获做了什么样的整理;我们尽量去寻找各种片断之间的关联,目标是把镜头前后的情景都还原出来。

伊莎贝拉·伯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旅行家,她的身份与前面写过的大部分探险家都不相同,她没有官方背景,也不进行科学考察,她用来支付旅行花销的钱既不是拨款或资助,也不是继承来的财产,而是(至少大部分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伯德是一名真材实料的作家,她以写作为生,风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专栏作家加旅游博主。她十几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签下出版社,到四十多岁时成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在日不落帝国的疆域内都有粉丝。年轻的时候她在澳洲、夏威夷、北美这些地方游历,还去过日本并途经香港和广州,而她周游世界的起因,是为了调养多病的身体。1881年五十岁的时候,她与外科医生约翰·毕肖普结婚,五年后丈夫去世,她又开始旅行。1880年代末她的行迹主要在印度和中东,这期间的旅行和写作让她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员;在印度,她用丈夫的遗产捐建了一家纪念医院。1894年她经北美来到日本开始她的第二次远东之旅,在日本入侵朝鲜的前夕她被迫匆忙离开仁川,辗转来到沈阳,行李和钱都还落在汉城。接下来她因为骨折在教会医院住了几个星期,然后经烟台、天津来到北京,这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作为妇孺她再次被要求撤离,她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船,休养一个月后又到了日本长崎。1895年初她回到朝鲜,短暂停留后她意识到之前被中断的半岛考察还是不能进行,于是就开始规划一个深入描写中国的旅行写作项目。她先来到香港,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拜访各地的教会,观察他们的工作和影响,也顺带着游览了江南一带的名胜古迹;到下半年局势稳定后她终于还是去朝鲜半岛的东北部采写了素材,然后18961月她来到上海,开始准备前往四川的旅行。

伯德是1831年生,这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她那一身维多利亚时代的裙装遮盖了她身上十足的现代女性特质,在我看来如果让她穿上二十世纪的简洁套装,各种违和感立马消失,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她用类似朱迪·丹奇的神态和语气指挥旅途中的随从和仆役。她在上海雇了一名翻译,是一个英语很好长得也很帅的小伙子,还买了一顶滑竿带上(只是椅子部分)。在这唯一一名随从的陪同下她从上海乘轮船到宜昌,雇了一条状况并不怎么理想的木船,130日从宜昌出发进三峡。与前面写过的立德夫人一样,她的船也刚好在春节期间路过夔州府,船工们去过年,她也上岸感受了一下节日的气氛。219日船行至万县,从这里开始她改走陆路,她在万县停留了几天,然后从伕行雇了三名轿夫、四个仆役去保宁府(阆中),一路还算轻松愉快,没有太多不便。311日左右到达保宁府,又停留一个星期,经苍溪、梓潼、绵阳、绵竹、灌县,4月初到达成都。接下来她选择了一条当时还只有传教士走过的路线考察川西:从灌县出发,沿岷江河谷到汶川,然后往西经理县、米亚罗至接近马尔康的梭磨,因为据说那里是一个女性主事的氏族社会(应该是指康区部分地区的共妻制)。她原本计划在川西走一条环线,经金川至打箭炉,然后走雅安、乐山的传统线路回到长江上,但是这时已经是5月,汛期即将到来,所以在访问完梭磨之后她原路返回成都,雇船迅速东行,在乐山、泸州、重庆稍作停留后,6月初到宜昌,月底回到上海。

