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24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

话说，若论在买书这件事上，我绝对算行动派，绝不会拖延症，绝不会顾忌价格，哪天我买不起书了一定就是破产了……跑题了，昨天一收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阿道夫·克莱尔相册选辑的消息我就立刻下了订单，今天上午收到，这会儿看完了。码这些字算是个书评吧。虽然我不是很认同这本书的书名，但还是用书名作了标题。

先说好的。作为一本老照片的画册，这绝对是要向同好们推荐的，印刷质量是1995年瑞士版绝对不能比的。画册尺寸29 x 25.9 x 2.5 cm，重1.6kg，完全是一本画册该有的尺寸和分量，图版很大，细节清晰（比如上海城墙外包城砖的堆砌样式一目了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欣先生做了很严谨的考证，参考了不少资料，应是一位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同好。最最令我惊喜的是书后附录了阿道夫在中国部分的日记，翻译严谨，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再说说遗憾。有遗憾很正常，特别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难免有错漏。被别人指摘我也会脸红，不过，作为一个同好，有不少可以讨论然后互相提升的地方。

P79并非“嘉兴”，而是上海的嘉定，是嘉定汇龙潭内的宾兴桥和文昌阁
P104不是北京的大钟寺，应该是西山的庙宇（我看像八大处）之一。
P114并没有在山本赞七郎的出版物中出现过，特意翻了一遍他1899、1901和1909年的出版物，没有，而且山本来京的时间要晚三十年呢。
凡是照片下面写着“H.C.C/67”的都是英国摄影亨利·查尔斯·坎米奇（Henry Charles Cammidge, 1839-1874）于1867年拍摄的。亨利出生在英格兰约克郡，1861-1866年在中国海关工作，后来就去作专职摄影师了，上海、苏州、杭州他都去拍过照片。阿道夫相册中的这些亨利拍摄的照片应该是他刚“下海”时的作品，和他后期的签名样式都不一样。
厦门的几张，个人浅见都应该是朱利安·休·爱德华（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拍摄的。朱利安1861年来华，以厦门为基地在周边地区拍摄照片，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
北京的几张照片多为德贞所摄，如P110，这张照片在另一家博物馆收藏的德贞相册里有。
P186和P188都是福州同兴照相馆的作品。
附录P230关于“夏宫”的一段描述看起来就是指现在的圆明园，阿道夫可能没有去清漪园。
附录P234注1译作“西苑”就行。

非常感谢这个项目里的每个人，谢谢他们的付出与辛苦，当然，我想李欣教授应该会很享受这个考证的过程，总之，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向同好们推荐的画册。最后贴几张我觉得有意思的图。

书的封面，今天上午拿到的。亚马逊上的图不知道是不是出版社提供的，也不说拿本干净的，全是手印。其实新书很干净，就是选的纸容易脏。

Henry Charles Cammidge的签名以及拍摄年代

书中一张被破坏的江南佛寺，弥勒佛只剩头像，看着很诡异

巧合的是我还看过另一张此佛寺的照片，大概1880年代，损毁更严重，我一直怀疑这里是上海的龙华寺，只是缺乏证据

书中的白鹿洞书院

恰巧我看过另一张类似角度的，年代要晚一些

书中的一张玉泉山照片，远处可见华藏海塔，这张里的华藏禅寺很完整，比俄国摄影师鲍耶尔斯基1873年拍摄的要早要完整

颐和园在清漪园时代，现在排云殿牌楼的位置是东、西、南三座牌楼，经过1860年的大火后西面这座还很完整，其东面额“归指三明”。这张我以前在某博物馆见过，一直没能查到相关额名的资料，这次借出版的机会集思广益也许能有结果

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1995年根据阿道夫相册中照片在瑞士出版的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封面

