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阵子考证了清末成都几位高级官员在1907年的合影，确认了其中有时任成都将军的绰哈布，但是那张照片扫描自出版物，五官看得不是特别真切，所幸新考证出了一张有绰哈布的照片，非常清晰，可以作为标本存档了，顺便还新确认了几位官员的形象。

这张合影中共有九人，其中有四名清代官员坐在前排。恰赫德档案中有此照的另一个拷贝，重要的是有详细标注，可作为考证这四名官员的依据。这里面的工作量主要是英中转换的准确性以及复核，我本以为很容易，没想到竟然小有波澜，花了一周时间才解决。

照片里的外国人不在我关注之列，在此不讨论了。拍摄的背景是1904年6月19日为时任荆州将军的绰哈布赴任四川将军送行宴会，他坐在前排左三。前排左二原文标注是“Yű Ch’ao Kang，Customs & Territorial Taotai”，清末海关监督多由地方道台兼任，经查，时任荆宜施道道台是余肇康，兼沙市关监督，名字的发音合“Yű Ch’ao Kang”；且有一张1910年余肇康与瞿鸿禨等人的合影（当年的标注，写在照片卡纸上），经比对，两张照片中的“余肇康”是同一个人。

前排左四标注为“Duke Jui Hsing”，很容易拼出来是“瑞兴”，乌雅氏，字诗轩，满洲正黄旗，时任荆州左翼副都统，这照片拍摄次年便调任杭州将军。

前排左五标注为“Chang Chi-ching, Hungchow District Magistrate, died 27 August 1904”，按说这位官员的信息透露最多，但却是我花时间最多，最后才确认下来的。 “Hungchow”我一开始理解为是杭州，但清代杭州知府的名字没有接近“Chang Chi-ching”的，且没有1904年去世的，这条路没走通我也注意字粗心大意了：杭州的拼法应该是“Hangchow”，是a不是u；接下来我猜这个地名可能是“洪州”，即江西南昌，但梳理了一遍清末南昌知府的名单，没有名字接近的，这条路也没走通。最后，我意识到既然是给绰哈布送行，且已知的三人都是荆州的地方官，因此左五这位应该也是在荆州或荆州附近为官，那与这个地名最接近的就是“黄州”了，终于查到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张士瀛，缙绅录里关于他的记载只到1904年，张之洞在六十九岁生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答复驻节湖北省垣的新调户部侍郎柯逢时的祝寿诗中提到“旧日门人卓卓者，如黄良辉、刘国香、冯德材、潘颐福、王万芳、黄源、黄嗣翊、陈作辅、周锡恩、杨毓秀、张荣泽、张士瀛诸人皆下世。”说明这时候张士瀛已经去世了，1904年8月27日即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七日，时间对的上，他的卒年信息鲜有资料记载，赫德当年的标注可供参考以补缺。张士瀛，江陵人，字公复，一字功甫，光绪丙子举人。他曾经在光绪二十三年编著过一本《地球韵言》，是清末很流行的世界地理通俗读本。

2011年在台湾出版的《辛亥革命现场报导》是一套收集外国报刊中辛亥革命报道的以图片为主的书，其中收录了德国《周刊》杂志（Die Woche: Bilder vom Tage）的一页，是1919年11月发行，第44期的整版，内容是一位穿着清代补服的官员，原图下面的文字说明是“革命战士的领袖黎元洪将军，中国革命”（Gereral Li-Yuan-hung, der Führer der revolustionären Streittäfte. Die Revolution in China）。这里的“中国革命”是指辛亥革命，黎元洪在这个中国历史重要的转折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篇报道虽然已经距离辛亥首义已经好几年，但内容新鲜，特别是图片新鲜，所以被选进了2011年那套书。《周刊》杂志1899年在德国柏林创刊，创办之初就定位在图片报道上，突出的就是图，1944年因为战争的原因而中断出版。编辑阶段我给这页杂志写说明文字的时候，总觉得画中人的五官并不很像黎元洪，但当时没有深入考究，当时对国外报刊这类史料也比较信任，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前几天无意间发现了新材料，才知道被这份报纸误导了，还是应该相信自己对五官的辨认能力。

新发现的材料是1907年在纽约出版的《自然历史标准图书馆》（The Standard Library of Natural History: Embracing Living Animals of the World and Living Races of Mankind），第137页收录了一张“广州的中国官员”（Chinese Mandarins, Canton），德国《周刊》中刊登的“黎元洪”实际上就是纽约这本书中合影里单抠出来的一人。对比同样还没有蓄须的黎元洪照片，两人的五官大不相同，比如黎是双眼皮，而这位是单眼皮；且《周刊》所引用原照中人物的补子是禽而非兽，不合行伍出身的黎元洪。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外国报刊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出现张冠李戴的事例还可以举很多，一方面可能确实是编辑者不了解，毕竟那时候的通讯不像现在这般便捷；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编辑者的不认真，糊弄读者。总之，对于图像史料的使用，一定得擦亮眼睛，核对后确认无误再使用，否则就要闹笑话了。

