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200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巴蜀老照片》，是二十世纪初德国驻成都领事魏司在中国西南地区拍摄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赵尔巽成都的宅院中（1907）”的照片，是四川当时几位大员和外国传教士、外交官的合影。魏司对这张合影里的人物有一个粗略的标注，不是用中文所写，所以书中维持了原貌，没有写出具体的人名。由于阅读《荣庆日记》的关系，我对辨认这张照片里的几位大员有了兴趣。

魏司的这批照片由他的后人带回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包括这张照片在内被收入多本出版物，但大多数出版物引用这张照片都只注出赵尔巽和赵尔丰，惟郑光路在他的《成都“变脸”》一书中对这张照片里的人物讨论相对较多，但没有将所有人标注出来，且所指认的“冯煦”我并不认同。魏司的标注其实提供了不少线索，一定有人已经做了明确的考证，只是我在网上没有检索到，所以决定自己试试看，记录于此，权作存档。

前排左一书中写的是“教育部长Fong Ho-Chai”，很明显，“教育部长”应该是指四川学政，经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学政是方旭（1851-1936），字鹤斋，“Fong Ho-Chai”即方鹤斋的发音转写。

前排左二魏司没有标注 ，但是根据照片中其他官员的级别，我猜是时任布政使的许涵度（1851-1913）。

前排左三魏司的标注是中国将领“Su”，应该是指在成都负责军事的官员之一，经过查证，应该是成都副都统苏噜岱，“苏”的发音合“Su”。

前排左四是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这个没有问题，他的照片存世较多，很容易比对出来。

前排左五魏司的标注是满族将军“Cha Ho Pu”，经过查证，应该是成都将军绰哈布（1852-1908），发音也对得上。

前排左六是边务大臣赵尔丰（1845-1911），他的资料也很多，比较容易确认。

前排左七魏司的标注是将军“Ma”，经查，应该是成都副都统马维骐（1846-1910）。

前排左八是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骆书雅（Bishop Jacques-Victor-Marius Rouchouse, 1870-1948）。

后排左一魏司的标注是法语翻译“Chong Weipin”，我没有找到他资料。

后排左二是天主教成都教区副主教童德望（Jean Pontvianne, 1850-1908）。

后排左三是德国驻成都领事，这批照片的主人弗瑞兹·魏司（Max Friedrich Weiss, 1877-1955）。

后排左四标注为“商会会长”。成都总商会成立于1905年，首任总理舒钜祥，协理齐世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场合似乎应该都是政府官员，所以当时的四川商务局也有可能，其总办周善培，光绪三十三年起担任增设的新职位，总管全省工商业的劝业道。周善培（？-1958）是浙江诸暨人，随父宦游入川遂定居，光绪丁酉科副贡，历任驻日使馆参赞、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四川成绵道、劝业道、提法使等职，对清末四川的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对比周晚年的照片，我觉得应该没有认错。

后排左五魏司的标注是“Beamter der Salzsteuer”，即“盐税地方官”，这应该是指盐茶道，经查当时在这个职位上的是黄承暄（1842-1910），他在此之前还担任过上海知县。

后排左六魏司的标注是法国驻成都领事“Wilden”，但是资料显示法国自1902年开始在成都设领事馆，领事安迪（Pierre Bons d’Anty），和“Wilden”无关。

后排左七和八据魏司标注是“Direkto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即“外事办主任”，这个翻译不准确，可能是指洋务局，但我没有足够的材料判断他们都是谁。

最近看到一张荣庆在日记中提到的照片，根据他记载过的几次摄影活动，顺便粗略汇总一下我之前看到的资料。

荣庆（1859年12月31日-1917年4月23日），字质夫，号华卿，一号寿峰，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在重庆，祖父是建威将军四川提督皂升，父亲普森泰是重庆镇总兵，督师犍为，所以荣庆的乳名是“犍”，他名字中的“庆”字也来自重庆。同治五年（1866）普森泰病故，次年其母佟佳氏病故，接着皂升病故，亲人的接连离世令荣庆家陷入经济上的窘境，辗转流离。光绪二年（1876）荣庆的外祖母去世以后，其庶祖母熊太夫人主持将成都的家产卖掉后，举家迁回北京。荣庆的母亲很重视教育，加上荣庆本身也非常聪慧，他在抵京第二年（光绪五年）的乡试中举，九年，会试中式。十二年，成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后任山东学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授刑部尚书。与张百熙一起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寻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学部尚书，次年充修订官制大臣，退出军机，专理部务。光绪帝逝世，充任丧礼大臣。宣统元年调礼部尚书。三年，裁礼部，改为弼德院副院长，旋任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1912年“壬子兵变”的次日举家迁移天津。先居日租界，后居英租界。1917年4月23日病逝于天津，谥文恪。

在1986年出版的《荣庆日记》中共有11次拍照的记录，不过他的日记并不是每天都写，也不可能每次拍照片都记下来，比如之前我整理的“那桐照相粗考”里就有三张含荣庆的照片，但日记里都没有记录。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1897年11月9日）。槐庭兄早到，与季兄同谈，承书联并耐庵小额，与季白连辘到丰泰照相馆。有顷，三叔（裕厚）、中鲁到，有顷，慕师到。师执经坐，与三叔、季白、中鲁左右侍立，照京师请业图。

大多讲北京照相馆史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条日记，是比较早明确提到丰泰照相馆的记录，其馆址在琉璃厂土地祠。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902年3月1日），大姊到，际婿、沛女到，侍叔婶以次照阖家欢聚图……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到学部钤榜，并与各试官合照一相。

清政府为选拔公派出国的留学生组织了考试，这张照片是发榜那天诸位考官的合影，很常见的那张椭圆形荣庆头像就出自这张照片。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学部右参议孟庆荣、考官唐绍仪、考官塔克什讷、学部尚书荣庆、考官联芳、同考官吴述三、学部左侍郎严修；后排从左至右同考官屈永秋、同考官严复、同考官魏瀚、同考官刘庆汾、同考官詹天佑、同考官李家驹。从这份名单看得出来，13位考官中有10人曾经在海外学习、工作或考察，有精通英语的，也有精通法语、日语的人才，有文科也有理科，至少从这个编制来看清廷还是很重视此次选拔的。

宣统元年七月初四日（1909年8月19日），与三叔约少渔兄同车至万生园。步至船厅，坐灯舸行莲中。至豳风堂对荷茗话，仍乘原舫至鸿记饭肆，先照相，旋登楼饱啖，未正后归。

