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光寺最早的照片

天津的海光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必须会提到的地名,一方面这里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署地,也是中国近代兵工厂的发端之一(海光寺机器局,又称西局子的所在)。关于海光寺最早的照片,我见过的最早的也是在1868年以后,即西局子已经建立以后。而最近看到的一张照片似乎可以把这个“最早的”时间往前拨动一点儿。

先说这张照片是不是海光寺。从周边环境、大殿形制来看,参考其他的一些海光寺早期照片,很像。其他的海光寺照片在进山门后左右两侧还有钟楼和鼓楼,这张照片里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到该寺的具体的扩建内容和日期,但不排除是后来添建的,主要是山门、天王殿、正殿和后殿的形制太接近(一样)了,后期的添建完全合理。此外照片卡纸上有当时写的注释“天津 Treaty Temple, Tientsin”,这个字迹和格式我还见过别照片,应该是当时写的无疑,在《天津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人也的确是称海光寺为Treaty Temple(条约寺)。再说年代,照片中没有1878年德皇送的大钟,也看不到1868年始建的西局子,反倒是是寺前的空地上摆着四驾炮车共六门炮,这个时间点必然更接近1858年签约之时,因此比较粗略的时间段可以划分到1858-1868年。这张蛋白照片尺寸9.3×16.4cm,是一个很特殊的尺寸,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用这样尺寸的底片,且他的照片(目前发现的)也大多是这样字迹和格式的说明,即德贞。他1863年来京,因此我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63-1868年,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海光寺照片了。

haiguangsi-1

1890年代的海光寺和西局子

haiguangsi-2

1900年代的海光寺和西局子

t_haiguangsi-1

新发现的疑似目前最早的海光寺照片

t_haiguangsi-2

局部,可见山门、天王殿和正殿的形制与可确认的海光寺照片中的一致

t_haiguangsi-3

局部,可见海光寺前停放的炮车

拍摄庚子事变的俄国摄影师

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沙俄花费最少(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远涉重洋)获益最大(赔款数额占庚子赔款中比例最大,占领东三省),但市场上流通的或大收藏机构都鲜见俄国摄影师在这场战争中拍摄的照片。我一直认为1900年在中国摄影史上是标志性的一年,继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北京城没有遗漏的,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下,从出兵、交战、占领到最后离开,全程都有影像记录,来华的摄影师数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和被摄对象的全面都达到一个巅峰,几乎参战的每个列强国家都有派出官方的摄影师,常见的就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比如一张联军在千步廊聚集(阅兵)的照片就能看到3架照相机,算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有4架了。既然来了这么些个摄影师为什么俄国摄影师的作品少见呢?

华夏国拍今年春拍Lot629-664是一组标称为“山本赞七郎”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拍摄的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作品,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山本拍摄的,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从内容上看,4张照片有俄军士兵,还有俄国使馆内部及沈阳的照片,因此我怀疑这些都是出自俄国摄影师之手。前几天刚结束的海王村拍卖Lot206是本内容不错的庚子事变期间的大相册,内容同样涉及北京、天津和沈阳(相册中还有东北一些其他城市的照片),尽管相册有点儿散了,但照片品相很好,感谢范舒小朋友的认真,注意到一张照片下的俄文签名并做了简单的考证。通过比较我发现,这两组照片的相纸一样、照片尺寸相同(约22×29cm)、拍摄时间大抵相同(从1901年夏天到1901年冬天),拍摄风格也非常相近,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两组照片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来源一致,至少我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极有可能是签名的那位俄国摄影师所摄。

再说这位俄国摄影师“Ф.И. Подзоров”,他的全名是Подэор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Podeorov Fedor Ivanovich),即鲍迪罗夫·费德罗·伊万诺维奇。俄文太复杂,没有找到太多他的资料,只知道他和家人1868年从芬兰移民至远东,1897年在海参崴开设照相馆,除了拍摄人像,还制作以风景为内容的照片明信片。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他拍摄过旅顺、沈阳和北京(雍和宫),这也和之前提到的两组照片吻合(也有雍和宫)。从照片卡纸上看,他最早还拍过银板照片,1909和1910年作品曾获奖,这从他蛋白照片的洗印质量也看得出,总之还是个不错的摄影师。

