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摄影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照片的修改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些人无法接受把未经修改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在这样的认知下，人们似乎对历史上新闻摄影作品的修改也变得宽容，甚至颇有几分吃瓜看戏的心态。如果摒弃政治层面的解读，再看这些照片的确会解锁一些新的视角。

看到这些文字的朋友也不必立刻义愤填膺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某个国家或政权，摄影的某个面向就是作为宣传的工具存在，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就有通过修改照片进行宣传的先例。

虽然我不认同修改照片的行为，但是如果暂时收起严肃的历史观，很多修改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毛因为长期吸烟而导致牙齿变黑，因此发布给公众的照片就要稍微经过“美容”，做出亮白的效果，现在手机上的一些滤镜有过知无不及。还有，某个政治人物从队伍里被清除后，要在照片上也进行物理的清除。自从摄影诞生之后，就有男女情侣分手后把曾经与另一半合影剪掉的情况，实现在照片层面的“分手”。前几年还有新闻报道称出现了一种专为离婚的人处理婚纱照的新职业。普通人可以对不再爱的人照片下手，领导也是人……还有一张毛在九大讲话的照片，图片编辑抹去了背景中的其他人。这样修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主体更突出。网上经常能看到求P掉自己照片里周围人的情况，本质差不多。

除了抹除，也有添加的案例。我之前发过一张毛、刘等人接见解放军代表的照片，可能周正好没被摄入镜头，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他没出席，但又必须向公众传达他也在现场的信息，于是图片编辑就另找了一张周的照片，剪下来贴上去再翻拍，创造了周在现场的照片。现在很多图像处理软件都有所谓“蒙太奇”的功能，简单说就是同一场景一次拍摄多张照片，然后合成出一个完美的瞬间。比如拍摄大合影的时候，总会有人闭眼或东张西望，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不同照片里的完美表情集中到一张照片里，合成出一个尽管实际不存在但是完美的瞬间。

前面举的这些例子都在“可理解”的范围，但是有些照片的修改动机实在有些用力过度。比如石少华曾经拍摄过一张白洋淀妇女聚在一起缝制军衣的照片，我看过的其中一个发表的版本被图片编辑把前景中两名女子的发型都改了。左边的女子被去掉了鬓前的几绺头发，右边女子的发型则粗暴地从披肩长发改成了齐脸短发。如果是为了让支援前线的爱国妇女看起来更干练，为什么远处其他几名女子的发型不修改？

这还不算我见过照片里最夸张地改动。前段时间在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资料，注意到在此次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孙玉国在1969年党的九大会场上与毛握手的照片存在两个版本，被修改的版本甚至改变了透视关系。照片中孙玉国居于右，向左隔着会议桌与毛握手，林坐在毛的旁边位于镜头的远处。原本由于近大远小的原因，离镜头最近的孙玉国占据画面的尺寸相对大。最后发布的版本竟然用暗房的手段把毛和林的形象放大了，且缩小了孙玉国的尺寸，形成一种很奇怪的视觉效果。让我联想到一些古代绘画里会用不同大小的人物表现等级差异。更奇葩的是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39周年的战友联谊会上，众人还公开展示了这个被修改的版本，难道大家都没看出什么异样吗？如果一定要给这种修改找个理由，可能是当时正值国内个人崇拜的高潮，几年后一架三叉戟客机摔在温都尔汗，给中国上上下下带来的巨大震撼降低了个人崇拜的热度，尽管仍然有修改照片的情况发生，至少不会疯狂到去改透视关系了。

去年有幸参与了辛亥革命元老何遂遗存照片的考证工作，输出的“成果”用到文章里印了几本小册子。对我来说仍有遗憾，有些考证不彻底，几张合影里的人物没能认全。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发现，遗留的考证工作又有新进展，可以稍稍减缓一些自己的愧疚感。在新的考证进展中，有一张照片是1917年北洋政府派到欧洲的一战观察团部分成员合影，在网络上比较常见，不涉及个人隐私，分享在这里权当是我的工作记录。

