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波茨坦不是柏林

前阵子写了一篇“佐之麦信坚”的短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后,有网友指出那张载沣单人座像应该是那张在“柏林”与张翼、荫昌等人合影的局部。我仔细比对了,载沣单人那张照片里,右臂外侧的确是另一个人的袍子,与那张大合影严丝合缝。我之前虽然只注意到这张照片的背景被修饰(涂抹)过,但没想到是从一张合影里抠出来的,而且修图并不干净,还留下了那点儿袍子。如果载沣单人那张照片卡纸上的照相馆铭真实,那与张、荫等人的合影也应该是摄于波茨坦了。

载沣的那张单人坐像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在波茨坦,而不是柏林。

一张载沣合影时间的再探讨

前几天写麦信坚的博文里用了一张载沣等人在上海领事馆的合影,当时提到德国联邦档案馆里也有这张照片,标注日期为1901年11月4日。因为载沣在日记里明确提到他在出洋前于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参加宴会,其中就有照片中的即将赴任驻日本公使的蔡钧和苏松太道袁树勋,所以虽然我觉得照片中的花是菊花,但还是把拍摄时间定在1901年的7月。文章发在公众号后,闻者兄提出异议,认为照片中的菊花应该不会出现在7月份。我今天翻看《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确认蔡钧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1901年11月27日)到任驻日公使。载沣“赔罪”回国后,在上海停留期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曾经“仍住洋务局,接见中外官员”……“至南洋公学,并在此午餐,中外官商二十余人”等等,蔡钧还逗留在上海,载沣也完全有可能再去拜访德国领事馆,而且1901年11月4日的农历是九月二十四日,正好处在这段时间。综上所述,德国联邦档案馆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正确,即1901年11月4日。

那张载沣等人在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合影

照片中门口盆花的局部,很明显是菊花

即将去日本赴任的蔡钧,曾经阻挠“有革命倾向”的学生赴日留学,新的《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他的《出洋琐记》,是他随郑藻如出洋时的记录,当时他主要驻留西班牙(日斯巴尼亚)

苏松太道袁树勋,1909年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的手杖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遗赠李鸿章手杖的故事总会作为中美关系的轶事拿来说,当然也有揶揄李鸿章脸皮厚直接要人家东西的网文引用,总之,这个故事在网上书上一搜一大把,大同小异,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很少有人会提这个说法的来源,更少有人考证其真实性。

这个故事的中文来源是吴永的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他说:“公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亦颇有一段历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总统某君(忘其名)来华游历,公宴之于节署。美总统携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复爱弄不忍释。美总统似知其意,由翻译传语曰:’中堂既爱此,予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为予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众皆赞可,予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谢之,后来亦遂不相闻。此次公游历至美,闻某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公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甚喜,即日为公设宴,招致绅商领袖百余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杖立台上,当众宣告,谓:’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自于诸君公送,未便及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及去世,曾以此事告予,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到此,予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公。公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

按说这样有戏剧性的的外交事件应该会(至少)有美国记者报道的,毕竟当时李鸿章从俄国到欧洲到美国到加拿大是件很轰动的事情,一路上都有详细报道,也有很多记者拍了照片,甚至据说还有美国人用刚发明的摄影机为李鸿章拍了一段动态影像,可是我没有检索到任何一条有关遗赠手杖的西文记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检索的水平太差。吴永(1865-1936)字渔川,浙江吴兴人。他早年为直隶试用知县,李鸿章在赴任两广总督之前,吴永是李鸿章属下,有很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另外,慈禧光绪“西狩”的时候看吴永的表现还是很朴实的,那就姑且认为遗赠手杖的事情正如吴永所述是真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格兰特生前有不止一根手杖。根据1886-1887财政年度的美国国家博物馆登记清单,格兰特去世后他的家人向博物馆捐赠的物品中有6根手杖,分别是铁头手杖,用南军铁甲舰“梅里马克”号(USS Merrimac)的一部分制成;银头手杖,其主干部分由防御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木材制成;金头手杖,其主干部分由宾夕法尼亚州的杜凯恩炮台(Fort Duquesne)的木材制成;金头手杖,作为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人道对待士兵,以及在战争中对病、伤兵的体贴与关怀的礼物;金头手杖,曾由法国的拉法叶将军(General LaFayette)使用,是巴尔的摩的女士们送给格兰特的礼物;木刻手杖,曾经归属英国历史小说家和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有。也就是说,那支由美国工商联送给格兰特的手杖似乎珍贵性不如以上6支,送了也就送了。当然,据吴永的描述,“此杖首间镶有巨钻,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钱,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殊不识是何质干,闻亦一种绝贵重之材料。据言以价格论,至少当值十数万金。”李相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我始终不太相信他和格兰特第一次见面就拿着人家的手杖“反复爱弄不忍释”,说不定只是想找个话题开聊,就像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里那样,当杰克·瑞恩进入到欲投诚的前苏联“红色十月号”潜艇里,虽然不会抽烟,仍然向叼着烟卷的轮机长要了一根香烟来打破紧张的气氛。而且吴永自己也说“其实公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殊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

以上是文字档案,至于这支“中美友谊见证”的手杖到底什么样子,我想可以从图像上推测出来。

1896年6月13日,在德国与俾斯麦会面时还没有手杖,俾相小心地牵着李相的衣袖

1896年8月15日李相在英国时与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合影,格氏拿着手杖而李相没有

