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的肖像——两江总督

耆英,字介春。正蓝旗宗室。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三日生。东阁大学士禄康子。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太仆寺少卿,嘉庆二十五年授内阁学士,迁理藩院侍郎,历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兼步军统领。道光九年迁礼部尚书,历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十六年降兵部侍郎,改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二十年改广州将军,七月以清政府首席代表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同年九月调两江总督,二十四年二月改两广总督,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二十五年三月授协办大学士。二十七年召京,二十八年十一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三十年十月咸丰即位革职,将员外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犯天津予侍郎衔随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协议,因英人不见私回通州,五月以“欺谩”罪令自尽,年七十二。

耆英

璧昌

李星沅

陆建瀛

怡良

何桂清,字丛山,号根云、香云。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二十六日生。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二甲进士。任编修,詹事府赞善,太仆寺少卿。道光二十五年授光禄寺卿改太常寺卿,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吏部、仓场侍郎。咸丰四年授浙江巡抚,六年因病去职。七年四月授两江总督,十二月以克复镇江城加太子少保,十年晋太子太保。后因常州失守辗转逃生,四月革职就逮下狱。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处斩,年四十七。

何桂清

曾国藩,字伯涵、小南,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嘉庆十六年戊戌科三甲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侍读,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忧,三年奉旨于长沙办团练,四年九月署湖北巡抚,五年授兵部侍郎,十年以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统辖四省军务围剿太平军。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城加太子少保。同治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三年六月攻陷太平天国天京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五年回两江总督任。六年五月迁体仁阁大学士,留任两江总督。七年四月改武英殿大学士,七月改直隶总督,九年八月复改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卒,年六十二。赠太傅,入祀贤良寺,谥“文正”。

曾国藩

李鸿章,字渐甫、子黻,号少荃、少泉、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日生。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福建延建邵道。同治元年授江苏巡抚,二年以克复苏州城加太子太保衔。三年克复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城封一等肃毅伯。四年四月署两江总督,六年调湖广总督,七年授协办大学士。九年八月调直隶总督,十一年六月迁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光绪五年晋太子太傅,九年署北洋大臣。十一年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十二年共同重修《畿辅通志》二百卷成。光绪二十一年卸直隶总督入阁办事,以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二十五年十一月署两广总督,二十六年六月回直隶总督任,充议和全权大臣与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师,享年七十九岁。赠太傅,晋一等侯。入祀贤良祠。谥“文忠”。

李鸿章

马新贻

何璟

张树声

李宗羲

刘坤一,字复庵,号岘庄、小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31.2)生。任知州,江西临江府知府。咸丰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授江西巡抚,十三年十二月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八月调两广总督,五年十一月复任两江总督,七年召京,十六年十月再授两江总督。二十年十二月授钦差大臣,督关内外诸军防范日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和议成回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晋太子太保。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三。追封一等男,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忠诚”。

刘坤一

沈葆桢

彭玉麟

左宗棠,字朴存,号季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生。道光十二年举人。任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五月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三年三月以克复杭州加太子少保。十月以浙江全省肃清太平军,封一等果威伯。五年八月改陕甘总督,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军务。七年晋太子太保。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八月迁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时新疆为帕夏占据,光绪元年再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军新疆,光绪四年收复天山南北晋二等侯。六年入阁办事,七年九月授两江总督。十年正月以病卸两江总督任。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福州军次,享年七十四。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左宗棠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咸丰七年优贡生。任军功知县,领湘军协助其兄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以战功擢知府,道员。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二年迁浙江巡抚未任,留办江宁军务,三年以攻占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五年调湖北巡抚,六年病免。光绪元年二月授东河总督,二年改任山西巡抚,七年授陕甘总督,八年改两广总督。十年署吏部尚书正月改署两江总督,十五年加太子太保。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忠襄”。

曾国荃

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任刑部笔帖式,郎中,热河兵备道。同治七年授安徽按察使,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十三年授安徽巡抚,光绪十一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十三年七月署两江总督,九月回任。十五年改盛京将军。二十三年十一月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授军机大臣,七月改礼部尚书,八月授直隶总督。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军不敌,退至杨村自尽身亡,追夺原官。

裕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日生。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洗马,侍讲,侍讲学士。光绪七年授内阁学士,改山西巡抚。十年授两广总督。十五年改湖广总督,二十年十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十一月回任湖广总督,二十七年十月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九月再署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召京,三十年回湖督任,三十三年五月授协办大学士,六月迁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三十四年十一月晋太子太保。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三。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张之洞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监生。任甘肃平庆泾固化道。光绪七年授甘肃按察使迁布政使,十年改新疆布政使。十四年护新疆巡抚,二十一年授江西布政使迁云南巡抚,改陕西巡抚。二十六年迁陕甘总督十月改云贵总督,二十八年十一月改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抵任。三十年七月调闽浙总督。三十一年解职。

魏光焘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李兴锐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周馥

端方,字陶斋,号午桥。满洲正白旗,托忒克氏。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一日生。光绪八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直隶霸昌道。光绪二十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授湖北巡抚,三十一年迁闽浙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两江总督。宣统元年五月改直隶总督十月革,三年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十月初七日于四川资州遇害,年五十一,赠太子太保。

端方

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二十九日生。同治七年戊辰科二甲进士。任编修,广西平梧道。光绪二十年授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改山东布政使。二十六年十月迁漕运总督,二十七年调山东巡抚,历河南、广东、山西、河南巡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迁两广总督,宣统元年五月调两江总督。三月辛亥革命去职。民国十六年正月卒,年八十二。

