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友人在泰山

前天为考证一张照片中人物,从图书馆借了《徐世昌日记》,主要看他辛亥之后到当上大总统中间这段的日常,不仅解决了问题,还顺带解决了另一张还没有着手处理的照片,辨认了其中的大部分人物。跑题一下,我一直很反对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折页和写画,不过有时候也有会心一笑找到知音的感觉。一次是翻看《广州大典》,这是一套520册的大套装,想查的几篇文章所在首页都有两个小小的折角,说明可能有两个人与我感兴趣的内容一样;还有就是这次借的《徐世昌日记》,里面提到的人名都是姓加字号的形式,前面的某位读者用很细的铅笔轻轻地将部分这样的人名在空白页作了注释,大大降低了我阅读的难度,很是暖心。

有徐世昌的这张合影是他和友人在1912年5月29日登泰山,在五大夫松前所摄。我看到的这个版本收录在济南小彭照相馆的一本泰山影集中,卡纸上只写了“五大夫松”几个字。之前我只认出里面有徐世昌,没想着去认其他人。但是当我这次读徐世昌的日记时,注意到他说登泰山同行的人里有朱启钤、张勋和田中玉,这几个人的长相我都知道,从照片里很容易认出他们,另外几位日记里提到名字的人找到其它照片作比对,很快就对上了,确认是这一次拍的照片。兹录日记如下:

十三日(1912年5月29日)晨起,起行……至泰安府换山行肩舆登岱,至红门小坐。缘山铺石为路,阶级层叠而上,过斗母宫小坐。柏洞一带柏树夹路,云步桥瀑布甚佳,五大夫松以上松极好。伏虎岭、中天门以上甚陡,峻石甚奇,望南天门如在天半。既至其顶,下视诸峰罗列在下。到碧霞祠、东岳庙看唐摩崖碑,登太平顶(即玉皇顶)看无字碑。山顶极平,庙院以石栏围,数峰尖以泰山极顶也(碧霞祠有明铜碑二,又有本朝石碑二,焚裂)院有碑镌“古登封台”四字。登丈人峰,四望诸峰环绕在下,远视泰安府城如置一棋局耳。晚宿山顶,同游诸人畅谈。同游者为阮斗瞻(忠枢)、张少轩(勋)、朱桂辛(启钤)、田蕴山(中玉)、朱铁林(宝仁)、朱紫樵(庆澜)、曹理斋(秉章)、常朗斋(耀奎)、杨冠如(葆益)、德国人黎诺。

徐世昌与友人在泰山五大夫松前合影,1912年5月29日

遗憾的是还有两个人缺少可比对的资料,虽然我有猜测,但为严谨起见就没写上去。

来兴克为李鸿章、张佩纶翁婿拍照

研究张佩纶的朋友们都知道,目前已知,有并只有一张可确认是张佩纶的肖像照,来源是其孙女张爱玲的收藏。同时,关注李鸿章照片的朋友们也注意到,有一张李鸿章穿补服的坐像照背景和道具与张佩纶这张一样,很可能是两人在同一天由同一位摄影师拍摄了肖像,但仅此而已,何时何地由谁拍摄仍是未知。我今天在翻资料的时候,看到华辰拍卖2003年秋拍的邮品钱币专场卖过一张李鸿章的便装照,背景和道具与前面说的两张照片完全一样,而且,在卡纸下方左边印着“ALBERT REISING”,右边印着“TIENTSIN”,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的信息,这正好可以与我之前对在天津从事摄影活动的德国人来兴克的考证(具体可查看旧影志网站上的文章:来兴克是谁?)相符。

张佩纶肖像
李鸿章肖像
卡纸印着来兴克英文名的李鸿章肖像

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福建前线,最后因为败局而被发配到了张家口。1888年张佩纶戍边结束后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去了天津的书院当老师,李鸿章喜欢张佩纶,把自己的小女儿李菊藕嫁给了他。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光绪帝下谕旨让张佩纶离开天津,于是他们夫妇搬去了南京。从1888-1894年,这正好与我考证的来兴克在天津活动的时间(1886-1898年)重合,从这一点看来兴克完全有给李鸿章、张佩纶翁婿拍照的可能。进一步精确拍摄时间,我个人偏向于认为是在1896年左右(李鸿章出国前或回国后),因为能看到1895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遇刺在左眼留下的后遗症。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材料支持,但他1896年以73岁的高龄代表清政府出国访问,最爱的女儿女婿来见面送别或迎接也是合情合理的。

李鸿章这样级别的官员,摄影师都会上门提供服务,地上的这幅地毯也曾出现在李鸿章其它的照片里,应该是直隶总督府上的,后面的背景布是照相馆提供,各家有各家的特色。从花瓶中花和叶的姿态、方几上罩布的褶皱来看,这三张照片应该都是同一天拍摄。李鸿章着便装拍摄的这张与张佩纶那张机位、构图几乎都没有变,而李鸿章穿补服那张镜头略微左移,能看到方几上的一摞书。

再谈珍妃的照片

有一张被认为是珍妃的半身像照片流传甚广,相中女子穿着斜襟外套,梳旗人女子的两把头(这个两把头是假发),装饰了蝴蝶和花卉形状的发钗,头右侧有一条流苏垂下。我曾经从发型和摄影技术的传播两个角度入手,撰文分析这名女子并非珍妃,甚至不是满人,而是一名青楼女子[1],并多次在讲座中分享过这一观点。[2]我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张照片真伪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荒和王国华两位老师就先后撰文讨论过。冯荒老师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照片上“贞贵妃肖像”的题记,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3]王国华老师也认为这个题记有疑问,但转而认为1930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4]里刊登的照片为真。[5]对此我也曾经考证过,实际上那是婉容皇后的奶奶。前几日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称在上海有正书局于清末出版的《海上惊鸿影》发现了这张照片,书中标注这名女子叫“黄云仙”[6],证实了我之前的分析。至此,关于这张照片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照片中的女子是如何从“黄云仙”变为“珍妃”,图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的,还有讨论的空间。

《海上惊鸿影》中的“黄云仙”肖像

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追溯这张照片的版本以及其附带的标注信息。

先说这本《海上惊鸿影》。出版这本画册的有正书局由狄平子创办于1904年,以制作精美的中国书画珂罗版复制品而闻名。同年他还创办了《时报》,馆址位于上海福州路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路口的西北角。狄平子(1873-1941)是常州溧阳人,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他早年中举,后留学日本,追随康梁参与维新变法,深悉舆论的重要,知道如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如何调动民众的情绪。据1904年便加入《时报》,先后参与运作旗下《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的包天笑回忆说,狄平子在1909年创办《小说时报》后认为该出版物中的插图、风景照、名人字画都不足引人兴趣,提出要刊登“时装美人”的照片。[7]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模特”的选择非常有限,只能另寻办法。狄平子和他的弟弟狄南士平时应酬很多,结识了很多陪酒的女子,便向她们索要照片。此外,狄平子还请当时上海有名的青楼女子去自己开设的照相馆免费拍照。这家招牌称作“民影”的照相馆,店址位于泥城桥西,即今南京西路与西藏中路路口西边路南,开设的初衷是为了翻拍借来的珍贵书画。照相馆所在的建筑共有三层,顶楼是照相馆,二楼是狄平子兄弟举行招待应酬的俱乐部。这些青楼女子的照片,有的是在应酬期间顺便拍摄,有的是约数位当红姑娘拍集体照。包天笑称拍照这种事情 “都是楚青的玩意儿”,即选模特挑照片都是狄平子负责。主动上门来拍照的良家女子如果容貌秀丽,照片也会被留下来。这些收集来的“时装美人”照片精选后,由有正书局“用最好的铜版纸精印,装以锦面” ,在1909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即《海上惊鸿影》。 [8]这本画册多次加印[9],1914年还出版了《新惊鸿影》。虽然在封面上写明这本画册又名 “上海五百美人照相”,但实际上只收录了227张照片,涉及人物263个,其中包括两人带着的孩子(第54页和第106页)和一名独轮车夫(第31页)。画册中有几位女子没有标注称呼,可能就来自被截留的良家女子照片。[10]此外,书中的标注不可尽信,比如标注“赛金花在北京时小影”实际上是标注为“赛金花递解回苏时小影”的局部。