1896年8月,李相在英国哈特菲尔德的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家中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罗丰禄、李经方、李经述、索尔兹伯里、李鸿章、寇松和弗朗西斯·博蒂子爵

李鸿章初抵纽约时也没有手杖,左边是为他准备的用来上船的“轿子”

李鸿章回国后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手边就多了这根手杖,应该是格兰特总统遗赠,小钻石镶在手柄下边一圈,大钻石貌似镶在手柄短边那里

另一张李鸿章在广东时的照片,坐着也要扶着手杖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李鸿章被迫北上谈判,一路拖延,在香港停留期间与港督卜力爵士合影

1901年李鸿章在北京的住处,利卡尔顿给他拍照时仍然握着手杖

1901年李鸿章在住处,仍然拿着那根手杖

李鸿章在住处与下属们合影,拿着那根手杖

《辛丑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拄着那根手杖

据网上能检索到的资料,1958年李鸿章墓被掘开,他和夫人赵小莲的尸身都被从棺木中拖出,其中李鸿章的陪葬品中就有一支手杖。如果真如吴永所说李鸿章喜欢这支手杖到“顷刻不释”,那被陪葬的可能性很大。姜鸣老师曾在2002年寻访李鸿章墓地,“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那支手杖也没了踪影。如果手杖还在,应该够进国家博物馆的标准了吧。

合芳楼

昨天去超市,乌泱乌泱都是置办年货的人,稻香村的柜台前尤其多,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个品种都售罄了。每到年节,这家稻香村预装的礼盒套装就堆的小山一样,中国人在春节这样重要的传统节日要比平时更注重礼节,走亲访友提这么一套点心是对传统的重视和延续。我周围的北京朋友都说现在包括老店在内的工艺、味道都走样了,大不如从前。这个我没发言权,因为没有比较,当然,这样的特色美食,我肯定不会大街上随便捡一家店就进的。在我老家有一种特色小吃叫“猪油盒子”,鲜香酥脆,小时候我姥姥经常买给我,我特别喜欢吃,每次两个,就一碗葱花汤,美极了!可惜离家上学后就再没吃过。前几年回老家,想起这个味儿,小姨给我买了一份,味道虽和记忆中有几分差距,但吃着还是挺过瘾的,只是姥姥已经驾鹤西去多年,没办法和她一起吃了。小时候买的猪油盒子都是用几张粗糙的草纸包着,现在已经换成了印有介绍这种小吃历史的专门包装,我才注意到这种吃食原来是从北京“移民”到我们那儿的满族人带过去的,是“猪油饽饽”的一个变种。

说到北京的点心铺,我想起一篇要写的博文拖了好几个月了,这个题目还要从十一年前说起。2007年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同一个茶叶铺(宝裕字号)出现在托马斯·查尔德1870年代和小川一真1901年的照片中;2013年前后又看见微博网友“胳肢窝搓枚大力丸献给侬”贴了一张1900年代的明信片,内容是一家名叫“合芳楼”的点心铺。虽然之前查尔德和小川一真那两张照片里的主体是“宝裕字号”,但也能看到一点儿旁边紧挨着的店铺,而这张明信片虽然主体是“合芳楼”,但同样能看到一点儿旁边的店铺,我注意到这两家店是紧挨在一起的邻居!还没完,2015年我在编查尔德的作品集时,发现他有两张站在高处拍的北京街景大体上可以拼成一张全景,镜头远处可以看见一家二层的店铺勾连搭顶的房子以及一个圆形侧窗,这正是“合芳楼”的特征!

查尔德1870年代拍摄的“宝裕字号”茶叶店,注意左边这家店的圆侧窗和屋顶

小川一真1901年照片中“东四牌楼附件”的这张照片,正是宝裕字号和合芳楼

微博网友发的这张1900年代的明信片,内容正是合芳楼

查尔德1880年代拍的这张照片可看到远处有特色的那个屋顶和圆侧窗

根据小川一真的照片注释和一些北京地方史料的记载,合芳楼位于东四南大街,分析照片上的光影,应该是位于路东。合芳楼最出名的是“大八件”,即八种糕点,共一斤。清末时候的点心主要是两种用途,一是仪式之用,比如祭祀或红白喜事,另一种是年节时候送礼之用,当然经济条件允许平时买着吃也没问题。虽然没生在北京,但这和我小时候的印象很相符,特别是年节时候,走亲访友都要拎一份点心。糕点铺里的点心,比如鸡蛋糕、绿豆糕、酥皮饼都是垒成金字塔状,用草纸包好,包的人手法很专业,整整齐齐,所有的边都包在里面,草纸最上面垫一张四方红纸,最后再用纸绳(一种用纸搓成的绳子)捆起来,方便拎在手里。我小时候最爱看包点心,动作既迅速又细致,用现在话说叫“养眼”。当然,比起养眼我更喜欢吃,鸡蛋糕不是很喜欢的品种,绿豆糕不错,一般做成圆角的四方形或梅花形,上面还压着花纹,只是稍微多吃两块就会烧心;最喜欢吃的还是酥皮饼,大概有3厘米厚,直径7厘米,上面盖了红色的印章说明馅的内容,层层的酥皮一咬就掉渣,当然我有自己的吃法,咬的时候尽量用嘴唇包住,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一点儿渣都不会浪费。酥饼的馅主料是白糖和油,混以磨碎的芝麻、核桃,还有的会混红白丝。当然,那时候物资匮乏,能吃点儿油的甜的就觉得要上天了,但味道是人最牢固的记忆,我写着写着就觉得唾液腺在蠕动。