张人骏

谭嗣同与友人合影考订

2月15日早上九点零一分,收到马忠文老师布置的“作业”:考证一张谭嗣同等人合影照片里每个人的名字。

谭嗣同的介绍自不必说,这张合影照片也是比较常见的。关于背景,在孙宝瑄的日记《日益斋日记》里有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1896年9月25日)过午,谐谭复生(谭嗣同),与燕生(宋恕)、雁舟(吴嘉瑞)、穰卿(汪康年)、仲巽(胡庸)、卓如(梁启超)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1]后人称此照《七贤图》,常被引用。不过无论实体书还是网文,大多数媒体在引用这张照片的时候只会标注出里面最著名的两个人:谭嗣同和梁启超,不会把其他五个人都是谁标注出来。尽管也有前辈学者曾指出过照片中各人的对应关系,但未明示考证的过程,我想从图像的角度,结合文字档案重新梳理一下,也算还曾经亲身参与那一瞬间的另外五个人一个公平,好吧,Challenge Accepted!

汪康年、孙宝瑄、宋恕、梁启超、胡庸、吴嘉瑞、谭嗣同七人于1896年9月25日拍摄的合影。

首先,这张照片摄于上海的光绘楼照相馆。宋恕在他的日记里也记载过拍摄这张合影的事情:“(丙申八月)十九日,浏(阳,即谭嗣同)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2]上海光绘楼照相馆1890年开张,店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和四川中路的路口,大概在1899年停业。沿着四马路往西走,在第四个大路口,即福建中路路口的南怀仁里,有一家新报馆在这张照片拍摄前一个月刚成立,即《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编梁启超。也就是说,极大的可能是1896年9月25日的那天下午,孙宝瑄和谭嗣同去探班他们好朋友的这家新报馆,然后七人一同往东走,去了大概七百米外的光绘楼拍下了这张合影。谭嗣同对这张照片应该是很满意的,他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雁菩萨(吴嘉瑞)又带到造像七躯拓本(即指这张七人合影),具种种庄严,种种相,同人咸喜赞叹,说雁是入正定菩萨,嗣同是菩萨旁侍者,抑亦阿那含之亚也。此与嗣同平昔师事雁菩萨之恉正尔微合。前在上海,曾嘱造像之光绘楼造像,若佳,请其将原玻璃片存留,勿遽揩去,以便购回,随时晒印,务恳即为购出。并倩其将雁菩萨与嗣同二躯另晒上一块小磁片,勿填颜色,第将余像暂用纸隔住,则所印止二像矣,亦甚易办耳。所费若干,统希代垫,容后奉缴。嗣同十月中必仍来金陵,彼时再设法互寄此像,异时流落尘寰,后之考据家将曰此大魏太和几年龙门磨崖碑也,岂不亦狡狯矣哉!”[3]谭嗣同觉得自己和吴嘉瑞在合影中的形象类似菩萨和旁侍者,请汪康年去照相馆让摄影师通过暗房技术做一个只有他和吴嘉瑞的合影,说不定后人会以为是北魏的佛像呢!不知汪康年后来有没有代办此事,但存世的谭嗣同照片中确实可见一张从这张合影中抠出,经过暗房处理的单人照。

上海光绘楼照相馆带有店名的卡纸
从那张合影中单抠出来的谭嗣同单人照

这七人中谭嗣同(前排右一)和梁启超(前排左一)最好辨认,没有疑问,可以立即确定。根据上面这封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说明照片中前排右二跏趺而坐的很有可能就是吴嘉瑞,但不能百分百确定,暂先存疑。先说这张照片最可靠记录的日记主人孙宝瑄,在能找到的确定是他的照片中,有一张戴眼镜的照片,双眼所在一线和嘴所在一线并不平行,似乎左眼略小右眼略大。这个明显的面部特征和照片中后排左三完全一样,可以确定就是孙宝瑄。

另一张孙宝瑄(左)与合影中孙宝瑄的对比

查汪康年的照片,他两耳前撇,眉骨突出,显得眼窝深,不说话时嘴唇不能完全闭合,这个形象在合影中只有后排左一最符合。

另一张汪康年(左)与合影中汪康年的对比

宋恕四十八岁就去世了,能找到确定是他的照片非常少,但有一张照片里他厚厚的嘴唇,向前鼓起的嘴都和照片里后排左三的那位年轻人一模一样,可以确定就是他。

另一张宋恕的照片(左)与合影中宋恕的对比

最后只剩下胡庸和吴嘉瑞两人没能找到可以比对的照片而不能确认,虽然之前有跏趺而坐的的推理,但这很难作为证据。最后查吴嘉瑞在1889年参加殿试,按过去的科举制度推算,正常人能参加殿试差不多也要三、四十岁了,既然照片摄于1896年,看合影里前排左二和左三,似乎,左三的年龄的年龄和吴嘉瑞更接近。至此,除了胡庸和吴嘉瑞,其他人都可以确定,于是我就把这个结果传给了马老师。 后来,马老师又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贾维老师提供的资料:谭氏友人刘善涵撰有《题谭壮飞太守小像》一文(见刘氏《蛰云雷斋诗文集》),曰:七人“或趺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又曰:“图中左肩偏袒、右膝着地,手合十而气沉肃者,其我壮飞尊者乎;高坐于右方者,曰宋恕燕生,曰孙宝瑄仲瑜,曰汪康年穰卿;结伴跏坐者曰胡庸仲巽;左结伴趺坐者曰吴嘉瑞雁舟;右跪坐者曰梁启超卓如。”说胡庸的左边是梁启超右边是吴嘉瑞,那根据合影中梁启超的位置就完全能确定哪个是胡庸哪个是吴嘉瑞了,贾维老师支持我的判断。最终可以确定合影中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汪康年、孙宝瑄、宋恕;前排:梁启超、胡庸、吴嘉瑞、谭嗣同。