有正书局和时报馆,上海图书馆藏
清末汉口喝花酒的场面

说回这张照片,我共见过三个版本,从使用的工艺来判断出现的先后顺序,第一个版本与《海上惊鸿影》收录的相同:半身像,灰白色背景,头部周围有一小片阴影,人像下部的边缘通过暗房手段做成渐隐的效果。根据照片所处的年代,原版极有可能是一张橱柜照。我看到的这个版本虽然很清晰锐利,但是只有6寸大小,系翻拍自原作,贝特曼的收藏里亦有此照。

第一个版本,与《海上惊鸿影》收录的版本相同

第二个版本最大的特征是画面被处理成了边缘清晰的椭圆形,是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时报》在1904年6月12日的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有正书局卖照片的广告[11],标题为“大清国皇太后真御影”。当时的说明还比较简陋,只说“太后中坐,皇后、公主妃嫔等侍立”,7天后广告里这张照片的说明就详细了很多:“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标题也改为“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12]两个月后,有正书局可出售的照片已经有600种,每张售价四角,一次多买还有优惠。[13]除了零售,这些照片还按不同主题以精致的相册形式出售,比如《北京庚子事变照相》,内容包括“宫殿、南北海、瀛台、颐和园、万寿山、宝座、御榻以及两宫宫妃、亲王、大臣、义和团、红灯女子、各国公使夫人入靓小影共八十余幅”,售价十八元。《上海百丽人照相全册》,“加入目下最时貌者数十人,较前大有区别,莫不艳夺芙蓉,娇欺杨柳,且均着色,共粘一绒面精册上,全册仅十五元。”《津京百丽照相全册》,“凡北京、天津之妓,皆精加选择,聚丽影于一册,闻声是姻缘,见影亦是姻缘,多情人毋交臂失之,零售价见上,全册十五元。”《中国百名人照相全册》,“自天子、皇后、王公、督抚,以及中兴诸将、守旧诸魁、维新诸杰,以及文明诸女士等,共贴一绒面精册,零售均见上,全册十五元。”从这份广告可以看出,狄平子早在1904年就曾实践过“时装美人”的噱头。

《时报》1904年创刊号上所售照片广告的“大清国皇太后真御影”,有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形象
第二个版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清晰的椭圆形边缘

在北京故宫的照片收藏中也有来自有正书局售出的照片。台湾学者王正华在故宫图书馆浏览馆藏照片的数字图像时就注意到有张慈禧太后的照片卡纸上印有“上海四马路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的字样。[14]北京故宫的收藏中是否还有来自有正书局的照片尚有待馆方的公开。广告中提到的几本相册之完整本在收藏市场上比较少见,更多是以零散照片的形式出现,比如较常见的曾国藩(标注“曾文正公”)、宋庆(标注“宋宫保”)、马玉崑(标注“马宫保”)的照片都来自有正书局。有正书局的标注多有讹误,比如科学家徐寿的照片就被标注为“左中堂”(即左宗棠);标注为“红灯女子”本意是指义和团运动时期“红灯照”组织的成员,但实际上是着戏装的普通女子。

常见的宋庆(左)与马玉崑(右)的照片就出自有正书局

有正书局售卖的照片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与时俱进地更新,比如1907年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主管新军的建设后,增加了袁世凯穿新式军服以及新军军官合影的照片;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增加了江宁将军铁良的照片(标注为“铁帅”)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我所见的这个版本即与袁世凯、新军、铁良等的照片出现在一起,由此可知至晚在1911年后售卖的版本已经有了椭圆形外边缘。

有正书局出售的有些人物照片会把标注写在底片上,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藩、宋庆等人的照片都是如此,这样每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上都会有标注,但影响照片的美观。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品种不把标注写在底片上,仅出现在销售目录中。比如第二个版本我见过一张在紧挨头饰流苏的位置,骑着椭圆形的边缘,自上而下用墨笔写的“娘娘”二字,这可能是购买照片的人自己把有正书局提供的标注写在了照片上。

第三个版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大的特征是椭圆形的画面以及头像上部黑底白字的“贞贵妃肖像”题记。这个版本是以第一个版本或其翻拍照为底本,叠上中间挖出椭圆形空窗,上面有字的照片再翻拍的,右下角因为两层照片贴的不够紧,露出缝隙而产生了阴影。上面这层遮罩要用玻璃板来制作:在准备写文字的长方形区域以外都涂上红色(或用黑色墨汁替代),用软笔和墨汁在这个空白区域写上“贞贵妃肖像”几个字,这样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除了写文字的背景部分是黑色,其余的地方都是白色。从这个工艺看大约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

第三个版本,注意右下角在翻拍时缝隙产生的阴影

从以上对这三个版本流变与传播的梳理大体可以看出,有正书局拥有这张照片的原始或早期版本,可能是民影照相馆拍摄的,也可能是收集来的。在与《海上惊鸿影》相近的出版时间里,这张照片又被作为“娘娘”的照片售卖。有正书局并没有说这张照片就是珍妃,但是这时光绪皇帝一后二妃中的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形象已经在他们的销售清单上,时人并不知晓1900年去世的珍妃没有留下这种肖像照的机会,“娘娘”的说法一旦出现,自然有“明眼人”辩识出这并非隆裕皇后或瑾妃,于是便被附会为珍妃了。之后有好事者根据这种暗示,去掉“娘娘” 二字而增加了“贞贵妃肖像”的题记。

但是民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有正书局售卖的“娘娘”照片这种暗示落实到纸面上。1930年,婉容皇后和她的族人都健在,故宫博物院编《珍妃专号》,即便将婉容的奶奶当作珍妃也没有选这张照片。在1940年的《立言画报》上再次出现“珍妃”的照片,并煞有其事地注明:“上图为珍妃,摄于中南海”[15],实际上是引用“珍妃专号”中的照片和说法。时间到了1982年,刘北汜先生用笔名[16]撰文讨论北京故宫收藏的“贞贵妃肖像”,他一开始便说 “这张照片是利用故宫旧藏底片洗印的。”[17]实际上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翻拍再制作的版本,底片也不在故宫。虽然“贞”、“珍”二字有别,但他还是觉得“两人脸型颇为近似”,而且怀疑这张照片是好事者借机拍摄复制的。总之,他偏向于认为就是珍妃。到1990年在他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中,第三个版本被标注为“光绪帝的珍妃”。

以上便是从现有资料中梳理出的一名民间女子的照片被附上“珍妃”这一信息的经过。造假的动机源自需求,指“黄云仙”为“珍妃”自然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八卦和想象都需要一张脸,在传言和附会中,珍妃的形象被最终明确地制造出来了。

注释:
[1] 如“光绪珍妃传世照片多为误认?”,《北京日报》“旧京图说”版,2017年4月11日。
[2]在成都寻麓书馆传灯人系列讲座“光绪与珍妃传世照片辨伪”,2021年3月1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31198
[3]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4]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第一版,193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影印版,2022.07:117页。
[5]王国华.珍妃像辨.满族研究,1986(03):67-71.
[6]网友“廉子雎”2024年3月15日凌晨2点07分布的微博。
[7]包天笑著,刘幼生点校. 钏影楼回忆录. 第四辑,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460页。
[8]包天笑在回忆录中所记书名为“惊鸿艳影”,但实际上有正书局只出版过三种类似的画册,分别是1910-1911年间的《海上惊鸿影》和《艳籢花影》,以及1914年出版的《新惊鸿影》。此处应该是指《海上惊鸿影》。
[9]据季家珍的研究在1911年3月之前已经多次翻印。季家珍:《妓女的“他(她)者”: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国妇女及其能见度和性征》。选自王政,吕新雨主编:《性别与视觉 百年中国影像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36页。
[10]比如第14页的四名女子和第54页的女子和小童。
[11]《时报》,1904年6月12日,第四张。
[12]《时报》,1904年6月19日,第四张。
[13]《时报》,1904年9月20日,第一张。
[14]王正华:《走向“公开化”: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二期(2012.3)抽印本。其中的“厂西门”是指琉璃厂西门,1904年有正书局的广告中就有这样的商标说明。
[15]《立言画报》,1940年第103期,第13页。
[16]冯荒是刘北汜的笔名之一。
[17]冯荒:“关于贞贵妃肖像”,载于《紫禁城》,1982年第1期第6页。

最后感谢张继州友第一时间通知我那条关于《海上惊鸿影》的微博,以及其后通知我的朋友们。还要感谢网友浪客湛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提供资料。

两张戊戌变法后官员合影的辨认

昨晚八点多,浪客湛心兄发来两张背面有英文注释的清末官员合影照片,讨论里面具体都是谁,好久没有能像这样让我兴奋起来的工作了!