“万生园”即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年6月16日）正式开放。从荣庆的日记来看，他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游玩，他三叔以及他妻子也都经常带着孩子去。农事试验场里有家镜真照相馆，和燕宾园饭店在一座楼中，因此荣庆说“先照相，旋登楼饱啖”。

宣统二年元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午后同两男及同九为厂甸之游，至和记照相。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910年3月6日），午后侍三叔率两男游万生园，由东门入，步至万字楼茗话。遇瑞际堂，由西边至照相馆照像……

宣统二年二月初三（1910年3月13日），同三叔（裕厚）约允修（和尔庚额）、吉甫（升允）、莲士为万生园游，自已至酉颇为尽兴。饭鸿记历三卷大楼洋饭馆万字楼二卷，出东门照像于大楼畔。

宣统二年六月初三（1901年7月9日），辰内率准男至，照像于豳风堂西木桥栏畔……

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1910年8月8日），卯起，侍婶率内及家妇、次男、孙男女至万生园船厅，观荷良久，复乘灯舸，摄影人临流照之……

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1911年4月29日），十钟后石农（长麟）、静先、润夫（何乃瑩）、莲士、季超（长萃）、秋浦（清锐）、伯愚（志锐）、午桥（端方）、次珊（赵尔巽）先后到，花间谈宴，畅聚至申。季超先散，与诸君廊下摄影。伯愚、午桥又久谈始去。日光转西，侍叔婶率家人再摄影于湖山石畔，宝臣（铁良）到。

这天荣庆参与了两次拍摄，第一张照片是我最近新见，系嘉德一件拍品（2022秋拍古籍专场Lot1990）前所附，根据其上端方的题记以及荣庆的日记，可以辨认出前排左一是赵尔巽、左二志锐，左三裕厚、左五端方，后排左一荣庆。最前排中间的小朋友我认为是荣庆三子熙楷，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6年1月17日）生，民国四年（1915）八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中间某天不幸夭折。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志锐和端方都被杀。

1913年四月初五日（5月10日），玉圃、秀瑜、叙五来，同三叔与之游李氏园。三叔与三君泛舟，旋共话清风榭观本园图景，及主人同许颖初、恽薇孙、延子澄、景佩柯并杨恩诸君摄影小照。

正如我开头所说，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汇总，不仅有些人还没能认出来，而且还有些照片未曾得见，以后有更多材料后我会尽量把所有人都认齐，也希望能看到荣庆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些照片。

疑踪

登南屏山北眺，[1]此情此景，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楼中占尽南山了，更占⻄湖与北山。”[2]天边杭州城光彩烂漫，北山保俶塔锋利似剑，中间⻄子湖平静如缎，眼前雷峰塔身型伟岸。在雷峰和南屏山之间，净慈寺和万工池最为显眼，其右紧邻宗镜台，再右是南向的两浙节孝总祠[3]，再往右，山坡下有座三间的石牌楼，很有明代的⻛格，其后隐隐有一对石望柱、三对石兽和一对石人沿山坡而上东⻄向陈列，最高处貌似还有一座封土，这显然是一座明代较高等级的墓葬，[4]不知墓主是何人?

找寻

有明代古墓的这片区域现在属于杭州⻄子宾馆，我想去现场看看，但四周有围墙，尽管我说明了身份和目的，⻔卫还是很礼貌地拒绝了我。被拒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子宾馆的身份不一般，除了面向普通游客，还肩负特殊的接待任务，比如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领导人接待峰会代表和嘉宾的宴会就是在这里举行。⻄子宾馆的前身是汪庄，由在上海做杭州⻰井茶生意的皖籍商人汪自新于1923年出资建设，他当时想借⻄湖美景做大自己的茶叶生意，先后在⻄湖南面雷峰塔下买了三块相连的土地，然后建了庄园，除了自住，还设有卖茶叶的商铺。[5]抗战期间，汪庄沦为日军的⻢厩，直到1958年修整为浙江省委第二招待所才面貌一新。奠定汪庄政治地位的主要是因为毛的居住和评价，他从1953年12月至1975年4月曾四十余次前往杭州，其中有27次住在⻄子宾馆。[6]据说毛一开始喜欢住在刘庄(即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不满刘庄在1961年的装修太过奢华而改住汪庄，甚至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汪庄是“我的第二个家”。[7]尽管1979年汪庄对外开放，但是其仍然负责着部分接待外国元首和国内重要政治人物的工作。

被拒绝进入这种情况在别的城市也很常⻅，那就算了，另辟蹊径，去故纸堆里寻古。我首先想到的是旧地图，这么显眼的位置，这样的等级，过去的地图中很可能会记载。在浙江省图书馆找到一本《杭州古旧地图集》，这部2006年出版的大开本画册收录了从南宋到20世纪50年代的222幅旧地图，地域范围以现在杭州的行政区划为基准，包括南宋临安府、严州府，明清杭州、严州、绍兴府，⺠国时期杭州地区各道、县，还包括部分涉杭区域地图。[8]我从明嘉靖二十六年看到20世纪40年代，都没能找到这个地方的标注。不过，最后也不算完全没收获，我在另一本杭州老地图的画册[9]里看到雷峰塔旁有古墓的这座小山包有自己的名字“苏家山”，而且标注了通往这座明代墓葬的小路。

地图里没有就去查方志。中国古代方志前一般都有图志，主要是疆域、水道一类，不过宋、明、清时期杭州地方志的图志部分在那本《杭州古旧地图集》里都有收录，所以我主要从文字中寻找。最后我在明代田汝成编撰的《⻄湖游览志》中找到了线索:在净慈寺之后的条目是“净慈寺前为雷峰塔、藕花居、倪尚书墓”，[10]以净慈寺为基点，将这三个地点放在同一条目下，说明都是重要且显眼的文化地标。隔⻚对“倪尚书墓”有详细说明:“倪尚书墓者，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倪文毅公岳之祖墓也，岳先世钱唐人，国初徙南京。”倪岳(1444-1501)，字舜咨，号⻘谿，上元(今南京)人，天顺进士，授编修。《明史》载其“好学，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弘治间累官礼、吏部尚书。[11]总之，倪岳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文章，作为官员来说⻛评也不错，明弘治十三年(1500)他迁任北京吏部尚书，次年病逝，赠少保，谥文毅。[12]倪岳的父亲叫倪谦，果然在明清时候杭州的方志中能查到倪谦墓的记载，如清光绪十四年的《杭州府志》“冢墓”下有“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康熙志)”[13];清乾隆四十九年的《杭州府志》中“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旧志)”[14];清康熙五十七年《钱塘县志》“南京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15]