合影中“七贤”的最后确定

遗憾的是,在这张照片拍摄的次年,汪康年与梁启超决裂,《时务报》也不再刊登梁的文章;又一年后,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首被斩首于菜市口,这张合影成为七个志同道合好朋友最后的见证。


[1]丁文江,赵丰田编,1983年,《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57
[2]胡珠生主编,1993年《宋恕集》,中华书局出版社,P937
[3]1954年,《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书店,P339-340

总督的肖像——直隶总督

前阵子和一位师长谈起两广总督劳崇光的照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对其肖像的错误信息。其实这是个老话题了,在图像上我们的近代有很多缺失,这是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既然已经这样,就没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应该向前看,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尽力做一些弥补。我想先从清代的总督肖像开始,资源都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检索到的,不确定的和没找到的暂时空着,以后再慢慢补全。文字部分,节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著朱彭寿的《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

桂良,字燕山。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任礼部主事,员外郎,四川顺庆府知府,四川建昌道。道光七年授河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历广东、江苏、江西布政使。十四年迁河南巡抚,十九年授湖广总督六月改闽浙,十二月调云贵总督。二十五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八年授镶红旗汉军都统。咸丰元年任福州将军,二年四月授兵部尚书,三年九月调直隶总督,五年授协办大学士,六年十二月迁东阁大学士,八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十年二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十一年入直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桂良

谭廷襄

庆祺

恒福

文煜

刘长佑

官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王佳氏。嘉庆三年(1798)生。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广州汉军副都统,荆州右翼副都统。咸丰四年授荆州将军,五年四月授湖广总督。八年四月攻克江西九江加太子少保,九月授协办大学士,十年十二月迁文渊阁大学士,留湖广总督任。同治三年六月攻克太平军天京封一等果威伯。六年正月革湖督,留伯爵、大学士,召京入阁办事,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十一月署直隶总督,七年七月复加太子太保,卸署。同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四,赠太保,入祀贤良寺。谥“文恭”。

官文

曾国藩,字伯涵、小南,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嘉庆十六年戊戌科三甲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侍读,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忧,三年奉旨于长沙办团练,四年九月署湖北巡抚,五年授兵部侍郎,十年以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统辖四省军务围剿太平军。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城加太子少保。同治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三年六月攻陷太平天国天京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五年回两江总督任。六年五月迁体仁阁大学士,留任两江总督。七年四月改武英殿大学士,七月改直隶总督,九年八月复改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卒,年六十二。赠太傅,入祀贤良寺,谥“文正”。

曾国藩

李鸿章,字渐甫、子黻,号少荃、少泉、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日生。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福建延建邵道。同治元年授江苏巡抚,二年以克复苏州城加太子太保衔。三年克复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城封一等肃毅伯。四年四月署两江总督,六年调湖广总督,七年授协办大学士。九年八月调直隶总督,十一年六月迁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光绪五年晋太子太傅,九年署北洋大臣。十一年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十二年共同重修《畿辅通志》二百卷成。光绪二十一年卸直隶总督入阁办事,以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二十五年十一月署两广总督,二十六年六月回直隶总督任,充议和全权大臣与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师,享年七十九岁。赠太傅,晋一等侯。入祀贤良祠。谥“文忠”。

李鸿章

张树声

王文韶,字耕娱,号夔石、赓虞。浙江仁和人。道光十年(1830)时樾二十一日生。咸丰二年壬子科三甲进士。任户部主事,郎中,湖北安襄郧荆道。同治六年授湖北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十一年五月授湖南巡抚。光绪四年四月迁礼部侍郎,改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八年乞养。十四年授湖南巡抚,十五年迁云贵总督,二十一年正月改直隶总督。二十四年四月迁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二十五年十一月授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迁体仁阁大学士。二十七年改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二十九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三年五月休致,三十四年正月加太子少保。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九岁。赠太保,谥“文勤”。

王文韶

荣禄,字仲华。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二十一日生。以荫生赏主事,晋员外郎,直隶候补道,五品京堂。同治十年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侍郎,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光绪四年五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降。十七年授西安将军,二十年改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授兵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二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四月迁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直隶总督,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八月入阁办事。二十七年晋太子太保,改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八。赠太傅,封一等男。入祀贤良祠,谥“文忠”。

荣禄

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任刑部笔帖式,郎中,热河兵备道。同治七年授安徽按察使,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十三年授安徽巡抚,光绪十一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十三年七月署两江总督,九月回任。十五年改盛京将军。二十三年十一月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授军机大臣,七月改礼部尚书,八月授直隶总督。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军不敌,退至杨村自尽身亡,追夺原官。