第一张照片我之前在旧影志(几张新认出的中国官员肖像)介绍过,当时是在小罗伯特·寇特曼的《被围北京记》中看到的,但图片也比较模糊,只能认出许景澄、袁昶、赵舒翘、崇礼、徐用仪等人,不过有了浪客兄这张照片背后的英文标注,就能把照片上的七个人都认全了,背后的标注分别是:

1     Hsü Cheng-yü, Senior Licentiate, former Vice Pres Bd of Punishments, Son of Hsü Tung
2     Pu Ku, Vice President Bd of Ceremonies
3     Lu Jun-hsiang, Sub-chancellor of Grand Secretariat, Senior Wrang
4     Liang Chung-hêng, Vice President of Board of Punishments, Hanlin 1868
5     Hsü Yung-I, Provincial graduate of Chekiang, Pres Bd of War
6     Chao Shu-Chiao, Metropolitan, graduate 1874, Former Pres Bd of Punishments
7     Lien Yüan, Former Sub-Chancellor of Grand Secretariat, Hanlin of 1868

即从右至左分别为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礼部右侍郎溥顾、陆润庠、刑部右侍郎梁仲衡、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刑部尚书赵舒翘、总理衙门大臣联元。

七人合影,从右至左分别是徐承煜、溥顾、陆润庠、梁仲衡、徐用仪、赵舒翘、联元
七人合影的背后标注

另一张照片中共有六人,但是左一和右一都没有标注,其余人是:

2     Wu Ting-fen, Minister Tseng li Yamên
3     Wang Wen-shao, Minister Tseng li Yamên and Grand Secretariat
4     Kuei Chun, Minister Tsung li Yamên
5     Marquis Tsêng

即右二至右五分别为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总理衙门大臣桂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銮(英文标注里是曾侯爵,曾纪泽死后是他的三子曾广銮继承了一等毅勇侯的爵位)。

六人合影,从右二至左二分别是:吴廷芬、王文韶、桂春、曾广銮
六人合影的背后标注
《被围北京记》中的同一天拍摄的另一张合影

关于照片拍摄的时间,我在《被围北京记》那篇里已经做过分析,应该拍摄于1898-1899年之间,结合照片中人物的穿着以及地面的积雪,大概是六部以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元旦的第二天去各国公使馆贺新年,即1899年1月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

这三张合影(《被围北京记》中和这次的两张)拍摄的时间都很特殊,彼时戊戌变法刚失败没几个月,支持变革的官员刚遭到清洗,一批保守派走上前台,所以相当于是新领导班子首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也正是革新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失衡,影响了一年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上的决策,反对义和团的先被杀一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支持义和团的又被杀一拨,这三张照片中能认出来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赵舒翘、徐承煜都是这么死的,庚子之后清政府的中枢再没有什么能臣了。 还有一点遗憾,就是这几张照片都太模糊,如果有清楚的版本,其它几位尚不能确定的人物我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最后感谢浪客兄,昨晚的讨论很高效很开心,共同完成了以上辨认结果。

1949年解放军的几种轻武器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在B站的小号“军事博物馆小助理”一直在发布介绍馆藏文物的小视频,每期都有专家讲解,在众多专家讲解的节目中,我只看由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芦继兵主任和“军事博物馆讲解员、著名军事专家、轻武器专家、海军大校,两栖战专家、海军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洋迷彩服设计者、中国海军陆战队创始人之一、中国海军陆战旅首任旅长的杨南镇”讲解的[1],其中芦主任主要介绍坦克装甲车辆,杨大校主要介绍轻武器。我想了下只爱看他们两人节目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位的讲解更偏重事实与科学,对我来说更能增长知识,而且被讲解的对象都是他们曾经研究、操演甚至分解过的,是第一手的感受与评价,更让人信服。遗憾的是芦主任录的节目不多,杨南镇大校就不同了,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军博收藏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有故事,以从历次战争中缴获居多。杨南镇大校提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很多缴获的武器都投入到解放军的武器序列中被重新利用,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一事实在历史图像中能找到很多印证,比如1949年苏联政府派到中国的摄影队拍摄的图像中就曾出现很多种缴获(这些武器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国装备解放军部队)来的武器,其中绝大部分杨大校都介绍过了,暂列如下,权作我的学习笔记。

1949年苏联摄影队来中国拍摄表现革命胜利的纪录片,为了体现解放军的英勇作战,选择西北野战军“再现”[2]攻克宜川城的战斗,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在战斗指挥部,露天的场地上有个摆着电话和地图的土台子,台子后面站着彭德怀与西北野战军的部分领导,从左至右分别是副司令员赵寿山、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兼前委委员甘泗淇。其中张宗逊腰间别着一把转轮手枪,虽然只能看到一个枪把,但是考虑到当时解放军中拥有这类手枪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把美国M1917式军用转轮手枪。这款手枪最初由美国柯尔特公司生产,后来史密斯·威森公司对其进行了改进,供应军方的型号仍然称M1917。杨大校详细介绍过这两家公司生产的M1917式转轮手枪的区别,他还提到陈毅元帅、张爱萍将军,以及博古等多位高级将领都喜欢转轮手枪,战争年代都曾有这样的一把配枪。

西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从左至右分别是副司令员赵寿山、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兼前委委员甘泗淇。
下面是柯尔特公司生产的M1917,上面是史密斯·威森公司生产的M1917

在苏联摄影队米科沙拍摄的这批照片档案中,有一组在浙江沿海一带活动的便衣特工肖像,他们都穿着长衫,“夹”[3]着毛瑟驳壳枪,大部分只能看到枪的尾部,唯有一张露出了部分右侧面。虽然还是看不到全部枪身,但是根据击锤尾部的孔、扳机护圈后的圆形卡榫等特征,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毛瑟M1932式军用手枪,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响大肚匣子”。

一名特工人员,他的手枪露出部分右侧面
毛瑟M1932军用手枪

在另一张解放军士兵和八一军旗的合影中,照片前方的士兵抱着一把外观比较有特点的步枪:上护木的位置是钻孔的金属护罩;士兵左手握持的部位是一圈金属,里面是可装10发子弹的鼓形弹仓,这是美国的M1941约翰逊半自动步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特种部队。这种步枪最初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梅尔文·约翰逊(Melvin Johnson)上尉设计用来与M1加兰德步枪竞争的,但美国陆军没有选中这款枪。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加兰德步枪的产能跟不上战争的形势,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了约翰逊改进设计后的步枪,定型为M1941。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作为主角的枪就是这个型号。

手握M1941约翰逊半自动步枪的解放军士兵
美国M1941约翰逊半自动步枪

在一张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合影中,士兵们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刺刀柄的钩状护手来看,这应该是日本生产的“三八式”步枪,也就是中国民间俗称的“三八大盖”,这款枪定型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故名。日本陆军曾以此为主力步枪,在侵华战争中大量投放到了中国战场,因此被我军民缴获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装备日本“三八大盖”的解放军士兵

另一张在浙江的两名民兵合影中,她们拿的枪都不一样,其中右边的女民兵拄着的是一支国产中正式步枪。1935年国民政府从德国引进了毛瑟标准型步枪的图纸,在巩县兵工厂开始仿制,定名为“二四式”(取自民国二十四年的纪年,即1935年),后来蒋介石在视察生产时提出应将枪托缩短以适应中国士兵的身高,并加长枪刺,以抵消枪长变短对白刃战的不利影响,因此最终定型称为“中正式”步骑枪,是国民政府军队的制式步枪。