2015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的版本，封面设计看出花心思了

阿道夫相册中的上海外滩

汤姆逊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里的上海外滩，有裁剪

阿道夫相册中的崇文门内大街

东洋文库藏Views of China相册中的崇文门内大街

阿道夫相册内的福州万寿桥，华芳照相馆和同兴照相馆都在相似位置拍过

最“惊艳”的那张杭州照片，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杭州照片之一

坐在桌旁左二即阿道夫

慈禧的汽车

如果以“慈禧”和“汽车”为组合关键字搜索，结果大都指向正在颐和园德和园的“清朝帝后用品展览”，其中一件展品既“大臣”呈进给慈禧的汽车；相关的搜索结果还有这辆车的来历，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袁世凯为“巴结”慈禧而进贡的；还有一些八卦，比如说慈禧觉得司机跟她一样都是坐在车里是不行的，但司机跪着开车“没法踩刹车”最终放弃使用；还有说此车是奔驰的早期型号云云，总之各种传说各种说法，有些语焉不详有些自相矛盾。我关注这辆车还要从一张老照片开始。

13年去美国看了几处收藏和档案，其中有张照片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驻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游览颐和园时拍了一张这车的照片。照片里的汽车已经非常残破，右前轮的轮胎部分快被割光了，右后轮只剩下车圈，前后座椅上的软包也几乎光秃秃了。由于资料的缺失和技术能力的限制，国内一些受损文物的修补往往不能遵循原来的状态，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颐和园那辆车我是见过的，和照片中残破的那辆有很多不同，且“流传”的有关这辆车的说法太混乱，我不得不自己做了些功课。

先说这辆车进入北京的年代，不少说法都是袁世凯为庆贺慈禧60大寿而进贡。慈禧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十大寿就是1895年，可1945年这辆车在颐和园展出时，车棚前的说明牌上给出了官方的说法：“前清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德寿呈进”，光绪二十九年是1903年，呈进人是两广总督德寿。德寿字且闲，号静山。汉军镶黄旗。任浙江盐运使。光绪十五年授四川按察使迁安徽布政使。二十年授贵州巡抚历湖南、江西、江苏、广东巡抚。二十八年五月迁两广总督，二十九年三月改漕运总督，同年十一月卒。德寿曾三次代理两广总督，第三次在任时间是1902年7月3日－1903年4月18日。无论时间还是操办进口汽车的能力，德寿都对的上，我没机会翻阅宫里的档案，但是我还是比较信任那时候官方的说明牌，慈禧这辆车应该是德寿1903年呈进的，也是北京的第一辆汽车。

关于这辆车的品牌，已经有前辈现场检查过此车，通过辨认“脚蹬”（其实是上车时踩的踏板）上的商标确定此车为美国生产的“图利亚”（Duryea）。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比较公认的说法是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奔驰）制造的，而美国的第一家（石化动力）汽车公司1893年诞生在麻州奇科皮的Duryea Motor Wagon Company，这家公司由图利亚兄弟（哥哥Charles弟弟Frank）创办，他们在最初的三年里共生产了15辆汽车。1898年公司倒闭后，弟弟Frank另谋出路欲继续生产汽车，正好Stevens Arms and Tool Company想要进军汽车业，于是双方在1901年合作成立了史蒂文斯－图里亚公司（Stevens-Duryea），这家公司的生产直到1924年被出售仍在持续，其中G型车甚至到1927年还在生产。

关于汽车的型号，我检索了大量资料，发现车身的外观在1904年发生大的变化：去掉了侧面的弧状纹路，而慈禧这辆车上的弧状纹路还在。比对各年的销售手册，车身外形最接近1902年开始生产的3缸4轮型，比如前后座的高度、前桥的样式等等，而不是之前有人说的1896年。但是这款车没有顶棚，看1945年的照片车顶棚应该不是后加的。我最初怀疑过这样的设计会兜风从而影响速度，以为是汽车进入宫廷后加的，但查阅资料发现那时候的汽车速度本就不快，这样的遮阳篷不会对速度有太大影响，且二十世纪初不少汽车都装有这样固定的顶棚，也有一些是可折叠的。图里亚有这样支杆的型号只有一款全封闭的最接近。因为这件展品现在没法靠近观察，实在不好说最初状态是只有顶棚还是全封闭。