这张照片由英国陆军情报部门的布鲁克中尉（John Warwick Brook）于1917年11月6日摄于法国的巴波姆。但是没有标注照片里的中国军官都是谁。一般情况下，我的方法是先从文字档案入手，确定都有谁参与了这次活动，然后再找到这些人的照片去一一比对。然而，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北洋政府先后派出了三组军事人员：第一批是观战团团长，陆军的唐在礼、参谋本部主管陆军的何遂、郑桓，以及主管海军的沈鸿烈和海军部的郑礼庆。第二批是海军部的林国赓和徐祖善、陆军部参事陈宽沆、陆军部军衡司魏钟奇、傅嘉仁及谘议员陈廷甲。第三批是海军部另派往英国考察的陈绍宽。在这三批考察人员以外，参与观战团活动的还有先期在欧美考察军械的陆军部少将韩麟春，后来驻法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如吴晋等）。这几组人交叉组合考察了不同的地方，所以难以确定1917年11月6日考察巴波姆战场的中国军官都有谁。另一个困难是很多人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留下，或者说我没找到可靠的用作比对的照片样本。具体到这张照片，除何遂外我只能确认郑桓，他与何遂都来自参谋本部，共同考察了很多地方，两人的合影比较多，何遂当年在照片上都有钢笔写的标注。本以为考证会止步于此，直到又发现了新材料。

2024年11月16日，近几年致力于家史整理的何遂之孙何迪先生发来一张1918年2月6日《诚报》的截图，上面以“游历西欧战阵之中国兵官”为题目刊载了布鲁克中尉拍摄的那张合影，最重要的是，在照片下方写着“中国陆军观战团至西欧战阵游历之图。图中所示者有陆军少将陈宽沆，少校郑桓、何遂，上尉陈廷甲、魏钟奇、傅嘉仁”，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这篇图文报道可以把6名中国军官的名字都确定下来，大大缩小了考证的范围。遗憾的是人名顺序与照片中人物的站位没有对应关系，当时我没能找到何遂、郑桓以外四人的照片，无法比对，考证再次中断。

昨天，我看着电脑桌面上这个未解决的问题，顺手在互联网上搜了下“魏钟奇”，发现上海华宇拍卖公司2022年春拍有一件拍品是1908年15名清政府派到法国的军事留学生合影，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上，更幸运的是其中有傅嘉仁和魏钟奇二人。看似照片上的标注和人物没有对应关系，实际上在清末民初时候，出版物上经常会用这种投影的方法来标注人名，因此，可以轻松地确定傅、魏二人的长相。以此比对1917年的合影，相隔9年，胡须茂盛了，但不影响五官的辨认，这样就可以确定照片中的何遂、郑桓、傅嘉仁、魏钟奇4人。根据文字档案的记载，照片中陈宽沆的军衔是少将，何遂与郑桓是少校，另外三人是少尉，因此根据他们肩章的样式（何遂遗存的照片中有一张他们6人在照相馆内拍摄的合影，军装的细节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确定陈廷甲。剩下的最后一人就是陈宽沆，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的合影中也有他（前排右一），5年的时间里胖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是陈宽沆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于比利时遇刺身亡。

至此，这张合影中的几名中国军官就都辨认出来了，以此为突破可以辨认出更多照片中的人物。

在我最近整理的一本私人相册中，经过考证有两张照片1930年复旦大学25周年校庆期间所摄。如今复旦的历史已经有120年，校方也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把那两张照片发在这里，聊作对这座百年名校的生日祝福。