昨天那张1907年四川大员的合影中，辨认出的四川盐茶道黄承暄，可以作为比对其它照片的标本，比如几年前我看到的两张照片中的人物就是他，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黄承暄（1843-1909），字嘉玉，号爱堂，江西萍乡人，同治十三年贡生，据“缙绅录”，他在光绪十二至十七年（1886-1891）担任扬州府东台县的知县，光绪十八年（1892）任上海县知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四川盐茶道，宣统元年（1909）赴京途中生病，带病回乡，最后病死家乡。

200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巴蜀老照片》，是二十世纪初德国驻成都领事魏司在中国西南地区拍摄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赵尔巽成都的宅院中（1907）”的照片，是四川当时几位大员和外国传教士、外交官的合影。魏司对这张合影里的人物有一个粗略的标注，不是用中文所写，所以书中维持了原貌，没有写出具体的人名。由于阅读《荣庆日记》的关系，我对辨认这张照片里的几位大员有了兴趣。

魏司的这批照片由他的后人带回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包括这张照片在内被收入多本出版物，但大多数出版物引用这张照片都只注出赵尔巽和赵尔丰，惟郑光路在他的《成都“变脸”》一书中对这张照片里的人物讨论相对较多，但没有将所有人标注出来，且所指认的“冯煦”我并不认同。魏司的标注其实提供了不少线索，一定有人已经做了明确的考证，只是我在网上没有检索到，所以决定自己试试看，记录于此，权作存档。

前排左一书中写的是“教育部长Fong Ho-Chai”，很明显，“教育部长”应该是指四川学政，经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学政是方旭（1851-1936），字鹤斋，“Fong Ho-Chai”即方鹤斋的发音转写。

前排左二魏司没有标注 ，但是根据照片中其他官员的级别，我猜是时任布政使的许涵度（1851-1913）。

前排左三魏司的标注是中国将领“Su”，应该是指在成都负责军事的官员之一，经过查证，应该是成都副都统苏噜岱，“苏”的发音合“Su”。

前排左四是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这个没有问题，他的照片存世较多，很容易比对出来。

前排左五魏司的标注是满族将军“Cha Ho Pu”，经过查证，应该是成都将军绰哈布（1852-1908），发音也对得上。

前排左六是边务大臣赵尔丰（1845-1911），他的资料也很多，比较容易确认。

前排左七魏司的标注是将军“Ma”，经查，应该是成都副都统马维骐（1846-1910）。

前排左八是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骆书雅（Bishop Jacques-Victor-Marius Rouchouse, 1870-1948）。

后排左一魏司的标注是法语翻译“Chong Weipin”，我没有找到他资料。

后排左二是天主教成都教区副主教童德望（Jean Pontvianne, 1850-1908）。

后排左三是德国驻成都领事，这批照片的主人弗瑞兹·魏司（Max Friedrich Weiss, 1877-1955）。

后排左四标注为“商会会长”。成都总商会成立于1905年，首任总理舒钜祥，协理齐世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场合似乎应该都是政府官员，所以当时的四川商务局也有可能，其总办周善培，光绪三十三年起担任增设的新职位，总管全省工商业的劝业道。周善培（？-1958）是浙江诸暨人，随父宦游入川遂定居，光绪丁酉科副贡，历任驻日使馆参赞、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四川成绵道、劝业道、提法使等职，对清末四川的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对比周晚年的照片，我觉得应该没有认错。

后排左五魏司的标注是“Beamter der Salzsteuer”，即“盐税地方官”，这应该是指盐茶道，经查当时在这个职位上的是黄承暄（1842-1910），他在此之前还担任过上海知县。

后排左六魏司的标注是法国驻成都领事“Wilden”，但是资料显示法国自1902年开始在成都设领事馆，领事安迪（Pierre Bons d’Anty），和“Wilden”无关。

后排左七和八据魏司标注是“Direkto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即“外事办主任”，这个翻译不准确，可能是指洋务局，但我没有足够的材料判断他们都是谁。