扯远了,重新说回合芳楼。宗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就说到:“各种应门市者,率以八种为全份,如大八样、中八样、小八样,以至中果、南糖、小煠食等等,皆以八种集成者。如另选一种买之亦可,但价较全份者为昂。当年以东四南大街合芳楼为最佳。”老外爱照这座点心铺,说不定就是尝过觉得他家好吃呢。北京知名的老铺好到现在已经没留下多少了,宗彝当时在书里也交待了这家店的结局:“此店始于道光中,至光绪庚子后歇业,全部工人及货色,移于东四北瑞芳斋,东城惟此独胜。”如此看来,小川一真和那张明信片上的合芳楼,应该是关门前最后的影像了。

佐之麦信坚

年前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合影让我帮忙辨认里面的人都是谁。照片挺常见的,是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期间与随员的一张合影,网上一般解读为路过香港时所摄,会把其中的载沣、张翼、荫昌标出来。照片虽然常见,但我从来没有深究过里面都有谁,借着这个机会弄清楚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资料,加上王志伟兄提供的这张照片当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截图(有人名标注,德文花体字),很快就把每个人都辨认出来了。写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朋友的书已经上架,我可以写出来了,作为工作笔记;另一方面,是这张合影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这张常见的载沣赴德赔罪期间的合影,我把每个人都标注在上面了

在那张德文报纸的人名标注中,左三写着“Dr. George Mart”,明明是个中国人,但写的却是洋名,这个人是麦信坚。名字好眼熟!想起来之前和姜鸣老师讨论李鸿章1896年出访时在俄国拍的一张合影,里面就有麦信坚。据网上能检索到的资料,麦信坚是广州番禹人(黄浦区南湾村),曾在香港上学,通英语,毕业后在香港开有诊所,1886年任北洋医务局医官,所以这个英文标注中前面用了医生的称号,“Mark”是“麦”的英文写法之一,而“George”应该就是麦信坚的英文名了,巧合是他的字是佐之,不就是“George”的音译吗!到底是字在前还是英文名在前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一定有关系,这不是很有趣吗?

之前和姜鸣老师讨论过的那张李鸿章1896年出访时在俄国的合影,标注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麦信坚

麦信坚和载沣的关系应该不错,在他们同赴德国前,从载沣的日记里看得出来两人互动很多。此外,载沣日记里有不少关于拍照的记录,但在往德国的路上停留于香港期间并没有写过拍照的事情。虽然在香港没有拍照记录,但却和时任港督伯来克(载沣日记的写法,一般译作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有过一张合影,是六月初十日(7月25日)受港督的邀请在港督府拍的。在德国期间倒是有明确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合影中最右边的“游击吕维次”(Walther Freiherr Von Lüttwitz)并不是载沣的洋随员,而是一直在德国,所以这张照片只能是在德国期间拍摄的。根据载沣的日记,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901年9月11日)这天,“未正,往照相馆照相。是馆为柏林第一家,所照德国皇家影像甚多,故声价极隆,索值亦最贵。”至于另一张载沣自己的肖像橱柜照片,根据照相馆的馆铭,摄于波茨坦的斯潘道,说明是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间拍摄。

载沣路过香港时与时任港督卜力爵士的合影

载沣在德国波茨坦斯潘道的Selle & Kuntze拍摄的橱柜肖像照

弄清楚了载沣等人在德国时的这张合影,另一张他此次外交任务中停留在上海的合影也就可以解决了。根据载沣的日记,这张照片摄于光绪六月初三日(7月18日)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午正,德总领事(克纳贝)亲自来迎,余即乘其所备马车,前往德领事署午餐。同席者约四十人,张参议、荫副都统、梁参赞诚、麦参赞信坚均随往,商务大臣盛京卿宣怀、新简出使日本大臣蔡京卿钧、苏松太道袁树勋、各国领事、海关税务司诸人。德总领事之夫人亲自款宾,意甚恳挚。”对照在德国那张合影里辨认的结果,很容易认出后排左二是麦信坚,左四是张翼,左六是盛宣怀,中坐者是载沣,坐在他两边的是德国领事克纳贝夫妇,前面是他们的女儿,前排左一是蔡钧,右一是苏松太道袁树勋。德国联邦档案馆也有这张照片,卡纸上写着摄于1901年11月4日。

载沣在上海停留期间于德国领事馆拍摄的合影

载沣在上海与部分地方官员及使团成员的合影,大概摄于五月三十日或六月初一日,麦信坚站在载沣的右后方(以观看视角)

最后说回麦信坚,网上关于他的简介都是互相抄来的,也不知道原始出处是哪里,关于他的生卒年和籍贯我不怀疑,但说李鸿章巡视广东时患了急病,全广州的医生都治不好他,于是专门去香港请了麦信坚来,手到病除;还说慈禧坚决要李鸿章请麦信坚去北京为她治病,结果也治好了慈禧,这样的说法没看到档案之前我是完全不相信的!此外还有说法麦信坚治好慈禧后向她为麦家祠堂请赐一块匾,便由李鸿章代办,虽然我觉得治病这事儿不一定真,但现在广州南湾村的麦家祠堂匾“初泰麦公祠”确实署名李鸿章。