虽然找到了倪谦这条线索，但也产生两个新问题:一是以上这些方志中的记载都说倪谦墓是在“南屏山麓”，之前查老地图的时候已经确认照片里那座古墓应该是在“苏家山”，南屏山在净慈寺南，苏家山在净慈寺东北，位置不统一;二是在清雍正十三年的《⻄湖志》中有两座墓都归在南屏山条目下，除倪谦墓外还有“明大学士谥文端高仪墓”，[16]如何分辨照片中是谁的墓?第二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在《⻄湖游览志》中有记载高仪是“藕花居僧舍地葬焉”。[17]“藕花居者，洪武中，净慈僧广衍以博学徵修大典归老于此，林亭幽雅，开傍湖滨，⻓夏荷舒，清馥满室。”[18]说明藕花居在北边临湖一侧，离照片中的古墓还有段距离。第一个问题在明万历《钱塘县志》可以找到答案，“有塔曰雷峰塔，麓有倪尚书、高文端墓”，[19]说明在明清时候可能并没有把雷峰塔所在的雷峰和苏家山分那么清楚，都统一看作南屏山余脉，所有都注为“南屏山麓”。至此，似乎照片中那座古墓的主人就是明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了。

其人

倪谦(1415-1479)，字克让，号静存。有说法认为他是南京人，[20]但据明万历三十七年的《钱塘县志》载，倪谦以杭州籍考中进士，[21]并且他在为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会署名“钱唐倪谦”，[22]在他的文集中也收录过回杭祭扫祖墓的文，[23]说明他籍贯肯定是杭州。倪谦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明正统九年(1444)，全国大部分地区遭旱灾，十六名官员奉明英宗之命前往各地圣山求雨，其中倪谦奉祀北岳，期间她的夫人姚氏梦⻅岳神指着香盒童子说“以为尔子。”将要生产的时候又梦⻅“绯衣神人入室”，于是孩子出生后起名“岳”，是为⻓子。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代宗朱祁钰登基，倪谦奉命出使朝鲜宣布这一消息，在汉城的半个月时间里与朝鲜大臣诗文唱和，结集刊印为《辽海编》四卷，删减而成的《奉使朝鲜唱和诗卷》在2018年被韩国政府指定为韩国国宝。此外，他还有一卷《朝鲜纪事》留下，记录他出使的行程。倪谦出使期间妻子姚氏病故，他回国后写了一篇“勅封孺人亡妻姚氏墓志铭”，感人泪下，从中也可以看出姚氏祖上也是搬去南京的杭州人，她去世时只有32岁，但已经生育6次，只有儿子倪岳和女儿淑静活下来，最后姚氏葬在了南京新亭乡祖茔。明景泰三年(1452)倪谦被选为帝师，为代宗朱祁钰讲授经典，后又负责太子的学业。英宗复辟后，倪谦在天顺二年(1458)负责后来的宪宗，当时还是太子的朱⻅深学业。本来在帝师的位子上仕途可以一帆⻛顺，但在天顺三年(1459)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时，倪谦被一名落榜学子诬告受贿和交接外藩，最后被贬谪宣化府，四年后宪宗即位大赦才获释归乡。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顺路去了杭州祭扫祖墓，⻓子倪岳陪侍。后来倪谦再次被启用，先后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明成化十三年(1477)倪谦在南京中⻛，五个月后宪宗恩准他辞官休养，两年后去世。[24]

梳理完倪谦的生平，会发现杭州方志中记载的倪谦墓并不在杭州，而是在南京，并且，朱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拍摄过倪谦、倪岳父子位于南京的墓，收录在《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25]并注明倪谦墓在岩山北麓，只有望柱和一对石兽仍立，其余都已倾圮，且从照片上看封土已平;倪岳墓亦在附近，石坊、石兽、石⻢、翁仲、墓犹存。

倪谦在天顺三年回杭祭祖写的文里说:“爰念移家南京已六十祺，茔域荒凉，越在故乡，久违祭扫”，说明他家大概是建文元年(1399)从杭州迁去南京的，也就是倪谦出生前十六年。如果按照《⻄湖游览志》中“倪文毅公岳之祖墓”的说法，照片中那座古墓应该还要比倪谦更早几代，查《倪文禧公集》的跋中有一段，“又案朱述之《金陵诗》征注称:文禧曾祖启，国初由钱唐徙应天之上元，祖德润，父子安。”说明倪谦的曾祖倪启就已经从杭州迁到南京了，那他身后会葬在南京还是葬回祖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杭州的倪氏祖墓在明代一定重修过，而且极大可能就是在成化元年(1464)倪谦父子回杭扫墓时，因为倪谦在“归杭祭祖茔文”中说“敬趋墓下，芟治无秽，增培旧封”，这样也符合最早的记录中说是倪岳的祖墓而不是倪谦的祖墓，毕竟当时倪谦已经是平⺠了，没资格修这样规制的祖墓。

遗构

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20世纪20-30年代汪庄的老照片中有一座石牌楼，一面额曰“千今百古琴巢”，另一面额曰“怡养天真”，牌楼的前后两边分别摆着一对石⻢和一对石羊，典型的墓地石兽，不禁让我联想到倪氏祖墓的那些石构件，但我没能找到确切的文字证据，只能作猜测罢了。假如真是汪自新从旁边的倪氏祖墓搬来的话，这些石刻倒是躲过了四十几年后的浩劫。

1955年11月到次年1月，毛住在杭州刘庄期间，有一次说到“我是和坟墓为邻的”，于是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就下令把刘庄前面的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墓都挖走了。好在有⺠主党派人士报告给周总理而被制止，于是这场闹剧从1956年2月21日到3月1日只维持了十天，被迁走的墓也得到复原。[26]

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之际，在汪庄休养的胡乔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词十六首”，其中第三首是《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玉绽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最后四字本是“扫汝生光”，主席亲自修改为“扫此荒唐”，还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27]当时的《浙江日报》将这阙词放在头版刊发，于是，从12月2日起，杭州掀起了大规模的拆墓运动。

从另一张⺠国初年的照片来看，苏家山的⻄侧山坡上的确满是墓碑，离汪庄那么近，也难怪毛说“与⻤为邻”了。但这里面有两个悖论，其一，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怎么会认为世界上有⻤这么飘渺虚无的东⻄呢?其二，人们之所以喜欢⻄湖，除了山和水以外，更重要的是这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这是经历了一个漫⻓过程之后的果，假如只要这个果而把前面的因都抛弃掉了，文化岂不失去了根基?真正的爱，要能全盘接纳对方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拆墓运动中，现在人们能记起的都是那些名人墓，实际上又有多少普通人家的墓被平毁而不为人知?想来照片里的倪氏祖墓在原址应该什么都没剩下吧。