1905年，因“感宗教学术之不宜混淆”[1]，马相伯离开自己创办的震旦学院，在一同出走的师生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拥戴下创办了复旦公学，由两江总督周馥拨借吴淞提督行辕为校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校舍被光复军占用作司令部，学校一度停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通告各省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复课，但复旦遭受校址和经费的双重困难。时任交通次长的于右任联合校友上书临时政府，得孙中山拨助复旦一笔经费，校址暂落徐家汇的李鸿章祠堂。1913年春复旦重新开学，前教务长李登辉被推为校长，成为后来复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改制为私立复旦大学，开办大学本科。1918年，李登辉校长下南洋筹得15万银元，在江湾（今邯郸路校区）置地，筹建校舍。1922年新校区的建设初具规模，大学部迁入。

1930年5月17日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都刊登了复旦大学将举行庆祝廿五周年活动的预告，称“为追念既往，策动将来起见”，学校将举行盛大纪念会。此间还有个花絮：复旦内部有反对举行盛大纪念会的声音，一度传言要取消此次活动[2]，因此在第十一次校务会议上特别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将三天的纪念活动压缩为一天。[3]，而10月5日的《民国日报》又报道说纪念活动将持续三日，最终，实际活动也是从10月16日持续到18日。

校庆第一天上午在图书馆（今校史馆）和子彬楼展览成绩。图书馆楼上展示学校二十五年来所获得的奖状、奖旗和锦标，楼下一部分陈列商业博物馆的标本，一部分是复旦摄影学会的影展。子彬楼的三层陈列生物学系的各种标本、仪器、药品和动矿物模型，二层陈列各种毒气强弱伤害表、防毒之种种用具，一层作为招待来宾室。这一天从早到晚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凡三千余人。下午举行篮球、排球和足球比赛，晚上有京剧表演，直到凌晨两点才闭幕。

校庆第二天上午九时是复旦学生军的检阅仪式，中午来宾在学校的合作社聚餐。午餐毕，化学系的师生在操场上施放烛式烟屏。即用在战场上的发烟装置，金属筒状外形，故称“烛形”，计40枚，同时施放，实现屏障的效果，当时“泼雾漫天，全操场为之掩蔽，不辨西东，莫测方向，恍光五里雾中者……观众无不为之骇然，叹为神奇。”[4]之后又展示了“泪气”，即催泪瓦斯。本来化学系还想展示毒气，但校方认为太过危险而否决了。1929年复旦大学成立理学院，设化学系，次年院长兼系主任林继庸又筹办国防化学专科，聘请韩祖康为教授，讲授军事化学课程，除了制造烟幕弹、催泪瓦斯和毒气，还制作手榴弹等爆炸物，并且“当众试验，成绩斐然”，王开照相馆被请去专门拍了一组现场照片。[5]据说朝鲜义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暗杀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的炸弹就出自林继庸教授之手。下午两点在体育馆举行纪念典礼，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主要出席人员如附录。

典礼首先由李登辉校长介绍复旦的创办人马相伯，然后是马相伯致辞。比较有趣的是他以“兄弟”自称来开始讲话，这比较颠覆我对民国知识分子的印象，似乎在影视剧里那些国民党的军官讲话才会这样开场，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马相伯简单介绍了“复旦”名称的来历，以及对李登辉校长为学校发展所作贡献的颂扬。接着是李登辉校长发言，谦虚地让出了大家对他的赞美，称复旦二十五年来的成就是“全体董事、教职员、同学所造成。”讲话之后是授予名誉学位的仪式，其中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三人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朱应鹏、奚玉书、季英伯、唐伯耆、毛西壁、苏莘垞、叶藻廷、郭稚良、董伯豪等九人授予荣誉学士学位。仪式结束后分别由钱新之、于右任、邵力子、毛西壁、刘泮珠、刘湛恩、李云良等人演讲，其中邵力子还当场签出八千元的支票，用以校舍建设。最后由司仪温崇信宣布奏乐散会，众人一起到大操场合影。