关于这辆车的修复，小细节就不说了，几个大的不符合原装的地方有：

1、“方向盘”，图里亚的几款车大多是在1904年以后才将转杆式的转向控制换乘现在常见的圆形方向盘样，而且这本控制杆是在前座正中，即司机如果坐正中的话控制杆在裆部位置，像飞行员的驾驶杆，而现在复原成了圆形方向盘样，而且还加了两根其他的控制杆……

2、车坐原来是皮质软包，样子很像古典西洋沙发，现在变成平的了。

3、从图利亚同时代的其他几款车来看应该在车头位置还有个散热水箱，1904年以后水箱被移至车头下方，1901-1903年之间的样式还是应该在车头前。

4、据说在1976年修复的时候该车脚踏只有一个了，根据资料显示应该有4个，前座两个后座两个。

1945年驻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游览颐和园时在查看慈禧的座驾

我觉得车身外形，主要是车座和前桥最接近图利亚的1902年型号

1902年2月图利亚汽车的广告，应该就是这个车型，只是没有顶棚

1904年的图利亚车身侧面就没有弧形装饰了，图片来自LOC

我怀疑慈禧座车上的六根支杆不是装顶棚的，可能是这种全包样式

Louwman博物馆收藏的1903年版图利亚，注意驾驶杆和水箱

博物馆里的图利亚，驾驶杆特写，不会是现在复原的方向盘样式

美国老爷车展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注意水箱和驾驶杆

美国老爷车展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

这是一组2012年美国拍卖会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最后以96250美元售出

一张照片背后的联合国故事

泰和嘉成拍卖今年秋拍有个老照片和名人墨迹的“合体”专场，其中也有些可说道的。Lot412是一张蒋介石签署公文的照片，看起来蒋公很高兴签完字正欲起身。于我，这张照片不新鲜，而且，我知道还有一张是他握着毛笔正签字时候的照片。之前，我也从没把这两张照片当回事儿，中华民国总统吗，签个公文不很正常吗？！前不久我在美国看了一份1945年的中华民国档案，里面也有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而且，还有第三张，是这张公文的特写，看过才知道，原来这三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件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事件。

1939年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提出“联合国”这个概念，以创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后来二战逐渐白热化，直到1942年的《大西洋宪章》，“联合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公约中。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了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U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zition），并在会议结束时签订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严格说是中华民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派出了11人的代表团，分别是首席代表，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中华民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中华民国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励、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大公报》总编辑胡霖和高等顾问施肇基。从我查到的档案照片看，参加签字仪式的共有8人，代表团中宋子文、胡适和施肇基没有参加签字。虽说按照正史说我们曾经被联合国欺负，也总在联合国的重大事件上投弃权票，但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能做到的。扯远了，这种国际公约只有代表签字没有盖国玺肯定是不行，所以宪章带回国后由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签署了批准书后才送交联合国。这三张照片正是纪录蒋介石对这一公约签署批准书的过程。能和美苏英法“平起平坐”了，“民族独立”眼看就能实现了，老蒋能不高兴吗？！
照片很客观，是对某一场景在某一刹那的客观记录，但也很主观，因为时间是流动的，而记录下的只是一个薄薄的时间切片，正如苏珊·桑塔格说的，“照片既是一片薄薄的空间，也是时间。”所以，单就记录的一个事件来说，单张照片难免有“以管窥豹”的情况，像这张老蒋签字的照片单看好像没什么，实际上记录的可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与泰和嘉成2014秋拍Lot412同样的一张照片，老蒋签完字正欲起身，看起来高兴极了！

在时间线上比上一张略早的照片，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老蒋签署文件。这套文房看着不错！

前不久我刚看到的这组照片的第三张，公文的特写。镇纸上的图案是白石老人画的荷花。

经过PS处理后的批准书特写

1945年5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期间（从左至右）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在看报纸，斯特蒂纽斯正在念一段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抵达荷兰的新闻

1945年6月26日，中华民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圆桌旁是第一个签字的顾维钧，后面站立者从左至右第2人起分别为《大公报》总编辑胡霖、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励、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魏道明、国民参政党主席王宠惠