最近看到一张荣庆在日记中提到的照片，根据他记载过的几次摄影活动，顺便粗略汇总一下我之前看到的资料。

荣庆（1859年12月31日-1917年4月23日），字质夫，号华卿，一号寿峰，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在重庆，祖父是建威将军四川提督皂升，父亲普森泰是重庆镇总兵，督师犍为，所以荣庆的乳名是“犍”，他名字中的“庆”字也来自重庆。同治五年（1866）普森泰病故，次年其母佟佳氏病故，接着皂升病故，亲人的接连离世令荣庆家陷入经济上的窘境，辗转流离。光绪二年（1876）荣庆的外祖母去世以后，其庶祖母熊太夫人主持将成都的家产卖掉后，举家迁回北京。荣庆的母亲很重视教育，加上荣庆本身也非常聪慧，他在抵京第二年（光绪五年）的乡试中举，九年，会试中式。十二年，成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后任山东学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授刑部尚书。与张百熙一起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寻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学部尚书，次年充修订官制大臣，退出军机，专理部务。光绪帝逝世，充任丧礼大臣。宣统元年调礼部尚书。三年，裁礼部，改为弼德院副院长，旋任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1912年“壬子兵变”的次日举家迁移天津。先居日租界，后居英租界。1917年4月23日病逝于天津，谥文恪。

在1986年出版的《荣庆日记》中共有11次拍照的记录，不过他的日记并不是每天都写，也不可能每次拍照片都记下来，比如之前我整理的“那桐照相粗考”里就有三张含荣庆的照片，但日记里都没有记录。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1897年11月9日）。槐庭兄早到，与季兄同谈，承书联并耐庵小额，与季白连辘到丰泰照相馆。有顷，三叔（裕厚）、中鲁到，有顷，慕师到。师执经坐，与三叔、季白、中鲁左右侍立，照京师请业图。

大多讲北京照相馆史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条日记，是比较早明确提到丰泰照相馆的记录，其馆址在琉璃厂土地祠。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902年3月1日），大姊到，际婿、沛女到，侍叔婶以次照阖家欢聚图……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到学部钤榜，并与各试官合照一相。

清政府为选拔公派出国的留学生组织了考试，这张照片是发榜那天诸位考官的合影，很常见的那张椭圆形荣庆头像就出自这张照片。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学部右参议孟庆荣、考官唐绍仪、考官塔克什讷、学部尚书荣庆、考官联芳、同考官吴述三、学部左侍郎严修；后排从左至右同考官屈永秋、同考官严复、同考官魏瀚、同考官刘庆汾、同考官詹天佑、同考官李家驹。从这份名单看得出来，13位考官中有10人曾经在海外学习、工作或考察，有精通英语的，也有精通法语、日语的人才，有文科也有理科，至少从这个编制来看清廷还是很重视此次选拔的。

宣统元年七月初四日（1909年8月19日），与三叔约少渔兄同车至万生园。步至船厅，坐灯舸行莲中。至豳风堂对荷茗话，仍乘原舫至鸿记饭肆，先照相，旋登楼饱啖，未正后归。

“万生园”即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年6月16日）正式开放。从荣庆的日记来看，他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游玩，他三叔以及他妻子也都经常带着孩子去。农事试验场里有家镜真照相馆，和燕宾园饭店在一座楼中，因此荣庆说“先照相，旋登楼饱啖”。

宣统二年元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午后同两男及同九为厂甸之游，至和记照相。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910年3月6日），午后侍三叔率两男游万生园，由东门入，步至万字楼茗话。遇瑞际堂，由西边至照相馆照像……

宣统二年二月初三（1910年3月13日），同三叔（裕厚）约允修（和尔庚额）、吉甫（升允）、莲士为万生园游，自已至酉颇为尽兴。饭鸿记历三卷大楼洋饭馆万字楼二卷，出东门照像于大楼畔。

宣统二年六月初三（1901年7月9日），辰内率准男至，照像于豳风堂西木桥栏畔……

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1910年8月8日），卯起，侍婶率内及家妇、次男、孙男女至万生园船厅，观荷良久，复乘灯舸，摄影人临流照之……

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1911年4月29日），十钟后石农（长麟）、静先、润夫（何乃瑩）、莲士、季超（长萃）、秋浦（清锐）、伯愚（志锐）、午桥（端方）、次珊（赵尔巽）先后到，花间谈宴，畅聚至申。季超先散，与诸君廊下摄影。伯愚、午桥又久谈始去。日光转西，侍叔婶率家人再摄影于湖山石畔，宝臣（铁良）到。