伯德从中国带回了约1200张底片,内容覆盖了她到过的所有地方。这位六十一岁才开始学摄影的洋老太带着16磅重的相机、数量充足的底片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一个城市,策划了一次不算艰难但也能获得新鲜内容的西部之行,从容不迫地拍摄她想要保留的各种景致——这么看来她应该是这一时期来西部拍照的人里面最接近专业摄影师的一位了,并且她拍照确实也是出于事业上的需要,她是一名作家,想用自己实地拍摄的照片来丰富书的内容。不过促使她拿起照相机、行至偏远乃至荒芜之地的动因始终还是写作,旅行和探险是她写作事业的一部分,这一点与照相机相对普及之后才有的那种因仰慕名山大川而前去游览拍摄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路下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畏艰险不吝花销跑来西部的外国人,都有明确的目的,或是勘探地形,或是科学考察,做生意当然也算;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传教士,只不过他们大部分都不玩相机,所以在前面已发布的文章里很少提到他们。伯德的写作计划就是她的目的,所以她才会在甲午战争结束后重返朝鲜,然后一边旅行一边整理她关于朝鲜的那本书。她的西部之行也包含了一个她前一年专门在做的项目:访问各地的教会,尤其是中国内地会在长江各口岸以及四川的组织和机构,她从万县到成都这一段陆上路线的选择就是跟着中国内地会的几个主要站点在走。虽然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及,但我猜测1895年的成都教案可能是她决定前往四川的原因之一,她想向读者、听众和捐赠者介绍教会在中国各地开展的情况,而四川刚好是清末教案发生最频繁的地区,在她前往成都这一路上,很多传教士的处境都很糟糕,伯德希望能把她的观察带回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这时的身份已经是一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了。

在摄影方面伯德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所以虽然起步晚了点却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从中国回去后,1897年她成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她是约翰·汤姆逊的粉丝,比她小六岁的汤姆逊当时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摄影指导,在学会的一份刊物《旅行者指南》(Hints to Travellers)上撰写摄影教程类的文章,包括最适合旅行者的器材推荐和技术详解。伯德按照汤姆逊的推荐购买照相设备,学习并很好地掌握了洗印技术,在中国期间如果路过汤姆逊拍过的场景,她也找相似的机位拍一张。她在书中写下的跟拍照有关的小段落比前面提到的作者都要多,而且看起来她拍照的过程普遍都很顺利,围观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攻击性的行为。在苍溪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她想给一户农民家的石磨拍照,对方很配合地让拉磨的牛停在合适的地方,还主动带她去拍另外一个磨;途中给她抬滑杆和行李的挑夫也慢慢地对拍照产生了兴趣,有时候还会指出一些他们觉得适合拍摄的景致。当然拍人像还是稍微困难一点,马尔康县境内的嘉戎藏族女子被她形容为极其美丽,她有两次都已经成功地把几个姑娘请到照相机前,但当她低头准备操作相机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着跑掉了。

新滩,岸上的小镇

纤夫的居所

夔州府

万县附近的民居

川东北某城镇(仪陇-阆中附近)

保宁府

途中的小旅店

灌县(都江堰),二王庙内景

灌县至汶川途中的桥

梭磨,土司的堡垒

返回时在岷江上乘坐的“乌棒船”

从万县到梭磨的大致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四)

19世纪末尝试进入藏区的西方人,肯定都是把前往拉萨当作终极目标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有多强烈,每组人还是有不同,从他们跟藏人谈判时候的强硬程度和改道之前滞留的时间就能大概比较出来。前面写过的鲍尔和柔克义,在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坚持绝不原路返回,当藏人表示愿意提供物资和向导带他们往北、东方向去四川,两人都在几天之内就动身了;柔克义1889年第一次尝试进藏的时候,在玉树甚至都没有跟当地官方有正式的交涉,听了旁人几句劝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再前面一篇的亨利王子和邦瓦洛特,虽然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双方相处还挺愉快的。但是在西方人尝试进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冲突,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就曾在藏北枪杀藏民,1895年从新疆入藏的英国人利特戴尔(George Littledale)也多次与藏人持枪对峙。利特戴尔最终走到距离拉萨约48英里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因同行的妻子生病才放弃继续前行的打算;比他早一年多,1893年底,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在纳木错东岸被拦下,僵持一个多月后改道青海。几个月后这两个法国人考察完三江源地区行至玉树,在通天河边的Tumbumdo(今玉树县仲达乡)附近因马匹失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吕推中枪身亡。这两组人都是进藏的外国人中态度强硬的类型,他们的路线有一大段重合,能找到的照片也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放到一起来写。