裕禄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生。光绪二十一年以道员衔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二十三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四年解职任候补侍郎,二十五年授工部侍郎,十一月署山东巡抚。二十七年九月任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三十三年七月授外务部尚书,三十四年十二月免职回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起用任内阁总理大臣,十二月封一等侯。民国元年曾任临时大总统,民国五年恢复帝制,八十三天后三月被迫取消。五月卒,年五十八。

袁世凯

杨士骧,字莲甫,号萍石。安徽泗州人。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七日生。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二甲进士。任编修,直隶通永道。光绪二十八年授直隶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十年署山东巡抚,三十二年实授。三十三年七月署直隶总督,三十四年六月实授。宣统元年五月初十日卒,年五十。赠太子少保,谥“文敬”。

杨士骧

端方,字陶斋,号午桥。满洲正白旗,托忒克氏。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一日生。光绪八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直隶霸昌道。光绪二十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授湖北巡抚,三十一年迁闽浙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两江总督。宣统元年五月改直隶总督十月革,三年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十月初七日于四川资州遇害,年五十一,赠太子太保。

端方

陈夔龙,字让于,号小石。贵州开州人。咸丰七年(1857)五月初三日生。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三甲进士。任兵部主事,顺天府丞。光绪二十六年授顺天府尹,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十月迁漕运总督。二十九年任河南巡抚,三十二年 改江苏巡抚,三十三年七月授四川总督。三十四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宣统元年十月调直隶总督,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去职。

陈夔龙

华北交通写真想到的

昨晚浏览日本京都大学刚放出的“华北交通写真”八千多张到了后半夜,今早起来起来看到媒体还在发酵。

1939年日方和北平的伪政府成立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山东、内蒙、河北、山西、河南)的铁路、公交、船舶等交通网络,这批照片就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档案资料,其中一部分曾发表在该株式会社主办的刊物《北支》上。这很类似“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亚东印画辑》和《亚细亚大观》,同样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刊物,即《亚东》。

《亚东印画辑》每一回送到客户手里都是放在这样的信封中

从内容上来说,当然,可以将这些图像贴上宣传侵略、刺探情报的标签,我们也不能忘记日本侵华战争那段历史,但把这些照片单拎出来,去掉那些有军事、政治、奴化的内容,读者会发现这些档案中的大部分照片记录了非常珍贵的1940年代初华北的社会风貌,在我看来尤其是那些民俗生活的内容。

北京东便门外蟠桃宫三清殿内景

关于这批照片有多好不用多说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媒体肯定会一发再发。老照片这东西说门槛低那是真低,网上的资源都在那里,你搬我搬你抄我抄,谁都能说两句,其实大多数制造的都是重复的数据,没什么意义。我不太喜欢那些总是吹嘘自己看过多少多少张老照片动不动就要总结的言论,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档案资料没有公开,比如这批照片的上线就刷新了很多之前的认知,一些已经上网的资源也并不是全部,比如“华北交通”这批照片上线的都是小样,实际上他们有底片,而且底片也数字化了;还有比如一本相册里只有几张照片放到网上,还有更精彩的没公布出来等等。道理很简单,这些资料的保存、数字化、上网、服务器和数据库的维护都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投入,那些国外的图书馆或机构也都不是钱花不完的大财主,我主张合理合法的使用,而不是无节制的下载与滥用。这里有个例子就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甘博收藏。校方投入资源将甘博的底片进行整理和数字化,而且把高分辨率的TIF格式的图片发布到网站上,本来是处于学术的无私,没想到国内竟然有无耻的出版社下载出书,还有人拿去展览赚钱,完全不尊重版权,现在好,杜克大学的网站撤下了所有的大图。还有就是书格前段时间上传的福尔曼照片,这些照片本来也是要授权才能使用的,我第一时间给书格留言说明这么做不妥,他们竟然表示不知有版权一事,真的是非常遗憾。这样的操作方式只会破坏互联网的共享精神,以后共享资料的路会原来越窄,直至最后没有人再愿意投入。

另一个小感想来自去年我们全家的火车旅行:从北京出发,到天水到兰州到西安到成都到乐山到重庆到武汉,最后回来,一路上没有明确的目标,反正高铁很快很方便,大部分城市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虽然时间很赶,但我们还是按图索骥去吃美食去逛古迹。我当时就在想,真的能体会满铁的那些摄影师,他们都是沿着铁路线走,几乎每个大站都会下车拍照整理出一个专辑,城市面貌社会生活都有涉及,摄影师一直在奔波,那么辛苦,比如岛崎役治是拍摄《亚东印画辑》最多的摄影师,能坚持了那么多年就是有无数的奇遇在等他,要是有人资助我沿着铁路线去各个城市拍照和体验,我也愿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李鸿章的戒指

读完《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很八卦,但以前在图像角度从来没注意过:李鸿章戴戒指,至少有一枚大钻戒。

先看看当年采访过李鸿章的记者是怎么说的:

李鸿章有一双细长而有力的双手。他的指甲又长又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手指上,戴着华美的钻石和猫眼石戒指。
弗兰克·卡彭特《The Morning Call》1894年7月1日
李鸿章用戴着珠宝的手拿起一个上了油的零件,仔细观察它的每一面。
《Berliner Börsenzeitung》1896年6月17日
我在1894年见到他时,他……黄色的长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
弗兰克·卡彭特《The Saint Paul Globe》1896年7月19日
他的第四个手指上有一颗大钻石。
《Dundee Evening Telegraph》1896年8月25日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男士戴戒指有什么稀奇!的确,不过,我在清代的老照片中确实还没注意到有戴戒指的中国男士,那时候流行戴扳指,扳指戴在拇指上,是射箭时帮助拉弦的。乾隆十七年(1752)上谕,要求满清贵族“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操演技勇,时时练习骑射”,并告诫子孙要“永垂法守”。故宫里有一处建筑叫箭亭,就是为皇帝及其子孙练习骑马射箭而设的。戴扳指的主要是满族官员,后来完全演变成装饰品,无论满汉,有钱都能玩儿。