这天荣庆参与了两次拍摄，第一张照片是我最近新见，系嘉德一件拍品（2022秋拍古籍专场Lot1990）前所附，根据其上端方的题记以及荣庆的日记，可以辨认出前排左一是赵尔巽、左二志锐，左三裕厚、左五端方，后排左一荣庆。最前排中间的小朋友我认为是荣庆三子熙楷，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6年1月17日）生，民国四年（1915）八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中间某天不幸夭折。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志锐和端方都被杀。

1913年四月初五日（5月10日），玉圃、秀瑜、叙五来，同三叔与之游李氏园。三叔与三君泛舟，旋共话清风榭观本园图景，及主人同许颖初、恽薇孙、延子澄、景佩柯并杨恩诸君摄影小照。

正如我开头所说，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汇总，不仅有些人还没能认出来，而且还有些照片未曾得见，以后有更多材料后我会尽量把所有人都认齐，也希望能看到荣庆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些照片。

疑踪

登南屏山北眺，[1]此情此景，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楼中占尽南山了，更占⻄湖与北山。”[2]天边杭州城光彩烂漫，北山保俶塔锋利似剑，中间⻄子湖平静如缎，眼前雷峰塔身型伟岸。在雷峰和南屏山之间，净慈寺和万工池最为显眼，其右紧邻宗镜台，再右是南向的两浙节孝总祠[3]，再往右，山坡下有座三间的石牌楼，很有明代的⻛格，其后隐隐有一对石望柱、三对石兽和一对石人沿山坡而上东⻄向陈列，最高处貌似还有一座封土，这显然是一座明代较高等级的墓葬，[4]不知墓主是何人?

找寻

有明代古墓的这片区域现在属于杭州⻄子宾馆，我想去现场看看，但四周有围墙，尽管我说明了身份和目的，⻔卫还是很礼貌地拒绝了我。被拒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子宾馆的身份不一般，除了面向普通游客，还肩负特殊的接待任务，比如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领导人接待峰会代表和嘉宾的宴会就是在这里举行。⻄子宾馆的前身是汪庄，由在上海做杭州⻰井茶生意的皖籍商人汪自新于1923年出资建设，他当时想借⻄湖美景做大自己的茶叶生意，先后在⻄湖南面雷峰塔下买了三块相连的土地，然后建了庄园，除了自住，还设有卖茶叶的商铺。[5]抗战期间，汪庄沦为日军的⻢厩，直到1958年修整为浙江省委第二招待所才面貌一新。奠定汪庄政治地位的主要是因为毛的居住和评价，他从1953年12月至1975年4月曾四十余次前往杭州，其中有27次住在⻄子宾馆。[6]据说毛一开始喜欢住在刘庄(即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不满刘庄在1961年的装修太过奢华而改住汪庄，甚至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汪庄是“我的第二个家”。[7]尽管1979年汪庄对外开放，但是其仍然负责着部分接待外国元首和国内重要政治人物的工作。

被拒绝进入这种情况在别的城市也很常⻅，那就算了，另辟蹊径，去故纸堆里寻古。我首先想到的是旧地图，这么显眼的位置，这样的等级，过去的地图中很可能会记载。在浙江省图书馆找到一本《杭州古旧地图集》，这部2006年出版的大开本画册收录了从南宋到20世纪50年代的222幅旧地图，地域范围以现在杭州的行政区划为基准，包括南宋临安府、严州府，明清杭州、严州、绍兴府，⺠国时期杭州地区各道、县，还包括部分涉杭区域地图。[8]我从明嘉靖二十六年看到20世纪40年代，都没能找到这个地方的标注。不过，最后也不算完全没收获，我在另一本杭州老地图的画册[9]里看到雷峰塔旁有古墓的这座小山包有自己的名字“苏家山”，而且标注了通往这座明代墓葬的小路。

地图里没有就去查方志。中国古代方志前一般都有图志，主要是疆域、水道一类，不过宋、明、清时期杭州地方志的图志部分在那本《杭州古旧地图集》里都有收录，所以我主要从文字中寻找。最后我在明代田汝成编撰的《⻄湖游览志》中找到了线索:在净慈寺之后的条目是“净慈寺前为雷峰塔、藕花居、倪尚书墓”，[10]以净慈寺为基点，将这三个地点放在同一条目下，说明都是重要且显眼的文化地标。隔⻚对“倪尚书墓”有详细说明:“倪尚书墓者，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倪文毅公岳之祖墓也，岳先世钱唐人，国初徙南京。”倪岳(1444-1501)，字舜咨，号⻘谿，上元(今南京)人，天顺进士，授编修。《明史》载其“好学，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弘治间累官礼、吏部尚书。[11]总之，倪岳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文章，作为官员来说⻛评也不错，明弘治十三年(1500)他迁任北京吏部尚书，次年病逝，赠少保，谥文毅。[12]倪岳的父亲叫倪谦，果然在明清时候杭州的方志中能查到倪谦墓的记载，如清光绪十四年的《杭州府志》“冢墓”下有“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康熙志)”[13];清乾隆四十九年的《杭州府志》中“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旧志)”[14];清康熙五十七年《钱塘县志》“南京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墓，在南屏山麓”。[15]