校庆第三天举行游艺会，时逢星期六，因此前往复旦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下午两点起在体育馆内有钢琴演奏、歌舞及武术表演，晚上在大操场施放焰火，直到凌晨两点，江湾救火联合会的消防车也一直守在现场以防不测。

以上简单梳理复旦廿五周年的三天庆典活动，回到一开始提到的两张照片。其中之一是在图书馆门前，正如《申报》上所载“悬灯结彩，施以美术之布置，灿烂辉煌，极为壮观”。[6]根据日程安排以及地上人物的影子（向东，已是下午4、5点钟左右的光景），应该是1930年10月17日众人参观完成绩展览后的情形。我根据资料中提到的来宾名单，用已知的肖像照一一比对，最后辨认出李登辉、王景岐、于右任、欧元怀、温崇信五人，标注在照片上。另一张也是摄于同一天差不多的时间，根据背景中露出的建筑一角，可以判断摄于子彬楼前的草坪，走在最前面穿一身中山装，戴眼镜的男子意气风发，一望便知是邵力子，可能刚结束参观正准备前往图书馆。

注释：
[1] 《申报》1930年10月14日号第八版
[2] 《复旦五日刊》1930年9月10日
[3] 《复旦五日刊》1930年9月15日
[4] 《申报》1930年10月18日号第十二版
[5] 《针报》1930年5月13日第三版，《学艺》1929年第9卷第10期，pp.116-123
[6] 《申报》1930年10月17日号第九版

附录：
部分参加10月17日庆典活动人员名单，根据《申报》、《复旦五日刊》、《复旦大学同学会会刊》等资料整理

前天为考证一张照片中人物，从图书馆借了《徐世昌日记》，主要看他辛亥之后到当上大总统中间这段的日常，不仅解决了问题，还顺带解决了另一张还没有着手处理的照片，辨认了其中的大部分人物。跑题一下，我一直很反对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折页和写画，不过有时候也有会心一笑找到知音的感觉。一次是翻看《广州大典》，这是一套520册的大套装，想查的几篇文章所在首页都有两个小小的折角，说明可能有两个人与我感兴趣的内容一样；还有就是这次借的《徐世昌日记》，里面提到的人名都是姓加字号的形式，前面的某位读者用很细的铅笔轻轻地将部分这样的人名在空白页作了注释，大大降低了我阅读的难度，很是暖心。

有徐世昌的这张合影是他和友人在1912年5月29日登泰山，在五大夫松前所摄。我看到的这个版本收录在济南小彭照相馆的一本泰山影集中，卡纸上只写了“五大夫松”几个字。之前我只注意到里面有徐世昌，没想着去认其他人。但是当我这次读徐世昌的日记时，看到他说登泰山同行的人里有朱启钤、张勋和田中玉，这几个人的长相我都知道，从照片里很容易认出他们，另外几位日记里提到名字的人找到其它照片作比对，很快就对上了，确认是这一次拍的照片。兹录日记如下：

十三日（1912年5月29日）晨起，起行……至泰安府换山行肩舆登岱，至红门小坐。缘山铺石为路，阶级层叠而上，过斗母宫小坐。柏洞一带柏树夹路，云步桥瀑布甚佳，五大夫松以上松极好。伏虎岭、中天门以上甚陡，峻石甚奇，望南天门如在天半。既至其顶，下视诸峰罗列在下。到碧霞祠、东岳庙看唐摩崖碑，登太平顶（即玉皇顶）看无字碑。山顶极平，庙院以石栏围，数峰尖以泰山极顶也（碧霞祠有明铜碑二，又有本朝石碑二，焚裂）院有碑镌“古登封台”四字。登丈人峰，四望诸峰环绕在下，远视泰安府城如置一棋局耳。晚宿山顶，同游诸人畅谈。同游者为阮斗瞻（忠枢）、张少轩（勋）、朱桂辛（启钤）、田蕴山（中玉）、朱铁林（宝仁）、朱紫樵（庆澜）、曹理斋（秉章）、常朗斋（耀奎）、杨冠如（葆益）、德国人黎诺。