相对欧美日的摄影师,俄国摄影师在中国活动的资料要少得多,按说这不应该,作为邻国,来一趟要容易的多,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

russia-01

在这张联军聚集在千步廊前的照片里至少有四架照相机(红框内)

russia-02

华夏国拍中的Lot633皇乾殿

russia-03

Lot638俄国大使馆内

russia-04

Lot648西苑大佛殿,从内容上来说这张照片价值很高,可见大佛殿后殿形制

russia-05

Lot649沈阳的佛塔

russia-06

Lot650雍和宫“寰海尊亲”坊

russia-07

鲍迪罗夫照相馆早期卡纸的一种

russia-08

另一种鲍迪罗夫的卡纸,1910年以后的版本

russia-09

海王村Lot206有鲍迪罗夫签名的那张,俄国墓地

russia-10

Lot206的另一张

russia-11

Lot206的另一张

russia-12

鲍迪罗夫拍摄的北京内容的明信片,很明显也拍过雍和宫

russia-13

鲍迪罗夫拍摄的旅顺,应该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

老照片的价格及其他联想到的

最近一套照片该如何定价的问题又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老照片的价格问题。

照片在市场上流通,它就是商品,就有价格。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里的生产成本就是指淘换照片付出的成本了,比如1000块钱买进的,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800块钱卖,那就赔了;供需关系影响价格,市场行为都是自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爷就是想买爷就是有钱,那成本是多少钱已经没意义了,不管多少钱都能卖掉,或者市场上本来威廉桑德斯的照片能以8000块钱成交,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堆一堆的桑德斯的照片,且有重复的内容(照片本来就是可以复制的,同样内容的一张照片几乎没可能只有一张),那势必就会把价格拉下来,比如5000块就能成交。当然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是建立所有参与买卖这一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的,即“理性人假设”。可事实上没有多少理性的人,特别是艺术品或者说收藏圈的人,这个去看看拍卖会现场就知道了。有朋友推荐《无价》和《怪诞行为学》,我没看过,不过单就老照片的价格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价格,即信息的透明度。比如有人买照片的原则是自己见没见过(假设买不买得起不是问题),这个就比较个人和狭隘了,世界上照片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看过,即使都看过又都能记住?所以会出现你觉得赞不绝口没见过的照片,愿意花很多钱买,在我看来已经见过多个版本白给都不要的情况。再比如,只有我知道(或者我和对方有交集的圈子里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一些照片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得到能多少钱拿下,那理论上我就敢开出远高于成本又能让对方接受的价格。不管怎样,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去解释老照片的定价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从这个问题延展出去,似乎可以探讨什么样的照片应该卖的贵。我觉得首先这张(些)照片要足够好,要能够满足多数买家的需求;其次要有稀缺性,比如存世量少,比如私人影集,往往这种相册都是唯一性的,如果起拍摄的内容又比较有趣或者富含的信息量大且重要,那这种唯一性的东西不可能卖便宜了,再或者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证明某个摄影师的作品底片毁的早,作品在市场上流通的少,那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比如Beato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当然这似乎又引出版本的问题,因为洗的早晚,是否翻拍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还有品相,同一批洗印的照片保存到现在,肯定是品相好的价格高。

至于现在老照片的行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说,至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买的人卖的人肯定想法要不一样,大家的利益着眼点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老照片最早的定价起于何时是怎么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就中国内容的老照片来说,也曾经历过一两千块钱一张的时候,现在关注的人多了愿意收藏的人多了价格也上去了,如何确定价格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个比较私人,还是那句话:大家的利益着眼点不同,所以拿出来讨论或分享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现在想在拍卖会上捡漏儿越来越难了,这种拍卖信息不像知识还有个学习的过程,它传播很快很广的,现在哪怕世界上犄角旮旯的拍卖会也躲不过各种虫儿和藏家的耳目。这又可以说回到信息不透明的话题上去了,拍卖会本来就是收藏市场的顶端,最好的那部分经过层层过滤和转手,最后到了拍卖公司,到了需要竞价才能买的境地,价高者得。当然,说到层层转手和过滤,这是国外收藏市场比较成熟的情况,在国内就比较乱了,钱多人傻的太多……所以要想淘换(淘换本身就是指少花钱买到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还得是通过别的渠道买。