虽然找到了倪谦这条线索，但也产生两个新问题:一是以上这些方志中的记载都说倪谦墓是在“南屏山麓”，之前查老地图的时候已经确认照片里那座古墓应该是在“苏家山”，南屏山在净慈寺南，苏家山在净慈寺东北，位置不统一;二是在清雍正十三年的《⻄湖志》中有两座墓都归在南屏山条目下，除倪谦墓外还有“明大学士谥文端高仪墓”，[16]如何分辨照片中是谁的墓?第二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在《⻄湖游览志》中有记载高仪是“藕花居僧舍地葬焉”。[17]“藕花居者，洪武中，净慈僧广衍以博学徵修大典归老于此，林亭幽雅，开傍湖滨，⻓夏荷舒，清馥满室。”[18]说明藕花居在北边临湖一侧，离照片中的古墓还有段距离。第一个问题在明万历《钱塘县志》可以找到答案，“有塔曰雷峰塔，麓有倪尚书、高文端墓”，[19]说明在明清时候可能并没有把雷峰塔所在的雷峰和苏家山分那么清楚，都统一看作南屏山余脉，所有都注为“南屏山麓”。至此，似乎照片中那座古墓的主人就是明礼部尚书谥文禧倪谦了。

其人

倪谦(1415-1479)，字克让，号静存。有说法认为他是南京人，[20]但据明万历三十七年的《钱塘县志》载，倪谦以杭州籍考中进士，[21]并且他在为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会署名“钱唐倪谦”，[22]在他的文集中也收录过回杭祭扫祖墓的文，[23]说明他籍贯肯定是杭州。倪谦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明正统九年(1444)，全国大部分地区遭旱灾，十六名官员奉明英宗之命前往各地圣山求雨，其中倪谦奉祀北岳，期间她的夫人姚氏梦⻅岳神指着香盒童子说“以为尔子。”将要生产的时候又梦⻅“绯衣神人入室”，于是孩子出生后起名“岳”，是为⻓子。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代宗朱祁钰登基，倪谦奉命出使朝鲜宣布这一消息，在汉城的半个月时间里与朝鲜大臣诗文唱和，结集刊印为《辽海编》四卷，删减而成的《奉使朝鲜唱和诗卷》在2018年被韩国政府指定为韩国国宝。此外，他还有一卷《朝鲜纪事》留下，记录他出使的行程。倪谦出使期间妻子姚氏病故，他回国后写了一篇“勅封孺人亡妻姚氏墓志铭”，感人泪下，从中也可以看出姚氏祖上也是搬去南京的杭州人，她去世时只有32岁，但已经生育6次，只有儿子倪岳和女儿淑静活下来，最后姚氏葬在了南京新亭乡祖茔。明景泰三年(1452)倪谦被选为帝师，为代宗朱祁钰讲授经典，后又负责太子的学业。英宗复辟后，倪谦在天顺二年(1458)负责后来的宪宗，当时还是太子的朱⻅深学业。本来在帝师的位子上仕途可以一帆⻛顺，但在天顺三年(1459)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时，倪谦被一名落榜学子诬告受贿和交接外藩，最后被贬谪宣化府，四年后宪宗即位大赦才获释归乡。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顺路去了杭州祭扫祖墓，⻓子倪岳陪侍。后来倪谦再次被启用，先后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明成化十三年(1477)倪谦在南京中⻛，五个月后宪宗恩准他辞官休养，两年后去世。[24]

梳理完倪谦的生平，会发现杭州方志中记载的倪谦墓并不在杭州，而是在南京，并且，朱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拍摄过倪谦、倪岳父子位于南京的墓，收录在《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25]并注明倪谦墓在岩山北麓，只有望柱和一对石兽仍立，其余都已倾圮，且从照片上看封土已平;倪岳墓亦在附近，石坊、石兽、石⻢、翁仲、墓犹存。