注释：

[1]以上场景是基于杭州月溪照相馆于1910年代拍摄的一张⻄湖全景照局部描述。
[2]宋杨万里《题赠南屏山兴教寺清旷楼》。
[3]“两浙节孝总祠在雷峰麓，净慈寺东。”翟灏等辑，王维翰重订.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6⻚。
[4]据《明史》志第三十六礼十四(凶礼三):“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羊、⻢、望柱各二。”
[5]宋涛主编.⺠国杭州历史遗存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141⻚。
[6]浙江⻄子宾馆编.人文汪庄.杭州:华宝斋，2005年，第47⻚。转引自陈兆倩著.杭州汪庄景观园林与建筑保护.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43⻚。
[7]宋涛主编.⺠国杭州历史遗存上，第144⻚。
[8]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
[9]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90年前的杭州—⺠国杭州市街及⻄湖附近图初读.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21年。
[10]田汝成编撰的《⻄湖游览志》初刻初印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我参考的版本是收录在清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集中清光绪廿二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卷三第十一面。
[11]许焕玉，周兴春等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济南:⻩河出版社,1992年，第491⻚。
[12](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1096⻚。
[13]龚加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清光绪十四年，⺠国十一年铅印本，卷三十九，第二十五面，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4]郑沄修.杭州府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卷三十三，第二十五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15]裘琏、魏㟲撰.钱塘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卷之十五“丘墓”，第十三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16]李卫监修，傅王露等纂.⻄湖志，清雍正十三年，卷二十五“冢墓一”，第四面，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7]田汝成.⻄湖游览志，卷三，第十二面。
[18]同上。
[19]聂心汤撰.钱塘县志，明万历三十七年，“纪胜”第九面，清光绪十九年武林丁氏刻本。
[20](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第1089⻚。
[21]“正统四年己未科施槃榜一人”，聂心汤撰.钱塘县志，“纪士”第六面。
[22]顾春军.明代礼部尚书倪谦在宣府的贬谪生涯——以新发现《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为线索.社会科学动态,2021(01):79-88.
[23]“归杭祭祖茔文”，《倪文禧集》卷三十.丁丙，丁午辑.武林往哲遗著.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3268⻚。
[24](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第1090⻚。
[25]图版一一一是倪谦墓，一一二至一一三是倪岳墓，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100-102⻚。
[26]出自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浙江省文化局⻓⻩源的回忆录，王国平总主编;王露，陈文锦，洪尚之本卷主编.⻄湖通史第3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88⻚。
[27]王国平总主编;王露，陈文锦，洪尚之本卷主编.⻄湖通史第3卷.第94⻚。

有一张十九世纪拍摄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了很久，但一直没有人指出照片的拍摄地点。照片是从高处拍摄，远景是一小段山体，几乎没有高大的树，从山脚一直延伸到近景是一大片断壁残垣。要考证这张照片所拍摄的具体地点有难度，因为确实没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物可供参考，难以入手，甚至不好圈定大概的范围。我猜了几个地点，结合历史文献、老地图，以及前段时间经实地踏查后，终于可以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了。

网上流行的这张照片，其源头都是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以下简称L相册），[1]根据照片卡纸上的说明，拍摄地点位于华北，[2]确实也有一些媒体把这张照片当作曾经的北京来使用，只不过造成这片废墟的责任要么安到1860年英法联军头上，要么安到1900年八国联军头上，但同时要满足这样外观的山以及无论是1860年还是1900年被毁的废墟，在北京都找不到可匹配的地点。照片说明指出这是在“N. China”，但是山脚下的房子虽然只剩残墙，从地基上看不似北方的院落，倒是比较像南方的民居。和这张照片同处一本相册的其它照片，分别拍摄于北京、上海、苏州和杭州，因此我推测这张照片也可能是这四个城市的场景之一。用排除法，北京没有这样的地方，上海几乎可以说境内没有山，就只剩下苏、杭两座城市，但再细分就困难了，于是线索在这里中断了好几年。2009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上看到了这张照片的另一个版本，[3]而且洗印时间比L相册中的那张还要早，这个版本的卡纸上有钢笔写的英文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地点是杭州郊区，[4]那姑且可以先从杭州着手考查。

照片中的废墟是人祸造成的，还是天灾造成的？如果可以确定下来也是很有帮助的信息。L相册中其它的照片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判断出来洗印时间很接近，涉及北京的几个地点我比较熟悉，推测拍摄时间也比较接近，至晚都是在1871年以前。在其中上海城门的照片[5]中，可以看到门口贴着的一张“松沪捐厘总局”的告示，落款时间是“同治伍年十月”，即1866年，这和从相纸、内容的推断大体相符，而这个时间，无论是在苏州还是杭州，造成如此大面积废墟的都只能是和清军与太平军交战有关。

太平军曾两次攻陷杭州城，第一次是为了影响清军的部署，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从北向南而来，最初主要在城西面和南面活动，咸丰十年二月十九、二十等日（1860年3月11、12日）太平军抵达武林门后，“即在城外将武林、涌金、钱塘、清波各门外民房烧毁，火光澈天者三昼夜。”[6]之后“二十一、二十二等日，贼又自北而南，在正阳门外之万松等岭遍插旗帜，窥伺城中，并施放火箭，冀延烧民房，乘势攻入。”[7]杭州将军瑞昌的奏折里所说的“正阳门”即杭州城南侧的“凤山门”，至今仍有遗迹存在。老杭州城的西南角是城墙包裹进来的一部分山体，总体可称之为“吴山”，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如伍公山、粮道山、金地山、云居山、紫阳山、七宝山都是在城内的部分，这部分城墙即从凤山门西侧，沿着大约现在肿瘤医院和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侧往西，再沿着山体往北，万松岭即在南侧的城墙外。太平军在万松岭遍插旗帜，向城内施放火箭试图引起混乱，瑞昌用了一个“冀”字，说明那些火箭并没有造成火灾。二十七日（1860年3月17日）凌晨太平军是用炸药轰塌了清波门南侧的城墙才攻进了城，虽然瑞昌在奏折里说太平军攻进来后“汉城四面火起”，但也说“民人均已归顺”，没有说吴山一带的房子被烧毁。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太平军连陷桐庐、富阳等地，再次攻打杭州，这回太平军进行了两个月的围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861年12月15日）朝廷谕旨左宗棠“星驰入浙，将衢（州）严（州）等处匪徒速行扫荡，并即进援省城，毋稍迟缓”，说“杭州已无十日之粮。”[8]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据十二月初六日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9]十一月二十八日卯刻[10]杭州城就已失守。这一次太平军是在凤山和清波两门架云梯入城的，城破后杭州将军瑞昌投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百姓更是惨：“居民六十余万，半已饿死，时严寒，被驱出城冻死江干及杀而死者不可胜计”[11]……杭州城从被围至沦陷，成就了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胡雪岩，他在杭州被围期间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委托去上海采购枪械和粮食，回来时杭州已经陷落，与后来解救杭州，接替王有龄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结识，事业逐步达到高峰；另一个是李鸿章，就在杭州城陷的前三天，曾国藩上奏折举荐“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遗缺道员”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2]合肥也正是登场，开启了他的封疆大吏之路。进入同治三年，清军终于取得了战争的优势，分兵各路向太平军占领的杭州城进攻，其中法国人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1875）率领洋枪队和总兵高连升负责攻打凤山门，“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最终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克复杭州。[13]