钟楼广场的变迁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现存的钟鼓楼是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的,但其址作为钟鼓楼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附着了太多人们的记忆和感情。钟楼上悬挂着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现存体量最大,份量最重的古代铜钟;鼓楼上有一面主更鼓和二十四面小鼓,其中现存的主鼓直径近两米,由整张牛皮蒙制。在清乾隆时期,每天寅时和戌时分别要进行两次报时,先敲鼓后鸣钟,分别称为“亮更”和“定更”。定更时城门关,交通断;亮更时,城门开,是为“晨钟暮鼓”。在北京城的人们熟悉北京站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乐曲之前,钟鼓楼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

对于之前提到的站在钟楼广场碎地砖上的照片,网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很容易理解:钟鼓楼在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已经矗立了几百年,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感情、回忆、历史和文化。几百年来,虽然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楼之间的小广场却一直在变化,这可以在一系列老照片理出线索。

目前已知最早的钟鼓楼照片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法军中负责地图勘测的查尔斯·杜宾上校拍摄的,他站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为钟鼓楼拍摄了一张合影。到了1870年,借助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我们有机会看到那时的钟楼广场:车轮在地面的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两边民居的地基要比广场高,说明在汤姆逊前去拍照的年代这里就是经常积水的区域。至于积水有多严重,可以1890年代的照片上看出来:广场西北角有座简易的石桥,桥洞大概有半人高!尽管当雨后积水时钟楼倒映其上很美很安详,但这无疑会另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不易通行,更不卫生。民国成立后,政府发起卫生运动,钟楼广场的积水情况终于得到改善。1925年,在鼓楼下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建有传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固定陈列馆,展出矿物标本、海洋动物标本、昆虫标本、两栖动物标本和鸟兽标本,还有矿山模型、油井模型、石膏做的人体骨骼模型等,另设有图书馆和代人写字处;钟楼则改建为教育馆附属的电影院,钟楼广场也被开辟为“民众商场”。别看面积小,这座“民众商场”与当时的天桥齐名,是固定的集市,也是平民娱乐场所。场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设有一座固定的茶社,分别叫“第一民众茶社”和“第二民众茶社”,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在第二民众茶社的剧团学过艺。据常人春先生说,这里还有卖药丸、吞宝剑、拉洋片、变戏法和耍狗熊的表演,“每逢过年,锣鼓喧天,声传遐迩。”少不了的还有各式北京特色小吃,如扒糕、凉粉、灌肠、豆汁、爆肚、炸糕、驴打滚、茶汤、油茶等等,每个摊子都在长案和板凳旁支起遮阳伞;孩子们则总是围在卖蜜饯杏干、螺丝糖等零食和卖木刀、面具、万花筒等玩具的摊位前,好不热闹。

城市要发展,百姓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更换地砖很正常,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那些承载着北京人感情的建筑和物什不应该简单地拆除或扔掉,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是文化,是北京根的一部分。

zhonggu-1

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zhonggu-2

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zhonggu-3

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zhonggu-4

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zhonggu-5

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zhonggu-6

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zhonggu-7

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zhonggu-8

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彩色照片中的北京

色彩总是被用来描述人们记忆中对北京的印象。有人说老北京是灰色的,因为百姓的房子多是灰墙灰瓦,冬天的天空也是灰色;有人说红色才是北京的色彩,因为这里拥有许多宫苑殿宇,宫墙的红色是最具代表性的颜色;也有人说老北京是绿色的,因为旧时的京城几乎院院都有树,到了盛夏满眼都是绿荫,一同留存在记忆里的还蝉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摄影术最早被发明时还不能用来真实地记录色彩,再绚丽多彩的美景,在照片上呈现的也只是不同层次的黑白两色。然而这难不倒有创意的摄影师们,在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那些当时已经熟练掌握西画技法的广州外销画家们,成为最早学习摄影术的中国人,同时他们结合自己的特长,开始为照片手工上色,这多少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些有色彩的过去中国的形象。

