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达公司推出提供底片冲印的服务之前，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外出拍照需要携带底片、药品等大量物资，还需要带着便携式的暗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1877年还在银行工作的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计划带着相机去西部旅行，结果被复杂的工艺和繁重的物品吓退，这也成为促使他改变摄影工艺，建立柯达帝国的初始动力。1954年8-9月合刊的加拿大版《柯达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反映当时伊士曼的狼狈：他左手拎着三脚架和一个大箱子，右手拎着一只提桶，里面装着几瓶化学药品，肩膀上扛着几根用来支撑帐篷的木杆，木杆末端挂着一个装着硝酸银的大瓶子，身后背着一个卷起来的帐篷作为暗房之用。旁边还有人问他：“乔治，你这是要去露营吗？”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想去拍几张照片。”另外还有一名行人好奇地说：“这个人带了这么多东西却没有带锅！”当然，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会像漫画里描绘的那样把所有的物品都背在自己身上，要么是雇人来背，要么是装在马车上，马车可以充当空间宽裕的暗房，过夜的时候还是临时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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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芳北京相册的作者猜测
华芳照相馆的作品中有一本以北京为主题的影集，内容我认为都很精彩，除了照片的内容很有研究价值外，还有很多内容以外的东西可以深入研究。这本影集里的照片曾零散地在互联网上流传，直到英国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对其进行梳理后，大家终于知道那些照片是华芳照相馆的作品，共72张（有编号的部分）。2013年我承蒙刘杳兄关照去康奈尔大学看了图书馆和艺术馆的部分照片收藏，其中就包括图书馆的一本华芳照相馆北京影集，翻拍了照片并测量了尺寸。后来我回家后收到贝内特先生寄赠的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才注意到他整理华芳照相馆的北京部分作品也是主要靠康奈尔大学的那本影集，如今图书馆已经将这本影集数字化并发布到网站了。华芳照相馆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还有四本很完整的他们的作品集收藏在国外某机构，希望某天边境重开的时候我已经攒够可以去做研究的钱了。
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样式
前阵子有朋友让我简单解释一下假珍妃那张照片上部“贞贵妃肖像”几个字是怎么做上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用简单的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十九世纪在照片上签名的样式有很多种，正好我一直想写篇介绍签名样式的文章，趁这个机会，把我所见所知的一些有关十九世纪照片的签名问题做个总结。
广州蒲涧寺
2014年11月27日23点05分，友人发来一张照片请我辨认，是她负笈英伦时在图书馆翻拍的一张照片，效果不太好，只知道是广州山中的一座小庙。当时我根据卡纸上写的“Poo Kan”以及露出半边门额的模糊字迹，推测是白云山中的蒲涧寺。但是这座不大的寺院没发现有别的照片留存，也没可能再飞去英国用放大镜仔细看看门额上的字迹，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近日，我得见这张照片更清晰更完整的一个版本，可以看出来门额上的字迹是“蒲涧古寺”，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留在我桌面的问题算是又解决了一件。
金山宝藏寺
昨天那篇说到《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P104不是书中所说的“大钟寺”，我当时猜应该是西山寺庙之一。刚才翻资料，发现这座寺的另一张照片，可以确定是西山的宝藏寺。
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钓鱼台
北京的钓鱼台，小时候经常在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总是有谁谁谁下榻那里或者领导人在那里接见谁谁谁。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的前夜刚下了雨，地上湿湿的，我坐302路，被挤在乘客中间只能看到一小块儿车左侧的窗户，从西客站开出来也不知道多远，突然路边上出现很多松树，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油亮油亮的，特别精神，听报站说到了钓鱼台，原来这就钓鱼台，就是以前总听到的一个地方，结果大门什么样都没看到就过去了。又是好多年后，接到某公司的面试通知，竟然面试地点就在钓鱼台里！虽然我们都互相看得上，但是我选了另一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这是后话了。面完我也没敢在院子里多逗留，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太显眼，最后匆匆从东门出去了。当时钓鱼台给我的印象就是：地毯真好，又厚又软；服务员都很闲，看得出小姑娘们真是的无聊的很；园子里的喜鹊真肥，比外面的大几圈……在逛过钓鱼台的“今生”后，又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看到一张照片，没想到是偶遇了钓鱼台的“前世”。