在翻看前面这些资料之前，我研究过杭州的卫星地图，试图根据山形+稠密居住区的组合缩小查找范围。当时圈定了两个区域，一是葛岭南侧，一是紫阳山下。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在没有去杭州的机会下这个考证就被搁置了，直到2021年底，我去了一趟葛岭，发现山南侧到湖边这段的面积太小了，容不下照片中那么多房子；之后我又去了三次吴山，每次都尝试不一样的路线，终于可以确定，这张照片是在今天东岳庙前州治广场上向南拍摄的紫阳山及山下建筑残迹，结合清末杭州城的地图，以及伍公山上城隍庙的吴山模型可以加成这个判断。照片中右边半山腰处仅存的建筑是宝成寺，从远处山脚对着机位的路是丁衙巷，近处第一条和丁衙巷相交的道路是城隍牌楼巷，最近处那条斜着的路是十五奎巷。确定了拍摄地点，可以继续缩小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范围。在照片中最远处山脚下的废墟，曾经是建于康熙四十二年的紫阳书院，毁于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打杭州城的战火，同治四年（1865）年重建，[14]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摄于1864年底至1865年之间，这个结果和之前根据L相册中其它照片推断的时间也很接近。

现在的吴山上植被茂密，虽然看不到远山，但让我这个看惯了灰色的、凋敝的冬天的北方人心生喜欢。那张照片里的山上几乎没有树，石头扭曲的皱褶非常明显。据浙江省地质矿产局的资料，这一片属于中二叠灰岩，也就是二叠纪时期形成的石灰岩。秦代的时候还没有西湖，钱塘江也不在现在的位置，西湖的东北方向是开放的，连通大海，秦始皇的坐船就系在宝石山下大佛寺遗址的位置。那时候吴山南北都在水中，因此这部分山体属于喀斯特地貌，山上现在还有很多经过水蚀，多空洞的类似太湖石的那种石头。有了漫山的植被，这种整体的喀斯特地貌感就弱了很多，从老照片上看就比较清楚。《杭都杂咏》里说紫阳山旧名瑞石山，在南宋的时候紧邻太庙，是座百姓不能踏足的禁山，元代山上建有紫阳庵，于是山也改名为紫阳山。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加之其石质是相对松软的石灰岩，因此山上历代摩崖石刻非常多，是一处很有人文气息的旅游点。宝成寺下现在是察院前农贸市场，旁边的大马巷一侧也都是售卖腊鸭腊鱼腊猪肉的商铺，早市的时候挤满了大爷大妈，真的是摩肩接踵，生活气十足。一个满是历史故事，一个满是人间烟火，相距咫尺，又融为一体，真是一个绝妙的存在。

注释：
[1]索引编号：M.83.302.51。
[2]卡纸上写着“Ruined Village, N. China”。
[3]中国书店2009年秋季拍卖会Lot127。
[4]卡纸上写着“Hangchow Suburbs”，我认为至少写于十九世纪。
[5]索引编号：M.83.302.56。
[6]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何桂清等奏报浙江调度未尽合宜请旨敕和春督办浙江军务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二册，第85页。
[7]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瑞昌等奏报杭州御敌并守城待援等情形摺”，同上，第87页。
[8]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寄谕曾国藩等著左宗棠星驰入浙即援省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三册，第589页。
[9]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薛焕奏报浙江省城失守情形摺”，同上，第627页。
[10]据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四十四·兵事三》记载太平军是在“巳刻梯城入，遂陷。”
[11]同上。
[12]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奏覆遵保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三册，第605页。
[13]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四十四·兵事三》。
[14]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十六·学校三》。

几年前接了个有关卫匡国的出版项目，很认真地收集了些资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中止了。前几天翻看地图的时候偶然发现“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没能完成项目的愧疚感立刻被唤醒了，正好周日在杭州没安排，我决定去看看。