恭亲王奕訢戴着寿字纹扳指,没有戴戒指

现在男士戴戒指不稀奇,戴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更不稀奇!好的钻石强调质地和切割,要有“火彩”,blingbling晃人眼吸引人的注意才显得“好”,但过去这种审美标准不是中国人的菜。虽然早在西晋的时候中国就有钻石的记载,但是在传统上中国人崇尚的宝石主要是玉、翡翠、红蓝宝石等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其“可钻玉、补瓷、谓之钻。”这种功用被划分到工具类别的石头自然难以成为达官显贵们追捧的宝贝。

可李鸿章就戴着戒指,还不止一枚,其中一颗还是硕大的钻石戒指。从这个小细节,是不是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是个思想相对开放,能接受外来事物的人呢?毕竟钻石戒指在洋人那里才比较有市场。从照片上看,他的戒指都戴在小指上,按照现在的解释表示不婚或独身。李鸿章的正室赵小莲1892年去世,以上几条涉及他戒指的报道最早的是1894年,也就是说是在他丧偶之后,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李鸿章右手小拇指戴着一枚大戒指,像是钻戒
李鸿章左右手的小拇指各戴着一枚戒指
李鸿章的右手小拇指戴着一枚闪亮的戒指
李鸿章的左手小拇指戴着一枚戒指

李鸿章的儿子还是孙子

大年初五收到赵兄省伟寄赠的《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上下两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标注为“李鸿章与李经述三个孩子合影”,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是李鸿章与小儿子李经迈及李经述两个儿子的合影。

书中注释为李鸿章和李经述三个儿子的合影,我认为是李鸿章和儿子李经迈及两个孙子的合影,同一次拍摄的6-6

先说照片的拍摄年代。这套书中收录的照片中有6张很明显应该是拍摄于同一天,其中有一张摄于李府会客厅的照片中,墙上挂着一组慈禧太后赏给李鸿章的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御笔,也就是1887年3月17日,说明这组照片拍摄时间的下限是1887年。李鸿章在这组照片中腰板挺得很直,不似他1896年出使欧美时驼背蹒跚的样子,眼睛也没有受伤(1895年在日本交涉《马关条约》期间被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说明这组照片拍摄时间的上限是1895年,即1887-1895年间。

同一次拍摄的6-1
同一次拍摄的6-2
同一次拍摄的6-3
同一次拍摄的6-4
同一次拍摄的6-5

再说照片的摄影师。这组照片中有5张很明显摄于搭建的场景中(背景布),还有一张是在挂着慈禧绘画的会客厅,因此可以断定那个搭建的场景不是在照相馆内而是李府中,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摄影师的上门服务。细想想这也很合理,李鸿章作为“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要带上小辈们出门去照相馆拍照,按照规制一定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实在没必要“屈尊”,相对来说要摄影师上门服务会更方便,是更好的选择。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和天津的总督行台两头跑,驻留天津的时间多一些,只是在河上冻后才去保定。从照片中他们的穿着来看,应该是盛夏,说明是在天津拍摄的。1887-1895年在天津能胜任给李鸿章及家人拍照,而且关系好到拍生活照的,我想只能是梁时泰了,他在1878年给李鸿章拍摄的照片上的题记也曾有过“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的内容,这都说明李鸿章对梁时泰非常信任,而且梁也提供上门拍照的服务。

回到最初我质疑的照片。在两张三个小朋友都出镜的照片中,根据他们的衣着和扇子,很容易将三人在两张照片中对应起来。其中两个个头相对小的孩子,看五官几乎是和李经述一个模子出来的,而个头最大的这个孩子则眼睛更大一些,脸更圆一些,更像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述是李鸿章的第一个亲生儿子(长子李经方是从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那里过继来的),其母是赵氏(小莲),而李经迈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侍妾莫氏,所以两人在面相上会有些许不同。李经迈出生于1876年(一说1877年),李经迈按照之前推定的拍摄时间来看大概是11-19岁,而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生于1881年,按照书中的注释当时大概是6-14岁。看照片中几个孩子的成长情况,个头最大的孩子大概在11-12岁,比较符合李经迈的情况,再加上其五官接近李经迈,因此我认为合影中的三个孩子按身高从大到小应该是李经迈、李国杰和李国燕,也就是说这是李鸿章和小儿子及两个孙子的合影。

6-5和6-6两张照片中三个小朋友的对应关系,两个小一些的孩子应该是亲兄弟,另一个孩子几乎和李经迈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上面的照片摄于1896年,距离下面照片的拍摄时间已经有接近十年,孩子们都长大了很多

