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天为考证一张照片中人物，从图书馆借了《徐世昌日记》，主要看他辛亥之后到当上大总统中间这段的日常，不仅解决了问题，还顺带解决了另一张还没有着手处理的照片，辨认了其中的大部分人物。跑题一下，我一直很反对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折页和写画，不过有时候也有会心一笑找到知音的感觉。一次是翻看《广州大典》，这是一套520册的大套装，想查的几篇文章所在首页都有两个小小的折角，说明可能有两个人与我感兴趣的内容一样；还有就是这次借的《徐世昌日记》，里面提到的人名都是姓加字号的形式，前面的某位读者用很细的铅笔轻轻地将部分这样的人名在空白页作了注释，大大降低了我阅读的难度，很是暖心。

有徐世昌的这张合影是他和友人在1912年5月29日登泰山，在五大夫松前所摄。我看到的这个版本收录在济南小彭照相馆的一本泰山影集中，卡纸上只写了“五大夫松”几个字。之前我只认出里面有徐世昌，没想着去认其他人。但是当我这次读徐世昌的日记时，注意到他说登泰山同行的人里有朱启钤、张勋和田中玉，这几个人的长相我都知道，从照片里很容易认出他们，另外几位日记里提到名字的人找到其它照片作比对，很快就对上了，确认是这一次拍的照片。兹录日记如下：

十三日（1912年5月29日）晨起，起行……至泰安府换山行肩舆登岱，至红门小坐。缘山铺石为路，阶级层叠而上，过斗母宫小坐。柏洞一带柏树夹路，云步桥瀑布甚佳，五大夫松以上松极好。伏虎岭、中天门以上甚陡，峻石甚奇，望南天门如在天半。既至其顶，下视诸峰罗列在下。到碧霞祠、东岳庙看唐摩崖碑，登太平顶（即玉皇顶）看无字碑。山顶极平，庙院以石栏围，数峰尖以泰山极顶也（碧霞祠有明铜碑二，又有本朝石碑二，焚裂）院有碑镌“古登封台”四字。登丈人峰，四望诸峰环绕在下，远视泰安府城如置一棋局耳。晚宿山顶，同游诸人畅谈。同游者为阮斗瞻（忠枢）、张少轩（勋）、朱桂辛（启钤）、田蕴山（中玉）、朱铁林（宝仁）、朱紫樵（庆澜）、曹理斋（秉章）、常朗斋（耀奎）、杨冠如（葆益）、德国人黎诺。

遗憾的是还有两个人缺少可比对的资料，虽然我有猜测，但为严谨起见就没写上去。

有一张被认为是珍妃的半身像照片流传甚广，相中女子穿着斜襟外套，梳旗人女子的两把头（这个两把头是假发），装饰了蝴蝶和花卉形状的发钗，头右侧有一条流苏垂下。我曾经从发型和摄影技术的传播两个角度入手，撰文分析这名女子并非珍妃，甚至不是满人，而是一名青楼女子[1]，并多次在讲座中分享过这一观点。[2]我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张照片真伪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荒和王国华两位老师就先后撰文讨论过。冯荒老师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照片上“贞贵妃肖像”的题记，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3]王国华老师也认为这个题记有疑问，但转而认为1930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4]里刊登的照片为真。[5]对此我也曾经考证过，实际上那是婉容皇后的奶奶。前几日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称在上海有正书局于清末出版的《海上惊鸿影》发现了这张照片，书中标注这名女子叫“黄云仙”[6]，证实了我之前的分析。至此，关于这张照片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照片中的女子是如何从“黄云仙”变为“珍妃”，图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的，还有讨论的空间。