摄影术的发展促使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制作彩色照片的方法。到1907年,法国卢米埃兄弟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彩感光底片,而法国银行家阿尔贝·肯恩则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决定制作一套地球档案,用影像的方式把世界记录下来。他向世界各地派出了摄影师,并将中国纳入他自己的拍摄对象。

1909年初,肯恩和他的司机兼摄影师阿尔贝·杜帖特来到中国,他们携带了大量的摄影耗材,其中包括4000块黑白玻璃底片、约3000米电影胶片、一百多个用于录音的蜡筒,以及几百张卢米埃彩色玻璃底片。于是在彩色照片诞生两年后,北京就把她的色彩留在了照片上。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今天已无缘得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肯恩保存的“地球档案”所有影音资料被当局没收,二战结束后这些重要的资料又被前苏联当局接管,直到2000年才归还给法国的肯恩博物馆,但其中一些资料已经失踪,包括1909年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底片和记录声音的蜡筒。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除了这批拍摄于1909年的彩色照片,肯恩还于1912年向中国派出了另外一位摄影师斯蒂芬·帕瑟,他在中国停留了两年,拍摄了大量彩色照片,而且这些照片都保留至今。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尽管此时共和已经建立,但曾经天子脚下的北京,留辫子的人依然很多。照片里的北京,天是蓝的,树是绿的,湿润的泥土微微泛着红色;街头的百姓,多是蓝色的粗布褂,脚穿白袜黑鞋,生动得仿佛穿越而来。在这之后,彩色底片因价格昂贵而并未普及,摄影技术的发展朝着器材更轻便、曝光时间更短的方向发展,一时间彩色照片技术放缓了前进的脚步,自此直到1940年代,竟再未有过老北京的彩照。

在技术上重回黑白的时代,老北京的摄影师们也重拾黑白时代的风尚,为照片手工上色,技术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令照片的上色更为生动,好的作品宛若一幅幅精致的油画。尽管色彩的选取有主观和艺术再创作的成分,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彩色北京的资料。

1930年代,柯达公司和矮克发公司分别推出彩色卷片,这种轻便的彩色底片在之后的数十年里真正丰富了整个世界的色彩。1945年,美国LIFE杂志的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来到北京,他拍摄了日军投降后北京的很多照片,这些照片里的北京,丰富而真实,一个个尚未远去的场景迎面而来,她的色彩也正是人们记忆中的颜色,在熟悉的灰、红、绿之外,更有一种时间沉积的色调。

cai-2

肯恩地球档案团队摄影师斯蒂芬·帕瑟拍摄的永定门外

cai-1

帕瑟拍摄的北京百姓

cai-3

故宫角楼的手工上色照片

cai-4

在正阳门箭楼上拍摄的前门大街

cai-5

阿东照相馆拍摄的慈寿寺塔前骑骆驼的人

cai-6

LIFE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拍摄的景山上喝茶的人们

cai-7

LIFE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拍摄的正在听回音壁的人

甲必丹

3月12日马航MH370失联,到此时此刻还没有确切消息,实在令人心焦,这几天网上各种消息和猜测满天飞,令人疲倦,但最令人生气的是马航方面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从昨天起竟然请来巫师帮忙找飞机,各种不靠谱的行为实在令人无语! 马来人的不靠谱让我想起2012年某拍卖会上的一张照片,一群男子排在一座两层建筑前,中间有几个穿朝服的人,貌似是出席一场开幕礼,标注为“清代官员合影”。其实这张照片不不是在中国大陆所拍,根据照片中建筑两边灯笼来看,一边写着“黄府”,一边写着“三世甲必丹”。“甲必丹”是马来语“Kapitan Cina”的音译,简单直译过来就是“华人队长”,是葡萄牙、荷兰等国统治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时推行的侨领制度,华人治华人,选出的华人领袖即称甲必丹,具有一定司法权,甲必丹不能解决的纠纷才会上报殖民地当局,因此其地位也相当于地方官。1935年以后,甲必丹制度在马拉西亚废除。 照片中这家“三世甲必丹”的黄家,我没能查到具体所指,但看相纸大概是1880-1890年代,极有可能是位于马拉西亚中部吉兰丹(Kelantan)唐人坡的黄宰一家。

jiabidan-1

拍卖会上那张“清末官员合影”实际上是黄姓甲必丹出席一次开幕礼的合影

jiabidan-2

灯笼上文字的特写

 