修改的照片篡改的历史

2016年电影《星球大战:侠盗一号》上映的时候,星战迷们在片尾看到义军不惜牺牲生命将“死星”的情报交给年轻的莉亚公主,无不为之感动,除了情节本身的推动以外,还惊叹于年轻的莉亚公主再现屏幕。扮演莉亚公主这一角色的凯瑞·费舍在公映时已经六十岁(并在这一年不幸病逝),不复1977年首部星战电影上映时的容貌,电影中她年轻时的容貌是依靠CG特效完成的,据说是根据脸部资料库建模并使用了动态跟踪技术,是当时最复杂的人物面部重塑。除了莉亚公主,1977年在星战电影中曾扮演塔金将军的演员彼得·库欣1994年就已经去世,他的形象也是借助同样的技术再现于这部影片中的。

这些年AI技术的发展在图像处理上已经有了超乎想象的发展,计算机可以利用深度图像学习对图像进行补全和修改,效果几乎可以乱真。比如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前总统奥巴马为研究对象,用AI技术生成一段视频,可以让奥巴马讲任何话,嘴形、声线和面部表情都难以看出破绽。有了这样的技术,人们可以在电影屏幕上重现经典角色,但也有人会拿去做一些龌龊之事。之前就有新闻爆出有无聊之徒将知名女性的面容用程序转移到成人电影里的女性角色上,一度让好莱坞的女星们人人自危。最近又听闻某电视台为了把一档已经录制好的节目中某男星的形象去掉,竟然一帧一帧地对视频进行涂改,其实用上AI的深度图像学习技术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北京台2019年春晚有关P图的一张截屏图,来源于互联网

现在对图像的处理都是借助计算机来完成,但在摄影术诞生的早期没有计算机的帮助艺术家们就只能在暗房里用物理和化学的手段完成这些“移花接木”的操作了,在中国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摄影大师郎静山。他利用一些摄影素材,通过放大、缩小、提亮、变暗、拼贴、翻拍等手段,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作品,即集锦摄影法,通过暗房的手段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趣味,将画意摄影推向高峰,开辟了新的艺术风格,时至今日他的集锦作品仍为收藏市场所钟爱。

郎静山作品《仙山楼阁》,至少用了三种素材集锦而成。

同样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修改照片的方式创作伟大的作品陶冶人类的心灵,也有人用这样的手段实现自私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清末“丁未政潮”中的伪造照片案,袁世凯为扳倒政敌岑春煊,指使人将岑的照片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拼到一起做了张假合影,并呈给痛恨维新派的慈禧太后,最后使其开缺回乡,退出政治舞台。这件事在很多资料里都有记载,甚至详细到对拍摄地点都有描述,但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似乎一直没能找到这张造假的照片,历史学者们通过考证,认为这极可能是“坊间流传的野史,实在不足为凭。”

造假的岑春煊与康梁的合影可能确实不存在,但伪造照片伪造史实在当时的中国也不算鲜见。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共和肇建,袁世凯在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即1912年2月15日剪下了辫子,这也标志着至少在形象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但老袁剪辫子并没有留下照片记录,为了说明中国从帝制进入共和,日本某媒体在1912年3月14日的期刊上刊载了一张他穿着西式礼服打着领结的照片,实际上这篡改自另一张老袁的照片。目前为止,能看到的老袁的照片里他要么穿着军装要么穿着中式服装,还从没有出现过穿西装的照片。

日本某期刊在1912年刊登的袁世凯穿西式礼服打领结的照片。
那张被篡改的袁世凯照片的母本。

如果说这种换件衣服的照片还算无关大雅的话,那用上“换头术”的照片就真值得批判了。袁世凯的政府组阁后,聘请了数位外国人作政府的外籍顾问,其中包括久居中国,曾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循。中外舆论对北洋政府的这一决定褒贬不一,莫理循确实热爱中国文化,曾广收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地图和照片,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家中建了一座图书馆,后来这些收藏转售给日本的三菱财团,成为构建著名的东洋文库的基石。甚至北洋政府曾将今天的王府井大街更名为莫理循大街。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因为这些外国顾问毕竟不是中国人,是否真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作出判断抱有怀疑。譬如1912年8月31日英国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头版一整版刊登了袁世凯和莫理循的一张合影:老袁一身便服坐在桌后,手里拿着笔指着桌上的一份文件,转头看着站在旁边的莫理循出示的一张信纸,似乎两人正在讨论政务。这样的构图和肢体语言明白地向读者传达出一种信息:莫理循作为英国公民,潜台词即英国政府,对袁世凯代表的中国政府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实际上这是一张造假的照片,据莫理循在回忆录中说:“许多图片新闻刊载有我的画像,最有趣的是伪造我站在袁世凯身旁并以一份文件请其过目的那张画像。这是总统和他的秘书蔡廷干的快照,不过蔡的头被我的头取而代之了。”这张照片的原照实际上是这张,不仅老袁手里的茶杯被换成了笔,甚至后面的日历也从19日换成了29日。

刊登在1912年8月31日英国版《伦敦新闻画报》头版的袁世凯和莫理循合影。
就是这张照片里的蔡廷干被改头换面成了莫理循。

要说老袁和莫理循这张合影照片的篡改还算有强烈的暗示性和导向型,那还有一些对历史影像的修改真的是有画蛇添足的愚蠢。1982年值国民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推出了一套介绍国民党历史的宣传照片,其中有一张注为“北伐时孙文与蒋中正在广州火车上的合影”,画面中孙、蒋二人分别从两个相邻的车窗中探出头来,相视凝望,蒋手中还有一支铅笔和一张地图,展现了这对革命师生的深厚情谊,突出了蒋在孙逝世后的继承人正统性。但实际上这张照片也是造假的,原照来自中国电影界的元老黎民伟在1912年7月拍摄的纪录片。当时是蒋介石乘火车陪同孙中山北上考察,拍摄时的真实场景是这样:蒋位于照片上左边的车窗,正向左看,而孙位于右边的车窗,正看着摄影师。好事者为了在图像上凸显两人的关系,将两人互换位置,还对孙施以换头术!好在,现在台北的蒋中正纪念馆已经修正了这一错误,用了纪录片中的另一帧影像来替代。

