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的肖像——两江总督

耆英,字介春。正蓝旗宗室。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三日生。东阁大学士禄康子。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太仆寺少卿,嘉庆二十五年授内阁学士,迁理藩院侍郎,历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兼步军统领。道光九年迁礼部尚书,历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十六年降兵部侍郎,改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二十年改广州将军,七月以清政府首席代表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同年九月调两江总督,二十四年二月改两广总督,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二十五年三月授协办大学士。二十七年召京,二十八年十一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三十年十月咸丰即位革职,将员外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犯天津予侍郎衔随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协议,因英人不见私回通州,五月以“欺谩”罪令自尽,年七十二。

总督的肖像——直隶总督

前阵子和一位师长谈起两广总督劳崇光的照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对其肖像的错误信息。其实这是个老话题了,在图像上我们的近代有很多缺失,这是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既然已经这样,就没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应该向前看,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尽力做一些弥补。我想先从清代的总督肖像开始,资源都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检索到的,不确定的和没找到的暂时空着,以后再慢慢补全。文字部分,节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著朱彭寿的《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

李鸿章的手杖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遗赠李鸿章手杖的故事总会作为中美关系的轶事拿来说,当然也有揶揄李鸿章脸皮厚直接要人家东西的网文引用,总之,这个故事在网上书上一搜一大把,大同小异,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很少有人会提这个说法的来源,更少有人考证其真实性。

佐之麦信坚

年前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合影让我帮忙辨认里面的人都是谁。照片挺常见的,是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期间与随员的一张合影,网上一般解读为路过香港时所摄,会把其中的载沣、张翼、荫昌标出来。照片虽然常见,但我从来没有深究过里面都有谁,借着这个机会弄清楚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资料,加上王志伟兄提供的这张照片当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截图(有人名标注,德文花体字),很快就把每个人都辨认出来了。写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朋友的书已经上架,我可以写出来了,作为工作笔记;另一方面,是这张合影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重新说回这张新发现的李鸿章坐像,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一直强调的摄影术在中国传播早期商品性大于艺术性观点的例证。去过旅游城市,比如杭州的人都有体会,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的服务态度都特别好,服务项目多且细致,他们更多的为客人着想,他们挣的就是这份钱。早期在华的照相馆也是一样,特别是因竞争太激烈而从香港“败走”内地的几家,诸如宝记、时泰等,特别是时泰照相馆。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连续在(至少)两年(1878和1879年)内多次光顾时泰照相馆、天津法租界的活动邀请梁时泰拍照,甚至醇亲王奕譞早期也请梁时泰为其和家人拍摄多张肖像。名人是最好的广告,从这三张李鸿章的坐像来看,梁时泰在两张上都题了字,这种题字的照片肯定不是给李相的,大不敬啊!一定是他用来当招牌作广告的,而这张新发现的呢,李相肯定自己也比较满意,打算送人,因此梁时泰的上色非常仔细,而且还在照片四周加了西式的花纹,可另外宾有文化上的亲切感,这在其他同时期的摄影师作品上都是看不到的,这也彰显出其服务的理念,所以生意能做好啊。

梁时泰摄李鸿章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