遗憾的是还有两个人缺少可比对的资料，虽然我有猜测，但为严谨起见就没写上去。

后续更新

受HAN ZHU朋友的启发，我又去查了些资料，可以确认曹秉章、常耀奎二人在照片中的位置了，更新图片如下：

有一张被认为是珍妃的半身像照片流传甚广，相中女子穿着斜襟外套，梳旗人女子的两把头（这个两把头是假发），装饰了蝴蝶和花卉形状的发钗，头右侧有一条流苏垂下。我曾经从发型和摄影技术的传播两个角度入手，撰文分析这名女子并非珍妃，甚至不是满人，而是一名青楼女子[1]，并多次在讲座中分享过这一观点。[2]我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张照片真伪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荒和王国华两位老师就先后撰文讨论过。冯荒老师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照片上“贞贵妃肖像”的题记，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3]王国华老师也认为这个题记有疑问，但转而认为1930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4]里刊登的照片为真。[5]对此我也曾经考证过，实际上那是婉容皇后的奶奶。前几日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称在上海有正书局于清末出版的《海上惊鸿影》发现了这张照片，书中标注这名女子叫“黄云仙”[6]，证实了我之前的分析。至此，关于这张照片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照片中的女子是如何从“黄云仙”变为“珍妃”，图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的，还有讨论的空间。

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追溯这张照片的版本以及其附带的标注信息。

先说这本《海上惊鸿影》。出版这本画册的有正书局由狄平子创办于1904年，以制作精美的中国书画珂罗版复制品而闻名。同年他还创办了《时报》，馆址位于上海福州路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路口的西北角。狄平子（1873-1941）是常州溧阳人，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他早年中举，后留学日本，追随康梁参与维新变法，深悉舆论的重要，知道如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如何调动民众的情绪。据1904年便加入《时报》，先后参与运作旗下《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的包天笑回忆说，狄平子在1909年创办《小说时报》后认为该出版物中的插图、风景照、名人字画都不足引人兴趣，提出要刊登“时装美人”的照片。[7]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模特”的选择非常有限，只能另寻办法。狄平子和他的弟弟狄南士平时应酬很多，结识了很多陪酒的女子，便向她们索要照片。此外，狄平子还请当时上海有名的青楼女子去自己开设的照相馆免费拍照。这家招牌称作“民影”的照相馆，店址位于泥城桥西，即今南京西路与西藏中路路口西边路南，开设的初衷是为了翻拍借来的珍贵书画。照相馆所在的建筑共有三层，顶楼是照相馆，二楼是狄平子兄弟举行招待应酬的俱乐部。这些青楼女子的照片，有的是在应酬期间顺便拍摄，有的是约数位当红姑娘拍集体照。包天笑称拍照这种事情 “都是楚青的玩意儿”，即选模特挑照片都是狄平子负责。主动上门来拍照的良家女子如果容貌秀丽，照片也会被留下来。这些收集来的“时装美人”照片精选后，由有正书局“用最好的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 ，在1909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即《海上惊鸿影》。 [8]这本画册多次加印[9]，1914年还出版了《新惊鸿影》。虽然在封面上写明这本画册又名 “上海五百美人照相”，但实际上只收录了227张照片，涉及人物263个，其中包括两人带着的孩子（第54页和第106页）和一名独轮车夫（第31页）。画册中有几位女子没有标注称呼，可能就来自被截留的良家女子照片。[10]此外，书中的标注不可尽信，比如标注“赛金花在北京时小影”实际上是标注为“赛金花递解回苏时小影”的局部。

说回这张照片，我共见过三个版本，从使用的工艺来判断出现的先后顺序，第一个版本与《海上惊鸿影》收录的相同：半身像，灰白色背景，头部周围有一小片阴影，人像下部的边缘通过暗房手段做成渐隐的效果。根据照片所处的年代，原版极有可能是一张橱柜照。我看到的这个版本虽然很清晰锐利，但是只有6寸大小，系翻拍自原作，贝特曼的收藏里亦有此照。