倪谦在天顺三年回杭祭祖写的文里说:“爰念移家南京已六十祺，茔域荒凉，越在故乡，久违祭扫”，说明他家大概是建文元年(1399)从杭州迁去南京的，也就是倪谦出生前十六年。如果按照《⻄湖游览志》中“倪文毅公岳之祖墓”的说法，照片中那座古墓应该还要比倪谦更早几代，查《倪文禧公集》的跋中有一段，“又案朱述之《金陵诗》征注称:文禧曾祖启，国初由钱唐徙应天之上元，祖德润，父子安。”说明倪谦的曾祖倪启就已经从杭州迁到南京了，那他身后会葬在南京还是葬回祖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杭州的倪氏祖墓在明代一定重修过，而且极大可能就是在成化元年(1464)倪谦父子回杭扫墓时，因为倪谦在“归杭祭祖茔文”中说“敬趋墓下，芟治无秽，增培旧封”，这样也符合最早的记录中说是倪岳的祖墓而不是倪谦的祖墓，毕竟当时倪谦已经是平⺠了，没资格修这样规制的祖墓。

遗构

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20世纪20-30年代汪庄的老照片中有一座石牌楼，一面额曰“千今百古琴巢”，另一面额曰“怡养天真”，牌楼的前后两边分别摆着一对石⻢和一对石羊，典型的墓地石兽，不禁让我联想到倪氏祖墓的那些石构件，但我没能找到确切的文字证据，只能作猜测罢了。假如真是汪自新从旁边的倪氏祖墓搬来的话，这些石刻倒是躲过了四十几年后的浩劫。

1955年11月到次年1月，毛住在杭州刘庄期间，有一次说到“我是和坟墓为邻的”，于是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就下令把刘庄前面的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墓都挖走了。好在有⺠主党派人士报告给周总理而被制止，于是这场闹剧从1956年2月21日到3月1日只维持了十天，被迁走的墓也得到复原。[26]

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之际，在汪庄休养的胡乔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词十六首”，其中第三首是《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玉绽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最后四字本是“扫汝生光”，主席亲自修改为“扫此荒唐”，还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27]当时的《浙江日报》将这阙词放在头版刊发，于是，从12月2日起，杭州掀起了大规模的拆墓运动。

从另一张⺠国初年的照片来看，苏家山的⻄侧山坡上的确满是墓碑，离汪庄那么近，也难怪毛说“与⻤为邻”了。但这里面有两个悖论，其一，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怎么会认为世界上有⻤这么飘渺虚无的东⻄呢?其二，人们之所以喜欢⻄湖，除了山和水以外，更重要的是这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这是经历了一个漫⻓过程之后的果，假如只要这个果而把前面的因都抛弃掉了，文化岂不失去了根基?真正的爱，要能全盘接纳对方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拆墓运动中，现在人们能记起的都是那些名人墓，实际上又有多少普通人家的墓被平毁而不为人知?想来照片里的倪氏祖墓在原址应该什么都没剩下吧。

注释：

[1]以上场景是基于杭州月溪照相馆于1910年代拍摄的一张⻄湖全景照局部描述。
[2]宋杨万里《题赠南屏山兴教寺清旷楼》。
[3]“两浙节孝总祠在雷峰麓，净慈寺东。”翟灏等辑，王维翰重订.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6⻚。
[4]据《明史》志第三十六礼十四(凶礼三):“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羊、⻢、望柱各二。”
[5]宋涛主编.⺠国杭州历史遗存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141⻚。
[6]浙江⻄子宾馆编.人文汪庄.杭州:华宝斋，2005年，第47⻚。转引自陈兆倩著.杭州汪庄景观园林与建筑保护.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43⻚。
[7]宋涛主编.⺠国杭州历史遗存上，第144⻚。
[8]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
[9]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90年前的杭州—⺠国杭州市街及⻄湖附近图初读.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21年。
[10]田汝成编撰的《⻄湖游览志》初刻初印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我参考的版本是收录在清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集中清光绪廿二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卷三第十一面。
[11]许焕玉，周兴春等主编.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济南:⻩河出版社,1992年，第491⻚。
[12](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1096⻚。
[13]龚加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清光绪十四年，⺠国十一年铅印本，卷三十九，第二十五面，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4]郑沄修.杭州府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卷三十三，第二十五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15]裘琏、魏㟲撰.钱塘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卷之十五“丘墓”，第十三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16]李卫监修，傅王露等纂.⻄湖志，清雍正十三年，卷二十五“冢墓一”，第四面，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7]田汝成.⻄湖游览志，卷三，第十二面。
[18]同上。
[19]聂心汤撰.钱塘县志，明万历三十七年，“纪胜”第九面，清光绪十九年武林丁氏刻本。
[20](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第1089⻚。
[21]“正统四年己未科施槃榜一人”，聂心汤撰.钱塘县志，“纪士”第六面。
[22]顾春军.明代礼部尚书倪谦在宣府的贬谪生涯——以新发现《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为线索.社会科学动态,2021(01):79-88.
[23]“归杭祭祖茔文”，《倪文禧集》卷三十.丁丙，丁午辑.武林往哲遗著.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3268⻚。
[24](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编;李小林，冯金朋主编.明代名人传哥伦比亚大学4，第1090⻚。
[25]图版一一一是倪谦墓，一一二至一一三是倪岳墓，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100-102⻚。
[26]出自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浙江省文化局⻓⻩源的回忆录，王国平总主编;王露，陈文锦，洪尚之本卷主编.⻄湖通史第3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88⻚。
[27]王国平总主编;王露，陈文锦，洪尚之本卷主编.⻄湖通史第3卷.第94⻚。