辨认出王瓘、麦信坚、刘祖桂等人,就可以据此为标本,认出更多照片了。最后附上载沣使德团的成员清单:“参议、侍郎衔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头等参赞、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荫昌。头等参赞、记名直隶候补道梁诚。二等参赞、候补道麦信坚。三等参赞、浙江候补道刘祖桂。三等参赞、道员用直隶候补知府王瓘。二等翻译官、分省补用知府治格。二等翻译官、侯选知县杨书雯。三等翻译官、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吴仲贤。三等翻译官、江苏补用知县严璩。三等翻译官、候选知县唐家桢。随员、户部员外郎象贤。随员、刑部员外郎曾广镕。随员、候选知县尚希曾。随员、候选县丞缪钦臣。学生、候选州同李树藩。学生、五品顶戴李士鉴。医官、太医院八品吏目王应瑞。供事姜沛霖。头等护卫三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骁骑校一员。八品首领太监一名。太监一名。八品衔亲军一名。八品匠长一名。请发一名。成衣一名。苏拉一名。马夫一名。武弁一名。跟役一名。另随使洋员三名:参赞、大德国总兵官李希德尔。随员、大德国驻华武官劳诃。随员、北洋水师总管轮巴士。”

观象台仪器遗失的零件

八十年代国内有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很是火了一阵,不过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歌,由阎维文演唱的“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这木鱼石敲起来有声音,“会唱歌”很好理解,不过延展开来,很多“物”都是会记录会表达的,只是他们记录和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直接理解的。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去一座明代始建的皇家道观修复工地,地面上嵌着几粒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碎片。虽然这座道观在清乾隆年间曾经重修,但没经过严格地辨认和检测前也不能肯定的说那几粒琉璃瓦碎片一定是清代的,说不定就是距今四百多年的明代琉璃瓦呢。如果是这样,这数百年来北京气压、温度、降水状况、空气中水分的酸碱度变化应该都能在那斑驳的釉面上找到痕迹,换句话说那些混在渣土里嵌在地面上的渣渣就是一直在默默诉说自己的过往,北京城的过往,只是那声音太低微,没人听到罢了。若说亲身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并能讲述这些历史的古物在北京城里太多了,比如说古观象台上的那些青铜天文仪器,从铸造到使用到现在的陈列,就涉及外国传教士来华、中西方文化艺术科学的交流碰撞、西洋历法对中国历法的影响、复杂残酷的人事斗争、1901年德法两国对天文仪器的瓜分等等。这八架仪器经过这么多历史的风风雨雨,虽然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些零件却散佚或被替换了。现如今这八架仪器经历分分合合,重新聚在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之上,为了保护被栏杆围起来,不便近前观看,所以很不容易发现。我想用一些历史照片来帮助这些仪器讲述他们那些散佚或被替换的零件。

先说天体仪。天体仪的天球两端通过两个伏兔(轴瓦)倾斜安装在子午圈上,轴上部的一端装着一个“火球”,实际上起着螺栓的作用。从目前我接触到的照片来看,天体仪最早的照片是1862-1867年之间,从照片上看这个钢轴上的“火球”还是完好的,同样在1871年汤姆逊的照片中、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中都保持原状,但是在1870年代末的照片中,这个“火球”消失了,直到1900年山本赞七郎拍摄的照片中都没有这颗“火球”的踪影。实际上这个零件并没有丢失,因为在1901-1921年陈列于德国波茨坦离宫前时这颗“火球”又回来了,甚至在1921年天体仪归还中国重新陈列在观象台时仍然能看到其安装在天体仪上的状态。但是,对比现状照片,很明显这个零件被替换过了,虽然还是“火球”的样子,但工艺和造型都差了很多,原件不知所踪。同样是时圈的零件,原本的两根指针在被掳去德国后换了样子,归还中国后的影像资料我没有看到这部分的特写,但现状貌似是两根指针被直径样子的一根指针所替代,原件不知所踪。

钢轴上的“火球”和时圈指针的变化

天体仪地平圈上本来还有一个高弧游表,可以在地平圈上移动,指示地平坐标,这在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中、1879年华芳照相馆的照片中都保持原状,甚至在这四年中还被移动过,但是在1898年山本赞七郎的照片中,游表竖起来的那部分就不见了,在德国陈列期间的照片我没看到这部分的特写,但我估计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高弧游表可能在1900年的时候散佚了,现在的天体仪上也没有这个零件。