1945年6月26日，吴贻芳在签字。后面从左至右分别是魏道明、王宠惠、顾维钧、胡霖、董必武和李璜

1971年11月16日，乔冠华（左）和黄华（右）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放声大笑，Mel Finkelstein摄

老照片的新创作

最近，澳大利亚摄影师Jane Long利用Flickr上的经修复的罗马尼亚摄影师Costica Acsinte上世纪拍摄的照片底片重新创作了一批摄影作品，温馨而充满想象力。相比之下，把老照片修复后直接放大输出就称为“当代艺术”弱爆了。

Flickr上经修复的Costica Acsinte的作品链接：

Jane Long在脸书上的主页：
https://www.facebook.com/janelongphotography/

修复前的底片

玻璃底片修复（去污）中

1937年英国大使遇袭

1937年8月26日，时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许阁森（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 1886-1971）与随行人员分乘两辆悬挂米字旗的黑色轿车，从南京出发前往上海，计划和日本公使川越茂会晤。大约下午两点半，位于太仓西北8英里处，车队突然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袭击，第一架飞机先是用机炮猛烈扫射车队，第二架飞机接着还投下了一枚炸弹。许阁森背部和肝部中弹，伤势严重，立即被送往沪西宏恩医院抢救，后转往英国本土治疗，所幸逃过一劫。事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向英国女王正式道歉；对袭击者施以应有的惩罚；日本当局保证采取措施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日本公使亲往医院探视许阁森并致歉，但辩称英国车队上的国旗太小，飞行员没有准确辨识而导致误击。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两架飞机先是机炮扫射然后炸弹袭击，哪里是“误击”的节奏，分明是对重点目标的“斩首行动”。当时日英两国并未开战，虽然双方在东南亚一定会有利益冲突，但日本政府还不至于立刻挑衅英国给自己多找个对手，目标一定不是许阁森。实际上蒋介石在事发前计划前往上海给国军打气，关于怎么去成为幕僚们争论的焦点，最后白崇禧得知许阁森也准备去上海，故建议蒋同行，料定日本人不敢袭击英国政府的车队。本来蒋已同意此方案，没想到当晚蒋又改了主意，觉得堂堂一国元首躲在英国大使的车里有失身份，故放弃了同行的计划，躲过一劫。

袭击发生后，蒋也意识到自己身边一定有日本人的间谍，经过侦破，最后揪出了一系列间谍，审判后很快被执行死刑。

遇袭前许阁森和家人合影，左二是其妻子Mary Gilmour，左三是次女Alethea，左四是长女Elisabeth

香山林亚九

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1793年是极具标志性的，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含有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的礼物来到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试图建立两国间正式的贸易关系。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使团中的随行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了大量客观、精确的素描和水彩画，这在之前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或传教士中都是没有过的，让西方世界在摄影术还没有被发明前可以更准确的看见中国。其实，这一年除了外国人的西来，还有中国人的东去。

瑞士商人、旅行家查尔斯·塞缪·康斯坦特·德·罗贝克（Charles Samuel Constant de Rebecque, 1762-1835）曾经在1779-1793年间三次前往澳门和广州经商，据说他很熟悉中国，甚至有个绰号叫“中国通”（le Chinois）。他在1778年的备忘录中写到自己有个11岁的中国仆人名阿（亚）九（Akao），他“聪明、温厚而且活泼。”（He is intelligent, good natured and lively.）他把阿九带往伦敦后，八卦的伦敦市民都对这个中国人产生了好奇，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资，甚至英王乔治三世也曾打听过此事。

关于阿九，我没能找到更多的文字资料，但是他1793年在伦敦时候，画家亨利-皮埃尔·丹卢（Henri-Pierre Danloux, 1753-1809）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丹卢曾经是位在法国上流社会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客户非富即贵，因为受法国大革命的牵连而流亡英国。这幅画又被雕刻师约瑟夫·格洛泽（Joseph Grozer, 1784-1798）制成铜板画。这幅画的左上角看似奇怪的符号难不倒中国人，原文应该是“香山林亚九”，只是被不懂中文的雕刻师“照猫画虎”描下来了。这也比较符合英文记载中的说法：“Euhun Sang”＝“香山”；“Lum Akao”＝“林亚九”。“香山”曾是广东的一个县，1925年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大体上是现在中山市、珠海和澳门一带。