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追溯这张照片的版本以及其附带的标注信息。

先说这本《海上惊鸿影》。出版这本画册的有正书局由狄平子创办于1904年，以制作精美的中国书画珂罗版复制品而闻名。同年他还创办了《时报》，馆址位于上海福州路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路口的西北角。狄平子（1873-1941）是常州溧阳人，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他早年中举，后留学日本，追随康梁参与维新变法，深悉舆论的重要，知道如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如何调动民众的情绪。据1904年便加入《时报》，先后参与运作旗下《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的包天笑回忆说，狄平子在1909年创办《小说时报》后认为该出版物中的插图、风景照、名人字画都不足引人兴趣，提出要刊登“时装美人”的照片。[7]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模特”的选择非常有限，只能另寻办法。狄平子和他的弟弟狄南士平时应酬很多，结识了很多陪酒的女子，便向她们索要照片。此外，狄平子还请当时上海有名的青楼女子去自己开设的照相馆免费拍照。这家招牌称作“民影”的照相馆，店址位于泥城桥西，即今南京西路与西藏中路路口西边路南，开设的初衷是为了翻拍借来的珍贵书画。照相馆所在的建筑共有三层，顶楼是照相馆，二楼是狄平子兄弟举行招待应酬的俱乐部。这些青楼女子的照片，有的是在应酬期间顺便拍摄，有的是约数位当红姑娘拍集体照。包天笑称拍照这种事情 “都是楚青的玩意儿”，即选模特挑照片都是狄平子负责。主动上门来拍照的良家女子如果容貌秀丽，照片也会被留下来。这些收集来的“时装美人”照片精选后，由有正书局“用最好的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 ，在1909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即《海上惊鸿影》。 [8]这本画册多次加印[9]，1914年还出版了《新惊鸿影》。虽然在封面上写明这本画册又名 “上海五百美人照相”，但实际上只收录了227张照片，涉及人物263个，其中包括两人带着的孩子（第54页和第106页）和一名独轮车夫（第31页）。画册中有几位女子没有标注称呼，可能就来自被截留的良家女子照片。[10]此外，书中的标注不可尽信，比如标注“赛金花在北京时小影”实际上是标注为“赛金花递解回苏时小影”的局部。

说回这张照片，我共见过三个版本，从使用的工艺来判断出现的先后顺序，第一个版本与《海上惊鸿影》收录的相同：半身像，灰白色背景，头部周围有一小片阴影，人像下部的边缘通过暗房手段做成渐隐的效果。根据照片所处的年代，原版极有可能是一张橱柜照。我看到的这个版本虽然很清晰锐利，但是只有6寸大小，系翻拍自原作，贝特曼的收藏里亦有此照。

第二个版本最大的特征是画面被处理成了边缘清晰的椭圆形，是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时报》在1904年6月12日的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有正书局卖照片的广告[11]，标题为“大清国皇太后真御影”。当时的说明还比较简陋，只说“太后中坐，皇后、公主妃嫔等侍立”，7天后广告里这张照片的说明就详细了很多：“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标题也改为“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12]两个月后，有正书局可出售的照片已经有600种，每张售价四角，一次多买还有优惠。[13]除了零售，这些照片还按不同主题以精致的相册形式出售，比如《北京庚子事变照相》，内容包括“宫殿、南北海、瀛台、颐和园、万寿山、宝座、御榻以及两宫宫妃、亲王、大臣、义和团、红灯女子、各国公使夫人入靓小影共八十余幅”，售价十八元。《上海百丽人照相全册》，“加入目下最时貌者数十人，较前大有区别，莫不艳夺芙蓉，娇欺杨柳，且均着色，共粘一绒面精册上，全册仅十五元。”《津京百丽照相全册》，“凡北京、天津之妓，皆精加选择，聚丽影于一册，闻声是姻缘，见影亦是姻缘，多情人毋交臂失之，零售价见上，全册十五元。”《中国百名人照相全册》，“自天子、皇后、王公、督抚，以及中兴诸将、守旧诸魁、维新诸杰，以及文明诸女士等，共贴一绒面精册，零售均见上，全册十五元。”从这份广告可以看出，狄平子早在1904年就曾实践过“时装美人”的噱头。

在北京故宫的照片收藏中也有来自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台湾学者王正华在故宫图书馆浏览馆藏照片的数字图像时就注意到有张慈禧太后的照片卡纸上印有“上海四马路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的字样。[14]北京故宫的收藏中是否还有来自有正书局的照片尚有待馆方的公开。广告中提到的几本相册之完整本在收藏市场上比较少见，更多是以零散照片的形式出现，比如较常见的曾国藩（标注“曾文正公”）、宋庆（标注“宋宫保”）、马玉崑（标注“马宫保”）的照片都来自有正书局。有正书局的标注多有讹误，比如科学家徐寿的照片就被标注为“左中堂”（即左宗棠）；标注为“红灯女子”本意是指义和团运动时期“红灯照”组织的成员，但实际上是着戏装的普通女子。