卫匡国出生在意大利的特伦托，本名Martino Martini，字济泰，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他的生平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最佩服他的两点：一是意志坚定，在短暂的一生中（1614-1661），欧洲到中国之间他跑了三次（第一次1640-1642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澳门，第二次1651-1653年从安海到挪威卑尔根，第三次1657-1659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到杭州），花在海上的时间至少六年，如果刨去他加入耶稣会之前的十八年，也就是说差不多一生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往返中国的海上，甚至在途中遇到的风浪与海盗等危险也没能动摇他，支撑如此意志的必定是信仰的力量。二是他向欧洲介绍中国作出的贡献，比如出版了介绍中国上古史的《中国历史十卷》（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 Munich 1658）、介绍中文语法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介绍明清交际时所见所闻的《论鞑靼之战》（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1654）、《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Amsterdam 1655）。其中《中国新地图集》我看过原版，太惊艳了，除了是一份相对准确的地理地形图外，还是一份精美的艺术品，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典范。这套地图带给欧洲一个相对具象的中国形象，有人说地图就是权利的象征，后来不同语种的多次再版从侧面反映出这套分省地图集在欧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卫匡国1659年在北京觐见了顺治皇帝后，回杭州修建了现在中山北路天主堂，1661年因霍乱在杭州去世。卫匡国的墓地位置，清初的文献记载是“墓在杭州方井南”（清初韩霖、张赓著《圣教信引》，转引自徐明德“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墓地考”，发表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84页），后来经徐明德研究，结合方豪的记载“杭州桃园岭麓之方井南古墓”（方豪：《浙江天主教略史》，载《国风月刊》第八卷，第九、十期，1936年10月出版，转引同上），并实地考察后最后确定其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公社东岳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桃园岭麓，新凉亭附近，杭徽公路南侧路边。”（徐明德，1981，第184页）“方井南”这块墓地是明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后官至光禄寺少卿、天主教徒杨廷筠所赠，后来其长子又将附近田地若干亩送给杭州天主堂供守墓之用。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杭州天主堂的殷铎泽神父在方井南墓地建了一座地下墓室，于两年后集中了当时葬在杭州的天主教士遗骸并做了集体迁葬。不过，因为开棺时发现卫匡国遗体保存完好，宛如生人，于是被长期供奉（至少到清嘉庆年间依然如此），很多没入教的老百姓都将其奉为神灵，焚香燃蜡，磕头叩拜，直到最后尸体萎缩才被收入瓮中。这座墓室“系石窟，正方形，深广各可二丈，高出地面亦寻丈。”（同上，第185页）通往地下的石阶有六级，顶部石拱顶，内部分三室，两耳室较小，摆放着盛有遗骸的瓦瓮，中室较大，置柩。墓窟外门左右分别立有一块石碑，高二尺许，阔一尺许。右边的石碑上刻着“天学耶稣会泰西修士受铎德品级诸公之墓”，其下和左边石碑刻着所藏遗骸的主人名、国别、来中国的年代、去世日期及年纪，分别是罗怀中（儒望）、金四表（尼阁）、黎攻玉（宁石）、徐左恒（日升）、郭仰凤（居静）、伏定源（若望）、阳演西（玛诺）、卫济泰（匡国）、洪复斋（度贞）等以及另外四名神父。1736年（清乾隆元年）和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杭州的天主教会分别重修了墓地，在墓窟正门上方加建刻有十字的石碑一座，上书“天主教公坟”，并有乾隆元年和同治十三年的重修时间。此外，在1874年重修的时候在墓窟前三十步加建了一座三间的石牌楼，高三丈，宽四丈，正面额书“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背面额书“我信肉身之复活”，纪年是“同治十三年仲冬月重修”。至道光年间，墓窟外还有仁爱会、圣心会修女和其他修士的墓。

从留下的照片资料看，这座天主教修士墓地在1910年代甘博拍摄的照片中还是完好的，并没有网上一些资料所说的在天平天国运动中曾遭破坏，真正被破坏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墓地的一部分并入相邻的一家啤酒厂，人们在墓地里面种植庄稼，墓窟中的传教士遗骸也被乱洒在地上。”（杭州文史网，http://www.hangchow.org/index.php/base/news_show/cid/2874，2021年12月6日访问）1985年重修墓园，才把散落的遗骸收集装瓮，但已经不能区分骸骨的归属了。我本想照着甘博的照片拍摄现状，结果一大早骑了50分钟自行车到那里发现大门紧锁，作为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工作人员，除了门口一块简介牌外也没有关于开放时间、责任人等的信息，最后只好悻悻而回。

杭州这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让我想起另一处传教士墓地，即北京的滕公栅栏墓地，因为这两处天主教墓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曾埋葬过天主教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早期重要人物；互相有联系；都因相似的原因在相同的时期遭到严重破坏；都因为由外而内的原因被修复。

滕公栅栏墓地位于现在阜成门外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关于其历史的考证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关于其“滕公”名称的来历似乎没有统一的意见，比如维基百科上采纳的说法是明永乐十年卒后被追封为“滕国公”的孟善；还有一种说法是明隆庆年间的司礼监太监滕祥。知乎上一位名叫“栅栏”的博主认为“滕公”即滕祥，他（或她，我猜应该是《春秋石铭——北京栅栏墓地历史及现存碑文考》的作者陈欣雨博士，已买书支持，只是还未收到）的考证文章（栅栏墓地前史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48869025，2021年12月7日访问）我认为比较全面且有说服力，所以我认同“栅栏”的说法。滕祥死后葬在西山宝谛寺，现在寺已毁，原址仅存部分石构件。“滕公栅栏”即滕祥买下的那一大片土地，明中叶被一位杨姓太监买下，并在这里营造别墅。后来这位杨太监犯事，入狱前为逃避审查，将别墅改名为“仁恩寺”，内供地藏菩萨，当然最后这片产业也没逃脱被籍没的命运，成为官地。1610年5月11日（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后，关于他能否葬于北京的问题在朝廷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后来在首辅叶向高以及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万历皇帝同意将利玛窦葬在北京的请求。其中李之藻是杭州人，一直跟随利玛窦学习西学，在他的影响下杨廷筠信了教，而卫匡国等人的墓地就是杨廷筠捐献的，这是京杭两地天主教传教士墓地的一点联系。有了万历皇帝的指示，顺天府丞黄吉士让大兴、宛平两县的知县陪同当时天主教在华代理区长庞迪我，以及阳玛诺（1659年在杭州去世，与卫匡国的遗骸同保存在方井南墓地）和熊三拔在北京郊外寻找适合的墓地，最后选中了仁恩寺，万历皇帝将这片土地及地上住宅赐给了教会，“栅栏赐地广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原名‘滕公栅栏’，位于阜成门外半里的二里沟。房屋分四进，大门外两石凳，为上马石。大门内一横廊，廊中房屋五间。由横廊下石级，到第一进庭院。两傍，七间厢房。在第一第二庭院之间，有一高墙，中有一门，两旁有石级，第二进庭院两傍，各有厢房四间。由第二进庭院拾级进第三院，院的中心原为寺院正殿，供奉地藏王。”（罗光：《利玛窦传》,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第231页，转引自前面提到的栅栏在知乎上的文章）这是墓园地面建筑的最初形态，而墓地位于这四进院落之后。据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利玛窦墓的样式及后面的六角亭：“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圮，圜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垣不雕篆而旋纹。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墓前堂二重，祀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有铭焉，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根据樊国樑的记录，整座墓园呈长方形，最北端是六角亭，其南侧是墓，墓南边是一条很长的甬道通往出口，甬道的东北角靠近围墙的地方则埋着这块地的原主人——杨姓太监，墓园南边后来拆改成礼拜堂等附属建筑（Alphonse Favie, 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7, 第142页）。最初，罗雅谷、龙华民等传教士去世后都依次埋在甬道两侧，但汤若望逝世后，教会在墓园西侧又开辟了一片狭长空间，中间是很长的甬道，汤若望的墓在甬道最北端，并且在汤墓南侧的甬道两旁还有一堆石卧马和一对执笏板的石人，而且在利、汤二人的墓前都增加了石桌和石五供。截止1704年，下葬东侧墓园的有罗雅谷（3号墓，据Favier, 1897, 第172页，下同。第2、4-5号墓我没查到对应的中文名资料，第8号是西侧墓园的汤若望）、龙华民（6号墓）、郭多名（7号墓）、郑玛诺（中国人，号惟信，广东香山县人，1645年在卫匡国的影响下赴欧洲，在罗马学习，1666年返华，1671年进京，1673年病逝。9号墓）、安文思（10号墓）、利类思（11号墓）、南怀仁（12号墓）、郭天爵（13号墓）、翟敬臣（14号墓）、南光国（15号墓）、樊继训（16号墓）、习圣学（17号墓）。至1900年，共有86位天主教神职人员葬在栅栏墓地，不过这一年栅栏墓地也第一次遭遇灭顶之灾，义和团不仅拆毁了部分围墙，还把全部有的墓碑推倒，掘开了每座墓穴。《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获得赔款，栅栏墓地也得到修复。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市委副书记刘仁看中了这处距离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肃穆，且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的地方。北京市政府用西郊西北旺的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用10万元（注：旧币）购买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安置了部分神职人员的生活。”（北京行政学院编：《青石存史“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76-77页）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人回忆，经周总理指示保留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墓碑在原址，龙华民、徐日升和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人的遗骨和墓碑迁至西北旺，当时共迁走坟墓837个。（同上，第77页）到1966年8月，利、汤、南三人的墓碑也保不住了，被拉倒埋入地下，命运大体和杭州的天主教墓地同。1978年9月，许涤新率社科院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议，其间意方提到了被平毁的利玛窦墓，于是许在回国后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作了汇报，写了修复利墓的报告。这份报告有华、叶、邓、汪等领导圈阅，获得最高层认可，社科院于是年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后来市里拨款5000元，1979年由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镌刻修建的北京雕塑工厂为修缮队进行断裂石碑的修复，同年12月10日完成了利玛窦墓的验收工作。（吴梦麟：滕公栅栏墓地修复忆旧，选自经世鸿编《民间影像》第八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第158-161页）