照片上阿九的额头和鼻子，尽显两广人士的特征，可见丹卢对人物特征的把握很准确。这是摄影术发明前的一张肖像，但我看到的第一眼马上就想到汤姆逊拍摄过的一张广州的六品官员，两人的穿着、姿态和表情，都很接近。

哈特菲尔德和摄影蒙太奇

摄影术的发明人之一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在1844-1866年之间出版了第一套以照片为插图的著作，即《自然的画笔》（The Pencil of Nature）六辑，书中的一个观点即利用光影产生的化学变化来记录（描绘）自然。摄影技术和摄影理论这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发展，但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艺术摄影，摄影术都是一种用来表达的工具，在艺术家手里就是画笔，在思想家手里就是书籍，在政治家手里就是扩音器。在有创意的摄影师手里，每张照片都可能成为创作的素材，成为表达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一组照片来讲故事，有的人是用多张照片合成一张照片来讲故事。真正的大师，合成照片都是在暗房里实现，现在PS普及了，只要有想法，普通人也可以在电脑前捣鼓出些东西来。photomontages，即合成照片的英文写法，王瑞老师在《摄影百科》中将这个词译作“摄影蒙太奇”，我更喜欢这个译法，虽然“montages”是直译，但“合成”似乎着重在拼合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蒙太奇”则将重点放在拼合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有思想有表达的创作，而非简单的集合。

说到“摄影蒙太奇”，可能多数人马上就会想到郎静山，郎老利用暗房技巧，对照片进行缩放、遮罩、拼贴，用他的话说就是“集锦”。创作出来的作品有着传统中国画的韵味，契合了国人的审美。如今，也有不少人试图炒作他的作品，意将他的集锦作品作为中国影像收藏市场的指标。不过我想说说一位差不多和郎静山同时代的做摄影蒙太奇的外国摄影师约翰·赫特菲尔德。

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 1891-1968）出生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原名赫尔穆特·赫兹菲尔德（Helmut Herzfeld），他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作家，母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但是在他八岁时，他和他的哥哥及两个姐姐都被遗弃了，后来他跟着哥哥进了一家印刷厂打工；1908年进入慕尼黑的皇家巴伐利亚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艺术。1917年他为反对当时在德国的“反英游行”而改成了英文名约翰·哈特菲尔德，同年他加入柏林的达达主义俱乐部，次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达达主义产生于一战后，初衷就是“反艺术”，无论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达达主义就反对什么，这种“反艺术”的诗歌和创作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德国，达达主义者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动用一切形式反对战争。1919年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191）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遇害后，哈特菲尔德因参与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被所服务的电影公司解雇。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特菲尔德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创办了以讽刺时政为主的杂志《破产》（Die Pieite），同时他开始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摄影蒙太奇”作品，这份报纸只经营到1924年。此后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德国的《工人画报》（Arbeiter-Illustrierte-Zeitung，简称AIZ）上，这份报纸创办于1924年，在1933年纳粹接管德国后不得不迁往布拉格，后又迁至巴黎，直到1938年。也正是在《工人画报》结束在柏林的编辑那一年，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党卫军闯入哈特菲尔德的公寓，他跳窗逃跑，前往捷克。在捷克沦陷后哈特菲尔德又流亡英国，二战结束后定居东德。战后他的日子也并不和平，因曾经流亡英国而被东德的秘密警察组织“史塔西”怀疑并被监视，最后病逝于东德。

哈尔菲尔德的创作高峰在二战期间，他在《工人画报》上发表了大量讽刺纳粹、讽刺轴心国和反对战争的摄影蒙太奇作品，其中不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品。将摄影术作为工具，哈特菲尔德的这些蒙太奇作品，甩出郎老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不知多少条街，在世界摄影史上，相信他会被铭记的更久。