有正书局售卖的照片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与时俱进地更新，比如1907年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主管新军的建设后，增加了袁世凯穿新式军服以及新军军官合影的照片；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增加了江宁将军铁良的照片（标注为“铁帅”）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我所见的这个版本即与袁世凯、新军、铁良等的照片出现在一起，由此可知至晚在1911年后售卖的版本已经有了椭圆形外边缘。

有正书局出售的有些人物照片会把标注写在底片上，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藩、宋庆等人的照片都是如此，这样每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上都会有标注，但影响照片的美观。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品种不把标注写在底片上，仅出现在销售目录中。比如第二个版本我见过一张在紧挨头饰流苏的位置，骑着椭圆形的边缘，自上而下用墨笔写的“娘娘”二字，这可能是购买照片的人自己把有正书局提供的标注写在了照片上。

第三个版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大的特征是椭圆形的画面以及头像上部黑底白字的“贞贵妃肖像”题记。这个版本是以第一个版本或其翻拍照为底本，叠上中间挖出椭圆形空窗，上面有字的照片再翻拍的，右下角因为两层照片贴的不够紧，露出缝隙而产生了阴影。上面这层遮罩要用玻璃板来制作：在准备写文字的长方形区域以外都涂上红色（或用黑色墨汁替代），用软笔和墨汁在这个空白区域写上“贞贵妃肖像”几个字，这样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除了写文字的背景部分是黑色，其余的地方都是白色。从这个工艺看大约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

从以上对这三个版本流变与传播的梳理大体可以看出，有正书局拥有这张照片的原始或早期版本，可能是民影照相馆拍摄的，也可能是收集来的。在与《海上惊鸿影》相近的出版时间里，这张照片又被作为“娘娘”的照片售卖。有正书局并没有说这张照片就是珍妃，但是这时光绪皇帝一后二妃中的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形象已经在他们的销售清单上，时人并不知晓1900年去世的珍妃没有留下这种肖像照的机会，“娘娘”的说法一旦出现，自然有“明眼人”辩识出这并非隆裕皇后或瑾妃，于是便被附会为珍妃了。之后有好事者根据这种暗示，去掉“娘娘” 二字而增加了“贞贵妃肖像”的题记。

但是民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有正书局售卖的“娘娘”照片这种暗示落实到纸面上。1930年，婉容皇后和她的族人都健在，故宫博物院编《珍妃专号》，即便将婉容的奶奶当作珍妃也没有选这张照片。在1940年的《立言画报》上再次出现“珍妃”的照片，并煞有其事地注明：“上图为珍妃，摄于中南海”[15]，实际上是引用“珍妃专号”中的照片和说法。时间到了1982年，刘北汜先生用笔名[16]撰文讨论北京故宫收藏的“贞贵妃肖像”，他一开始便说 “这张照片是利用故宫旧藏底片洗印的。”[17]实际上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翻拍再制作的版本，底片也不在故宫。虽然“贞”、“珍”二字有别，但他还是觉得“两人脸型颇为近似”，而且怀疑这张照片是好事者借机拍摄复制的。总之，他偏向于认为就是珍妃。到1990年在他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中，第三个版本被标注为“光绪帝的珍妃”。

以上便是从现有资料中梳理出的一名民间女子的照片被附上“珍妃”这一信息的经过。造假的动机源自需求，指“黄云仙”为“珍妃”自然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八卦和想象都需要一张脸，在传言和附会中，珍妃的形象被最终明确地制造出来了。

注释：
[1] 如“光绪珍妃传世照片多为误认？”，《北京日报》“旧京图说”版，2017年4月11日。
[2]在成都寻麓书馆传灯人系列讲座“光绪与珍妃传世照片辨伪”，2021年3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1198
[3]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4]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第一版，193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版，2022.07:117页。
[5]王国华.珍妃像辨.满族研究,1986(03):67-71.
[6]网友“廉子雎”2024年3月15日凌晨2点07分布的微博。
[7]包天笑著，刘幼生点校. 钏影楼回忆录. 第四辑，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460页。
[8]包天笑在回忆录中所记书名为“惊鸿艳影”，但实际上有正书局只出版过三种类似的画册，分别是1910-1911年间的《海上惊鸿影》和《艳籢花影》，以及1914年出版的《新惊鸿影》。此处应该是指《海上惊鸿影》。
[9]据季家珍的研究在1911年3月之前已经多次翻印。季家珍：《妓女的“他（她）者”：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国妇女及其能见度和性征》。选自王政，吕新雨主编：《性别与视觉 百年中国影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36页。
[10]比如第14页的四名女子和第54页的女子和小童。
[11]《时报》，1904年6月12日，第四张。
[12]《时报》，1904年6月19日，第四张。
[13]《时报》，1904年9月20日，第一张。
[14]王正华：《走向“公开化”：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二期（2012.3）抽印本。其中的“厂西门”是指琉璃厂西门，1904年有正书局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商标说明。
[15]《立言画报》，1940年第103期，第13页。
[16]冯荒是刘北汜的笔名之一。
[17]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最后感谢张继州友第一时间通知我那条关于《海上惊鸿影》的微博，以及其后通知我的朋友们。还要感谢网友浪客湛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提供资料。