先说这组法国人。领队的吕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是一名地理学家、探险家,18916月带领一个由法国政府资助的科学考察队到达新疆,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1942)是他的助手。1891年下半年他们主要在和田一带考察地理和维吾尔族文化,1892年先探索了克里雅河的源头,然后去了一趟列城,1893年回到于田后,就开始为进藏做准备。93日他们离开且末,沿车尔臣河往南,翻越托库孜达坂和昆仑山,在高原上走了两个月,121日到达纳木错岸边。在这里他们不出意外地受到藏人的阻拦,吕推自然也是拒不回头,坚持要去拉萨并打算在拉萨休整一个月之后继续南行去英属印度——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在他之前以及之后的十年里都没人实现过。藏人头领和驻藏官员也还是一样的态度:一开始要求原路返回,然后做出让步表示只要你愿意离开,我们提供一切协助,到最后出藏的线路也是可以商量的。吕推他们这时食物已经严重短缺,却还是寄希望于藏人能为他开一个近五十年都没开过的先例,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科学考察队,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但藏人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表示是的你们是朋友,但律法如此以及你们也懂的,这是别人家,主人让你走你就得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吕推他们耗不过坐在自家门口谈个三五年也没有损失的本地人,答应北上去西宁,并争取到了经那曲的大路,这样就不用像鲍尔和柔克义那样再一次穿越无人区了。1894120日考察队启程离开,3月中旬过唐古拉山后,吕推决定走经玉树的东线去西宁,经扎曲河谷,522日到达结古镇(今玉树市)。他们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当地的一个通事蒲老爷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蒲老爷跟柔克义也打过交道,还陪柔克义走过一段。61日他们离开结古镇北上,3日行至今仲达乡境内,因下雨,欲找一处房舍过夜,结果全村关门闭户都不愿接待他们。吕推强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付了两个卢比过了一夜,但第二天天气还是不好,就决定多停留一天,然后这天晚上他们有两匹马被人牵走了。他们察看足迹后认定是藏人干的,然后商议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去藏人那里抢两匹马回来,或者按李默德记述,至少先扣住藏人两匹马,然后等官方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蒲老爷早就跟他们说过这里有很多小村寨不受官方辖制,根本不理会外国人自持的任何特权,所以结果就是,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对峙中双方都开了枪,吕推腹部中弹身亡(后来得知被匪人找到时还有气息,官方报告为被番屯枪伤,捆投通天河淹毙),其余人被赶出村子的边界,落下的牲畜和物品包括全部的考察资料,后来由地方官员帮他们找回来了。

这一事件没有演化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事后四名歹徒被擒,为首的斩首示众。李默德经西宁至北京,返回欧洲后根据这几年的考察所得编写了《亚洲高地科考记》(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1898),排除鲁莽行事造成悲剧的个人行为因素,从专业上来说这两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探险家,他们带回去的不止是地理方面的大量实测数据,还详细地描述了疆、蒙、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他们拍摄的照片数量应该不小,前述考察报告的第一卷最后附有大量图版,正文中也穿插着很多明显是由照片绘制的插图,不过照片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和田,跟藏族有关的照片都拍摄于拉达克。

接下来说说英国人利特戴尔。利特戴尔简单描述一下就是超有钱的贵族+满世界采集动物标本的猎人,他做了一件之前所有进藏的西方人都没有做到的事:组织了一支由250头牲畜组成的庞大驼运队伍,装载了多达25000磅(约11吨)的生活物资,所以最后在与藏人交涉的过程中,藏人就没法以物资供给为条件来挟制他了。他入藏的路线与吕推基本相同,1895412日从且末出发,在木孜塔格附近过昆仑山进入高原无人区。626日他们在嘎措附近第一次见到牧民,为了不被发现便改在夜间行进,之后也一路小心躲避,一直到过了扎加藏布江,在一个很窄的山谷里,才终于跟藏人正面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外国人都会停下来,等待出来一个头领协商安排,但利特戴尔没有,他们甚至专门为这种情况准备了一份粮草,把牲畜喂得饱饱的,一路全速前进,藏人就只好在附近不紧不慢地跟着。有藏人上来拽他的缰绳,他掏枪将之吓退,后来又有七八个人带着枪上来警告,他们也举枪对峙。就这样一直翻过念青唐古拉山,拉萨就在前方两天路程的地方,他们这种强行闯关的方式终于到头了——藏人派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前来拦截他们,至此他们也是这一时期进藏的西方人中最靠近拉萨的一拨。接下来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一根筋讨人嫌的谈判过程:我们要拜访XX”“XX的命令是让你们马上离开我们想去拉萨呆几天然后走锡金那条路回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其间相互还有一些语言上的威胁,而且利特戴尔明明知道由于锡金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经锡金至印度大吉岭的通路已经关闭了。利特戴尔一行这时还有几个月的食物储备,他们原本打算耗到秋天,等到开始降雪后背后的山口无法通行,藏人就没法让他们原路回去了。但是到8月里,利特戴尔的夫人(大概是第二个到达西藏的白人女性)病倒了,他们只好放弃去拉萨的打算。原路回去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藏人也坚决不允许他们往南再走一步,最后他们得到最短的路线,是回到纳木错以北,走尼玛、改则、日土这条线去拉达克。他们又买了50匹马、三个月的食物,829日动身,112日到达列城。