第二个版本最大的特征是画面被处理成了边缘清晰的椭圆形，是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时报》在1904年6月12日的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有正书局卖照片的广告[11]，标题为“大清国皇太后真御影”。当时的说明还比较简陋，只说“太后中坐，皇后、公主妃嫔等侍立”，7天后广告里这张照片的说明就详细了很多：“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标题也改为“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12]两个月后，有正书局可出售的照片已经有600种，每张售价四角，一次多买还有优惠。[13]除了零售，这些照片还按不同主题以精致的相册形式出售，比如《北京庚子事变照相》，内容包括“宫殿、南北海、瀛台、颐和园、万寿山、宝座、御榻以及两宫宫妃、亲王、大臣、义和团、红灯女子、各国公使夫人入靓小影共八十余幅”，售价十八元。《上海百丽人照相全册》，“加入目下最时貌者数十人，较前大有区别，莫不艳夺芙蓉，娇欺杨柳，且均着色，共粘一绒面精册上，全册仅十五元。”《津京百丽照相全册》，“凡北京、天津之妓，皆精加选择，聚丽影于一册，闻声是姻缘，见影亦是姻缘，多情人毋交臂失之，零售价见上，全册十五元。”《中国百名人照相全册》，“自天子、皇后、王公、督抚，以及中兴诸将、守旧诸魁、维新诸杰，以及文明诸女士等，共贴一绒面精册，零售均见上，全册十五元。”从这份广告可以看出，狄平子早在1904年就曾实践过“时装美人”的噱头。

在北京故宫的照片收藏中也有来自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台湾学者王正华在故宫图书馆浏览馆藏照片的数字图像时就注意到有张慈禧太后的照片卡纸上印有“上海四马路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的字样。[14]北京故宫的收藏中是否还有来自有正书局的照片尚有待馆方的公开。广告中提到的几本相册之完整本在收藏市场上比较少见，更多是以零散照片的形式出现，比如较常见的曾国藩（标注“曾文正公”）、宋庆（标注“宋宫保”）、马玉崑（标注“马宫保”）的照片都来自有正书局。有正书局的标注多有讹误，比如科学家徐寿的照片就被标注为“左中堂”（即左宗棠）；标注为“红灯女子”本意是指义和团运动时期“红灯照”组织的成员，但实际上是着戏装的普通女子。

有正书局售卖的照片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与时俱进地更新，比如1907年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主管新军的建设后，增加了袁世凯穿新式军服以及新军军官合影的照片；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增加了江宁将军铁良的照片（标注为“铁帅”）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我所见的这个版本即与袁世凯、新军、铁良等的照片出现在一起，由此可知至晚在1911年后售卖的版本已经有了椭圆形外边缘。

有正书局出售的有些人物照片会把标注写在底片上，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藩、宋庆等人的照片都是如此，这样每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上都会有标注，但影响照片的美观。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品种不把标注写在底片上，仅出现在销售目录中。比如第二个版本我见过一张在紧挨头饰流苏的位置，骑着椭圆形的边缘，自上而下用墨笔写的“娘娘”二字，这可能是购买照片的人自己把有正书局提供的标注写在了照片上。

第三个版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大的特征是椭圆形的画面以及头像上部黑底白字的“贞贵妃肖像”题记。这个版本是以第一个版本或其翻拍照为底本，叠上中间挖出椭圆形空窗，上面有字的照片再翻拍的，右下角因为两层照片贴的不够紧，露出缝隙而产生了阴影。上面这层遮罩要用玻璃板来制作：在准备写文字的长方形区域以外都涂上红色（或用黑色墨汁替代），用软笔和墨汁在这个空白区域写上“贞贵妃肖像”几个字，这样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除了写文字的背景部分是黑色，其余的地方都是白色。从这个工艺看大约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