昨晚八点多，浪客湛心兄发来两张背面有英文注释的清末官员合影照片，讨论里面具体都是谁，好久没有能像这样让我兴奋起来的工作了！

第一张照片我之前在旧影志（几张新认出的中国官员肖像）介绍过，当时是在小罗伯特·寇特曼的《被围北京记》中看到的，但图片也比较模糊，只能认出许景澄、袁昶、赵舒翘、崇礼、徐用仪等人，不过有了浪客兄这张照片背后的英文标注，就能把照片上的七个人都认全了，背后的标注分别是：

1     Hsü Cheng-yü, Senior Licentiate, former Vice Pres Bd of Punishments, Son of Hsü Tung
2     Pu Ku, Vice President Bd of Ceremonies
3     Lu Jun-hsiang, Sub-chancellor of Grand Secretariat, Senior Wrang
4     Liang Chung-hêng, Vice President of Board of Punishments, Hanlin 1868
5     Hsü Yung-I, Provincial graduate of Chekiang, Pres Bd of War
6     Chao Shu-Chiao, Metropolitan, graduate 1874, Former Pres Bd of Punishments
7     Lien Yüan, Former Sub-Chancellor of Grand Secretariat, Hanlin of 1868

即从右至左分别为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礼部右侍郎溥顾、陆润庠、刑部右侍郎梁仲衡、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刑部尚书赵舒翘、总理衙门大臣联元。

另一张照片中共有六人，但是左一和右一都没有标注，其余人是：

2     Wu Ting-fen, Minister Tseng li Yamên
3     Wang Wen-shao, Minister Tseng li Yamên and Grand Secretariat
4     Kuei Chun, Minister Tsung li Yamên
5     Marquis Tsêng

即右二至右五分别为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总理衙门大臣桂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銮（英文标注里是曾侯爵，曾纪泽死后是他的三子曾广銮继承了一等毅勇侯的爵位）。

关于照片拍摄的时间，我在《被围北京记》那篇里已经做过分析，应该拍摄于1898-1899年之间，结合照片中人物的穿着以及地面的积雪，大概是六部以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元旦的第二天去各国公使馆贺新年，即1899年1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

这三张合影（《被围北京记》中和这次的两张）拍摄的时间都很特殊，彼时戊戌变法刚失败没几个月，支持变革的官员刚遭到清洗，一批保守派走上前台，所以相当于是新领导班子首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也正是革新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失衡，影响了一年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上的决策，反对义和团的先被杀一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支持义和团的又被杀一拨，这三张照片中能认出来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赵舒翘、徐承煜都是这么死的，庚子之后清政府的中枢再没有什么能臣了。 还有一点遗憾，就是这几张照片都太模糊，如果有清楚的版本，其它几位尚不能确定的人物我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最后感谢浪客兄，昨晚的讨论很高效很开心，共同完成了以上辨认结果。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在B站的小号“军事博物馆小助理”一直在发布介绍馆藏文物的小视频，每期都有专家讲解，在众多专家讲解的节目中，我只看由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芦继兵主任和“军事博物馆讲解员、著名军事专家、轻武器专家、海军大校，两栖战专家、海军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洋迷彩服设计者、中国海军陆战队创始人之一、中国海军陆战旅首任旅长的杨南镇”讲解的[1]，其中芦主任主要介绍坦克装甲车辆，杨大校主要介绍轻武器。我想了下只爱看他们两人节目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位的讲解更偏重事实与科学，对我来说更能增长知识，而且被讲解的对象都是他们曾经研究、操演甚至分解过的，是第一手的感受与评价，更让人信服。遗憾的是芦主任录的节目不多，杨南镇大校就不同了，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军博收藏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有故事，以从历次战争中缴获居多。杨南镇大校提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很多缴获的武器都投入到解放军的武器序列中被重新利用，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一事实在历史图像中能找到很多印证，比如1949年苏联政府派到中国的摄影队拍摄的图像中就曾出现很多种缴获（这些武器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国装备解放军部队）来的武器，其中绝大部分杨大校都介绍过了，暂列如下，权作我的学习笔记。