像杭州的这处天主教墓地一样，北京的栅栏墓地我也只是在门口望过几眼，没有实地踏查，但仅从网络上和书上搜集的只言片语，也大体可以看到这两座墓园的历史变迁以及联系。“扬弃”是个很好用的概念，当时提出复建利玛窦墓的时候报告标题里给他的头衔是“意大利学者”，完全没有提他的宗教身份。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不可否认他们是带着传播宗教的目的而来，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当时最新的科学概念和器具。保护好这些遗迹，也就等于保护着他们曾经来过的记忆。

最近断断续续读完了茹静、马忠文两位老师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学澜日记》，做了一点和摄影有关的笔记。

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号莱山，天津人。他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府乡试中试，次年参加丙戌会试，中进士，得二甲九名，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成为世人争羡的太史公”。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华学澜丁父忧，解官回家，三年后重回翰林院供职。光绪二十五年（1901）五月，华学澜获得一次“钦差”机会，奉旨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年底才回到北京。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又奉旨出任开封会试的同考官。之后改革科举，新进士授京职者须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再学习，接受新式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华学澜任教务提调，并为京官教授算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906年6月24日）因病去世。

华学澜在甲午之后开始钻研西学，兴趣主要是在数学方面，从他日记里记载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即使白天应酬很多，晚上也坚持在家做代数和几何题，他还为崇文和辅仁两书院课卷，所以后来他在京师大学堂给京官们教的就是数学。他对西方文化总体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和吃的有关，日记里有他抄西餐食谱和试制奶酪、荷兰水的记载。荷兰水简单说就是汽水，或者说更接近现在那种不加糖的气泡水。

华家是近代天津的大族，都是从无锡迁徙而来，一支是明末嘉靖年间，称“北华”，另一支是清康熙年间，称“南华”，华学澜属于北华这一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在北京和天津生活时应酬都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是一局接一局不停的应酬。华学澜那时候很穷，一点点钱，全靠各种丰富的社会关系辗转腾挪维持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关系，让一大家子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得以保全。日记里还有好几件有关坐火车的趣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津卢铁路通车，大大缩短了华学澜回家（他母亲一直住在天津，直到他从贵州那趟乡试的差回来之后才有了一点积蓄把家人都接到北京）的时间，让我联想到现在的京津城际，我坐火车去趟天津的时间比我在北京进趟城都快。那时候就有卖黄牛票欺诈的行为，骗着急坐火车的人说有加车，实际上根本送不到终点，剩一大段路都得靠自己步行；有铁路系统熟人的关照就能获得很好的服务，一路上“酸梅汤、荷兰水供给不绝，时进巾濯。”他去贵州这趟来回的内容也很有趣，特别是在当下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方便出门旅游，跟着他的记述游览名山大川，体味路上的各种感受，算是“云游”了。 日记类的文献我最关心的还是和摄影有关的内容，华学澜的日记里关于照像的记载不多，也没有我能马上想到的可以对应的照片，不过我还是想记录下来，把合影里已知的几个人的形象罗列于后，也许以后会有新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1899年5月10日
余同伯茀（爱新觉罗·寿富）、叔莹（凌云）、实甫（华学涑）到银碗铺，令烧化学器，由僻道到琉璃厂，在秀文斋小坐。到照相馆，遇邵季英、恽薇孙（恽毓鼎），观作荷兰水机器，饮荷兰水两瓶，四人共照一像毕。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六，1899年6月13日
胡云师（胡燏棻）送来一叔（华金寿）照像一张，共十余人，皆甲戌同年，内有一年世兄。一叔向不照像，此次迫于同年情面，始照之。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1900年4月7日
早，为黄絜民题小照五，古二十四韵，前两日所作也。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
实甫、鸣西（周支山）往照像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实甫、梅生（蒋梅生）、敬侯、鸣西往照像馆。