 

 

 

 

 

 

 

梁时泰在津开始生意时间点的推断

梁时泰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师,虽然我们的“史书”里没怎么提到这个人,但他拍摄的很多天津、醇亲王家族的照片经常见,国内媒体少有人为他署名……对于梁时泰的摄影水平,我个人觉得一般,和他同时代的其它中外摄影师比起来并不出众,但他照片的“后期”做的不错,修片、上色都很精细。19世纪70年代有些室内肖像常要修整背景,比如要去掉背景布上的褶皱什么的,就需要把背景都抠掉或者干脆换上别的图案。常用的方法是用另一张玻璃板(这里主要是针对湿版、干版等摄影方法)蒙在底片上,用毛笔在要遮挡的地方涂上颜色,两张玻璃板夹在一起洗印照片,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全手工的实现PS里蒙板的功能。那时候仔细干这活的中国摄影师不多,边缘粗糙,甚至重叠的照片很多,但是完全看不到梁时泰这样粗心的作品,每一笔描绘都很谨慎小心。所以抛开照片的拍摄水平不说,他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工作态度绝对值得点赞。可能,也许正是由于他这份细心,李相、醇王这些当时中国的重要人物才成为他忠实的客户。

判断一名摄影师何时在一地开始从业,常用的手段就是翻查其在报纸上登载的广告,比如,Bennett先生就通过梁时泰1876年5月29日登在《申报》上的广告推断这一年他从香港把照相馆生意迁到了上海,但他又是何时结束上海的生意而迁往天津的呢?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环球旅行经过中国,他先去了香港,然后往广州,再乘船前往上海,之后去了天津和北京,在北京本欲求见年仅7岁的光绪皇帝,最后没见着,恭亲王代表皇帝见了格兰特。在天津的时候,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和格兰特亲切会面并宴请了使团一行。期间由中国官方指定的摄影师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比较常见的,在直隶总督行宫内拍摄了两人的坐像合影;另一张比较少见,是几天后宴请使团是双方的全体合影。作为李鸿章或者他的“秘书”团队,必然有一份“政治上可靠”,能胜任这种重要的外交场合的摄影师名单,1879年这个档儿,上海的照相馆业已经很发达,不乏出色的摄影师,同时北京也有不少摄影师。但是无论从上海还是更近的北京调摄影师过来似乎都不如在天津本地找摄影师。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都出自梁时泰之手,说明他当时(1879年)极有可能已经在天津从事摄影活动,而且从多张梁时泰为李相拍摄的肖像也可看出李相很信任他的水平。至此,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仍然偏向于相信1879年梁时泰已经在天津开始经营照相馆了。直到前段时间ebay上一张李相和格兰特合影的出现,这张照片内容并不稀奇,但照片背面贴有时泰照相馆的标签,地址赫然写着“在上海洋四马路 NO. 401, Foochow Road, Shanghai”。一个在天津发展的摄影师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作品上注明馆址在上海?我觉得,标注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小,倒是极有可能梁时泰初到天津不久,还没有具体的经营场所,因此贴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这似乎也可以推断出,梁时泰是1879年来的天津,同时上海的业务也没有结束,两地的工作在重叠展开。

General Grant with Li Hung Chang in Tientsin

ebay上那张格兰特将军和李相在天津的合影,李相的帽子和脸还描过

reverse of the photo

ebay上那张合影的背面

label of the See Tay photo studio

照片背面时泰照相馆的地址

给美军送万民伞

万民伞,是过去官员离任时地方上的百姓乡绅颂扬其政绩的礼物,表示像伞一样荫庇百姓,上面因绣着赠送者(即出资人)的名字而称“万民”。这样的礼物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收到的,如果“外国侵略军”收到万民伞,就更稀奇了。