1949年苏联摄影队来中国拍摄表现革命胜利的纪录片，为了体现解放军的英勇作战，选择西北野战军“再现”[2]攻克宜川城的战斗，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在战斗指挥部，露天的场地上有个摆着电话和地图的土台子，台子后面站着彭德怀与西北野战军的部分领导，从左至右分别是副司令员赵寿山、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兼前委委员甘泗淇。其中张宗逊腰间别着一把转轮手枪，虽然只能看到一个枪把，但是考虑到当时解放军中拥有这类手枪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把美国M1917式军用转轮手枪。这款手枪最初由美国柯尔特公司生产，后来史密斯·威森公司对其进行了改进，供应军方的型号仍然称M1917。杨大校详细介绍过这两家公司生产的M1917式转轮手枪的区别，他还提到陈毅元帅、张爱萍将军，以及博古等多位高级将领都喜欢转轮手枪，战争年代都曾有这样的一把配枪。

在苏联摄影队米科沙拍摄的这批照片档案中，有一组在浙江沿海一带活动的便衣特工肖像，他们都穿着长衫，“夹”[3]着毛瑟驳壳枪，大部分只能看到枪的尾部，唯有一张露出了部分右侧面。虽然还是看不到全部枪身，但是根据击锤尾部的孔、扳机护圈后的圆形卡榫等特征，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毛瑟M1932式军用手枪，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响大肚匣子”。

在另一张解放军士兵和八一军旗的合影中，照片前方的士兵抱着一把外观比较有特点的步枪：上护木的位置是钻孔的金属护罩；士兵左手握持的部位是一圈金属，里面是可装10发子弹的鼓形弹仓，这是美国的M1941约翰逊半自动步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特种部队。这种步枪最初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梅尔文·约翰逊（Melvin Johnson）上尉设计用来与M1加兰德步枪竞争的，但美国陆军没有选中这款枪。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加兰德步枪的产能跟不上战争的形势，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了约翰逊改进设计后的步枪，定型为M1941。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作为主角的枪就是这个型号。

在一张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合影中，士兵们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刺刀柄的钩状护手来看，这应该是日本生产的“三八式”步枪，也就是中国民间俗称的“三八大盖”，这款枪定型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故名。日本陆军曾以此为主力步枪，在侵华战争中大量投放到了中国战场，因此被我军民缴获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另一张在浙江的两名民兵合影中，她们拿的枪都不一样，其中右边的女民兵拄着的是一支国产中正式步枪。1935年国民政府从德国引进了毛瑟标准型步枪的图纸，在巩县兵工厂开始仿制，定名为“二四式”（取自民国二十四年的纪年，即1935年），后来蒋介石在视察生产时提出应将枪托缩短以适应中国士兵的身高，并加长枪刺，以抵消枪长变短对白刃战的不利影响，因此最终定型称为“中正式”步骑枪，是国民政府军队的制式步枪。

左边的女民兵手里拿的是一支美国产M3冲锋枪，这是一支结构简单、易于生产、成本低廉、皮实耐用、战斗效能优异的冲锋枪，1942年开始服役。从照片看，这位女民兵没有打开枪的保险（机匣盖没有打开），右侧有拉机柄，说明这是基础的M3型号，后续的改进型M3A1精简了原来的结构，最明显的外观变化就是取消了那个拉机柄。这种冲锋枪据说解放军从蒋军手中缴获了很多，甚至是全新的枪连仓库被一锅端了，军博介绍这款枪的那期节目中，枪里的润滑油还是出厂时的状态。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名微笑的战士扛着一支冲锋枪，从枪管根部的有孔外罩和拉机柄的L型沟槽可以判断这是英国的司登（STEN MK II）冲锋枪。这支冲锋枪在1941年推出第一个型号，以两位设计师姓氏的首字母（Reginald Shepherd的S、Harold Turpin的H）加上生产厂家恩菲尔德（Enfield）兵工厂的前两个字母来命名，1942年又推出了改进后的MK II。由于英国本土的兵工厂产能受到战争的影响，这款枪的生产主要由加拿大来完成，所以当年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武器之一，中国战场的MK II型司登冲锋枪基本上都有字铭显示来自加拿大。