有一张十九世纪拍摄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了很久，但一直没有人指出照片的拍摄地点。照片是从高处拍摄，远景是一小段山体，几乎没有高大的树，从山脚一直延伸到近景是一大片断壁残垣。要考证这张照片所拍摄的具体地点有难度，因为确实没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物可供参考，难以入手，甚至不好圈定大概的范围。我猜了几个地点，结合历史文献、老地图，以及前段时间经实地踏查后，终于可以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了。

网上流行的这张照片，其源头都是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以下简称L相册），[1]根据照片卡纸上的说明，拍摄地点位于华北，[2]确实也有一些媒体把这张照片当作曾经的北京来使用，只不过造成这片废墟的责任要么安到1860年英法联军头上，要么安到1900年八国联军头上，但同时要满足这样外观的山以及无论是1860年还是1900年被毁的废墟，在北京都找不到可匹配的地点。照片说明指出这是在“N. China”，但是山脚下的房子虽然只剩残墙，从地基上看不似北方的院落，倒是比较像南方的民居。和这张照片同处一本相册的其它照片，分别拍摄于北京、上海、苏州和杭州，因此我推测这张照片也可能是这四个城市的场景之一。用排除法，北京没有这样的地方，上海几乎可以说境内没有山，就只剩下苏、杭两座城市，但再细分就困难了，于是线索在这里中断了好几年。2009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上看到了这张照片的另一个版本，[3]而且洗印时间比L相册中的那张还要早，这个版本的卡纸上有钢笔写的英文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地点是杭州郊区，[4]那姑且可以先从杭州着手考查。

照片中的废墟是人祸造成的，还是天灾造成的？如果可以确定下来也是很有帮助的信息。L相册中其它的照片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判断出来洗印时间很接近，涉及北京的几个地点我比较熟悉，推测拍摄时间也比较接近，至晚都是在1871年以前。在其中上海城门的照片[5]中，可以看到门口贴着的一张“松沪捐厘总局”的告示，落款时间是“同治伍年十月”，即1866年，这和从相纸、内容的推断大体相符，而这个时间，无论是在苏州还是杭州，造成如此大面积废墟的都只能是和清军与太平军交战有关。

太平军曾两次攻陷杭州城，第一次是为了影响清军的部署，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从北向南而来，最初主要在城西面和南面活动，咸丰十年二月十九、二十等日（1860年3月11、12日）太平军抵达武林门后，“即在城外将武林、涌金、钱塘、清波各门外民房烧毁，火光澈天者三昼夜。”[6]之后“二十一、二十二等日，贼又自北而南，在正阳门外之万松等岭遍插旗帜，窥伺城中，并施放火箭，冀延烧民房，乘势攻入。”[7]杭州将军瑞昌的奏折里所说的“正阳门”即杭州城南侧的“凤山门”，至今仍有遗迹存在。老杭州城的西南角是城墙包裹进来的一部分山体，总体可称之为“吴山”，但每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如伍公山、粮道山、金地山、云居山、紫阳山、七宝山都是在城内的部分，这部分城墙即从凤山门西侧，沿着大约现在肿瘤医院和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侧往西，再沿着山体往北，万松岭即在南侧的城墙外。太平军在万松岭遍插旗帜，向城内施放火箭试图引起混乱，瑞昌用了一个“冀”字，说明那些火箭并没有造成火灾。二十七日（1860年3月17日）凌晨太平军是用炸药轰塌了清波门南侧的城墙才攻进了城，虽然瑞昌在奏折里说太平军攻进来后“汉城四面火起”，但也说“民人均已归顺”，没有说吴山一带的房子被烧毁。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太平军连陷桐庐、富阳等地，再次攻打杭州，这回太平军进行了两个月的围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861年12月15日）朝廷谕旨左宗棠“星驰入浙，将衢（州）严（州）等处匪徒速行扫荡，并即进援省城，毋稍迟缓”，说“杭州已无十日之粮。”[8]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据十二月初六日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9]十一月二十八日卯刻[10]杭州城就已失守。这一次太平军是在凤山和清波两门架云梯入城的，城破后杭州将军瑞昌投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百姓更是惨：“居民六十余万，半已饿死，时严寒，被驱出城冻死江干及杀而死者不可胜计”[11]……杭州城从被围至沦陷，成就了两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胡雪岩，他在杭州被围期间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委托去上海采购枪械和粮食，回来时杭州已经陷落，与后来解救杭州，接替王有龄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结识，事业逐步达到高峰；另一个是李鸿章，就在杭州城陷的前三天，曾国藩上奏折举荐“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遗缺道员”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2]合肥也正是登场，开启了他的封疆大吏之路。进入同治三年，清军终于取得了战争的优势，分兵各路向太平军占领的杭州城进攻，其中法国人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1875）率领洋枪队和总兵高连升负责攻打凤山门，“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最终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克复杭州。[13]