看过一组照片,很明显拍摄于庚子事变结束不久,在先农坛的具服殿前,中国官民向八国联军中的美军统帅查飞将军赠送万民伞。当时随便搜了搜,没发现具体的背景资料,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件事,灵感闪现,在当时美国远征军给国会的报告中记录了此事:1900年10月9日下午三点,一个中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携两顶红色丝绸制成的万民伞,以及鼓乐队前往先农坛拜会查飞将军,并在具服殿前举行了赠送仪式,一位官员还用流利得体的英文做了演讲,说道这两顶伞虽然并不值钱,但却是对美军官兵在北京维护地方治安,公平友好地对待地方百姓的感激和表彰。

这件事情我没在中文档案中找到记载,但美国军方的这个记录倒还算详细。总之,向外国占领军赠送万民伞这件事情很值得玩味。

wanminsan-1

送万民伞的代表团到达先农坛具服殿外

wanminsan-2

万民伞在风中摇摆

wanminsan-3

查飞将军和中国官员

wanminsan-4

参加仪式的美国官兵

wanminsan-5

其中一具万民伞,可见“泽被”二字及捐资者姓名

先农坛今昔

前几天往先农坛走了一趟。过去农业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命脉,明清皇室设有专门的祭祀场所,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即仿照之前的规制在北京城南,中轴线以西,相对天坛修建了先农坛。虽说先农坛的修建是国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具体表现,但坛内供奉的大神是太岁,太岁殿也是先农坛内面积最大的院落。每年仲春亥日皇帝都会亲临先农坛,在具服殿换了衣服,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劳作,行籍田礼,然后去庆成宫庆祝一下。籍田收获的粮食会在收谷亭晾晒后存放到神仓。庚子事变的时候先农坛为美军所占,作为指挥部和主要部队驻地(还有一个联队在午门前广场)。进入民国后先农坛渐衰败,外坛墙被拆,坛内树木被标卖,多处土地被占用,后又改为城南公园。49年后先农坛仅存的部分亦被育才学校、药研所占用,直到80年代才开始腾退和修复。现如今,先农坛仅存的内坛主要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使用,算是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历史上先农坛开始被破坏始于1900年美军的占据,但这个时期也是其开始留有影像的时期,或者说先农坛最早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摄的,因此,要图说先农坛的“昔”,必然要引用那个时候的照片。新拍的照片就是这次去拍的,还有好些新旧对照,就不一一罗列了,另外还有些许遗憾,育才学校进不去,所以具服殿有几个角度拍不到,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

Tai Sui Temple now and then

太岁殿院落

Shen Cang now and then

神仓,收谷亭从没墙到有墙再到没墙……

Qing Cheng Temple now and then-1

Qing Cheng Temple now and then -2

庆成宫,遗憾的是日晷的晷盘没了

影藏岁月

年前带家人去了趟香港,主要是去迪士尼乐园,我自己的私心是至少看两个老照片展,一个是海事博物馆的《晚清碎影》,一个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影藏岁月》。时间短任务紧,带两个小朋友去博物馆实在不方便,好在《晚清碎影》的展览内容大都看过,且海事博物馆就在8号码头,从我们住的尖沙咀乘天星小轮去港岛很顺路;历史博物馆虽然离住的地方不远,但离开前一天折损一辆童车,加上我们两个大人被他们弄的实在精疲力尽,我只好在离港前几小时一个人跑去历史博物馆匆匆看了展览。 这个展览我期待已久,因为自从去年得知Terry Bennett把他大部分收藏卖给梦周文教基金会后,就一直有传言说2013年底要在香港展出这批收藏。Terry收藏的质量怎么样我就不做评价了,读过他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三卷本的人心里都有数。此次的《影藏岁月》展览内容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和部分梦周文教基金会(即Terry的前收藏),主题正如展览副标题“香港旧照片”那样,用影像的方式,从庆典、风俗、娱乐、饮食等方面介绍了香港的发展史,非常精彩,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花费了很多精力做了详尽的考证。当然,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挑了他们的一个错误并留了言。 最后,展览图录一定是不能忘记买的,厚厚一大本,含金量很高,就是背回来差点儿勒断我肩膀……

catalogue of YingCangSuiYue

影藏岁月展览的图录和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