地上趴着的这名解放军士兵使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汤姆逊冲锋枪，从枪口的防跳器、位于上部的拉机柄、梯形的瞄具护翼说明其具体型号应该是M1928A1，但M1928基本上都使用带散热槽的枪管，而照片中是旧型号中的光滑枪管，不知道是不是经过我兵工部门的改装。这种枪也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特别是表现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帮火拼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枪手突然从大衣下掏出这支枪疯狂扫射的情节。

除了冲锋枪还有机关枪，在一张摄于浙江沿海的照片中，一位男民兵正在使用一支英国产的布伦式轻机枪，这款枪是英国军方在捷克ZB-26式轻机枪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改进的，主要是口径从7.92毫米改为英军使用的7.7毫米。“布伦”（BREN）的名字分别取自原型枪在捷克的生产厂BRNO和英国的生产厂ENFIELD的头两个字母，引进到中国后被称为“77勃然”。后来应国民政府的要求，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这款机枪也改为适应中国军队的7.92毫米口径，称为“79勃然”，所以照片中这位民兵使用的弹匣就是装7.92毫米子弹的捷克ZB-26标准弹夹。不过照片中这支枪的提把似乎已经损坏，消失不见了。

在另一张守卫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支日本九二式重机枪。这款枪是日本在1901年开始引进的法国哈乞开斯M1897重机枪的基础上经过数次改进最后定型的。这种枪在外观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采用供弹板供弹，因此上膛的时候子弹是横在旁边的一排，不像其它机枪那样使用软的弹链；其二是枪管外有众多散热片，乍看起来像老式的暖气片，也像禽类的颈骨，因此被中国老百姓俗称为“野鸡脖子”。这款机枪射击精度很高，在战时八路军的照片中经常能看到我们的部队使用缴获来的这种枪。

上面这几种武器在国内的影视剧中经常出现，也算是文艺作品对历史的客观反映。有些网民调侃解放战争中的蒋介石或国民党军队是“凯申物流”、“运输大队长”，我以为这种情绪不妥，毕竟是内战，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战争。但这些武器的流转以致最后成为军博的藏品，却也都是客观事实。武器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重要的还是看使用武器的人，要看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

注释：
[1]引自B站网友“蔚蓝双鱼”对杨老师头衔的描述，略作修改。
[2]这里加了引号是因为环境、战斗情况与当时真实的战斗场景大都不同，苏联摄影队想要的是艺术效果，并不追求真实。
[3]几名武装人员都是把驳壳枪夹在左腋下。

注意到一位老照片里的人物很久了，他总是出现在与端方或南京有关的照片中。最早是考证一张端方与其他官员的合影 [1]，他站在中间靠后的位置，特征很明显，两撇八字胡，戴一副小眼镜。尤其是那副眼镜，因为反光的原因，总是让我联想到很多动漫里的人物，比如《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碇源堂……前阵子有位网友在我的公众号后台留言询问一张照片里的人物是谁，里面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他。不过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考证的工作实在无从下手，直到前天帮朋友查一份英文资料的时候出现了转机。

那份出版物里刊登了一张小小的椭圆形的头像[2]，我一眼就认出来是那位戴小眼镜的官员，下面的标注是“TAOUTAI WAN BING CHUNG”，即温秉忠。他的照片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3]，不过面部不是很清晰，加之凉帽上的红缨很长，十分不清爽，便没有多留意，也就没有把这两张脸联系在一起。确定了这几张照片里戴小眼镜的人是温秉忠，一切就都清晰了。