在翻看前面这些资料之前，我研究过杭州的卫星地图，试图根据山形+稠密居住区的组合缩小查找范围。当时圈定了两个区域，一是葛岭南侧，一是紫阳山下。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在没有去杭州的机会下这个考证就被搁置了，直到2021年底，我去了一趟葛岭，发现山南侧到湖边这段的面积太小了，容不下照片中那么多房子；之后我又去了三次吴山，每次都尝试不一样的路线，终于可以确定，这张照片是在今天东岳庙前州治广场上向南拍摄的紫阳山及山下建筑残迹，结合清末杭州城的地图，以及伍公山上城隍庙的吴山模型可以加成这个判断。照片中右边半山腰处仅存的建筑是宝成寺，从远处山脚对着机位的路是丁衙巷，近处第一条和丁衙巷相交的道路是城隍牌楼巷，最近处那条斜着的路是十五奎巷。确定了拍摄地点，可以继续缩小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范围。在照片中最远处山脚下的废墟，曾经是建于康熙四十二年的紫阳书院，毁于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打杭州城的战火，同治四年（1865）年重建，[14]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摄于1864年底至1865年之间，这个结果和之前根据L相册中其它照片推断的时间也很接近。

现在的吴山上植被茂密，虽然看不到远山，但让我这个看惯了灰色的、凋敝的冬天的北方人心生喜欢。那张照片里的山上几乎没有树，石头扭曲的皱褶非常明显。据浙江省地质矿产局的资料，这一片属于中二叠灰岩，也就是二叠纪时期形成的石灰岩。秦代的时候还没有西湖，钱塘江也不在现在的位置，西湖的东北方向是开放的，连通大海，秦始皇的坐船就系在宝石山下大佛寺遗址的位置。那时候吴山南北都在水中，因此这部分山体属于喀斯特地貌，山上现在还有很多经过水蚀，多空洞的类似太湖石的那种石头。有了漫山的植被，这种整体的喀斯特地貌感就弱了很多，从老照片上看就比较清楚。《杭都杂咏》里说紫阳山旧名瑞石山，在南宋的时候紧邻太庙，是座百姓不能踏足的禁山，元代山上建有紫阳庵，于是山也改名为紫阳山。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加之其石质是相对松软的石灰岩，因此山上历代摩崖石刻非常多，是一处很有人文气息的旅游点。宝成寺下现在是察院前农贸市场，旁边的大马巷一侧也都是售卖腊鸭腊鱼腊猪肉的商铺，早市的时候挤满了大爷大妈，真的是摩肩接踵，生活气十足。一个满是历史故事，一个满是人间烟火，相距咫尺，又融为一体，真是一个绝妙的存在。

注释：
[1]索引编号：M.83.302.51。
[2]卡纸上写着“Ruined Village, N. China”。
[3]中国书店2009年秋季拍卖会Lot127。
[4]卡纸上写着“Hangchow Suburbs”，我认为至少写于十九世纪。
[5]索引编号：M.83.302.56。
[6]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何桂清等奏报浙江调度未尽合宜请旨敕和春督办浙江军务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二册，第85页。
[7]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瑞昌等奏报杭州御敌并守城待援等情形摺”，同上，第87页。
[8]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寄谕曾国藩等著左宗棠星驰入浙即援省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三册，第589页。
[9]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薛焕奏报浙江省城失守情形摺”，同上，第627页。
[10]据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四十四·兵事三》记载太平军是在“巳刻梯城入，遂陷。”
[11]同上。
[12]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奏覆遵保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三册，第605页。
[13]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四十四·兵事三》。
[14]光绪年《杭州府志·卷十六·学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