孙中山和蒋介石在火车上相视凝望。
上面那张照片本来的面目,出自黎民伟拍摄的纪录片。
目前台北中正纪念馆使用的版本,同样出自黎民伟拍摄的纪录片。

人类对图像的刻意处理从未停止,过去换装变脸,现在美肤瘦腿。如今有了新技术的加持,完全由计算机生成一段假图像也不是难事,不知道百多年后的人类如何判断现在这些图像是真还是假。

洋泾浜上三茅阁桥

最近一直在整理十九世纪的中国老照片,为照片编写说明。说起来好像憋一两句话出来挺容易,一年级小学生就在练这个,但我还是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准确的信息,方便以后检索,帮到更多需要这些照片的人。这就难多了,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想从照片里找到蛛丝马迹落实5W要素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对我来说不容易。不过,也正是这种“不容易”才有挑战性,过程会很有趣,比如上海的这张照片。

一张未知地点的上海照片

拍摄者是站在河岸的一侧拍摄对岸,左边有一座平桥,桥上有洋式的金属栏杆,桥头有路灯,河沿也有洋式的金属栏杆。这一带商业繁华,河边满是卖菜、肉、杂货的小贩。桥所对的路口右侧是一家名为“洽大”,售卖“贡烛杭烟”的店。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多的线索,甚至难以判断东西南北。问题来了,这是哪里?

可巧,在另一张十九世纪上海的照片里看到了和这张照片相同的元素。照片中是一条南北向的街道,比较繁华,街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街道南端是一座不甚宽阔的桥,桥头有路灯,河沿有洋式的金属栏杆。路左侧有家店的招牌是“载春园”,二楼还挂着灯笼,看起来像是一座茶楼。这就是相同的元素,之前那张照片左侧的店铺屋檐下挂着一个小招牌,上面也写着“载春园”,甚至在一二楼中间的隔板上也写着“载春园”几个小字。

另一张上海未知地点的照片
两张照片里都有“载春园”的招牌

如何确定这两个“载春园”就是同一个“载春园”?因为建筑的外观细节毕竟不一样。再仔细看,桥头旁筑起河岸的条石从上面数第八条明显要厚一些,而且高度不一致,除此以外,河沿栏杆柱的位置、路灯的样式等等都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里是同一座桥。

从河岸垒起来的条石看两张照片里的桥是同一座

确定是同一座桥就好办了。仔细看第二张照片右边房檐下有块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尽管汉字被遮挡,但从“SUNGKIANG ROAD”很容易判断出这是松江路。“松江路”是上海的旧路名,1845年英国在上海划定租界范围的时候以洋泾浜为南界,河北边靠英租界这一侧沿河小路叫“松江路”,1849年河南侧靠法租界一侧沿河小路叫“孔子路”;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成大道,两条小路合并改称“爱多亚路”;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租界后又将这条路改叫“中正东路”,而现在,这条路是大家熟知的延安东路。这和地形也对的上,拍摄者所在的桥下就是洋泾浜。可是洋泾浜上自东向西曾经好几座桥,从东往西数的话有外洋泾桥(外滩)、二洋泾桥(四川路口)、三洋泾桥(江西路口)、三茅阁桥(河南路口)、带钩桥(山东路口)、郑家木桥(福建路口)等等等等。外洋泾桥肯定可以排除了,这里一看就不是外滩,可具体是哪座桥还是没头绪,绕来绕去还得从照片上的线索入手。

松江路的路牌

从照片的工艺上来看,第一张照片大概摄于1870年代中晚期,第二张照片摄于1880年代,桥头右侧的“洽大”已经换成了“义记”,虽然都卖“杭烟”,而左边的“载春园”却一直没变,就从这家店当切入点吧。关于“载春园”,我自己没能查到什么,于是拜托上图的果嘉兄,他反馈给我极关键的一条信息:熊月之主编的《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里讲上海的茶馆曾提到“三茅阁堍之占春园,后改载春园。”说明这座桥是洋泾浜上的三茅阁桥。

据说三茅阁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嘉庆七年(1802)重建,因桥南侧曾有座道观三茅阁而得名。沿着三茅阁桥往南两个路口就是上海县城的老北门——晏海门,这座桥在当时是很重要的进入英租界的通道,因此在咸丰四年(1854)上海闹“小刀会”的时候为了阻止他们从城里进入英租界,这座桥就被拆了,直到光绪元年(1875)才重建完成,1915年填平洋泾浜的时候又被拆除。

1884年上海老地图里三茅阁桥和老北门的关系

至此,这两张照片中的WHERE要素也可以确定下来了。

1950年代的北京茶馆

下午3点53分你在做什么?伏案工作还是在路上奔波?亦或是泡在咖啡馆儿里享受悠闲的时光?