天体仪上的高弧游表变化,最后一张是我手绘的复原(想象)图

接着说纪限仪。对比各时期该仪器的照片,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01-1921年陈设在德国期间,很明显窥衡没有了。没有了窥衡就没法记录数据,可以说这是纪限仪上最重要的零件。现在观象台上的纪限仪是有窥衡的,但是对比1875年查尔德的照片及后来1870年代晚期的照片并不一样,以前窥衡与小衡连接的那端是圆形,切窥衡的一个长边与这个圆形相切,现在是方形的。那么问题来了,原始的窥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1900年利卡尔顿的照片来看,窥衡断掉了,只有圆形的那一端还有一小截留在仪器上。后半截去哪里了?仔细检索比对,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山本赞七郎拍摄的照片中,能看到旁边赤道经纬仪的石台上放着两根条状物,根据其尺寸和形状推测,应该就是纪限仪的窥衡,但是被人为折断成两截。除此之外,我发现仪器的主干也被替换过:过去主干的前端是洋葱头状,并装有一个有窥孔的方形面,现在主干的前端没有装饰,方形面也被一个花瓣形装饰替代。因为1921年以后这个仪器的特写照片我没有看到,所以不好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德国期间主干还是原装的。最后一处被替换的零件是手轮。纪限仪设计很精妙,利用一组齿轮机构可以让仪器的观测部分水平360度转动,上下180度转动,保证仪器可以观测地平面以上的半球天体,这个手轮就是辅助转动仪器的。从1875-1921年的照片来看,这个手轮有四根支撑,而现在是六根支撑。

纪限仪窥衡的细节及变化,红圈中我认为是被折断的窥衡

主干顶端的细节和变化

手轮的细节和变化

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纬仪。这两件仪器在1901年被法军掳至其使馆内,但很快便归还,始终没有离开北京。直到191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照片还能看到赤道圈和赤道过极经圈(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圈(黄道经纬仪)上的游表,到1920年代罗宾与福斯特的照片中就看不到这些游表了,直到现在。我认为是被认为破坏,比如拆去卖钱,这类小零件好拆卸也好藏匿。

赤道经纬仪和黄道经纬仪上的游表

地平经纬仪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原先这座仪器配有一架带梯子的小车,没有和仪器连在一起,但可以沿着地上的石槽绕仪器转动,方便在观测时查看仪器上的数据,这架小车在1920年代时期的照片里还看得到,但是在1930年代的照片里就消失不见了。另外,在象限仪上还装有三根金属条(两根弧形,一根直的)组成的支架,我推测是方便转动象限仪的把手,在1910年代的照片里就已经看不到了。最后,窥衡也被替换过。从1879年到1900年的照片来看,窥衡并不是现在那样铁板一块,而是上面打了五排孔,中间的孔径最大(六角形),两边的孔径逐渐变小(菱形)。我猜测这样的设计可以减轻窥衡的重量,这样比较好操作。

地平经纬仪的梯子小车及变化

地平经纬仪上转动象限仪的把手(支架)以及带孔的窥衡的细节和变化

玑衡抚辰仪是观象台上唯一一座铸造于乾隆年代的仪器(其他七件都是康熙朝铸造的),制造的初衷是乾隆皇帝要显示中国的强盛,不愿在天文科学仪器的制造上输给洋人。这件仪器在功能和精度上实际并没有创新和进步,但是工艺上绝对尽显乾隆朝的实力。从这件仪器最早的,由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四游圈上的游表和现在的完全不同。查看这件仪器在德国期间的照片,也没看到游表,想必在1900年,甚至更早就已经遗失了。

玑衡抚辰仪上四游仪游表的细节和变化

其它几件仪器还好,从历史影像中没看出太多变化,大体是完整的。纵观上面提到的那些零件丢失的时间点,都是国力衰退的时候:国运不昌,没人去天天使用那些仪器了,或者监管不力,就可能导致被盗,要么就是发生战争,性命都顾不上的时候哪还顾得上这些天文仪器!这又让我想起叙利亚、伊拉克这些曾经的文明古国,遗留下那么多文化遗迹,但在战火中脆弱堪比人命……或许这就是世界运转的规律:存在,然后失去,如此往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几座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

上午看到一个笑话:平安夜是大唐在平定安禄山叛乱胜利后设立了纪念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后来中国人不过这个节了,反倒国外沿袭下来。今天是平安夜,这几天网上关于过圣诞节冒出来一些奇怪的论调,那我就蹭个热点,拣选几张中国早期教堂的旧影。选图的标准是摄于1880年以前,照片里教堂的状态也是较原始的,不是后来经过扩建、重建的样子;此外这不是一个“全集”,有些地区教堂落成较早,也有1880年以前的照片,但是质量不好就没有选,还有一些属于宝贝私货,比如……就没放进来;最后,这些图基本上都是大路货,图片本身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

澳门大三巴坊(上天主之母教堂火后遗迹),1835年遇火,保留现状。

福州天安堂,1856年落成,美国美以美会建,原建筑不存,已重建。

福州石厝教堂(圣约翰堂),1861年落成,依然健在。

厦门玫瑰圣母堂,1860年落成,原建筑不存,已重建。

鼓浪屿协和礼拜堂,由鼓浪屿的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信徒捐款修建,1863年落成在上鹿礁,依然健在。