这次进藏是利特戴尔的第二次中国之行,18931月他跟妻子一起从英国出发,经俄罗斯到达喀什噶尔,然后一路向东横穿新疆、甘肃、内蒙,9月底到达北京。这两次旅行有都拍摄照片,但能看到的数量不多,画质也很感人,因为他并不是考察著书那一类型的探险家,每次回来只是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一篇短文而已。他去过很多地方,北美、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中国西北,主要目标是打猎、采集动物标本,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他提供的很多藏品。

吕推/李默德,和田街头

吕推/李默德,和田男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藏族妇女和孩童(Rou-tog地区)

吕推/李默德,藏族女子(拉达克)

吕推/李默德,藏族男子和他的女儿(拉达克,Tangtse)

利特戴尔,黄河上的水车(1893)

利特戴尔,西宁附近的一座桥(1893)

利特戴尔,两名向导(1893)

利特戴尔,青海湖与西宁之间的牦牛驼队(1893)

利特戴尔,色林错附近(1895)

利特戴尔,一群藏民(色林错附近,1895)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三)

1891年我们这个列表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前文提到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先前是美国公使馆秘书,18881892年间他有两次西部之行,目标都是西藏,但第一次在青海境内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在西藏这一题目上他这时的身份并不是外交官,而是藏学学者。他对西藏的兴趣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870年代初他住在法国,跟东方学家Léon Feer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法国圣西尔特别军事学校学习藏语。法国人在藏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全面,这其中传教士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1846年进入拉萨的HucGabet1847年罗勒努(Charles René Renou)来到打箭炉开始学习藏语,随后不断有法国传教士被派到这一区域。在传教士们对藏语的掌握和实地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法国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柔克义的老师Léon Feer师从福科 (Philippe-Edouard Foucaux),后者是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而在1870年代美国跟西藏还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藏语的柔克义,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懂藏语的人。

1884年柔克义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获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或与人合作了几部藏文法文的译作,还花了几年来学习梵文和汉语。来到北京后,他又跟一个藏族喇嘛学了四年藏语并继续学习中文,然后到1888年,他的中文和藏语都能说得很好了,就开始执行他期待已久的藏区考察计划。史密森尼学会向他提供了一份津贴,用于购置设备和仪器,不过他本身也是相当有钱的,为了这次藏区之行,公使馆的工作也辞掉了。18881217日,他穿着中式服装,带着简单的行李,在一个中国随从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宁。他的计划是像中国人一样旅行,一路坐大车、住旅店,经保定、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平凉、兰州,188929日到达西宁。在离西宁不远的鲁沙尔(湟中)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这里有他几个熟人,他在这里呆到2月底,然后绕到青海湖的北岸和西岸考察了一圈,继续南行到达玉树。这里离昌都只有十天的路程,柔克义原计划就是去那里,几年前他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昌都过去的喇嘛, 对方很诚挚地邀请过他。但是现在玉树地方上不让他通过,权衡之下,他转向东南,走官道到达打箭炉,在这里遇到了第一次来川西的A·E·普拉特,然后710日从打箭炉出发,820日到达上海。