时钟倒拨,六十多年前北京的一座茶馆里,清一色的老大爷或对饮或独酌,如此这般打发时光,而且这些顾客都颇有气场:有的人喝茶时一只脚还要踩在板凳上,还有的人会赤裸上身,这在今天简直不敢想象。

1950年代北京一家茶馆的内貌
有的客人喝茶时一只脚踩在板凳上,还有的客人赤裸着上身

这张照片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时代特色,而且有个共同的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起源,有个说法是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曾在中朝边境空投了携带有伤寒和炭疽病毒的昆虫,于是当年3月开始全国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保持环境清洁、不随地吐痰、消灭蚊蝇等等。再看这家茶馆的地面上都撒了水,桌面和茶具也很干净。中间的柱子上挂着《意见薄》,拴着一支铅笔,一同挂着的还有一支苍蝇拍。柱子下面是个带盖儿的痰盂,后面的墙上贴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比如右边这张“不要随地吐痰”;还有一张“同志,你为除四害做了什么?”宣传画中除了苍蝇、蚊子、老鼠还有无辜的麻雀,1955年麻雀因为会啄食粮食而被列为四害之一,1958年郭沫若发表诗作《咒麻雀》,说麻雀“怕红怕闹”,是个“混蛋鸟”,把除麻雀的活动推向高潮。在同年的纪录片《围剿麻雀》中我们能看到村民采用在房顶撒毒种子、枪打、敲锣打鼓不让麻雀落地最终累死等方法,收效显著,但也重创生物链,影响了此后几年的农业生产。右边还有一张号召节约粮食的宣传画,上面是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每顿省一口,一年省几斗”,可见当年粮食的匮乏。

左图是中国的卫生专家在检查“装有”带病昆虫的容器,右图是这种容器在设计之初的用途:存放传单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其中一种宣传画
左图是挂在柱子上的意见簿、铅笔和苍蝇拍,右图是柱子下的痰盂
后面的墙上贴着“不许随地吐痰”的宣传画(右)和“除四害”的宣传画(左)
当年消灭麻雀的成果

除了卫生的话题,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也有意思,上面写的是店家可供应的餐食品种及价格,有饺子、大饼、米饭、馒首,注意,这里用的是“馒首”的说法,指的是馒头,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了。此外还供应白酒、各种露酒、汾酒以及二锅头白酒。等等,这不是一家茶馆吗?应该卖龙井、毛尖,最次也是花茶、高末儿什么的,怎么卖饭和酒啊?过去北京的茶馆就是这么经营的,要不光靠卖茶叶哪儿赚的回店面钱?经典电影,1982年版的《茶馆》在开场的时候大傻杨夸王掌柜的茶馆就提到店里供应撒椒盐儿的干炸丸子,“烂肉面”更是出现多次。

后面墙上挂着的小黑板写着店家供应的餐食品种和价格

现在的茶馆无论卫生还是装潢比六十多年前好太多了,但同时也不再供应干炸丸子烂肉面,光靠茶叶就能回本儿。现在去茶馆喝茶的仪式感太强,诺大一茶海,各种茶具茶宠,反倒是咖啡馆更自在些,更接近大众的消费水平,也使那里成为日常休闲生活的舞台,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家长里短,悲喜爱情的剧目,更有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生意在谈,以后谁要是给我投几千万,咖啡我请啊!

哪座庙的照片

前几天网友“颐和吴老”在微博上贴出一张1870年代的照片,是北京一座寺庙的庭院内,正殿庑殿顶,前有月台,月台前有几棵柏树和两通碑,院子的两侧有厢房。对于这张照片拍摄的是哪座寺庙几位朋友展开了讨论,我只看了下结果:虽然还有一些细节不一样,但认为是卧佛寺的朋友占多数。本以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今天网友“禅的行素”又在微博上私信我这个问题,他质疑后期改造不至于改甬道,好吧,我决定投入一些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颐和吴老”贴出的那张未知寺庙的照片

我首先联想到的是妙应寺,因为今年秋天为“白塔寺再生计划”做了一个PPT,用各时期老照片拼合成一个游览妙应寺及白塔的路线。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注意到大觉宝殿和七佛宝殿前曾各有两通碑,但现状是只有在七佛宝殿前才有。因为有了这个不久前的学习过程,所以对于“庑殿顶”+“石碑”的关键词组合我大脑里优先反应出来的就是妙应寺。

《乾隆北京城图》中的妙应寺

找到山本赞七郎拍摄的妙应寺院内的照片,远处可见白塔,透过左侧厢房与大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后边还有一座庑殿顶大殿,说明他的机位在大觉宝殿前,从西南角向东北方向拍摄。对比这两张照片可以确定几个共同点:面阔五间的庑殿顶大殿,前出月台,东南西三面出阶,院内有几棵树,靠近大殿的是柏树,南边的台阶两侧各有一通石碑,石碑围以石质栏杆。再对比细节,月台西南角的柱石都有开散,石碑周围的栏杆转角都用金属条箍了起来,更重要的,南面台阶两侧的柏树也长得一样!从这些细节应该可以认定,那张未知地点的照片应该拍摄于妙应寺的大觉宝殿前,而殿前的两通碑是康熙二十七年重修时的御制碑,后面七佛宝殿前的两通碑是乾隆十八年重修时的御制碑。

山本赞七郎1901年在妙应寺大觉宝殿前拍摄的照片
上面是那张未知地点的照片,下面是山本赞七郎那张妙应寺照片的局部,黄框是一些一样的地方
德贞于1870年代在妙应寺七觉宝殿前拍摄的照片,可见的这通碑是乾隆十八年重修时的御制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