温秉忠（1861-1938），字荩臣，祖籍广东台山。他父亲温清溪早年在香港从作木匠起家逐渐有了自己的店铺并多处房产，1864年受基督教伦敦会牧师的影响受洗入教，此后不仅参与了很多香港教会的工作，还与王韬、黄胜、梁仁甫等在1871年创立中华印务总局，三年后改组成《循环日报》。因为伦敦会及黄胜的关系，温清溪与容闳结识，1873年6月10日将自己12岁的长子温秉忠安插进入第二批留美幼童名单。温秉忠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就读，期间与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的牛尚周成为挚友。温秉忠1881年回国，与香港教会长老之一的关元昌之五女关月屏结婚。两年后美国美部会的传教士喜嘉理到香港后租下了温清溪的房产，同年给16岁的孙中山做了洗礼，因此温秉忠与孙中山结识，此后一直有联系。另外，温秉忠的小舅子关景良和孙中山是西医书院的同学及死党，有一张“四大寇”的合影中他就是四人之外站在后面那个。在关月屏病逝后，1900年温秉忠娶了上海天安堂首位华人牧师倪蕴山的三女儿，也就是好友牛尚周妻子倪桂金的二妹倪秀珍，而倪蕴山的二女儿，即倪桂金的大妹倪桂珍经牛尚周和温秉忠牵线撮合嫁给了宋耀如，这对夫妇的三子三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更为人所知。温秉忠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先在一家纱厂从事机械工作，因为和教会的密切关系，1886年10月进入美国驻镇江领事馆担任翻译。1904年端方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了温秉忠，次年他作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也将温秉忠以候补道的职衔召至考察团。端方回国后任命温秉忠为两江总督府洋务局总办，并且担任端方的翻译和英文秘书。1907年3月，在端方的指示下，温秉忠与江宁提学使陈伯陶一起创建了暨南学堂，即后来暨南大学的前身。同年温秉忠再次出国考察教育时，将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带去美国留学。此后温秉忠还曾担任南京留守府交涉局长、苏州交涉员、苏州关监督等职位。[4]温秉忠一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因此在袁世凯上台后他弃政从商，在上海创办了怡顺合记印刷所，最后也是在上海病逝。[5]

在考证期间，我又找到了“新的”温秉忠的肖像照，丰富了可比对的样本。至此，温秉忠照片的考证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注释：
[1] 徐家宁：《珍贵的端方历史影像》，载于《老照片》第一三一辑，2020 年 6 月号，第14-17页。
[2]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p.780.
[3] 钱钢、胡劲草著：《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香港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第235页。之前觉得这张照片里的人面部模糊是因为印刷的原因，我后来找到由南京荣芳照相馆拍摄的原版，细节就丰富多了。
[4] 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名人录》上，上海良友图书1935年版，第350页。
[5] 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1-143页。网上有关温秉忠家族的“八卦”故事很多，除了和宋家的关系，还有他们夫妇的女儿温金美与无锡唐家结亲的唐氏后代。关心完全与我们不同世界的人的生活不如关注自己和家人，且罗元旭先生的考证更加可靠，故以其著作为主要引用。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张被标注为“李鸿章”的照片，但很显然不是，在考证相中人的过程中牵涉到了几张过去对我来说有疑问的照片，过程很有趣。

那张被错认为李鸿章的照片，卡纸上还有一行手写英文花体字“Tseng Laisun”，很明显是相中人的签名，即“曾兰生”。曾兰生（1826-1895）本名曾恒忠，祖籍广东潮州，父亲是新加坡的华侨菜农，母亲是马来人，他则出生在新加坡。年幼时，他入读美国美部会开办的学校，父母去世后为传教士收养，1842年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东布鲁菲尔德（East Bloomfield）就读中学，毕业后进入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学习，但因为学费的问题仅两年后便辍学。尽管如此，曾恒忠仍然是比容闳更早（1850年）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由于学业的中断，曾恒忠回国，在广州的美部会办事处任职，并先后参与两家公司的经营，生意失败后转投左宗棠幕，在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1873年他被选入出洋肄业局，随陈兰彬带第一批幼童赴美，1874年回国后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翻译，参与《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中翻译。屈文生教授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曾恒忠将英文文本中 “to express the regret”翻译为“朝廷实觉过意不去”，这不是威妥玛所代表的英国政府想要的在马嘉理被杀一案中清政府应持有的态度，导致英方认为郭嵩焘出访英国目的不明确（不是去道歉），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来丁日昌建议将此处翻译改为“惋惜”才解决问题。1876年4月，天津水雷学堂在天津机器东局成立，曾恒忠担任洋文教习兼翻译。