伯茀是爱新觉罗·寿富（1865-1900）的字，他是华学澜的好友，喜欢化学，有很多实验器材和中译本的参考书。寿富的父亲是宝廷，著名的清流派之一，性情中人，也出现在很多野史八卦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寿富与弟弟寿蕃、妹妹箨秋上吊自杀了，虽然是个悲惨的故事，但也因为这件事他的像（根据照片制作的石版画）被收录进《庚子辛亥忠烈像赞》，让今天的我们有了可以参考辨识的标本。实甫是华学涑（1872-1927）的字，他是华学澜的堂弟，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官至刑部主事，和寿富关系很好，可能受其影响尤其喜欢化学，1918年天津博物院成立的时候任副院长。鸣西是周支山的字，华、周两家是亲戚，周支山和华学涑非常要好，从华学澜的日记看这两个年轻人总是玩儿在一起。周支山后来主要在中华书局任事，他和京剧圈、摄影圈都有交集，还曾保存有一张赛金花的照片。庚子年四月十七日（1900年5月15日）至闰八月初一日（9月24日）的两册华学澜日记最初就由周支山保存，其子清华大学的化学系教师周昕把这两册日记的下落披露给历史学家丁则良，后者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最后日记入藏近代史研究所。我在豆瓣上还查到一条消息，有人今年年初在天津的旧书摊上还买到一批天津某钢厂散出的档案，其中有周支山的一个儿子（当时在天津冶金建筑工程队工作）的交代材料，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照片。日记中1899年5月10日华学澜、寿富、凌云和华学涑曾一同到琉璃厂的某照相馆拍照，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丰泰照相馆。另外日记中还提到有胡燏棻、华金寿等十余人的合影，“皆甲戌同年”，说明合影里很有可能还有陆润庠、张百熙、赵舒翘、林绍年、凤鸣、宝昌、乌拉布、李昭炜、黄卓元等人，而且我相信这张照片一定存世。

古代中国在都城的规划中为体现“中庸”的哲学思想，往往会围绕一条轴线展开，北京城的营建自元大都起就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居中轴线。皇权和中轴线的绑定吸引了人口和商户，由此产生的商业活动在时间上的累积就在中轴线的空间上沉淀为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大街就是这样，其两侧的胡同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城市的内部，其中的商铺不停的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养分。以下展示清末民初前门大街几条主要胡同的门面，可以管窥北京极具艺术性的商业文化。

这里所说的“门面”是指曾经安设在胡同口栅栏门的门头，设置栅栏门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北京城在明代被划分为三十六坊，每坊分若干牌，每个牌下设若干铺，每个铺管理若干条胡同。明弘治元年（1488年），百户王敏上奏称：“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巡捕官兵，只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大街曲巷辄被藏匿……于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弘治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旨在京城内及关厢地区的巷口设立栅栏，早晚启闭。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得到巩固，康熙皇帝曾下旨“京师不靖，责令内城和外城每日巡缉，外城各巷口照内城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不许行走。”“定更”大概是现在的晚上七点至九点，几乎等同于宵禁。乾隆皇帝也曾对胡同设置栅栏作出具体指示，“准奏外城各街道胡同设有栅栏至为严密，交五城不时稽查，务令以时启闭”，“自王以下官民人等，概禁行走，步军校等分街道，轮班值宿。”胡同口的栅栏最初是木制，形制也比较简单，在明清时候描绘京师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但乾隆皇帝还提出“栅顶仍钉木板，书写街道胡同各色”，于是具有特色的胡同门头出现了。大概在前门商业街彻底从庚子年的大火中恢复过来后，大栅栏胡同内的商铺集资将栅栏改为铁制，并装饰了复杂且有文化内涵的铁艺门头，其它有实力的胡同也纷纷仿效。

珠宝市是一条与前门大街平行并位于其西侧的胡同，明清时候集中了很多家珠宝玉器店，尤以玉器的加工和买卖居多。这条胡同的门头很特别，其实称作过街楼更合适：在胡同北口有商铺飞架其上，底缘写着“珠宝市”三个字，两边有卷草纹的装饰。

在珠宝市的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胡同称“西河沿”，顾名思义，最初这条胡同是沿着正阳门箭楼西侧的护城河展开的，只是后来商铺越来越多，胡同已经不靠河了。西河沿内原有几座寺庙和会馆，其中正乙祠内的戏楼被称为“中国戏楼的活化石”。从老照片上看，最初西河沿东口并没有栅栏，直到1920年前后才设置了繁复的铁艺栅栏门头，上面嵌着一块白色的牌子，写着“西河沿”三个字。

西河沿迤南与之平行的胡同是廊坊头条，其胡同东口的门头呈人字形，最上层是遮雨棚，第二层是双龙戏珠的图案，再下层写着“廊房头条胡同”，透过这个门头可见后边的金属栅栏，顶部还有防止翻越的箭形装饰。

在这张1909年的照片中，左边胡同的门头虽然没有被完整地拍摄下来，但仅凭露出的两个字就能猜到这是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打磨厂，与西河沿东西相对。门头上共五个字，其中“打磨厂”三字居中较高，“西口”两字则略低分居两端。胡同口南侧是著名的“瑞增祥”绸布店。

打磨厂以南直通前门大街的胡同是鲜鱼口。这条胡同的铁艺门楼很高，除了背景上的S形卷草装饰，还有寿字图案、如意纹和金钱纹，最有特色的是在居中的正龙两边各有一条鱼，与胡同名相合，门头的下方则是楷书“鲜鱼口”三字。

在前门大街上与鲜鱼口东西相对的是著名的大栅栏，这条胡同最早被称为廊房四条，但在清中后期改今名，一度是前门商业街的代称。大栅栏东口的铁艺门头非常高大，最上面是两只蝙蝠（寓意“福”）围绕着一支球，下层的背景中主要也是由S形的卷草纹、如意纹和金钱纹构成，“大栅栏”三个字不像别的门头那样镶在圆形的背景上，而是花瓣纹的盘形。因为这个门头非常高，两侧还有辅助稳定的牵拉机构。

大栅栏西端与观音寺街相连，这条胡同离前门大街较远，门头的规模也小了很多，不仅低矮且装饰图案很少，上面只有“观音寺”三字。稻香村初来北京就落脚在观音寺街，也就是照片中的位置。从门前悬挂的广告看除了点心还售卖“火腿、板鸭”，这是典型的南方特色了。

大栅栏往南四条胡同之后是掌扇胡同，在明代的《京师坊巷胡同集》中这条胡同被称为“张善家胡同”，到了清代改为今名。这条胡同很短，也很窄，其东口的门头小巧别致，居中嵌着“掌扇胡同东口”的牌子，两边分别画了一个圆鼎和一个方鼎。 壮美的铁艺门头可以称得上是北京胡同的特色了，很欣慰地看到相关部门在近几年的建设中参考历史资料恢复了包括大栅栏在内好几条胡同的铁艺门头，保存和延续了北京的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