广州沙面基督堂,1864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依然健在。

上海圣三一堂,第一代,1847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已重建。

上海圣三一堂,第二代,1869年落成,依然健在。

北京蚕池口教堂,1703年落成,已拆毁。

北京宣武门教堂,第六代,乾隆四十年(1775)落成,已重建。

烟台毓璜顶礼拜堂,1867年落成,美国北长老会建,已经改建。

天津望海楼教堂(圣母得胜堂),1869年落成,已重建。

杭州天水堂,1875年落成,已改建。

汉口圣若瑟堂,1876年落成,依然健在。

宁波孝闻巷基督堂,1877年落成,英国圣公会建。

关于是否应该过圣诞节,我觉得咱们有那么多自信大可不必紧张,非教众当作简单的商业促销活动就好了,谁不喜欢放假谁不喜欢有礼物?即使在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欧美国家,圣诞节前后也是商家一年中的黄金销售时期,DDRK已经被清理了,还不让“中端”、“高端”人口消费消费?没有商业活动没有资金流动怎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退一万步讲,信或不信都是无形的,和场所、偶像都无关,《金刚经》里有一句话(经我简化):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1910年载涛在克虏伯工厂

最早看到1910年贝勒载涛率队往日、欧洲各国、美考察陆军的影像资料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的两张合影及载涛、李经迈、良弼、田翰章、哈汉章、刘恩源的签名橱柜照,后来又陆续看到考察团一行在日本(于大清国驻日本领事馆内)、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照片,渐渐从图像上补全清末这次重要但没什么实效的军事考察。以上提到的照片我都曾在博客上陆续整理发出,11月10日又看到一本载涛一行在德国克虏伯工厂考察的照片,是克虏伯公司制作并送给考察团成员的礼物,内有照片14张(银盐纸基,并非持有人之前宣称的蛋白纸基)。关于这次考察的背景在我之前的博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学者写过文章,不再赘述,对我来说放在这里算是又收集到一片那次考察的拼图,有义务汇集整理。更重要的是这本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标示了几位中国人的名字,这对以后找寻、辨认他们的其它照片很有帮助。

相册封面

载涛一行抵达克虏伯的试炮场

载涛与厂方“谈笑风生”

当时克虏伯的火炮可以达到如此高的仰角

4匹马牵引的火炮

准备试射,大家都在捂耳朵

试射一枚

看来真的很响

最后的合影

合影局部,我标示了人名

前几篇博文的地址:

清末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考察,原文发表在第67期《老照片》
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12.html

考察团在法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02.html

考察团在俄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11.html

 

天水南郭寺塔

去深圳参加《老照片》发行二十周年的活动,又和民族摄影出版社的殷德俭社长相遇。聊天时我提到最近在连载的“清末西部影像记”,热情的殷社推荐给我他们社出版的一本书,《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回京后立刻下单,给力的京东当天就送到了。翻阅之后,顿感相见恨晚,2004年的书我2017年才看……

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出生在沙俄的藩属芬兰大公国,也就是现在的芬兰,毕业于沙俄的皇家骑兵学校,曾担任沙皇的宫廷侍卫和御马官,1905年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来到中国参与了日俄战争,战败回到俄国后不久,便接到俄军总参谋部的命令前往中国西部探察中央政府在西北边陲,即新疆、甘肃等省的影响力和当地官员对新政的态度。马达汉在途中以俄属芬兰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隐藏了此次探察行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从1906年7月6日出发,到1908年10月从哈尔滨乘火车回圣彼得堡,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带着队伍骑马进入新疆,从喀什到伊宁到乌鲁木齐,再从古城经哈密进入甘肃,去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然后进入陕西境,从陕西到河南到山西到北京,再去东三省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

因为家乡的原因,我特别关心天水的部分,他在1908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记述了天水的几处主要景点:伏羲庙、玉泉观和南山寺(今南郭寺),摘录如下:

在西关有一座庙,叫伏羲庙,据中国人的说法,这座庙建于古时候洪水时期的夏代。现在的庙宇,在几棵巨大的柏树荫蔽下,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古老。在许多石碑的铭文中也只不过追溯到明代,并没有更古老的年代。庙堂里空空荡荡的,中间坐着三尊不同大小的伏羲像:一个很大,第二个较小,第三个更小。他的服装很特别,像鱼鳞状的。在佛像前面,有围栏围着的两面墙壁上,一面画着一个磨盘,伏羲氏在教老百姓磨面,另一边是伏羲氏的一匹刚出水的火红马。最初的意图是把马绘成一个露出水面的鱼头。

北关,更确切地说,在城郊边缘高起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寺庙叫玉泉观。听说,观里有一把重700斤的剑,是属于一位英雄的。这位英雄死后被封为灵武官。另一座为老君建的庙里有一块唐代时期的石碑和四块宋代时期的石碑,都刻有碑文。

城南数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建筑群——南山庙,庙旁有一座因地震而倒塌了的宝塔遗迹,应该建于唐代时期。寺院里有两棵歪斜的粗大柏树,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寺庙的大殿里有一尊涂漆泥塑大佛,裸露着肚子。奇怪的很,菩萨被塑成一个张嘴大笑的人,脸上带着一种无法形容地得意洋洋的表情。但四尊圆瞪着大眼、面目狰狞的人物,看上去没有一点儿得意洋洋地样子。这四尊佛像供奉在两壁佛台上,每人的左脚下踩着一只翻肚子躺着的蛤蟆或一个人,被踩的人当然更没有得意洋洋的表情了。在一侧殿里,有一尊大卧佛,但比我在甘州看到的卧佛要小很多。

其中伏羲庙内的壁画,所谓“磨盘”我觉得应该是伏羲发明的八卦(盘),被画成马的“鱼头”应该是河图,至于伏羲身上的衣服像“鱼鳞”,那实际上是树叶,真是佩服马达汉的脑洞。此外他描述南山寺里的塑像应该是第一进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那个“得意洋洋”的观点也好独特!不过吸引我的倒是南郭寺的残塔。