两名手持武器的女民兵,右边拿的是中正式步骑枪,左边拿的是M3冲锋枪

左边的女民兵手里拿的是一支美国产M3冲锋枪,这是一支结构简单、易于生产、成本低廉、皮实耐用、战斗效能优异的冲锋枪,1942年开始服役。从照片看,这位女民兵没有打开枪的保险(机匣盖没有打开),右侧有拉机柄,说明这是基础的M3型号,后续的改进型M3A1精简了原来的结构,最明显的外观变化就是取消了那个拉机柄。这种冲锋枪据说解放军从蒋军手中缴获了很多,甚至是全新的枪连仓库被一锅端了,军博介绍这款枪的那期节目中,枪里的润滑油还是出厂时的状态。

美国M3冲锋枪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名微笑的战士扛着一支冲锋枪,从枪管根部的有孔外罩和拉机柄的L型沟槽可以判断这是英国的司登(STEN MK II)冲锋枪。这支冲锋枪在1941年推出第一个型号,以两位设计师姓氏的首字母(Reginald Shepherd的S、Harold Turpin的H)加上生产厂家恩菲尔德(Enfield)兵工厂的前两个字母来命名,1942年又推出了改进后的MK II。由于英国本土的兵工厂产能受到战争的影响,这款枪的生产主要由加拿大来完成,所以当年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武器之一,中国战场的MK II型司登冲锋枪基本上都有字铭显示来自加拿大。

肩扛冲锋枪的解放军士兵
英国司登MK II冲锋枪

地上趴着的这名解放军士兵使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汤姆逊冲锋枪,从枪口的防跳器、位于上部的拉机柄、梯形的瞄具护翼说明其具体型号应该是M1928A1,但M1928基本上都使用带散热槽的枪管,而照片中是旧型号中的光滑枪管,不知道是不是经过我兵工部门的改装。这种枪也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特别是表现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帮火拼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枪手突然从大衣下掏出这支枪疯狂扫射的情节。

拿美国汤姆逊M1928A1冲锋枪的解放军士兵

除了冲锋枪还有机关枪,在一张摄于浙江沿海的照片中,一位男民兵正在使用一支英国产的布伦式轻机枪,这款枪是英国军方在捷克ZB-26式轻机枪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改进的,主要是口径从7.92毫米改为英军使用的7.7毫米。“布伦”(BREN)的名字分别取自原型枪在捷克的生产厂BRNO和英国的生产厂ENFIELD的头两个字母,引进到中国后被称为“77勃然”。后来应国民政府的要求,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这款机枪也改为适应中国军队的7.92毫米口径,称为“79勃然”,所以照片中这位民兵使用的弹匣就是装7.92毫米子弹的捷克ZB-26标准弹夹。不过照片中这支枪的提把似乎已经损坏,消失不见了。

操作英国布伦式轻机枪的民兵

在另一张守卫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支日本九二式重机枪。这款枪是日本在1901年开始引进的法国哈乞开斯M1897重机枪的基础上经过数次改进最后定型的。这种枪在外观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采用供弹板供弹,因此上膛的时候子弹是横在旁边的一排,不像其它机枪那样使用软的弹链;其二是枪管外有众多散热片,乍看起来像老式的暖气片,也像禽类的颈骨,因此被中国老百姓俗称为“野鸡脖子”。这款机枪射击精度很高,在战时八路军的照片中经常能看到我们的部队使用缴获来的这种枪。

上海国际饭店楼顶的日本九二式重机枪

上面这几种武器在国内的影视剧中经常出现,也算是文艺作品对历史的客观反映。有些网民调侃解放战争中的蒋介石或国民党军队是“凯申物流”、“运输大队长”,我以为这种情绪不妥,毕竟是内战,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战争。但这些武器的流转以致最后成为军博的藏品,却也都是客观事实。武器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重要的还是看使用武器的人,要看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

注释:
[1]引自B站网友“蔚蓝双鱼”对杨老师头衔的描述,略作修改。
[2]这里加了引号是因为环境、战斗情况与当时真实的战斗场景大都不同,苏联摄影队想要的是艺术效果,并不追求真实。
[3]几名武装人员都是把驳壳枪夹在左腋下。

温秉忠

注意到一位老照片里的人物很久了,他总是出现在与端方或南京有关的照片中。最早是考证一张端方与其他官员的合影 [1],他站在中间靠后的位置,特征很明显,两撇八字胡,戴一副小眼镜。尤其是那副眼镜,因为反光的原因,总是让我联想到很多动漫里的人物,比如《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碇源堂……前阵子有位网友在我的公众号后台留言询问一张照片里的人物是谁,里面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他。不过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考证的工作实在无从下手,直到前天帮朋友查一份英文资料的时候出现了转机。

最早注意到他就是从考证这张合影照片开始的,两个镜片反光的形象让我联想到碇源堂
另一张合影里的他
和端方的另一张合影
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张合影。
温秉忠肖像,这张照片是本文得以写作的线索。

那份出版物里刊登了一张小小的椭圆形的头像[2],我一眼就认出来是那位戴小眼镜的官员,下面的标注是“TAOUTAI WAN BING CHUNG”,即温秉忠。他的照片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3],不过面部不是很清晰,加之凉帽上的红缨很长,十分不清爽,便没有多留意,也就没有把这两张脸联系在一起。确定了这几张照片里戴小眼镜的人是温秉忠,一切就都清晰了。

较常见的温秉忠肖像,南京荣芳照相馆摄。出版物上大多把脸都印模糊了,我找到了原照,可以看清楚五官。

温秉忠(1861-1938),字荩臣,祖籍广东台山。他父亲温清溪早年在香港从作木匠起家逐渐有了自己的店铺并多处房产,1864年受基督教伦敦会牧师的影响受洗入教,此后不仅参与了很多香港教会的工作,还与王韬、黄胜、梁仁甫等在1871年创立中华印务总局,三年后改组成《循环日报》。因为伦敦会及黄胜的关系,温清溪与容闳结识,1873年6月10日将自己12岁的长子温秉忠安插进入第二批留美幼童名单。温秉忠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就读,期间与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的牛尚周成为挚友。温秉忠1881年回国,与香港教会长老之一的关元昌之五女关月屏结婚。两年后美国美部会的传教士喜嘉理到香港后租下了温清溪的房产,同年给16岁的孙中山做了洗礼,因此温秉忠与孙中山结识,此后一直有联系。另外,温秉忠的小舅子关景良和孙中山是西医书院的同学及死党,有一张“四大寇”的合影中他就是四人之外站在后面那个。在关月屏病逝后,1900年温秉忠娶了上海天安堂首位华人牧师倪蕴山的三女儿,也就是好友牛尚周妻子倪桂金的二妹倪秀珍,而倪蕴山的二女儿,即倪桂金的大妹倪桂珍经牛尚周和温秉忠牵线撮合嫁给了宋耀如,这对夫妇的三子三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更为人所知。温秉忠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先在一家纱厂从事机械工作,因为和教会的密切关系,1886年10月进入美国驻镇江领事馆担任翻译。1904年端方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了温秉忠,次年他作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也将温秉忠以候补道的职衔召至考察团。端方回国后任命温秉忠为两江总督府洋务局总办,并且担任端方的翻译和英文秘书。1907年3月,在端方的指示下,温秉忠与江宁提学使陈伯陶一起创建了暨南学堂,即后来暨南大学的前身。同年温秉忠再次出国考察教育时,将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带去美国留学。此后温秉忠还曾担任南京留守府交涉局长、苏州交涉员、苏州关监督等职位。[4]温秉忠一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因此在袁世凯上台后他弃政从商,在上海创办了怡顺合记印刷所,最后也是在上海病逝。[5]

“四大寇”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排站立者为关景良。

在考证期间,我又找到了“新的”温秉忠的肖像照,丰富了可比对的样本。至此,温秉忠照片的考证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温秉忠摄于在国外考察期间,1907年