这张照片近景是一条不宽的河道，河道上有座三孔闸，过了这闸到河对面，有座人工垒起的石台，靠河这面有门，门上有额，不过由于反光的原因看不清额上的字，紧靠石台还有一座卷棚顶的敞轩，此外，河边还种着很多树。照片下方的卡纸上还贴着英文的说明，是编号845，“Hwang-Hai-Low Bridge”。这种说明是典型的华芳照相馆风格，他家1870-1880年代印行了大量中国各地的风景照片，其中北京的部分至少有88张（根据Terry Bennett先生的统计）。看这个拼法我当时觉得是“黄海楼”，但是根据说明中“大运河的支流”一说好像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地名，于是就没有深入研究。前几天看@HK 兄发给我的1876年版《北京旅行指南》，意外看到一处叫“Wang Hai Lou”的景点，位置在平则门（今阜成门）外，是一座皇家行宫，乾隆曾在那里钓鱼。
Two or three miles W.S.W. from the Ping-tse-men is the Wang-hai-lou, an artificial pond joined by a small Imperial park and residence, where the Emperor Kienlung was wont to fish. Near the pond, as well as the brook which passes into the Nan-hai-zu, are the principal grounds for shooting snipe, which are rather numerous near Peking in spring and autumn.如此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钓鱼台了。我又在网上查了些资料，看到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旨在钓鱼台修建行宫，后又在行宫西南，建造了用砖石砌就的一座城门式高台，台上石额镌刻乾隆御笔“钓鱼台”三字。在湖边建造楼阁一座，名“望海楼”，此外还建有养源斋、澄漪亭、潇碧轩等建筑。”《日下旧闻考》也说：
钓鱼台下旧有水塘，上承西山香界寺一带山水，每遇夏秋雨潦，西山沥水灌注，辙沮洳阻行旅。壬辰夏，命于香山别开引河，引卧佛、碧云一带山水亦注于此。并芟治苇塘，疏剔所有诸泉，汇成一湖。复穿渠建闸以资节宜。导流由阜成门外分支：一入西便门城渠，流为正阳门之护城河；一由外罗城南而东，为永定门前之护城河，皆汇入通惠河以济运。这就都对上了！照片中的石台就是王公大臣观看放河灯的“望海楼”，台门额“钓鱼台”，是乾隆行宫的一部分。
阿芳还是华芳的翻译问题
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
阿芳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只是想说说关于“AFong”如何翻译的问题。以前我在写文字特别是写图录的时候，经常把被认为是“AFong”的作品作者写作“赖阿芳”（当然，《中国摄影史》里有说他也可能姓黎），这样翻译不准确，我认为应该写作“华芳照相馆”。
从现有的被归属为“AFong”的作品中除了香港、广州外，还有上海、北京等地，特别是北京部分，在1870年代作为照相馆的老板和创始人，阿芳是不太可能一个人把这些地方都跑遍的；当然，已经有证据证明他曾雇佣过不止一名摄影师，并和长期居留某地的摄影师合作，买断版权，以“AFong”的名义出售。也就是说现在发现的被归属为“AFong”的作品只署名阿芳一人是不合适的，对外，实际上是属这家照相馆的名字。
那这家照相馆的中文名字该如何写就容易，从一些CDV照片和大尺寸的蛋白照片签名情况来看，应该写作“华芳”，具体可参见配图。
互联网就是一个放大器，好的坏的都会被放大和传播，所以我觉得应该知错就改，尽量传播严谨的正确的知识，不给让别人造成误解。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在我看过他俩的很多作品后，还是想让他们PK一下，比比到底是谁的作品更好！恰巧，他俩的作品内容有不少相似的，很适合放在一起比较，我选了几个例子，每个例子里面上图都是汤姆逊拍的，下图都是阿芳（准确说是华芳照相馆）拍的。
福州同兴照相馆和闽江
某公司今年秋拍有一张闽江的照片，标注为“佚名”，实际上这是福州同兴照相馆的作品。最后这张照片以14950元成交（含15%佣金），可以说这个价格还算对得起同兴的名头，只是这张是翻拍的，而且玻璃底板已经断为两截，实在不是上等的收藏品，这么看，近一万五的价格似乎有些冤大头……
拍摄类似的角度，赖阿芳也干过，或者准确些说是“华芳照相馆”也拍摄过类似角度的照片。从现在发现的“阿芳作品集”或钤有阿芳印章的作品来看，位置涉及香港、广州、福州和北京，但是没有相应的文字材料佐证他去过福州和北京，而且在1870年代，带着大量摄影器材从香港跑去北京，拍一堆照片回去卖，远不如买下别的摄影师拍摄的北京底片的使用权来得划算。阿芳是华芳照相馆的老板，可能雇有（或签约）不止一名摄影师，这些摄影师为华芳提供作品，对外署名统一用“A Fong”，也就是普遍被认为的“赖阿芳”。
从现在发现的照片实物来看，同兴照相馆的作品主要在福建省内，基本上就是在福州周围，活动的时间至少从1862-1872年间，但可能是这家照相馆不注重署名，只有大本作品集会贴有自己的广告，其他零散的大尺寸蛋白照片都没有签字或印章，只能依靠他们的作品集来判断作者。同兴的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构图大气，洗印精致，从拍摄到后期，一看就很专业！遗憾的是关于这家照相馆的文字资料非常少，如果哪位看官发现任何有关此照相馆的资料，比如报纸上的广告、游记里的描述，还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最后，还说回这个角度拍摄的闽江照片，同兴的另外一件6张蛋白照片拼的闽江全景作品中，最右一张的拍摄机位也差不多是这里，只是拍摄的时间要更早一些。