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中的“州境全图”,下半部山上靠中间的位置即南山寺

关于南山寺,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县志》里是这么说的:“南山寺在南山之曲,将及巅,背负幽林,前临耤水,亦胜地也。前殿有卧佛,后有古铜佛像三尊,当院有古柏,别院有清泉,杜诗所谓’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也,前有佛塔,亦古物。”小孩子对古迹一般都是没什么兴趣的,尽管南郭寺去过很多次,但我从没注意过那里曾经有座塔,更不知道这座塔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消失了。于是我查了些资料:据《法苑珠林》载,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告恒州、兰州、秦州等五十三州于农历四月八日午时下舍利入函。“秦州重得舍利,函变玛瑙。”据南郭寺塔梁记载,前后经过十六年,至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八日终于完成南郭寺佛塔的建造。但,天水正好处在中国两条地震带交叉点的附近,因此历史上多地震,据统计,历史上天水曾遭受7级以上地震9次,每一次对城市破坏都很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郭寺隋塔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据清顺治十五年《建南山寺二配殿卧石纪事碑》载:“是塔初建无可考,有宋重修铭石俱在,而石所不载者,传云有谶言重修落成之时,即征有崩陷,云后当遇地震而复坏。”说明宋以前这座隋塔就已经被震毁了,宋代重修,后来又震毁了。查清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新志》,其中的舆图部分就画了南山寺,画里塔就是残的。到了1920年,天水再次遭遇地震,残塔再次受损,一心想通过发行货币(铸币)“搞活”天水经济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看准机会,下令拆除了残塔,把塔砖用来盖铸币厂的烟囱了,从此,残了几百年的塔彻底消失了。

红框中即县志中南山寺的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南山寺残塔

网上曾经有一张流传的南山寺塔的照片,是1920年地震后,在天水开设照相馆的赵仰嵃听说残塔再次受损才去拍摄的,没想到拍完后不久塔就遭遇毒手。我一直以为这是此塔最早的照片,但在看了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日记后,我顺藤摸瓜,发现他也拍了一张残塔的照片,虽然不甚清楚,但把时间从1920年往前推至1908年,民国到晚清,也是不错的发现!

网上流传的那张赵仰嵃摄于1920年的南山寺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天水烟草作坊的工人

马达汉在天水拍摄的在屋顶晾晒烟叶的女性

清末西部影像记:伯德四川行

这个系列我原打算写到1911年为止,但其实越往后,就越没有按人头每人笼统写一篇的必要了。由于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到1900年前后那些前往西部旅行的业余摄影师拍得的照片已经有很好的品质和数量,很多保存完好、画质清晰的照片近年来经由网络和出版物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便搜一个名字就能出一大堆结果来。所以像1899到云南任职的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904年进拉萨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1903开始游遍中国的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就不用写了,前面长江的部分没写约翰·汤姆逊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在1890年代以后沿着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西部考察和游览的外国人,比如1892-1894年走恰图克北京甘肃新疆一线的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3年在新疆拍摄了不少照片的英国探险家David Theophilus Hanbury,也不想写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拍摄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拍到之前没有人拍摄过的景象。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也不再预设主题,大概就是谁好写一点就先写谁,或者谁有有趣的内容就写谁,时间顺序上可能也会比较随意一点。

告别四字标题强迫症的第一篇先写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从伯德开始,包括后面会写到的一些摄影师,可能都已经有比较新的出版物,照片在网络上也很常见的。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写一写,起码前面十几篇小文和提到的几十个名字应该是铺垫出了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语境,在这里我们不用罕见向往引起轰动之类的贩卖之词,照片里的内容并不是解读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每一组人他们为何而来,往哪里去,他们在晚清的中国有何种经历,回去后对旅行的收获做了什么样的整理;我们尽量去寻找各种片断之间的关联,目标是把镜头前后的情景都还原出来。

伊莎贝拉·伯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旅行家,她的身份与前面写过的大部分探险家都不相同,她没有官方背景,也不进行科学考察,她用来支付旅行花销的钱既不是拨款或资助,也不是继承来的财产,而是(至少大部分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伯德是一名真材实料的作家,她以写作为生,风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专栏作家加旅游博主。她十几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签下出版社,到四十多岁时成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在日不落帝国的疆域内都有粉丝。年轻的时候她在澳洲、夏威夷、北美这些地方游历,还去过日本并途经香港和广州,而她周游世界的起因,是为了调养多病的身体。1881年五十岁的时候,她与外科医生约翰·毕肖普结婚,五年后丈夫去世,她又开始旅行。1880年代末她的行迹主要在印度和中东,这期间的旅行和写作让她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员;在印度,她用丈夫的遗产捐建了一家纪念医院。1894年她经北美来到日本开始她的第二次远东之旅,在日本入侵朝鲜的前夕她被迫匆忙离开仁川,辗转来到沈阳,行李和钱都还落在汉城。接下来她因为骨折在教会医院住了几个星期,然后经烟台、天津来到北京,这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作为妇孺她再次被要求撤离,她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船,休养一个月后又到了日本长崎。1895年初她回到朝鲜,短暂停留后她意识到之前被中断的半岛考察还是不能进行,于是就开始规划一个深入描写中国的旅行写作项目。她先来到香港,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拜访各地的教会,观察他们的工作和影响,也顺带着游览了江南一带的名胜古迹;到下半年局势稳定后她终于还是去朝鲜半岛的东北部采写了素材,然后18961月她来到上海,开始准备前往四川的旅行。