注释:
[1] 徐家宁:《珍贵的端方历史影像》,载于《老照片》第一三一辑,2020 年 6 月号,第14-17页。
[2]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p.780.
[3] 钱钢、胡劲草著:《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香港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第235页。之前觉得这张照片里的人面部模糊是因为印刷的原因,我后来找到由南京荣芳照相馆拍摄的原版,细节就丰富多了。
[4] 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名人录》上,上海良友图书1935年版,第350页。
[5] 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1-143页。网上有关温秉忠家族的“八卦”故事很多,除了和宋家的关系,还有他们夫妇的女儿温金美与无锡唐家结亲的唐氏后代。关心完全与我们不同世界的人的生活不如关注自己和家人,且罗元旭先生的考证更加可靠,故以其著作为主要引用。

1897年张荫桓的欧美之行

1897年6月22日,清晨的伦敦灰蒙蒙一片[1],上午11点15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皇室成员的陪同下走出白金汉宫[2],在护卫下乘上皇家马车准备前往圣保罗教堂,此时阳光穿破云层,投下一道道光线。[3]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游行的队伍长达6英里,由皇家近卫军及其它皇家部队、军乐团按特定次序组成,游行路线两侧站满了围观的市民,甚至道路两边建筑的阳台上、窗前、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当时有约300万人[4]涌入伦敦参加这一盛会,欢呼声、马蹄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伦敦成了一座鲜花之城。[5]

维多利亚女王(撑伞者)乘坐马车参加游行,©️Stationer’s Hall
游行路线两边建筑的阳台上、窗户前,甚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P1700(25a)

游行队伍中除了女王的马车,还有16辆马车分别由皇室成员以及来参加庆典的各国特使乘坐,其中第四辆马车上坐着比利时的查尔斯·德·利涅王子殿下(His Serene Highness The Prince Charles de Ligne)、荷兰的范·林登伯爵阁下(His Excellency Count van Lynden)、教皇特使桑布凯蒂主教(Monsignor Sambucetti),以及清政府派出的“头等出使大臣”张荫桓。没有多少记者注意到这位庆典上的中国人,在少得可怜的报道中也寻不见正面的报道:“中国特使在游行的前半段显得非常害怕,他与人群只隔着一道士兵和警察组成的人墙,无法理解他们的欢呼。路过蓓尔美尔(Pall Mall)时,他明显感到紧张,过了一会儿他才放松下来,坐在座位上,以一种有趣的怜悯之情看待这些西方的野蛮人。”[6]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官员出行时对围观群众强调的是“肃静”与“避让”,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欢呼,但张荫桓毕竟当过三年的驻美、西、秘三国大使,记者这样的描写可能有相当的主观成分。

乘坐马车参加游行的张荫桓(圆圈处)。©️The Boswell Collection, Bexley Heritage Trust/ Mary Evans ID14177580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1897年2月26日),总理衙门收到驻英公使龚照瑗发来的电报,说这年的6月20日是“英君主临御六十年,顷外部函告,君主现定接待各国专派贺使。”[7] 两天后总理衙门就给两广总督发电报要求采买广东产的木器、刺绣等作为贺礼,二月初三(3月5日)光绪皇帝指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庆贺。张荫桓很快便提交了随行人员的名单,其中有:“户部郎中瑞良、刑部郎中顾肇新、兵部郎中钱绍桢、兵部员外郎曾广铨、礼部主事阎遒竹、礼部主事罗凤华、军机处存记候选道梁诚、候选道陈善言、候选道陈昭常、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马廷亮。”[8]二月二十四使团启程,二十七抵达天津,两天后乘“新济”轮南下,三月初二抵达上海。张荫桓等人在上海逗留了一周,又增加了“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赫政、二品衔双龙二等第二宝星金登幹”,以及“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官、四品衔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刘玉麟”作为使团随员。其中赫政是赫德的弟弟,金登幹是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刘玉麟是留美幼童,曾随张荫桓出使美国,任驻纽约领事馆翻译,他会从新加坡直接去伦敦与使团会和。除了这三人,张荫桓还应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之请,带上了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翊作为随员一同前往。三月初九,使团一行乘坐“中国皇后”号(RMS Empress of China)跨太平洋前往加拿大,但是在温哥华因同船的华人出天花而被禁止靠岸,加方要求所有乘客隔离后方可离开,张荫桓以身负国家重任为由与加方及英外交部展开交涉,最后中方使团上岸换乘铁路横穿美国大陆,四月十一抵达纽约。

在温哥华发生的“小插曲”不是张荫桓外交生涯遇到的第一次,1886年他初次赴美上任在下船的时候与旧金山海关税司“黑假”发生矛盾,大闹一通,东西海岸的媒体争相报道,甚至导致了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论,张荫桓人还没到华盛顿就已经全美知名了。十九世纪各国海关对天花之类的防疫也都有具体要求,被要求隔离也是正常程序,但张荫桓再次“闹脾气”跨过了正常流程,被媒体批评也是很正常的。

四月十八使团乘船离开纽约,横跨大西洋,七天后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乘专车于四月二十六(5月27日)抵达伦敦。张荫桓本想让赫德和金登幹帮忙预定1887年8月他入住过的“蓝甘旅寓”(Hotel Longham),并且希望是当年的那个二楼面对波特兰广场的房间[9],“卧房外为客厅,极华赡,又特启一升梯便出入”。[10]结果这座酒店客满,金登幹与赫德又往来多封电报,最后帮使团预定了位于泰晤士河北,河岸街的塞西尔酒店(Hotel Cecil)。这座酒店始建于1890年,历时6年才竣工,也就是说张荫桓一行入住的时候该酒店才开业一年。塞西尔酒店有800间客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欧洲最大的酒店。1930-1931年这座酒店被拆除,只保留了靠河岸街的一面,靠泰晤士河的一面修建了壳牌石油的大楼。

右边的高楼就是矗立于泰晤士河边的塞西尔酒店

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目前缺失1895年1月25日至1898年1月22日的部分,正好没有他代表清政府访问英国的内容,只能通过电报、奏折、新闻报道和回忆录来粗略拼凑他的行程。除了代表清皇室参加庆典,总理衙门还让张荫桓与英方商谈增加关税的事情,毕竟两年前的《马关条约》令清政府大伤元气,总理衙门为了支付赔款已经向国外举债,清政府亟待增加收入。

庆祝英国女王登基六十年的庆典要在6月20日(五月二十一)才举行,张荫桓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到了伦敦。从现在拼凑的行程来看,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只在5月28日与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举行了会谈,其它时间都在游玩。比如他带着14名随员去肯特郡的“七橡树”见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Lionel Sackville-West, 1827-1908)并参观他的诺尔庄园。男爵是他担任驻美大使时认识的好朋友,张荫桓在《三洲日记》里称他为“威士”,时任英国驻美大使,1889年10月14日,张荫桓卸职回国途中经过英国,第一次参观诺尔庄园;出席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皇家地理学会年会;在皇家学会观看了由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Lord Kelvin William Thomson, 1824-1907)亲自演示的铀的电气效应;出席由詹姆斯·布莱斯男爵(Sir James Blyth, 1841-1925)举行的晚宴;受威尔士亲王的邀请出席了阿斯科特赛马会的开赛日;参观了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并受到13响礼炮的待遇;庆典前一晚还在欢乐剧院(Gaiety Theatre,距离使团居住的塞西尔饭店不远)欣赏了音乐喜剧《马戏团女孩》(The Circus Girl)。

7月1日,张荫桓待游行庆典结束后又带着7名随员去了法国,两天后去了俄国。俄方对张荫桓的接待规格很高,不仅有前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陪同张荫桓由法赴俄,还颁给了张荫桓一级圣安娜勋章,而且使团随员中每人都获得了勋章。俄方此举当然是企图的,用茅海建老师的话说就是:“张荫桓完全被俄国式外交花招所迷惑,在‘真心和好’的言词下,不知不觉钻进其全套中。”[11]张荫桓离开俄国后又去了德国,然后在7月25日回到伦敦,在赫德的斡旋下,英国为了与俄国抗衡争取到更多的在华利益,为张荫桓颁发了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骑士勋章,梁诚获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高级爵位勋章。[12]