从以上对这三个版本流变与传播的梳理大体可以看出，有正书局拥有这张照片的原始或早期版本，可能是民影照相馆拍摄的，也可能是收集来的。在与《海上惊鸿影》相近的出版时间里，这张照片又被作为“娘娘”的照片售卖。有正书局并没有说这张照片就是珍妃，但是这时光绪皇帝一后二妃中的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形象已经在他们的销售清单上，时人并不知晓1900年去世的珍妃没有留下这种肖像照的机会，“娘娘”的说法一旦出现，自然有“明眼人”辩识出这并非隆裕皇后或瑾妃，于是便被附会为珍妃了。之后有好事者根据这种暗示，去掉“娘娘” 二字而增加了“贞贵妃肖像”的题记。

但是民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有正书局售卖的“娘娘”照片这种暗示落实到纸面上。1930年，婉容皇后和她的族人都健在，故宫博物院编《珍妃专号》，即便将婉容的奶奶当作珍妃也没有选这张照片。在1940年的《立言画报》上再次出现“珍妃”的照片，并煞有其事地注明：“上图为珍妃，摄于中南海”[15]，实际上是引用“珍妃专号”中的照片和说法。时间到了1982年，刘北汜先生用笔名[16]撰文讨论北京故宫收藏的“贞贵妃肖像”，他一开始便说 “这张照片是利用故宫旧藏底片洗印的。”[17]实际上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翻拍再制作的版本，底片也不在故宫。虽然“贞”、“珍”二字有别，但他还是觉得“两人脸型颇为近似”，而且怀疑这张照片是好事者借机拍摄复制的。总之，他偏向于认为就是珍妃。到1990年在他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中，第三个版本被标注为“光绪帝的珍妃”。

以上便是从现有资料中梳理出的一名民间女子的照片被附上“珍妃”这一信息的经过。造假的动机源自需求，指“黄云仙”为“珍妃”自然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八卦和想象都需要一张脸，在传言和附会中，珍妃的形象被最终明确地制造出来了。

注释：
[1] 如“光绪珍妃传世照片多为误认？”，《北京日报》“旧京图说”版，2017年4月11日。
[2]在成都寻麓书馆传灯人系列讲座“光绪与珍妃传世照片辨伪”，2021年3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1198
[3]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4]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第一版，193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版，2022.07:117页。
[5]王国华.珍妃像辨.满族研究,1986(03):67-71.
[6]网友“廉子雎”2024年3月15日凌晨2点07分布的微博。
[7]包天笑著，刘幼生点校. 钏影楼回忆录. 第四辑，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460页。
[8]包天笑在回忆录中所记书名为“惊鸿艳影”，但实际上有正书局只出版过三种类似的画册，分别是1910-1911年间的《海上惊鸿影》和《艳籢花影》，以及1914年出版的《新惊鸿影》。此处应该是指《海上惊鸿影》。
[9]据季家珍的研究在1911年3月之前已经多次翻印。季家珍：《妓女的“他（她）者”：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国妇女及其能见度和性征》。选自王政，吕新雨主编：《性别与视觉 百年中国影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36页。
[10]比如第14页的四名女子和第54页的女子和小童。
[11]《时报》，1904年6月12日，第四张。
[12]《时报》，1904年6月19日，第四张。
[13]《时报》，1904年9月20日，第一张。
[14]王正华：《走向“公开化”：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二期（2012.3）抽印本。其中的“厂西门”是指琉璃厂西门，1904年有正书局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商标说明。
[15]《立言画报》，1940年第103期，第13页。
[16]冯荒是刘北汜的笔名之一。
[17]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最后感谢张继州友第一时间通知我那条关于《海上惊鸿影》的微博，以及其后通知我的朋友们。还要感谢网友浪客湛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