约翰·哈特菲尔德肖像

战争和尸体，富人的最后希望, 1932年

希特勒行礼的意思：小个子要大礼物, 1932

阿道夫，超人：吞金咽锡, 1932年

读资产阶级报纸的人会变的又聋又瞎：远离这些头脑僵化的绷带, 1930年

模仿秀，1934年

中国，觉醒的巨人，遭了入侵者的殃！1937年

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救赎！1937年

今天你能从电影上看别的国家的战争，但要知道：今天接受别人夜斗，明天死的就会是你！1937年

德国夜间的自由之声，29.8波段，1938年

“我厌恶集体安全！我邀请每条小鱼们和我单独签订双边协议”，1938年

大连名称的来历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连为什么叫大连（真是一句废话），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拍的中东铁路的照片，里面都称大连是“青泥洼”。可是Beato1860年拍的照片里就有“Dalien Bay”这样的称呼，为什么会有“大连”－“青泥洼”－“大连”这样称呼上的变化呢？后来和王溪同学聊到这个，作为一个大连人，他说有个版本是最早去大连的山东移民看到海岸边的山很像褡裢，所以就称此地叫“褡裢”，后来转变为“大连”，不过他最后也说没有考证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今天翻看Robert Swinhoe（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军的随军翻译）1861写的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Conta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第二章一开头就是介绍英军在前往大沽前的休整地——大连湾，特意提到“Dalien”称呼的来历，他请教了当地村子里的人，有两种说法“a series of bays united”和“girdle-bay”，显然第一种说法好像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而“girdle”直译过来有个意思就是“腰带”，正好“褡裢”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大的搭在肩膀上，一种小的围在腰上，那这种小的不就是“腰带”吗？！

所以，我比较偏向于“大连”的说法来自“褡裢”。

奥丁湾的由来

前阵子美国Cordier拍卖行以41万刀卖出一本Beato的相册，成为圈子里的谈资。这笔交易可以佐证我的“现在几乎没可能在老照片拍卖会上捡漏儿的观点”。其实我关心的并不是价格，而是其中一张标注为“Odin Bay”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很简单，就是英法联军中的英军从香港出发准备进攻大沽时曾在大连湾停留（1860年6－7月法军是在渤海口南边的烟台停留），Beato拍了两张驻军的情况，都是多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的全景照。在Beato存世的照片中，很奇怪，这张奥丁湾的照片很少，公立博物馆里只有3张，市场上流通的更少，2013年B公司卖出一张，再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那家小拍卖行卖出一张。Beato拍的这两张照片一张标注是“Talien Whan Bay”，这个好理解，现在也有“大连湾”这个地名；但是另一张的“Odin Bay”就令我费解了，因为现在大连附近没只有这个地名，是哪儿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今天看Henty Knollys编的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里面提到了答案。格兰特将军6月26日抵达“奥丁湾”后的日记写着“the cavalry and artillery on the east, near the entrance, at a place called by us Odin’s Bay, after the name of a vessel commanded by Captain Lord John Hay. On the north was the 2nd Division under Sir Robert Napier at Hand Bay”，也就是说以海军上将John Hay（1827-1916）的坐舰H.M.S Odin（奥丁号）来命名的，且原文中用的是“Odin’s Bay”而不是Beato写的“Odin Bay”，这样就容易理解且不会误解了。“奥丁号”1847年在朴茨茅斯下水，是一艘蒸汽动力的护卫舰，来中国之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865年除籍。命名的问题解决了，那这个奥丁湾又是现在的哪里呢？我根据格兰特将军的描述和GE的图像，认为应该是现在的北石洞、北沟一代对应的大孤山湾。Beato从北往南拍摄，照片中左边远处的大山是大孤山，右边的村落可能是小关家屯，上屯的那座水库原址可能曾经就是格兰特提到的流入奥丁湾的小溪，这条淡水河为英军的休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Beato所摄奥丁湾全景右一部分

右二部分

右三部分

右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