茅海建老师推测英国政府一开始没有给张荫桓授勋的原因是“因为参加庆典的各国特使甚多,便一律不授。”[13]赫德也说英国驻华公使曾经致电外交部询问是否会给中国特使授勋,得到的答复是“女王决定不给任何参加大典的使节授勋。”[14]但实际上根据英方的记载,6月22日,也就是庆典游行的当天就有一批来宾获得授勋,在7月6日,波斯王国的赛义德·阿米尔·汗王子(H.I.H. Prince Amir Khan, Sirdar)因为前来参加庆祝女王登基60年的典礼而获得了与张荫桓一样的勋章。[15] 7月27日张荫桓回到英国后再次与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会谈,但谈判加税的实际工作推给了英国驻华大使和总理衙门,可以说这件工作完全没有成效。7月31日张荫桓一行离英赴美,期间拜访科士达一起钓鱼、野餐,还向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捐赠了一尊康熙年制的饕餮纹青铜方壶。[16]8月23日从温哥华乘“日本皇后”号(RMS Empress of Japan)回华,9月14日抵达香港,然后张荫桓请了一个月假回佛山老家,衣锦还乡,直到10月21日才在颐和园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复命。

慈禧太后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贺礼之一:“荣光”书法立轴。©️Royal Collection Trust
张荫桓捐赠给大都会美术馆的青铜方壶。©️The Metmuseum

表格 1 张荫桓一行的行程整理

编号阴历日期公历日期内容
1正月二十五2月26日总理衙门收到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电报请派代表参加英君临御六十年庆典。
2二月初三3月5日光绪皇帝指派张荫桓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庆贺。
3二月初九3月11日张荫桓上奏随员清单。
4二月初十3月12日张荫桓通过赫德预定伦敦的兰厄姆酒店,后改为塞西尔酒店(Hotel Cecil)
5二月二十四3月26日张荫桓一行启程。
6二月二十七3月29日张荫桓一行抵达天津。
7二月二十九3月31日张荫桓一行乘“新济”轮南下。
8三月初二4月3日张荫桓一行抵达上海。
9三月初八4月9日增加随员赫政、金登幹和刘玉麟。
10三月初九4月10日乘英国轮船跨太平洋前往加拿大。
11四月初二5月3日在温哥华因同船华人有天花而行程被阻,最后经多方交涉才成行。
12四月十一5月12日张荫桓一行抵达纽约,住在华尔道夫酒店。
13四月十八5月19日张荫桓一行乘船渡大西洋。
14四月二十五5月26日张荫桓一行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
15四月二十六5月27日张荫桓一行到达伦敦。
16四月二十七5月28日张荫桓偕罗丰禄、梁诚拜会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
17张荫桓带14名随员作为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的客人参观了诺尔庄园。
18张荫桓出席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皇家地理学会年会。
19张荫桓在皇家学会观看了由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演示的铀的电气效应。
20张荫桓出席了由詹姆斯·布莱斯男爵举行的晚宴。
21张荫桓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客人出席了阿斯科特赛马会的开赛日。
22张荫桓参观了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受到13响礼炮的待遇。
23五月二十6月19日张荫桓在欢乐剧院观看了音乐喜剧《马戏团女孩》。
24五月二十一6月20日下午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与英国皇室及外国来宾参加了感恩仪式。
25五月二十二6月21日英国女王在午餐后接见了各国外交使团,包括张荫桓等人的中国使团。
26五月二十二6月21日晚上参加了女王主持的晚餐宴会。
27五月二十三6月22日出席庆典游行,张荫桓在第四辆马车上。
28五月二十三6月22日出席女王主持的午宴。
29五月二十四6月23日在皇家剧院观看了歌剧演出。
30五月二十五6月24日出席为女王举行的晚宴。
31出席由威尔士王子在马尔博罗大楼举行的晚宴。
32出席由伦敦市长在市长官邸埃及厅举行的午宴。
33五月二十九6月28日下午一点半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花园晚会。
34六月初二7月1日张荫桓偕梁诚及七名随员前往法国。
35六月初四7月3日张荫桓等人前往俄国。
36六月十一7月10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张荫桓。
37六月十七7月16日张荫桓一行抵达德国柏林。
38六月十九7月18日张荫桓一行在德国埃森。
39六月二十一7月20日张荫桓一行抵达巴黎。
40六月二十六7月25日使团一行返回英国。
41六月二十八7月27日张荫桓会见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
42七月初二7月30日英国政府决定给张荫桓授勋。
43七月初三7月31日张荫桓等人从伦敦乘火车到南安普敦港,然后乘船赴美。
44七月十七8月14日张荫桓与科士达在他的乡间别墅钓鱼、野餐。
45七月二十六8月23日张荫桓使团一行从温哥华乘日本皇后号回华。
46八月十八9月14日张荫桓一行抵达香港。
47九月二十六10月21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分别召见张荫桓。

茅海建老师分上下两篇文章[17]讲述了张荫桓1897年代表清政府去英国参加庆典的前前后后,指出了清政府“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方向性错误与失败,我们自己以为能“以夷制夷”,实际上列强都串通好了侵占中国的利益,这里面被认为是“外交人才”的一些外交官起了很坏的作用,比如张荫桓即是如此。张荫桓从一开始选择随员就没有以外交工作为首要考虑,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圈子及扩展人脉,这些随员经此“历练”就可以按“劳绩”保举,后面的行程多次“先斩后奏”甚至“只斩不奏”,具体的分析茅海建老师已经写得很详细。对于朝廷交代的加税一事,张荫桓也办得很敷衍,甚至可以说没有努力过,最后甩给了别人;列强纷纷拉拢张荫桓,争相让清政府贷款。

张荫桓在回国途中停留美国,专门拜访了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 1836-1917),两人在科氏位于纽约州亨德森湾的别墅野餐、钓鱼。张荫桓在担任驻美公使时科士达是使馆的律师,无论排华纠纷还是使馆换房子的事情,科士达都出了很多力。1895年张荫桓奉派前往日本就甲午战争进行谈判,他便聘请了科士达作为顾问。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1895年1月5日)慈禧太后懿旨张荫桓和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和谈[18],而据科士达回忆早在1894年12月23日一早他就收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报,请他到日本与中方的议和使节会和,“用‘智慧’的意见帮助他们”。[19]这封电报就是张荫桓发的,他在十二月初七(1月2日)的奏折中陈述了外交事件中有熟悉国际法的律师参与的重要性,推荐聘任科士达随行,并说“虑其不肯远涉,前日试与电商,乃成慨诺。”[20]后来日方以张、邵二人的和谈团队只有国书没有全权委任状为由拒绝了会面。此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日就《马关条约》进行谈判,继续聘用了科士达作为顾问。科士达说他为清政府提供的这次服务收了25万美元的酬劳[21],但是据李鸿章提到的有明确金额的费用有两笔:2万5千美元[22]和3万美元[23],并非科士达所说的数字。不管怎样,科士达的收费标准来自张荫桓的建议,是他建议要向李鸿章多收钱。[24]无论于公于私,只要提供了服务,收取费用就天经地义,但是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前往和谈的全权大臣,要求律师向自己的上级多收钱这种事,即使放到现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往也是不能被容忍的。张荫桓这趟外交任务,张荫桓拿着4万两白银的经费,从选择随员到行程安排到具体事务的处理,无一处不体现私心!