柔克义这第一次西部之行有没有带照相机不好确定。一方面,在他1891年出版的The Land of the Lamas里面有很多配图,一些看起来确实是以照片为蓝本绘制的;但是在书里他没有提到跟拍照有关的事,也特别强调这一趟不带贵重累赘的物品(各种测量工具不在此列)。另有一条线索是,他到打箭炉的时间是1889624日,比A·E·普拉特早十天,如果他也带着照相机,普拉特就不会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信息了。这个疑案暂且放到一边,反正在他1891-1892年第二次藏区之行的日记里,是明明白白地有我的柯达如何如何的文字的。

柔克义的第二次西部之行始于1891121日,每次都选在冬天出行,是为了能在第二年秋天之前通过那些高海拔的山口。这一次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定远营(巴彦浩特)、银川、兰州,210日到达西宁。跟上次一样他又在西宁和鲁沙尔停留了一段时间,雇人、买骡马、等汇票换成银钱,这期间还到西宁东南的撒拉族聚居地考察了一番。准备周全之后,314日一行人离开西宁,从青海湖南面的沙珠玉河谷一路往西翻山到达都兰附近,这里就进入柴达木盆地了。然后沿着现在109国道差不多的线路一直走到格尔木,往南进入格尔木河、奈齐河谷,翻越唐格乌拉山后朝西南方向行进,穿过大片无人区,跨过长江源头的几条河流,经乌兰乌拉山、其布张错,过唐古拉山,往东南方向到达扎加藏布江岸边。渡河后他们就见到了牧民的帐蓬,两天后,78日,他们看见一个大湖,南北约两到三英里,东西约八英里,柔克义说他被告知这个湖叫Namru ts’o,看位置应该是安多县强玛镇附近的兹格塘错,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比大半年前鲍尔被拦下的地方还远一些。

就是在这里柔克义也遇到了前来阻拦的藏人头领。其实他这一趟本来也没打算去拉萨,因为前面的失败案例实在太多了。他原本的计划是找一条路去日喀则,那里离南边的英国属地已经不远,而且有很成熟的通路,所以按他的想像,再有几个星期这趟旅行就可以结束了。渡过扎加藏布江后他本来已经找到一个藏人愿意带他去日喀则,但是头领们不许他往南再走一步,他必须退回到扎加藏布江以北,否则就不卖给他食物和马匹——这在那个时代那种地方是很要命的。至于后面是掉头回青海还是往东经昌都去四川,头领们并不在意,所以商议了几天之后,柔克义选择了东线,然后也是沿着唐古拉山南麓一路往东,到索县附近就跟前面鲍尔的路线重合了,又不紧不慢地走了将近两个月,102日到达打箭炉。

与前面那些科学或军队背景的探险家相比,柔克义这两趟旅行在博物学方面涉足不多,他一路上更偏重于地理和人文观察,记录经济、文化、民俗、语言,收集了几百件青藏高原地区的日用物品(也顺手收获了一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植物,Gentiana rockhillii 钻叶龙胆)。语言可以说是他拥有的最出众的技能,在每一个有人地方,都有跟当地人的互动,甚至方言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一路上他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有名有姓,这在19世纪外国人的游记里是很少见的,多数人旅途中的同伴都只是我的翻译或者“my boy”而已。他拍的照片数量不少,1895年下半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在介绍他这组照片的时候说有121张,不过现在能看到的都是收录在他自己书里的部分(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照片里的一些地方跟现在并没有太大分别,比如大部分的自然风光、西宁白马寺;也有地名尚在但实物已不存的地点,比如雅江县的八角楼。

在这两次西部之行后柔克义还是回归政界,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驻希腊、罗马利亚、土耳其等国大使,1905-1909年任驻华大使。

西宁白马寺

湟中某寺院(Hsi Kung Miao)

青海海西州香加乡附近,蒙古族妇女

香加附近,蒙古族男子

青海海西州巴隆,蒙古族男子

扎加藏布江附近,一个藏族人

安多附近,妇女头饰

类乌奇

类乌奇与昌都之间,紫曲上的桥

(亨利王子一行也拍过这座桥)