伯德是1831年生,这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她那一身维多利亚时代的裙装遮盖了她身上十足的现代女性特质,在我看来如果让她穿上二十世纪的简洁套装,各种违和感立马消失,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她用类似朱迪·丹奇的神态和语气指挥旅途中的随从和仆役。她在上海雇了一名翻译,是一个英语很好长得也很帅的小伙子,还买了一顶滑竿带上(只是椅子部分)。在这唯一一名随从的陪同下她从上海乘轮船到宜昌,雇了一条状况并不怎么理想的木船,130日从宜昌出发进三峡。与前面写过的立德夫人一样,她的船也刚好在春节期间路过夔州府,船工们去过年,她也上岸感受了一下节日的气氛。219日船行至万县,从这里开始她改走陆路,她在万县停留了几天,然后从伕行雇了三名轿夫、四个仆役去保宁府(阆中),一路还算轻松愉快,没有太多不便。311日左右到达保宁府,又停留一个星期,经苍溪、梓潼、绵阳、绵竹、灌县,4月初到达成都。接下来她选择了一条当时还只有传教士走过的路线考察川西:从灌县出发,沿岷江河谷到汶川,然后往西经理县、米亚罗至接近马尔康的梭磨,因为据说那里是一个女性主事的氏族社会(应该是指康区部分地区的共妻制)。她原本计划在川西走一条环线,经金川至打箭炉,然后走雅安、乐山的传统线路回到长江上,但是这时已经是5月,汛期即将到来,所以在访问完梭磨之后她原路返回成都,雇船迅速东行,在乐山、泸州、重庆稍作停留后,6月初到宜昌,月底回到上海。

伯德从中国带回了约1200张底片,内容覆盖了她到过的所有地方。这位六十一岁才开始学摄影的洋老太带着16磅重的相机、数量充足的底片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一个城市,策划了一次不算艰难但也能获得新鲜内容的西部之行,从容不迫地拍摄她想要保留的各种景致——这么看来她应该是这一时期来西部拍照的人里面最接近专业摄影师的一位了,并且她拍照确实也是出于事业上的需要,她是一名作家,想用自己实地拍摄的照片来丰富书的内容。不过促使她拿起照相机、行至偏远乃至荒芜之地的动因始终还是写作,旅行和探险是她写作事业的一部分,这一点与照相机相对普及之后才有的那种因仰慕名山大川而前去游览拍摄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路下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畏艰险不吝花销跑来西部的外国人,都有明确的目的,或是勘探地形,或是科学考察,做生意当然也算;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传教士,只不过他们大部分都不玩相机,所以在前面已发布的文章里很少提到他们。伯德的写作计划就是她的目的,所以她才会在甲午战争结束后重返朝鲜,然后一边旅行一边整理她关于朝鲜的那本书。她的西部之行也包含了一个她前一年专门在做的项目:访问各地的教会,尤其是中国内地会在长江各口岸以及四川的组织和机构,她从万县到成都这一段陆上路线的选择就是跟着中国内地会的几个主要站点在走。虽然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及,但我猜测1895年的成都教案可能是她决定前往四川的原因之一,她想向读者、听众和捐赠者介绍教会在中国各地开展的情况,而四川刚好是清末教案发生最频繁的地区,在她前往成都这一路上,很多传教士的处境都很糟糕,伯德希望能把她的观察带回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这时的身份已经是一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了。

在摄影方面伯德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所以虽然起步晚了点却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从中国回去后,1897年她成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她是约翰·汤姆逊的粉丝,比她小六岁的汤姆逊当时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摄影指导,在学会的一份刊物《旅行者指南》(Hints to Travellers)上撰写摄影教程类的文章,包括最适合旅行者的器材推荐和技术详解。伯德按照汤姆逊的推荐购买照相设备,学习并很好地掌握了洗印技术,在中国期间如果路过汤姆逊拍过的场景,她也找相似的机位拍一张。她在书中写下的跟拍照有关的小段落比前面提到的作者都要多,而且看起来她拍照的过程普遍都很顺利,围观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攻击性的行为。在苍溪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她想给一户农民家的石磨拍照,对方很配合地让拉磨的牛停在合适的地方,还主动带她去拍另外一个磨;途中给她抬滑杆和行李的挑夫也慢慢地对拍照产生了兴趣,有时候还会指出一些他们觉得适合拍摄的景致。当然拍人像还是稍微困难一点,马尔康县境内的嘉戎藏族女子被她形容为极其美丽,她有两次都已经成功地把几个姑娘请到照相机前,但当她低头准备操作相机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着跑掉了。

新滩,岸上的小镇

纤夫的居所

夔州府

万县附近的民居

川东北某城镇(仪陇-阆中附近)

保宁府

途中的小旅店

灌县(都江堰),二王庙内景

灌县至汶川途中的桥

梭磨,土司的堡垒

返回时在岷江上乘坐的“乌棒船”

从万县到梭磨的大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