除了文字记录中的使团行程,还有一些图像可兹参考。1888年,美国伊斯特曼公司推出了廉价且便携的1号柯达相机;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兄弟推出了可实用的电影摄影机,科技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用图像纪事的手段,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游行庆典就用上了最新的电影技术,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从公开的视频片段中看到张荫桓的身影,但是从分散在各处的照片倒是得窥他的一二行程。 其中一张照片是张荫桓穿一件皱皱巴巴的暗八宝纹外褂,胸前纽扣处还插着一朵花,脚蹬云头靴,站在一处西式建筑门口的台阶之上,照片有他的题记“头等出使大臣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丁酉秋”,说明这张照片摄于1897年张荫桓出访欧美途中。无独有偶,还有一张照片是7位中国人和几位外国人的合影,拍摄地点与张荫桓那张单人照相同,为阎遒竹后人所藏,站立者左数第六人为阎遒竹。阎遒竹是阎敬铭之子,张荫桓少时随舅父李宗岱宦游山东的时候就以办事干练为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器重和保举,后来在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入值总理衙门,也是因为时任户部尚书、新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的援引。张荫桓此次出行选阎遒竹为随员,有让阎遒竹镀金,报答阎敬铭的考虑。要想辨认这张合影里其他的中国人都是谁,只能从使团的随员清单入手。

摄于1897年秋的张荫桓肖像。

表格 2 张荫桓使团的成员清单

编号英文头衔中文头衔
1Liang ShungFirst Secretary梁诚军机处存记候选道
2Chun Shen YenSecond Secretaries陈善言候选道
3Koo Chao HsingSecond Secretaries顾肇新刑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
4Jui LiangSecond Secretaries瑞良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
5Kingeast TsengThird Secretary曾广铨兵部员外郎
6Chun Shao ChengAttaches陈昭常候选道
7Li King YuAttaches李经翊二品衔分省补用道
8Yen Nei ChuAttaches阎遒竹礼部主事
9Low Fung WahAttaches罗凤华礼部主事
10Chien Shoa ChienAttaches钱绍桢兵部郎中,海军衙门额外章京
11Mu Ting LiangInterpreters马廷亮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总理衙门英文翻译
12Liu Yuk LinInterpreters刘玉麟四品衔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代理新加坡领事
13Y. K. TsoaMedical Officer曹志沂布政司理问衔
14Hsu Ying YuanAttaches许应騵山西候补同知
15Pung Shih KuaiAttaches彭思桂分省试用同知
16Li Hsih ChengAttaches李熙敬分发广西试用县丞
17J. D. CampbellEnglish Secretaries金登幹
18James HartEnglish Secretaries赫政
19萧佐廷五品衔直隶州知州用分省后补知县
20于懋谦分省补用县丞
21陈吉胜都司衔两广督标中营补用守备
与上一张张荫桓的单人照在同一地点拍摄的中外人士合影。阎遒竹后人藏。

经过对比,站立者右数第三人为马廷亮。1904年贝子溥伦带团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经过日本时停留9天,部分团员与驻日使馆官员合影,其中就有担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马廷亮,两张合影可互相比对。能找到比对样本的梁诚、曾广铨、陈昭常、刘玉麟、金登幹、赫政都不在这张合影里,其他人因为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定,只能留待日后有条件时再处理。坐者后排左数第一人为周自齐,1897年4月随新上任的驻美公使伍廷芳赴美,任驻美国公使书记官,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美国。这张合影中还有一坐一站两位女士拿着照相机,看外观极似当年新款的4号柯达相机,说明极有可能还存在同一场景别的照片。另外,张荫桓去亨德森湾拜访科士达的时候,也有照片留下来,一张是他与科士达同船前往戴维斯岛(Davis Island),另一张是他在与科士达等人野餐时的单人照。

张荫桓(中坐者)与科士达(船头穿西服者)同船前往戴维斯岛钓鱼,1897年8月14日。©️Mary Parke Manning
与科士达野餐的张荫桓,1897年8月14日。©️Mary Parke Manning

张荫桓等人此次出行足迹涉及英、法、德、俄、美等国,相信随着各国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图像资料还原他们的行程。

注释:

[1]“The Morning broke dull and grey.” 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ical Advertiser. 23 June 1897.
[2]The London Gazette. No. 26947. 14 March 1898.
[3]“the sun broke through, and a wave of light spread over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ical Advertiser. 23 June 1897.
[4]“An estimated 3,000,000 visitors came to a city dressed in red cloth, flowers, triumphal arches, flags and illuminiations.” Luke McKernan, 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2012.
[5]同上。
[6]转引自Barclay Price, 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 Amberley Publishing. 2019.
[7]《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8册第7页。转引自茅海建“论张荫桓——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席英国女王庆典为中心(上篇)”,《中国文化》第五十五期,2022年01期,第211页。
[8]《军机处档折件》137183,台北故宫藏。转引自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12页。
[9]《中国海关密档》,第86页。
[10]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上册第214页。
[11]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21页。
[12]《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幹函电汇编》卷九,第121页。
[13]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23页。
[14]《中国海关密档》卷九,第120页。
[15]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for 1898, Comprising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Harrison and Sons. London. 1898. P303.
[16]美国大都会美术馆,Accession Number: 97.20
[17]论张荫桓——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席英国女王庆典为中心(上篇)”和“张荫桓光绪二十三年出席英女王庆典前后之中外关系”。
[18]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七第二十八叶。
[19]中国史学会编辑,《中日战争》,《科士达回忆录》,第463页。
[2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七第二十二叶。
[21]Timothy W. Lake. Henderson Harbor and Henderson. Arcadia Publishing. NY, 2012. P53.
[22]“至倭相候,酬以两万五千美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三第六叶。
[23]“美员科士达已商由张荫桓与之议定三个月薪酬各费允给美银三万元。”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大学士李鸿章奏奉命赴日议和关系重要酌调得力随员并筹所需经费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四第二十三叶。
[24]“到了上海的时候,张君为我在他的使节内服务应给多少费用。我说出了一个我认为是合理的数目,但是他说他认为那数目是不够的,而大大地增加了款额。当我们考虑到同李鸿章工作的报酬时,我建议刚才他给我的数目,我认为这已是十分优厚了。张回答说:‘不,不成,这绝对不成。总督是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人,假若你不多向他要些,他将感觉到有伤他的脸面。’”《科士达回忆录》第473-474页。

曾恒忠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张被标注为“李鸿章”的照片,但很显然不是,在考证相中人的过程中牵涉到了几张过去对我来说有疑问的照片,过程很有趣。

曾恒忠,被错误标注为“李鸿章”

那张被错认为李鸿章的照片,卡纸上还有一行手写英文花体字“Tseng Laisun”,很明显是相中人的签名,即“曾兰生”。曾兰生(1826-1895)本名曾恒忠,祖籍广东潮州,父亲是新加坡的华侨菜农,母亲是马来人,他则出生在新加坡。年幼时,他入读美国美部会开办的学校,父母去世后为传教士收养,1842年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东布鲁菲尔德(East Bloomfield)就读中学,毕业后进入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学习,但因为学费的问题仅两年后便辍学。尽管如此,曾恒忠仍然是比容闳更早(1850年)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由于学业的中断,曾恒忠回国,在广州的美部会办事处任职,并先后参与两家公司的经营,生意失败后转投左宗棠幕,在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1873年他被选入出洋肄业局,随陈兰彬带第一批幼童赴美,1874年回国后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翻译,参与《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中翻译。屈文生教授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曾恒忠将英文文本中 “to express the regret”翻译为“朝廷实觉过意不去”,这不是威妥玛所代表的英国政府想要的在马嘉理被杀一案中清政府应持有的态度,导致英方认为郭嵩焘出访英国目的不明确(不是去道歉),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来丁日昌建议将此处翻译改为“惋惜”才解决问题。1876年4月,天津水雷学堂在天津机器东局成立,曾恒忠担任洋文教习兼翻译。