曾恒忠的五官比较有特点，特别是其唇上的胡子，让我联想到另一张梁时泰拍摄的“北洋水雷学堂教官及学生”合影，里面也有他，简历也对的上。在这张合影里，前排右一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1833-1900），字耀庭，湖南乾城人。他原为曾国藩部属，初任把总，后入淮军，李鸿章安排他在洋枪队学习炮术，升总兵。1867年因镇压捻军有功升记名提督，后补大沽口协副将。1887年升天津镇总兵。1900年率军驻守大沽口炮台，失守后他退至天津，在天津失陷前三天服毒自杀。前排右二是刘含芳（1840-1898），字芗林，安徽贵池人，同治初年随李鸿章的淮军东征，“从克苏州，司运粮械，后随征捻，积功至道员。”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扩充北洋机器局，“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也就是说照片拍摄时刘含芳是水雷学堂的实际主管。前排右三是曾恒忠。前排右四这位外国人的面部特征非常明显，胡子的形状让人过目不忘，我想起另一张1869年福州船政学堂的师生合影里也有他，巧得很，曾恒忠也在这张合影里，就站在这个大胡子外国人的前面。我认为这个外国人应该是英国人柏专敬，他最初在福州担任水雷电报教习，后被调入天津水雷学堂担任教习。前排右五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学堂的洋文教习曾盘，也是曾恒忠的儿子。曾恒忠在出洋肄业局的时候，近水楼台，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被选入第一批和第二批留美幼童。

另外，很久以前写过一篇“发现几个甲午战争的新人像”，里面的6号人物也可以确认是曾恒忠。

前阵子考证了清末成都几位高级官员在1907年的合影，确认了其中有时任成都将军的绰哈布，但是那张照片扫描自出版物，五官看得不是特别真切，所幸新考证出了一张有绰哈布的照片，非常清晰，可以作为标本存档了，顺便还新确认了几位官员的形象。

这张合影中共有九人，其中有四名清代官员坐在前排。恰赫德档案中有此照的另一个拷贝，重要的是有详细标注，可作为考证这四名官员的依据。这里面的工作量主要是英中转换的准确性以及复核，我本以为很容易，没想到竟然小有波澜，花了一周时间才解决。

照片里的外国人不在我关注之列，在此不讨论了。拍摄的背景是1904年6月19日为时任荆州将军的绰哈布赴任四川将军送行宴会，他坐在前排左三。前排左二原文标注是“Yű Ch’ao Kang，Customs & Territorial Taotai”，清末海关监督多由地方道台兼任，经查，时任荆宜施道道台是余肇康，兼沙市关监督，名字的发音合“Yű Ch’ao Kang”；且有一张1910年余肇康与瞿鸿禨等人的合影（当年的标注，写在照片卡纸上），经比对，两张照片中的“余肇康”是同一个人。

前排左四标注为“Duke Jui Hsing”，很容易拼出来是“瑞兴”，乌雅氏，字诗轩，满洲正黄旗，时任荆州左翼副都统，这照片拍摄次年便调任杭州将军。

前排左五标注为“Chang Chi-ching, Hungchow District Magistrate, died 27 August 1904”，按说这位官员的信息透露最多，但却是我花时间最多，最后才确认下来的。 “Hungchow”我一开始理解为是杭州，但清代杭州知府的名字没有接近“Chang Chi-ching”的，且没有1904年去世的，这条路没走通我也注意字粗心大意了：杭州的拼法应该是“Hangchow”，是a不是u；接下来我猜这个地名可能是“洪州”，即江西南昌，但梳理了一遍清末南昌知府的名单，没有名字接近的，这条路也没走通。最后，我意识到既然是给绰哈布送行，且已知的三人都是荆州的地方官，因此左五这位应该也是在荆州或荆州附近为官，那与这个地名最接近的就是“黄州”了，终于查到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张士瀛，缙绅录里关于他的记载只到1904年，张之洞在六十九岁生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答复驻节湖北省垣的新调户部侍郎柯逢时的祝寿诗中提到“旧日门人卓卓者，如黄良辉、刘国香、冯德材、潘颐福、王万芳、黄源、黄嗣翊、陈作辅、周锡恩、杨毓秀、张荣泽、张士瀛诸人皆下世。”说明这时候张士瀛已经去世了，1904年8月27日即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七日，时间对的上，他的卒年信息鲜有资料记载，赫德当年的标注可供参考以补缺。张士瀛，江陵人，字公复，一字功甫，光绪丙子举人。他曾经在光绪二十三年编著过一本《地球韵言》，是清末很流行的世界地理通俗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