察雅

巴塘,一间寺院

理塘,一个村子

雅江,八角楼

从北京到打箭炉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二)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在这两个带着新款柯达走西藏的外国人里面,稍早一点的是来自英属印度第17孟加拉骑兵团的鲍尔上尉(Capt. Hamilton Bower)。鲍尔这时是一名情报官,18891890年他去了一趟新疆,回来后就开始筹划一次横穿藏北无人区的探险之旅。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给予了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于是鲍尔的这支探险队里照例有一名医务官、一名测量员、一名绘图员,目标就是探索这一片地图上的空白区域。鲍尔189144日从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出发,在斯利那加跟队员汇合后,61日到达列城。这里跟新疆和西藏自古有商贸往来,他们沿着去新疆于田的路线走到接近克里雅山口的地方,往东进入藏北高原。几天后向导开始说不上地名,又走了几天,在阿鲁错附近遇到几个牧民,对方答应担任向导带他们往东走十天,不过五天之后,723日一大早,探险队就发现他们的新向导已经连夜消失了。从这时一直到822日,除了自己一行十余人之外他们没见到一个人影,再看见牧民的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那曲地区的尼玛县境内。游牧的藏民普遍都愿意跟他们派出去的拉达克随从交易,卖给他们羊、糌粑、酥油,但是都不愿意带路,而且会很警觉地到他们的营地来查看有没有欧洲人,所以他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93日,在达则错附近,前来商议的藏族头领提出一个临时性的路线安排,他们将在藏人的陪同下继续往东走三天,然后停留十五天以等待拉萨的决定。鲍尔他们就跟随藏人来到巴林错的东南角上扎营,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两百多公里。到9月底,藏人还是坚持不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几个向导,条件是先原路回撤八天的路程,再从北边绕到连接昌都方向的大路上,而且也不能去那曲。鲍尔答应了这个协议,于是他们再一次进入无人区,沿着唐古拉山南麓,经过安多、夏曲,121日到达索县,到这里就跟前篇亨利王子一行的路线大体一致了,然后经昌都、芒康、巴塘、理塘、打箭炉,33日到达雅安,329日到达上海。

1894年鲍尔出版了这一次横穿西藏的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书中有一些照片,也有由照片复制的绘画和手绘图。如果把前两类图片都算作照相机的产出物,可以看出拍照的活动都发生在旅程的前半段,过了巴塘就没有照片了。这里当然有几种可能:a. 有照片但书中没有收录;b. 巴塘以东已经有很多欧洲人到访,没有拍照的必要;c. 底片用完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个人觉得c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鲍尔这一队人都不算摄影爱好者应该是没错的,除了远远地拍了一张索县赞丹寺全景,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道的内容了。此外鲍尔在书的前言里说比他稍晚一点探访西藏的柔克义(W. Woodville Rockhill)给他提供了图片,书中并没有标明是哪一张或哪几张,两人的路线在那曲以东的地方开始重叠,但两人的书里并没有相同的照片,只有两把水壶的手绘图与柔克义从藏区带回的收藏品很接近,所以鲍尔从柔克义那里借用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器物的图片。

与书中画质欠佳内容也比较乏味的照片相比,鲍尔的文字叙述包含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他写下了这样一支探险队出发前要携带哪些仪器,什么样的牲畜才经受得住高寒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找到一个管用的向导大概是最困难的事,有的是打了包票走到半道就不认识路,有的已经谈好价钱但是隔天就被头领阻止,更别提还有那种悄然夜遁的。不过鲍尔这一组人的专业水准很不错,他们有时候会找不到路,不知道哪里才有牲畜可以饮用的淡水湖和泉眼,但是他们的方向一直很准确,途中对动植物的观察和识别也很用心。鲍尔后来一直在军中服役,1910年代官至少将并受封爵士,庚子前后他在中国呆了几年,先是在威海卫中国人团,参加过庚子年间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后来是北京英国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

班公湖

几个藏民

帐篷外围观的人群

西藏盘羊

舞蹈

索县赞丹寺

从班公湖到巴塘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