天津水师学堂师生合影

曾恒忠的五官比较有特点,特别是其唇上的胡子,让我联想到另一张梁时泰拍摄的“北洋水雷学堂教官及学生”合影,里面也有他,简历也对的上。在这张合影里,前排右一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1833-1900),字耀庭,湖南乾城人。他原为曾国藩部属,初任把总,后入淮军,李鸿章安排他在洋枪队学习炮术,升总兵。1867年因镇压捻军有功升记名提督,后补大沽口协副将。1887年升天津镇总兵。1900年率军驻守大沽口炮台,失守后他退至天津,在天津失陷前三天服毒自杀。前排右二是刘含芳(1840-1898),字芗林,安徽贵池人,同治初年随李鸿章的淮军东征,“从克苏州,司运粮械,后随征捻,积功至道员。”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扩充北洋机器局,“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也就是说照片拍摄时刘含芳是水雷学堂的实际主管。前排右三是曾恒忠。前排右四这位外国人的面部特征非常明显,胡子的形状让人过目不忘,我想起另一张1869年福州船政学堂的师生合影里也有他,巧得很,曾恒忠也在这张合影里,就站在这个大胡子外国人的前面。我认为这个外国人应该是英国人柏专敬,他最初在福州担任水雷电报教习,后被调入天津水雷学堂担任教习。前排右五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学堂的洋文教习曾盘,也是曾恒忠的儿子。曾恒忠在出洋肄业局的时候,近水楼台,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被选入第一批和第二批留美幼童。

罗荣光戎装像
福州船政合影与天津水雷学堂师生合影里曾恒忠、柏专敬的对比

另外,很久以前写过一篇“发现几个甲午战争的新人像”,里面的6号人物也可以确认是曾恒忠。

四位湖北官员合影

前阵子考证了清末成都几位高级官员在1907年的合影,确认了其中有时任成都将军的绰哈布,但是那张照片扫描自出版物,五官看得不是特别真切,所幸新考证出了一张有绰哈布的照片,非常清晰,可以作为标本存档了,顺便还新确认了几位官员的形象。

新考证出来的湖北官员合影
前排左三:荆州将军的绰哈布

这张合影中共有九人,其中有四名清代官员坐在前排。恰赫德档案中有此照的另一个拷贝,重要的是有详细标注,可作为考证这四名官员的依据。这里面的工作量主要是英中转换的准确性以及复核,我本以为很容易,没想到竟然小有波澜,花了一周时间才解决。

照片里的外国人不在我关注之列,在此不讨论了。拍摄的背景是1904年6月19日为时任荆州将军的绰哈布赴任四川将军送行宴会,他坐在前排左三。前排左二原文标注是“Yű Ch’ao Kang,Customs & Territorial Taotai”,清末海关监督多由地方道台兼任,经查,时任荆宜施道道台是余肇康,兼沙市关监督,名字的发音合“Yű Ch’ao Kang”;且有一张1910年余肇康与瞿鸿禨等人的合影(当年的标注,写在照片卡纸上),经比对,两张照片中的“余肇康”是同一个人。

前排左二:荆宜施道兼沙市海关监督余肇康

前排左四标注为“Duke Jui Hsing”,很容易拼出来是“瑞兴”,乌雅氏,字诗轩,满洲正黄旗,时任荆州左翼副都统,这照片拍摄次年便调任杭州将军。

前排左四:荆州左翼副都统瑞兴

前排左五标注为“Chang Chi-ching, Hungchow District Magistrate, died 27 August 1904”,按说这位官员的信息透露最多,但却是我花时间最多,最后才确认下来的。 “Hungchow”我一开始理解为是杭州,但清代杭州知府的名字没有接近“Chang Chi-ching”的,且没有1904年去世的,这条路没走通我也注意字粗心大意了:杭州的拼法应该是“Hangchow”,是a不是u;接下来我猜这个地名可能是“洪州”,即江西南昌,但梳理了一遍清末南昌知府的名单,没有名字接近的,这条路也没走通。最后,我意识到既然是给绰哈布送行,且已知的三人都是荆州的地方官,因此左五这位应该也是在荆州或荆州附近为官,那与这个地名最接近的就是“黄州”了,终于查到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张士瀛,缙绅录里关于他的记载只到1904年,张之洞在六十九岁生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答复驻节湖北省垣的新调户部侍郎柯逢时的祝寿诗中提到“旧日门人卓卓者,如黄良辉、刘国香、冯德材、潘颐福、王万芳、黄源、黄嗣翊、陈作辅、周锡恩、杨毓秀、张荣泽、张士瀛诸人皆下世。”说明这时候张士瀛已经去世了,1904年8月27日即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七日,时间对的上,他的卒年信息鲜有资料记载,赫德当年的标注可供参考以补缺。张士瀛,江陵人,字公复,一字功甫,光绪丙子举人。他曾经在光绪二十三年编著过一本《地球韵言》,是清末很流行的世界地理通俗读本。

前排左五:黄州知府张士瀛

杭州勾山

一直想体验张岱笔下西湖的雪景,我甚至去问过手划船下雪的时候是否出航,去小瀛洲价格几何,结果今年又一次错过了杭州的大雪,年复一年,遗憾。像北京一样,杭州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留存了众多文物古迹的城市都是我愿与之厮磨的。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在坊巷间山野间流连,期待在每个街角每片树丛中与历史相遇,与古人跨越千百年相会。我不太喜欢那些宏敞的殿宇,倒是觉得偶遇一爿漫漶的题刻,亦或一尊残存的佛像这种布满岁月痕迹的历史碎片更让我兴奋。

从杭州地铁7号线吴山广场站C口出来,顺着河坊街一直往西走,没多远就能到西湖边,如果不留心,很难发现临近西湖的那个路口北边有一大片藏在绿树丛中的假山石,即使被细心的游客注意到了,也可能误认为是绿地里的一片小景观,如若向北绕到这个路口的另一侧,就会发现立在边上的文保牌,上面写着“勾山樵舍”,如果是在盛夏,即使看到了这个文保牌,也不容易发现入口:一株斜过来的树和旁边的山石共同构成一处洞口,斑驳的石阶表示这里可以上去,我第一次迈步向上的时候心里感觉就像《桃花源记》里渔人发现山洞,又像是爱丽丝将要钻过兔子洞……

自西向东看勾山的入口,本人摄于2022年9月22日
近看勾山的入口,本人摄于2022年9月22日

拾级而上,路分两端,右边一条向下绕过去,左边的一条通向勾山顶。沿着左边的路向上走,赫然一座方亭,在河坊街上完全看不到,茂盛的绿植将亭子巧妙地藏了起来。虽然紧邻道路,但却十分幽静,绿植不仅遮挡了亭子,还屏蔽了噪音。右边那条路从“山”腰绕过去,与左边的路在亭子的另一边汇合,从天上向下看,两条路与亭子恰好形成眼睛的图案。这亭子只是勾山之一角,左边的路旁还有一座门,后面的院落才是勾山的主体建筑,无奈总是大门紧锁,无缘一见。

在台阶上回头看勾山的入口,本人摄于2022年9月22日
在方亭内向西看,本人摄于2022年9月22日
在方亭向东看,本人摄于2022年9月22日

地质学家说勾山是吴山的伏脉,也就是说吴山临近西湖的一支突然潜入地下,又在靠湖边的地方突然冒了出来,成了一块(看起来)独立的大石头!这样一个小角落,就像一颗文玩核桃,早被文化盘出了厚厚的包浆,比如勾山的名字的由来,最初并非此二字。因为这块巨石像一只趴着的小狗,最初百姓称之为“狗儿山”,同时这里紫竹生长茂盛,文化人又称之为“竹园山”。 南宋淳祐九年的“杭州市长”(临安府尹)赵与筹,以“阴阳家以为治所主山”,便从清河郡王张俊手中购买了这块地,并建阁其上,理宗皇帝亲题“竹山阁”匾。想象一下,在杭州还没有高楼林立的时候,湖边有这样一处高地,上建阁楼,绕以竹林,于其中欣赏西湖的四季变换一定很是件浪漫。后来世事变迁,竹山阁被拆走,这里又恢复了天然野趣,方苞看到这座石山的时候评价道:“其根源盛大,望之有深山大泽龙虎变化气象”,他的弟子陈兆仑听到老师的评价,于是把家搬到上面,取自己的号“句山”将新居所称为“句山樵舍”,又名“紫竹山房”。清道光年间姚礼居于此,以“狗山之名甚俗”,于是专门立了个牌子,追求古意,以“勾山”称之,延续到现在。

如今,勾山已经被周围的房子淹没,在路上根本看不出那里有座“山”,而且山上也只有那座方亭可以随时去坐坐,其它的部分都被锁起来了,纵有古人的闲情,已无古人的景致,沧海桑田,大抵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